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钧：《辅仁英文学志》管窥
一
《辅仁英文学志》（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Peking）创刊于1926年9月，终刊于1934年11月，共出版9期，1926—1929年期间基本是每半年出版1期，共计6期，1930年12月、1931年12月分别出版了第7、8期。之后受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影响，直到1934年11月才出版了第9期，也是最后一期。起初该刊只有英文名称，第7期扉页上出现了《辅仁英文学报》的名称，第8、9期则更名为《辅仁英文学志》。
《学志》上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术论文，另一类是反映大学创办情况的介绍性文字，通过后者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辅仁大学的早期历史。《学志》第一期刊登了《辅仁社》（The MacManus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英敛之讣告》（Obituary ofSir Vincent Ying）、《辅仁大学的中文名称 》 （The Chinese Name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Peking）等文章，清晰地展示了辅仁创办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英敛之起了关键作用。
英敛之姓英名华，字敛之，近代著名教育家、慈善家、爱国天主教徒。《清史稿》称其“博学善诗文，工书法，著书立说，中外知名。”1902年于天津创办《大公报》，以“开风气、牗民智”作为宗旨。1913年秋他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辅仁社，招收天主教青年，传授中国文化知识，这里成了后来辅仁大学的发祥地。“辅仁”出自《论语·颜渊》“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句话，既典雅，又能反映中国文化的特色。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不幸因病去世，临终前将校务托付给陈垣。此后陈垣与相关人士一起做了大量筹备工作，1927年底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辅仁大学正式成立。
《学志》从第二期起，除了一些关于学校的报道外，特别增设了《大事记》（The chronicle）栏目，其中记录了不少学校发展中的大事。比如关于1927年辅仁大学成立后第一次招生的情况：
8月1日—8月13日：学生报名，人数超过300人。
8月15日—8月17日：第一次对学生进行体检，由校医盈亨利（James H. Ingram）负责。
8月18日—8月20日：第一次入学考试（中文、英语、法语、数学）。
9月初：第二次入学考试，考试结果：155名学生被录取。
9月26日：正式开学。
这是很珍贵的校史资料，同样珍贵的是1930年的招生情况：“总共招收706名学生，是1929年的2倍。初中部165人，高中部266人，大学部275人。”同样是1930年，美术系开始招生，“主要是为中学培养美术老师，提供三年的课程，四个科目：一、中国书法；二、中国绘画（工笔画和写意画）；三、西方美术；四、中国篆刻。”（第7期）
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和声誉日隆，访问者络绎不绝，其中不少是学界名人，如1928年4月23日来访的中国政府顾问、中国艺术史专家福开森（John C. Ferguson）、1928年4月26日来访的美国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何尔康（Arthur N. Holcombe）、1928年9月13日来访的德国莱比锡大学汉学教授海尼士（Erich Haenisch）、1929年4月26日来访的清华大学教授艾克（Gustave Ecke，后来也来辅仁执教）、1929年5月20来访的古生物学家葛利普（Amadeus Grabau）、1930年3月17日来访燕京大学汉学家博晨光（Lucius C. Porter）和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1930年3月30日来访的瑞典探险家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930年4月20日来访的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1930年10月21日来访的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30年11月6日来访的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John L.Stuart）。
