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波兰大使授予易丽君“波中建交65周年纪念勋章”

2022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七，我一整天都在北外主楼办公室翻译波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长篇小说《最后的故事》。晚上6点，刚进家门，看到赵刚老师的未接来电，没来由地隐隐有些不安。回拨电话，惊闻噩耗，痛哭失声……

初一去拜年时，易丽君先生气色不算太好。得知我正在翻译第二部托氏作品，她还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我答应易老师，等夏天译作出版，要第一时间送来给她看。托卡尔丘克是易丽君、袁汉镕伉俪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他们的译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彼时我还没有毕业，对文学翻译一知半解，只觉译著文字精妙隽永，读来唇齿留香。不禁畅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将这些奇妙的拉丁字母组合变成一个个方块字，变成一串串流畅动人的句子。后来，在先生鼓励、提携和指导下，我开始研读托卡尔丘克的著作，写有几篇专题文章，翻译了《怪诞故事集》。

先生离世后，我控制不住，反复回想初见先生的场景。那是2000年的冬天，我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波兰语不久，那天我们一起乘车前往波兰驻华大使馆参加一个电影招待会。40分钟的路程，易老师给我讲了很多关于波兰文学及文化的知识，很多内容已然记不清，但有一句话刻骨铭心：“学好波兰语，好好地把波兰文学翻译出来。那么多的好作品，不翻译出来太可惜了！”今天想来，先生真真是用她勤谨治学、淡泊名利的一生，践行着这句话。

1954年，易丽君教授受国家选派，从武汉大学中文系赴波兰华沙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系学习。后来她常会给我们讲起那段艰苦而充实的学习经历：“国家派我们出去不容易，每年要有好多个农民种地，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留学，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学习。那时我只读了一年语言预科班，就和波兰学生一起学习波兰文学了。头两年，我听不懂，也记不住，就课后借了波兰学生的笔记来抄。后来，从第三年开始，就是波兰学生管我借笔记了！没有地方学习，我就跑到波兰的教堂里，坐在最后一排，好多波兰文学的经典名著，就是在那儿被我一本一本‘啃’下来的。”青年时代的先生，全身心地徜徉在波兰文学海洋中，以惊人毅力完成学业，取得优异成绩，为日后讲授、翻译和研究波兰文学打下敦实基础。

1960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易丽君教授先在中央广播事业局苏联东欧部任编辑、记者，1962年调至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欧语系（现欧洲语言文化学院）任教直至退休。她深爱教学，全心投入，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开设过十多门课程，在出版条件匮乏的年代编写了大量教案。她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波兰语人才，学生们活跃在我国外交、经贸、文化、宣传、教育等各个领域。易教授于1995年和2007年两度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称号。

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一直教导我们要“先学做人，再做学问”，坐得住冷板凳，宠辱不惊。她淡泊名利，甘为人梯，以广博学识教书育人，以高尚品格影响后辈。2007年，波兰格但斯克大学因“出色的翻译成就、艰苦的教学工作和与波兰科研机构合作的典范行动”，授予易丽君教授荣誉博士学位。我作为波兰语教研室最年轻的教师，随团陪易老师赴波兰领奖，第一次目睹易老师是如此受学生爱戴。在中国驻格但斯克总领馆、中波轮船公司工作的波兰语校友们争相拜会先生，一叙师生情。那时，我就愈加坚定了站稳三尺讲台的决心。后来，我几乎每年都陪先生伉俪赴波兰领奖、出席研讨会，大家都笑言跟着易老师就不会饿肚子。

先生胸怀广阔，关心波兰语教育事业发展，是中国波兰语界的指路明灯！2009年，哈尔滨师范大学新建波兰语专业，易老师专程前往出席开班仪式，并给予诸多指导。2014年，先生的学生茅银辉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建波兰语专业，得到她的格外关注，常笑称广外波兰语是自己衣钵的岭南传承。在先生自己都无法记清的那一次次会议和活动中，她风趣、通达、哲韵悠然的话语，每每让大家醍醐灌顶、如沐春风，打动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波兰语学子。

《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说过，“如果我们去关注易丽君的翻译之路，基本就是随着她大致浏览了一遍波兰文学史。”这种评论一点不为过。从民族诗人密茨凯维奇到大文豪显克维奇，从诗人米沃什、希姆博尔斯卡到当代小说家托卡尔丘克，从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到荒诞派、后现代，先生翻译了数十部波兰文学作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均有涉猎。她翻译的波兰散文名篇《草莓》，被数十种报纸杂志转载，入选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很多北外波兰语和其他语种学生入校前就曾为之惊艳。及至入校，很多年轻人不禁感叹，“方知大师就在身边，何其幸运！”

