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叶兆言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结尾处，耐不住自己对小说主人公的激赏，借小说另一位名叫和尚的人物说道：“丁先生，你真是了不起！”作家对小说主人公的评价似乎一锤定音。和尚的话当然不等于作家的评价，但和尚的话未必不带有作家的褒贬倾向。我这篇札记也借用和尚的话，以表达对《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主人公由衷的慨叹：“丁先生，你真是了不起！”

“丁先生”的“了不起”至少具有三层意味：其一，指小说处理人物关系上的虚实结合。虚构的丁先生与史上真实人物活动在同一时空，两类人物相得益彰。其二，“丁先生”是熟悉的“这一个”，叶兆言塑造的丁先生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画廊平添了一位新的人物形象。其三，叶兆言借助丁先生表现出新历史小说的某些元素以及他宿命与通透的人生感悟。

一、

作家创作历史题材小说，大致有几种写法：第一种是将历史人物作为小说主人公，这样的小说具有史传特点，但绝不等于传记而最终仍然是小说。比如《三国演义》就不是《三国志》，罗贯中对周瑜形象的刻画，充分显示了历史小说的虚构性与创新性，后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喟，是基于《三国演义》周瑜形象而非《三国志》里的历史人物。姚雪垠《李自成》大致也属于这一类别。第二种类型历史背景真实，小说人物几乎全是虚构，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三种类型为故事新编，故事中的人物历史上确实存在，作家新编之处常常带有福尔摩斯探案的扑朔迷离和弗洛伊德的曲径通幽，如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三种类型中的前两种比较传统，后一种则带有现代主义色彩。

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的人物分为两类：像丁先生这样的或者说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人物，都是虚构的；小说背景人物却是真实存在的大人物，他们与虚构的小说人物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共产党人朱德，他的留德经历牵连出虚构人物余克侠。丁先生自己在国外游学17年里，在同一时段分别与世界文化名人、留学欧美的国民党、共产党人都有过交集，如海明威、纳博科夫、博尔赫斯、庞德、周恩来、邓小平、胡适等。小说写丁先生坐着人力车到励志社参加余克润和任雨媛婚礼，还顺带讲述吴稚晖的一些笑话。小说的背景人物真实存在，还是一九三七年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如蒋介石和宋美龄、戴笠、宋子文、陈果夫、何应钦、陈布雷、张治中、唐生智等。这就与既有的历史小说人物类型存在些许不同之处，我们很容易把它与《三国演义》、《李自成》《战争与和平》区分开来，也感觉《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不同于鲁迅的《故事新编》。就人物塑造而言，主要的不同在于：小说着力描写的人物如丁先生等都是虚构的，背景人物则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后者与被虚构的人物存在丝丝缕缕的联系，其关系组合自然而然，绝不突兀。与《故事新编》比较，《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似乎不存在一眼看穿的现代性，但是，细心品味，弗洛伊德的曲径通幽分明存在，比如丁先生17岁时爱上30多岁、已婚且有孩子的雨婵等细节。只不过类似的潜意识活动，被叶兆言擅长的叙事风格有意无意地遮蔽着，即被从容、宽和、温润而散淡的叙事节奏遮蔽着，需要读者细细品味。

有关小说创新的话题，据说多半是“影响焦虑”的另一种说法，在浩瀚的文学史长河里，能够具备百分之几的创新成份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采用一种新方法处理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的关系，背景人物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但活跃在小说舞台中心的，却是小说虚构的小人物。这种新方法让虚构人物与历史人物构成复杂而鲜活的图底关系，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可读性，也显示了小说家驾驭历史题材、结构小说形式、创新人物图底关系的能力。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她的中心词是爱情，主要讲述的是丁先生的爱情故事。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注定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一九三七年，从元旦到日本南京大屠杀之前，发生了多少大事件呢？这些大事件与小人物构成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尽管是背景材料，却是不能大意，否则容易出现历史硬伤。叶兆言坦言，写作这部长篇小说，他书桌周围全是与一九三七年南京相关的史料。如何有节制地融通史料？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巧妙地通过人物塑造的新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的虚构人物与非虚构人物相互补益，这样一来丁先生和雨媛的爱情故事不仅可歌可泣，又分明带着一九三七年血与火的淬炼，最终达到“广而实如巴尔扎克，深且痛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陈泽宇语）”的效果。

二、

如何处理历史题材中虚构人物与非虚构人物的关系，叶兆言的做法独特而成功；使自己的小说人物为文学史画廊平添一位新形象，是作家梦寐以求的至高境界，小说史常常也是鲜活、独特人物形象诞生的历史，古今中外莫非如此。有的小说人物所包含的意味甚至可以超越时空，成为世界文学的代表，如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坷德和鲁迅先生刻画的阿Q形象。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里的丁先生，也属于这一类的人物形象么？