除了成绩之外，《大事记》也没有回避困难与问题。1929年刚刚正式建立两年多的辅仁大学遭遇到一场危机。事情是这样的，1929年6月12日，南京政府教育部发布796号部令，将辅仁大学降格为学院，原因是1927年11月3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同意辅仁大学建立时，学校只有一个学院（文学院），符合当时对大学的要求。但是根据南京政府教育部1929年4月29日部令规定，只有具备至少三个学院（文学、理学再加一个学院）才能称为大学，如果只有一至两个学院的，只能称为学院。辅仁大学预感到南京政府会有新政策，曾通过北京大学在1929年2月6日请求政府给予宽限，但这个要求没有被接受。1929年6月24日，教育部降格辅仁大学的通知正式到达学校，此前媒体已经有所报道，使校方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从技术上来说，学校不符合南京教育部的规定被降格也在情理之中，但促使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学生与校方的矛盾，1929年4月6日，一批学生策动罢课，遭到大多数学生的反对，20个学生被开除，这批心怀不满的学生向政府投诉。教育部接到投诉后随即派人检查，虽然这件事很快就平息了，但促使了教育部对辅仁大学资格的审查。
6月25日，辅仁全体教员开会讨论解决危机的方法，会后校长请求罗马方面拨款购买科学设备，以尽快建立理学院。7月23日，文学院长刘复（半农）代表学校前往南京提交重组学校的方案，建立三个学院：文学、理学、教育，得到教育部认可，撤销了原来部令（6月12日），恢复大学称号。
二
就学术论文来说，《学志》以中西交通为主要内容。作为一所天主教大学，《学志》自第一期起便把目光投向中国天主教早期历史，以后几乎每一期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如奥图尔（G. B. O’Toole）的《中国早期基督教漫谈》（Random Notes on Early Christianity in China，第3期）、高福德（Francis Clougherly）的《马可·波罗同时代的方济各会会士》（The Francis⁃can 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第5期）等。在其他宗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的英译文，该文原刊《国学季刊》，一经发表就受到高度评价。陈垣在说明该文缘起时写道：“今摩尼教久亡，经典焚毁殆尽，言摩尼教者只可求诸基督教史。然欲求中国摩尼教史料，则又非基督教史所有，只可仍求之汉文典籍，及诸佛教史中。然无论为基督教史，为佛教史，其对于摩尼，均具贬词。考古者只可取其言外之意而已。”该文由英千里将其中第二章《摩尼教始通中国》和十五章《元明时代摩尼教》译为英文，以Man⁃ichaeism in China为题发表于《学志》第4期。
景教是传入中国最早的天主教，在《学志》上备受关注。根据历史记载，罗马天主教聂斯托利派于唐贞观九年（635）传入中国，在明天启五年（1625）《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建中二年即781年立）出土以后，这一宗教即被称为景教。景教自唐初传入中国，到会昌五年（845）禁断，在唐代流传达210年，但是后世典籍中一直只有零星的资料，直到景教碑的发现才改变了这一情况。景教碑（现存西安碑林）正文汉文34行，1780字，为叙述此教流行过程的唯一文献。英千里发表在《学志》第5期的《景教碑文新译》（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Nestorian Tablet）是中国学者的首次尝试，为了说明景教衰落的背景，英千里还翻译了《唐武宗还 俗敕令》 （The Secularization Decree ofEmperor Wu-Tsung），发表于《学志》第6期。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日本学者佐伯好郎关于景教经文的两篇译文（载《学志》第9期）。在敦煌文献发现前，景教碑几乎是唯一的研究资料。19世纪末，随着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更多的景教文献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其中《宣元本经》《志玄安乐经》两种先为晚清收藏家李盛铎所有，后流失到日本，今存日本。
