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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汀，青年作家，诗人。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散文集《浮生》《老家》《暖暖》，小说集《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中国奇谭》《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诗集《我为这人间操碎了心》等。曾获《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陈子昂诗歌奖等多种。

青年作家刘汀新近出版的小说集《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包含四个中篇小说，每一篇都写了一个跨越城市与乡村的当代女性，她们拥有不同的年龄和身份，同样从乡村走向城市，在城乡之间漂泊奋斗，与生活和命运进行顽强的抗争，当“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她们身上爆发出感人至深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作者虽然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梅兰竹菊”分别给人物命名，但是四个人物尹雪梅、苏慧兰、何秀竹、魏小菊身上又表现出与“梅兰竹菊”相离相悖的复杂性格，小说人物在重新定义“梅兰竹菊”。

当然，“梅兰竹菊”仅仅是切入小说的一个维度，性别也是如此。在刘汀看来，虽然性别是一个先在的立场，但是，“人”比性别更先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小说集是“她们”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她们”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开阔、更广大。正如批评家李敬泽所说，“面对人物，作者其实并没有特意去注意性别，他首先把‘她’当成一个人，一个丰富的、独特的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尊重，也是文学对于人的最大尊重。”

近日，中国作家网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刘汀，听他谈一谈《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创作背后的故事。

刘汀小说集《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0月出版

“她们随着我的写作一点一点清晰起来”

中国作家网：《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讲述了尹雪梅、何秀竹、魏小菊、苏慧兰“四姐妹”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写的？最先写的哪一篇？

刘汀：这部小说集从四年前就开始写了，四个中篇，前前后后写了近三年的时间。最先写的是《魏小菊的天空》，然后是《人人都爱尹雪梅》，接着是《何秀竹的生活战斗》和《少女苏慧兰》。

中国作家网：女性故事系列并不陌生，比如作家毕飞宇的《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系列。你在开始写时，已经确定将“四姐妹”作为一个系列，还是在写作中不断“有意识”地建构才让这个系列逐渐显形？

刘汀：毕飞宇老师的“三姐妹”系列已经是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了，我还达不到那个高度，但写作的初衷确实是想构成一个系列，但那时还不确定写三个还是四个，等写到第二个人物尹雪梅时，则确定了要写四个人物。第一，当然是因为借用了“梅兰竹菊”这四个意象，第二则是她们已经囊括了我比较熟悉的女性形象，如果让我去写更年轻的零零后，我了解得太少，不敢下笔；而年纪更大一些的女性，她们的历史感更厚，但当代性似乎没那么强，我会放在另外的作品中去写。

中国作家网：最终完成这个系列达到了你的写作初衷吗？

刘汀：应该说基本实现了我的想法，只是在开始写之前，我只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并不清楚自己到底会写下怎样的故事，我也不知道这几个女性会有怎样的人生，她们是随着我的写作而一点一点清晰起来的，就像洗印胶片照片时，人影从底片中逐渐显现。

中国作家网：从一个男性作家的角度出发，讲述“四姐妹”的故事，或者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如何解决？

刘汀：其实写作的时候，从未专门考虑过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性别虽然是一个先在的立场，但“人”比性别更先在。我只是以自己的观察、认知和理解，讲述几个人的故事。如果说有困难的话，困难只在于，我是否真的相信自己笔下的人物，是否能像描述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那样去讲述她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只要找到这种信任感，她们就会向你敞开心扉，袒露她们全部的命运和秘密。

小说人物在重新定义“梅兰竹菊”

中国作家网：小说集包含的四个小说都以人物名字命名，而且，尹雪梅、何秀竹、魏小菊、苏慧兰让人很自然而然想到极具象征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梅兰竹菊”，如此直接命名似乎也是你的“有意为之”，有什么特殊含义？