“丁先生，你真是了不起！”这样的概叹说明丁先生的形象塑造是成功的。小说以丁先生对雨媛的爱情为主要线索，将他与雨婵、陈小姐和他太太的关系为次要线索，把主副线索置于丁先生的独特经历和具体的工作环境里，大概可以还原丁先生的立体形象。丁先生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任雨婵是任雨媛的大姐，余克侠是余克润的亲哥哥。余克侠又是丁先生的好朋友，任家与丁家为世交……从理智上说，丁先生无论如何都不能那么执着地追求已婚的雨媛。

丁先生名叫丁问渔，是南京某国立大学语言学教授。少时与银行家父亲在日本生活多年，17岁才回国。回国后疯狂恋上借住人家——国民党军界元老任伯晋的大女儿雨婵。后来丁问渔一半是被迫，一半也是他的选择，到国外留学。因为有银行家父亲经济上的大力支助，丁问渔得以游学国外17年。回国后，具有语言天赋的丁先生没有达成父亲的夙愿成为银行家，却在南京某大学谋得了教授职位。在一个喜庆的婚礼上，他疯狂地爱上了年轻漂亮的新娘雨媛。雨媛是雨婵的小妹，新郎余克润是余克侠的胞弟，他英俊潇洒，是空军飞行员兼教练。余克侠则是丁问渔留学德国时的好朋友。

丁问渔17岁时追求雨婵是疯狂的，等到30多岁他追求雨媛时则更加疯狂。每天一封信甚至多封信，看似单方面的精神之恋，因为新郎公开和别的女人同居，因为他在淞沪战役的英勇牺牲而变得扑朔迷离，急转直下。新郎余克润屡屡击落敌机，博得“蓝天猎手”的美誉，可惜，余克润在1937年9月为国捐躯。

丁先生和雨媛的爱情开始于不合情理，不合时宜，在特定的1937年却变得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如其说丁先生的爱情故事为时代所造就，不如说主要为丁先生自己疯狂、执着、真诚、勇敢的爱情行为所成就。

爱情疯子和浪荡子常常是一体的，丁先生也是如此。丁先生执着、真诚、不顾一切地追求，最终得到人们的宽容甚至钦佩。说到底是因为丁先生的爱情带有非理性、人性的因子，又是顺应自己的天性，自然而纯粹。表达爱情方式也自然而然，不饰雕琢、不顾一切，何况丁先生对雨媛的爱发乎情而又止乎礼义！

丁先生的经历与才气，也丰富了这个人物形象。丁先生游学国外，他钟情的是语言本身，不同国家的语言，他都有兴趣学习，特别喜欢与各色人物打交道，乐于同生活在底层的人厮混在一起，学习地道鲜活的俚俗语言，包括黑话和切口。日常生活的语言状态丁先生一学就会，这就比纯粹的语言学研究丰满而鲜活。回国后，这样的特性，在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某大学里就多少显得突出和别致，有些时候如鱼得水，畅快自得。

比如丁先生在名为《中外娼妓的传统之比较》演讲中，看似信口开河，却也击中某些要害。他说：“西方的娼妓是宗教的产物，而中国的娼妓却是爱情的产物。西方的娼妓把自己献身给寺庙，她们毫无羞耻地躺在寺庙的大门口，尽情满足那些即将出征的男人们生命的本能。中国的娼妓却是对传统包办婚姻的反动，因为中国的士大夫在法定婚姻中注定没有爱情，于是他们不得不到妓院……西方的娼妓发之于欲，中国的娼妓止乎于情。发之于欲的男人因此凶狠善战，而止乎于情的男人也就越来越温情柔弱。”这些谬论，大概也是对娼妓现象的另一种解释。没有违背形式逻辑，也不乏自圆其说，关键是，它带着丁先生独有的生活感悟和智慧。假如我们承认，一种社会现象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释，也应该允许不同解释的存在，进而比较着不同解释的立足点和相互关系，我们大概就可以明白丁先生这些谬论的复杂意义了。难怪，听讲座的学生挤满了教室；难怪，大学的管理者也没有发动学生来批判丁先生的奇谈怪论。

有关丁问渔的故事情节不同寻常，有时候离奇怪诞，富有传奇色彩。但总体上，丁先生仍然是普通的“这一个”。他血脉里蕴含着某些文学形象的基因，比如唐吉坷德的不顾一切，“多余人”系列里的贵族气息，还有《儒林外史》里酸溜溜的不合时宜。但似乎丁先生没有阿Q那么典型，不管是语言的还是细节的。这是否为叶兆言从容而宽和，温润而散淡的行文风格所耽误呢？小说有时需要极端或者极致，但小说也可以如行云流水甚至蜻蜓点水。

三、

让历史上的大人物作为背景人物，与小说虚构人物活跃在同一时空，是历史小说布局谋篇中的创新成果。人物安排表面上属于形式因素，叶兆言的布局长处是增加了历史故事的真实性和可读性，其意义当然不止于这些，因为形式的背后蕴含了作家的认知方式和认知水平。叶兆言面对一九三七年的南京，开始是准备“写一部关于战争的小说”的，最后“却说了一个非驴非马的爱情故事。”“却写了别人暂时还没有写的东西。”其中“别人暂时还没有写”的就是《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主人公丁问渔。