1931年，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拜访李盛铎，抄写了《宣元本经》卷首10行，约190个字：“时，景通法王，在大秦国那萨罗城和明宫宝法云座，将与二见，了决真源，应乐咸通，七方云集，有诸明净士，一切神天等妙法王，无量觉众，及三百六十五种异见中民，如是族类，无边无极，自嗟空昧，久失真源，罄集明宫，普心至仰，时景通法王，端严进念，上观空皇，亲承印旨，告诸众曰：善来法众，至至无来，今柯通常，启生灭死，各圆其分，静谛我宗，如了无元，碍当随散。即宣玄化匠帝真常旨，无元无言，无道无缘，妙有非有，湛寂常然。吾……”。他将这份珍贵的文献送给了佐伯好郎，佐伯将之翻译成英文，发表在《学志》第9期上。
值得注意的是，佐伯在个别重要概念和名称的理解和翻译上有商榷的余地。如他将“景通法王”翻译为 King-ching（Mar Sergis,860-872A. D.），从King-ching来看，是指景净（景教碑文作者），但从Mar Sergis来看，又是指景通（景教碑文侧面人名中之“景通”，英文名字拼写为Ching-t’ung）。但在当代一些学者看来，将“景通法王”理解为耶稣更为合理：“在《景教流行中国碑》底侧面刻了许多僧人名号，中间也有‘僧景通’之名，但那景通只是‘副德’，不得称为‘法王’。景教碑的侧面，‘僧景通’三字上面还有叙利亚文注明是Mar Sergis，……由此看来，Mar之为‘景’无疑，Sergis之为‘通’也自在理中。若把这名字看做‘以马内利’也可通，也有‘通天教主’之义。那么‘景通法王’也可说是耶稣了。否则在保罗之前，能于拿撒勒城大显法力，七方云集，都来听他说教的，还有谁呢？”（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笔者认同这一理解，景通法王指的是耶稣，不是景净，也不是景通。
《志玄安乐经》的情况则更为复杂。最早从李盛铎处看到原件的是日本东方学家羽田亨，羽田抄录并公开《志经》录文后，佐伯好郎参考羽田本录文并率先将《志经》英译，于1934年将英译稿和汉字录文发表在《学志》第9期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汉字录文方面，佐伯在没有看到原件的情况下，首先将羽田本中有疑问的地方（用？ 在录字旁表示）根据自己的判断写定，其次是更为大胆的做法，将原写本首端残缺部分（第1—10行，约残90字）加以填补。佐伯后又将其录文收入1935年出版的日文著作《景教之研究》、193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的景教文献及遗物》（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1943年出版的日文著作《支那基督教之研究》第一卷。由于佐伯的这三部书一直被视为中国景教研究的权威之作，在海内外学界影响极大，因此，在原件没有公布之前，学者所用《志经》文本，都是根据佐伯本录文。
由于种种原因，《志玄安乐经》的原件直到2011年才公布，景教学者的最新研究发现，羽田亨当年抄录时有不少错漏，其中最大的错误出现在“船舶既全，前岸可到”这一句，“全”，底本作“全”，清晰可辨。羽田本作空格“口”，佐伯本补作“破”。“全”“破”意义截然相反。“前岸可到”，羽田本作“前岸不可到”，衍录“不”，佐伯本照抄为“前岸不可到”，并据此文义补羽田本“口”为“破”。英文翻译是“Though the boat may be able to sail over the windy sea, yet he may not arrive on the opposite shore, if the boat itself is already (wrecked).”这就完全与原文相反了。
尽管佐伯当年因为无法看到原件，跟着羽田后面犯了一些错误，但总体来看，他的成绩是非常可观的，一位景教文献的最新研究者指出：“佐伯好郎在完全没有见过《志经》原件和照片的基础上，仅凭羽田亨的录文进行研究，就大胆地把羽田亨踌躇未定的字确定下来，这种做法，在《志经》照片没有公布之前来看，无疑是冒有很大的风险，不符合历史文献整理的一般原则。但是今天看来，佐伯好郎确定的羽田本带‘？’标识的字词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其当年的冒失之举绝不是如我们以前所想象的‘臆测杜撰’，而应该是建立在对《志经》文本内容深入研究前提下进行的。……此外，佐伯好郎对第2—10下半部底本残缺文字进行的补录，以前也评价不高。但是，今天看来，在没有新的《志经》版本发现之前，要想推进《志经》的研究，只能从《志经》文本入手，结合其他宗教文献。佐伯好郎的补录文字虽然未必全对，但是最终大胆尝试的做法无疑值得肯定。总而言之，佐伯好郎实在无愧于中国景教研究第一人的称谓。”（聂志军《唐代景教文献研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佐伯《志经》录文和英译最初发表于《学志》1934年11月第9期，后来又收入其1937年版英文著作《中国的景教文献及遗物》。以往学界普遍认为1937年版和1934年版是完全一样的。但据笔者查看，实际上却有一些出入，值得引起相关学者的高度注意。
三