除了翻译文学作品，易丽君教授还撰写有《波兰文学》《波兰战后文学史》《波兰20世纪诗歌》等专著，这些拓荒性的作品为北外乃至全国波兰文学教学和研究奠定了基础。2008年，易教授因其在中国推广波兰语言文学被波兰共和国议长提名并获得波兰科学院波兰语言委员会授予的“波兰语言文化大使”称号。我有幸随先生伉俪赴波兰领奖。其间波兰友人邀请我们参观陈设有波兰骑士服饰的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二位老人兴奋地讨论着，易老师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对丈夫袁汉镕说：“老头，你看怎么样，我就说这个兵器是这个样子的，我翻得没错！”见随行波兰友人有些茫然，易老师才解释说，在翻译《十字军骑士》的时候，二人常为某件兵器或某种衣饰的译法争执不休。这种争执在二老翻译《费尔迪杜凯》等很多作品时都会有，也正是这种“锱铢必较”，令一部部署名“易丽君、袁汉镕”的译本成为传世之作。

2018年，易丽君教授荣获中国翻译家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翻译界的最高奖项，亦是对先生一生贡献的高度肯定。人们不禁第一时间想起被称为“报春燕”的《先人祭》。这部“文革”后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译著，是易丽君教授在随北外转至湖北沙洋办学时期完成的。在一间夜间经常无人的小棚屋里，易老师在煤油灯下一字一句地将原著主人公的吟诵译成中文。夏天蚊子太多，翻译间就变成宿舍里挂着蚊帐的床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先生断断续续译出了《先人祭》第三部的初稿。回北京后，她利用空隙时间和各种机会查找资料，解决疑难问题，补充完善初稿。2009年，我随易丽君教授前往波兰西里西亚大学参加波兰文学国际传播学术研讨会时，她在主旨发言中提到了这段译介往事，易老师还引用了主人公的一段独白：“到处是沉默，到处是黑暗，怎么办？怎么办？”。紧接着她又略带幽默地说，“到处是沉默，到处是黑暗，可我知道，光明总会到来！”瞬间，台下掌声雷动。先生接着说，“我的时代终会结束，接下来，我寄希望于乌兰、李怡楠（当时的中国学者代表团成员），希望她们接过我的笔，继续从事波兰文学翻译。”今日忆及，泪如雨下。

先生是中国波兰文学翻译界永远高扬的旗帜，一生从未放下那支翻译之笔，耄耋之年还陆续翻译出版了《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与袁汉镕合译》、《带马嚼子的静物画》《大象》（与茅银辉合译）等作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她还在和赵刚教授讨论着米沃什名作《伊萨谷》的翻译工作。

先生对波兰文学翻译事业薪火传承有一种厚重的使命感，她亲自培养的三位博士赵刚、乌兰、茅银辉都在她的鼓励下走上了波兰文学翻译之路，成为今天中国波兰文学翻译界的中坚力量。而我，更是清楚地记得，先生让我代表她出席读者分享会，督促我把自己对波兰文学的理解分享给读者，鼓励我把托卡尔丘克的“怪诞故事”讲给读者听。易老师，“最后的故事”我也会努力讲好，不管您看不看得到，我都要讲给您听。

二月北京的空气格外清冽，让我无比清晰地想起坐在北外西院塔楼中的那位将波兰文学史娓娓道来的老人。2004年，我本科毕业后正式成为易老师的硕士研究生。不想开学后，用于教学的东院主楼装修尚未完成，于是易老师家里的书房就成了我们的研修室。先生用纯正的波兰语和她带着湖北口音的普通话，给我们讲科哈诺夫斯基动人至深的《哀歌》，讲密茨凯维奇浪漫玄妙的《先人祭》，或在课间和我们分享坐火车前往波兰留学时，连续几天几夜看到茫茫贝加尔湖的奇特经历……那间书房里，除了一台过时的、易老师永远也搞不懂的电脑和一张简易沙发，就是满墙满屋的书籍。偶尔在客厅里小坐，可以看到大大的电视墙上一台被各种奖状奖杯包围起来的小小的电视。先生已是纯粹、通透、真性情的老人，生活上异常简朴，真正是“三尺讲台，两袖清风”。她从不置任何名牌服装，只有穿上女儿从美国带回来的衣服或者鞋子时，会开心地问我好不好看。先生偏又为人豪爽，最喜欢笑哈哈地说“我请客”。如今想来，这二十多年里，在我每次彷徨、苦闷、犹豫之时，在这“陋室”之中，先生三言两语间启发、点拨我的一幕幕，犹如昨日。

先生离开的这两天，来自中波两国教育、外交、文化、出版等各领域的机构、人士纷纷发来唁电。身处世界各地的故交老友、学生后辈哀痛万分，以各种形式寄托哀思。作为这一切的亲历者，更深切体会到，易丽君教授是我们真正的大先生。

为中国波兰语教育和中波文化交流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易丽君教授离开了。她一生安贫乐道，不求闻达；诲人不倦，桃李天下；勤奋治学，著作等身；篇篇经典，字字珠玑。

先生卓越成就已是中波文化交流的宝贵财富，先生高山仰止已令两国学界景行行止。我之后辈，难望项背，唯有沿着先生开拓的那条路，勇毅前行。每有寸进，聊慰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