刘汀：这肯定是有意为之，最初的想法就是借用中国传统的“梅兰竹菊”这几种花草意象，来形成一种整体感和结构性，当然这四种花草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也或多或少地附着在这四个女性身上，但是我还想说，到现在读者和评论家还没有注意到我在小说里埋下的一点伏笔，那就是四姐妹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潜伏着一种反对“梅兰竹菊”这类传统观念的东西，都有“反对的一面”。

中国作家网：意象的选取与人物性格有紧密的联系，比如《人人都爱尹雪梅》中多次写到“雪”和“梅花”这两种意象。有一处这样写：“尹雪梅开始觉得，满头白发就是满头的雪，可好看的梅花在哪儿呢？她稀罕花，但从来没见过梅花，对她来说，那就是一个摸不着的念想。”如果“雪”象征着残酷的现实，那么，“梅花”是不是就代表着尹雪梅一直未能实现的浪漫梦想？

刘汀：当然可以这样解释，但也可以不做类似的解读，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她们性格中的“反对的一面”。其实对普通人来说，并不存在“梦想”这个词，或者说，他们对文艺青年、知识分子所说的那个所谓的“梦想”，有着另一套感受和表述方式。我们不能去问一个种田的农民：你的梦想是什么？但是，每个人心里一定都存有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念头”和“想法”。有时候，它是种子，寻找着适合生根发芽的土壤；有时候，它是火把，把这些“怀揣火焰”的人燃烧；更多的时候，它只是一种未曾表述出来的“感觉”。我的写作，一定程度上让这种感觉更加确切一些，所以对尹雪梅来说，“梅”只是一个符号，她借用这个符号，但绝不受困于这个符号，相反，她在重新定义这个符号。另外三个人物也是如此，作为作者，我非常愿意说这一点是这几个小说人物的“立身”之处。

中国作家网：到了《何秀竹的生活战斗》，何秀竹就像宁折不弯的“竹”，任何困难都不能将她摧毁。某种程度上讲，意象似乎也在你的叙述暗流里“标明”了人物与命运抗争的巨大努力，呈现出此种意象代表的某类品格？

刘汀：就像前面提到的，这四种花草自身的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帮我塑造了四姐妹的品格，同时得益于“梅兰竹菊”所具有的整体性，四姐妹也可以相互比照、阐释。但是我也不太愿意把这四个女性仅仅对照为四种植物，她们显然要比它们复杂、丰富得多。比如何秀竹，我个人觉得她并非像竹子那样宁折不弯，相反，她其实有非常柔韧的一面，能够随时调整自己的生活姿态。即便一定要用“竹子”去比对，也应该用竹子的一生，从小小的竹苗到竹笋，再到长成的竹子，不同的阶段同样有着不同的形态和状态。

“觉醒”或许只在个体意义上成立

中国作家网：《人人都爱尹雪梅》中，尹雪梅心灵手巧，会做各种面食，还会跳舞，会十字绣。“人人都爱尹雪梅”，其实是人人都离不开尹雪梅。尹雪梅身上，其实背负了来自“他者”的太多“责任”和“重担”，小说结尾部分，尹雪梅突然“出走”,才尝试着去追寻自己的生活。《何秀竹的生活战斗》中，何秀竹虽然大声地喊出：“我不要替身妹妹，我就要我自己”，但是她对于生活的抗争也始终围绕“家庭”这一主题。而魏小菊和苏慧兰，似乎更多围绕“自己”，有着更强烈的自我意识，魏小菊能直接喊出“人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的”。《少女苏慧兰》结尾写道：“苏慧兰知道，她自己终于不再是一个少女，甚至不再是女人，而成了一个人。”你如何看待人物身上的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倾注了你的哪些思考？

刘汀：四篇小说，四个人物确实隐含着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思考，即人在什么情况下、如何意识到和如何成为他自身。但是这个思考必须排在文学性的后面，不能“喧宾夺主”，因此在写作过程中，“四姐妹”经常冲破我前期所构思的范围，努力走出自己的路子。也就是说，她们自己内心都隐藏着“变化的力量”，我曾在《人人都爱尹雪梅》的创作谈里写到，每个人在成年后，都需要“重新诞生自己”，这一次的诞生不是来自于母亲，而是自己破壳而出。