建造融合中西风格的校园建筑是辅仁大学初创时期的一个重要议题。为此，《学志》刊载了一系列与建筑艺术有关的文章，如翻译第一位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致两位外籍神父的信件，题为《传教事业所需要的中式基督教建筑》（The Need of a SinoChristian Architecture for Our Catholic Missions），从艺术、宗教、历史和实用四个维度对中式基督教建筑的基本原则提出要求，对西方教会过于热衷在华修建哥特式教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西方人士的赞同和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刚恒毅的好友、著名建筑设计师格里森（Adelbert Gresn⁃igt），1926年初他从比利时来到辅仁，负责为学校设计中西合璧的校园建筑。
格里森在《学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论中国的建筑》（Chi⁃nese Architecture）和《对中国建筑的思考》（Reflections on Chinese Architecture），全面论述了中国建筑的主要特征以及与西方建筑的差异，他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基础部分。中国建筑的基础是外部造型的重要内容，而西方建筑的基础则是隐蔽不露或降低到根本不引人注意的高度。对中国建筑来说，基础的造型功能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凡是大型建筑物不仅基础的构成方式有一定的规律性，而且还常常用栏杆和平台来突出这一显著特征。其次，中国建筑的主立面是矩形平面的长边，而不像西式教堂那样以山墙为主立面。另外，中国建筑的主立面一般朝南，这种南北的建筑布局方式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无论皇宫衙门或普通民居，建筑物总是正南正北并尽可能增加南向长度。这种追求朝向的结果导致了以水平线为主的立面构图方式，与此相反，欧洲建筑的主立面是山墙，采用的是以垂直线为主的立面构图方式。第三点差异是屋顶部分。西方建筑尽可能降低屋顶在造型方面的重要性，往往借助于挑檐和女儿墙来遮掩屋顶，中国建筑则相反，屋顶就相当于建筑的王冠一样，屋面的一个排水口也会成为无拘无束的艺术幻想之媒介，中国人似乎在屋顶造型方面倾注了自己的理想，其实用功能倒是其次的，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两重或三重的屋顶形式，就不难理解这一概念了。但是由于支撑结构的材料是木头而非砖石，需要通过某些方式来增加视觉上的柔和感，减少铺满琉璃瓦的大屋顶的沉闷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檐角以优美的曲线向上反卷，形成一种类似帐篷的造型，一种中国特有的大帐篷。檐角上翘不仅打破了连续延伸的单调水平线条，增加了屋面的层次，还突出了屋面那种凸凹起伏的生动形象，屋面用不同脊线进行了划分，每一条脊线都进行了装饰处理。屋面之上还有许多陶瓷和青铜镀金的装饰物，使整个屋面显得热闹活泼，富有生气。事实上，中国建筑的屋顶就是一种涂釉的精美艺术品。”他特别强调，“中国建筑是中国人思想感情的具体表现方式，寄托了他们的愿望，包含着他们民族的历史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人也在他们的艺术中表现出本民族的特征和理想。中国建筑在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特征和创造力方面并不亚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这是显示中国精神的无声的语言。”（《中国建筑》）
总之，格里森反对用纯粹的西洋风格，而主张中西结合。他将这一方法落实到辅仁大学的建筑和景观设计中，形成中西合璧的风格，这最好地体现在大学主楼的设计上，“它是一座宫殿式的建筑，除东西南北四个角楼及中间大门为三层楼外，其余都是二层楼。楼顶铺有绿色的琉璃瓦，每一个玻璃窗都是雕花的木框，所用的砖都是二尺厚，四尺长的浅灰色的水磨砖，不用粉刷就能永远保持平滑的外貌。校舍大门仿宫殿式的大门，木制红漆各镶有金黄色的铜乳头，最上层的窗凸出，像个佛龛，美奂美仑之中又不失一番庄严的气氛，当时被誉为北平三大建筑之一。”（孙邦华《会友贝勒府——辅仁大学》）格里森以他的实践和在《学志》上的文章为推动和完善中式与基督教式相结合的建筑风格做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
从当时全国范围来看，各教会大学都力图顺应中国人引入西学的大趋势，同时又正值基督教“本色化运动”，许多教会人士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而推动了在华西方教会的世俗化、本土化，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以辅仁为代表的校园建筑最直观地体现了这一点。（本文为《近代北京英文学术刊物研究》一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