叶兆言自叙道：“我注视着一九三七年的南京的时候，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油然而起。我没有再现当年繁华的奢望，而且所谓民国盛世的一九三七年，本身就有许多虚幻的地方。一九三七年只是过眼烟云。我的目光在这个过去的特定年代里徘徊，作为小说家，我看不太清楚那种被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一些大时代中的伤感的没出息的小故事。”

这段自述多少表露出叶兆言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本身就有许多虚幻的地方”，“一九三七年只是过眼烟云”。作家所关注的不是宏大叙事下的大历史，他所看到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怀疑历史表现的真实性，以为历史多少都是被叙说的，完全还原所谓历史的真相，似乎存在痴人说梦的嫌疑。

传统历史观认为：所谓历史是可以通过历史学家研究考察而还原历史真相，而且这个真相是可信的。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有一批1950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不约而同地用文学创作突破传统历史观，他们承认是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但所有的历史书写都不可能真正还原历史真相，包括历史小说。既然如此，索性就从自己的个人体验出发，在“看不太清楚”的、“虚幻的”历史中，表现历史“零零碎碎的片断”和“一些大时代中的伤感的没出息的小故事”和小人物，如丁先生丁问渔一类的人物。

持这类历史观的1950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们，选择有关民国期间的历史却是不谋而合，进一步说是选择民国的、非中国共产党党史为主导的故事和人物，以区别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红色经典历史小说，如《红岩》《红日》《红旗谱》和《青春之歌》，并创作一批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作品。如果按作家的出生年排序其代表作品有陈忠实（1942年）的《白鹿原》（1993年），莫言（1955）的《红高梁》（1986），方方（1955）的《祖父在父亲心中》（1990），池莉（1957）的《预谋杀人》（1993），刘震云（1958）的《故乡天下黄花》（1991），余华（1960年）的《活着》（1993年），苏童（1964）的“枫杨树村”系列（1983年开始）。这些作家在其作品里都各自表现了相通的历史观和不同的生命体验。

新历史小说作家队伍里，叶兆言（1957）的“夜泊秦准”系列，有中篇小说《夜泊秦淮》（1991）《枣树的故事》（1992），还有长篇小说《花煞》（1994）、《花影》（1994）和《1937年的爱情》（1996）等，却也具备叶兆言自己的特色。像《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一样，叶兆言对历史的选材开阔而娴熟，通过所涉及人物而显现出来。始终围绕着南京这个六朝古都，言说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怀，直至21世纪的2019年，叶兆言还为这个古都写下了《南京传》。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里的丁先生，纯粹、真诚，在放荡不羁品行中弥漫着贵族气息。他看似自由，他的自由得力于其银行家父亲坚实、丰沛的经济实力，他表现出来的高贵气质，不仅是外表或背景里的贵族元素，更演变为一种鹤立鸡群的自身涵养。所以丁先生能够一意孤行，最终升华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在一九三七年那样一个战乱年代，结局仍然是悲凉的——他死在南京人溃败大逃亡的冬季冰冷的长江岸边。他的恋人雨媛则生死不明，丁先生之前看到的“一位很瘦小的女兵被安排趴在临时扎起的小木筏上……划出去没多远，小木筏被江水的波涛掀翻了，那女兵立刻消失在江水里。”不见身影的女兵形象，预示了雨媛的凶多吉少。

叶兆言曾经在新书《后羿》首发式上语出惊人：“我想写一个一流的男人，像袁世凯这样的英雄，甚至一些乱世奸雄，他们争夺霸权，但我后来发现，霸权和独裁在爱情面前是很渺小的，所以我的下部作品仍然关于爱情。”其实，早在1996年，叶兆言就形象地表达出、但他没有直接说出来的意味，借《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丁先生和雨媛的爱情故事，叶兆言传达了这样的讯息，在战争面前，爱情又显得是何其渺小、脆弱和不堪。历史尤其是战争的悲怆如此深厚，这些伤痛又似乎被宿命所淹没，挥发出幽冥暗淡的光。

也是在《后羿》中，叶兆言创新塑造了嫦娥形象，叶兆言说：“嫦娥的古典形象，就是一个逃妇。我想的只是探究嫦娥为什么要选择离开后羿。她去奔月，不是变成了神，而是选择了放逐。”对神话人物尚且具备如此通透、宿命的解读，何况是作家自己笔下虚构的人物呢。

丁先生对雨媛的爱情，与众不同，他努力作为，却不求结果，他执着真诚，却看淡荣辱，他似乎早已悟到时势使然的奥妙。丁先生信任自己的能力，以卧薪尝胆的耐性期许时运……“丁先生，你真是了不起！”

丁先生的如此心境，是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日》）的形象解读，同时又蕴含了道家的逍遥和佛家的物空意念，如此的自我修炼，是丁先生的，也是叶兆言自己的审美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