中国作家网：从代际角度来看，从50后尹雪梅到70后何秀竹，再到80后魏小菊、90后苏慧兰，小说人物身上的这种变化实际上也是一条明显的“觉醒”脉络。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刘汀：四个年龄段的女性，基本囊括了我在这个写作阶段比较熟悉的四代女性，这也源于对系列小说的整体考虑。至于她们的“觉醒”，倒不是从年龄上传承的，还是她们自身，也就是说她们每个人单独拿出来都必须是成立的。

中国作家网：而且，这其实不是四个“人物”，而是一个“人物”的多个阶段或者多面？你在什么时候突然嗅到了“觉醒”的气息？

刘汀：“觉醒”是一个非常老的话题，从百年前鲁迅写《娜拉走后怎样了》开始，中国人一直处在“觉醒”的过程中，我只是在当下的语境下，塑造了几个人物形象。另外，我还想补充的是，我们天然地把“觉醒”想象成一个具有“进化论”色彩的词，其实这不太准确，应该让它回到中性的状态，或者说，“觉醒”未必都是世俗意义上的积极、正确、进步，它或许只在个体意义上成立。比如魏小菊，她的所谓“觉醒”里，包含着非常复杂的东西，不能用好和坏、先进和落后这种二元的思维去看待。

“文学帮我们框定、截取、认识、理解茫茫人海中的某一个人”

中国作家网：从四篇小说的结局来看，尹雪梅最后在高铁上睡着了，什么梦也没做；何秀竹确信她养的花再也不会枯萎，继续鼓起与生活战斗的勇气；魏小菊漂泊过后返回家乡，在镇子上开了一家牛肉面馆；苏慧兰经历过助人却造成乌龙的事件，在一次出游中找回自己，获得内心的平静。“四姐妹”一直在城乡之间漂泊游荡，寻求属于自己的生活是艰难的，当小说结束后，你觉得她们开始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了吗？或者说，这又是一个开始？

刘汀：我不能说她们过上了理想的生活，我只能说她们比之前多了一种可能性，可能性赋予了一定的选择权，至于她们最终会选择哪一条路，作者无法“越俎代庖”。

中国作家网：“四姐妹”的故事折射出当下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状况和困境，很能引发读者共鸣。不仅因为人物的当下性与真实性，更因为人物面对困境永远满怀希望、热情、美好，这赋予了小说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你觉得人物身上的这种精神力量源自哪里？在复杂、艰难、多变的现实中，能否谈谈如何让人物保持这种精神力量？

刘汀：如果说这四个人物身上具备这些特质，那只能来源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无论是从媒体中还是从身边人群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人。当然，她们或许没有文学人物这么戏剧化的生活，性格也不会如此鲜明，但每个认认真真生活的普通人，都具有一种感动他人的精神力量。尤其是这两年，因为疫情，有些普通人的行程在流调中暴露出来，我们借此更直观地看到了普通劳动者在经历怎样的艰苦劳作，又怎样在这种艰苦劳作中保持着作为人的热情和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永远无法超越生活，但文学可以作为一双拥有特殊功能的眼睛，帮我们框定、截取、认识、理解茫茫人海中的某一个人。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悲欢才有可能相通。

中国作家网：作家、诗人、编辑的多重身份，对你的小说创作有何影响？

刘汀：应该是能让我尽可能多地从其他视角来认识和考虑问题吧。作为编辑，我见过无数“原稿”，也经手过很多优秀的作品，我更清楚一个作品摆到读者面前之前所经历的过程，这帮助我在写作中“不卑不亢”，看清自己的写作道路。诗人身份，更像是调节内心和保持语言敏感的训练课，诗能抚慰人心，但对真正的诗人来说，写诗就是用语言“打磨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