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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为何会从研习半生的儒学转变到佛学，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他如何应对内心的困厄，写下属于自己的诗篇？从卑贱布衣到朝野重臣，韩愈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弱小变得强大，发出自己的声音？白居易的人生是否真如他所说的“知足保和”那样淡然超群，在险恶的世道里诗人又该如何作为？豪门子弟杜牧少年早慧，为何他的诗歌不像他所崇拜的杜甫那样沉郁顿挫，而是充满意气与率真？多情缠绵的李商隐写下大量关于爱情的诗句，但他的人生是否真如他诗歌那样唯美深情？诗歌既应和了五位诗人的生命际遇，又呈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张炜的文化随笔集《唐代五诗人》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张炜择取唐代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五位诗人，分成了五个单元，于历史、人性、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判析五位诗人。

张炜

《唐代五诗人》

在张炜看来，人性决定诗性。诗人的道德感、价值观、身份和立场，构成了他们的创作基础。诗歌，是古人艺术追求的载体，亦是寻求自洽的一种生活方式，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五位诗人不同的诗歌风格，则反映了他们不同的人生追求与精神品格。诗人所写下的诗歌，风格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断说服自己，安顿自身的故事。五位诗人诗歌中的畅怀、失意，则是他们现实生活中从进取到挫折，从怀疑到确信的反映。张炜认为：“写作者除了留下时间和历史的记录，留下生命的刻痕，必然公开了自己，其间有多种多样的可诠释性。”

张炜以不同的主题来写不同的诗人，在《王维二十五讲》中，他着眼于大文学史观，提出了“大尺度”和“小尺度”的命题，认为王维在官场中的机会，与其艺术上的机会，说到底是一体的。淡漠，取消自己，平静无为，反而有了另一种进取的可能。“禅”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是追求自我、自由的全部努力，包括最后抵达的一个总和。如果仅仅将“禅”看成一种逃避、安静、平淡，是片面而简单的。我们由此可以追问诗人，只择取了整个过程的前半段，只停留于某种形式之中，而没有继续向前，最后并没有抵达那种大自由，反而把它变成了另一种束缚；正是这种束缚，让他完全舍弃了反抗和追究的欲望，走向一种稍稍廉价的消极。

而写到韩愈时，那种关于王维的平和淡漠一转成为磅礴恣肆，《韩愈二十三讲》中，张炜写：“许多时候韩愈的确像个逞强好胜难以成熟的人，从青年到晚年，仿佛一直如此。他的痛与喊，因单纯而动人，因清新直爽而更具审美价值。他的率性使他变成一个生命的风火轮，一路燃烧疾驰而去，留下了一道道烧灼的痕迹”；张炜认为，人性决定诗性，韩愈的急切、痛快和好辩，使他在对待一切事物，无论是情与景，人与事，都一概全力以赴，兴致勃发。他在阐述事物的过程中一直“加速度”，有一种决战的姿态。

写杜牧时，张炜以杜牧作为宰相之孙的身份进入，认为他诗章之外的那些纵论天下大势、社稷民生的文字，有一种“自家人说话的急切和直接”，认为，关于杜牧的种种都让我们联想到他的出身，想到血脉的力量，他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是明显的，自青年时代就处于一种“无位而谋”的状态。而对于一贯被认为晦涩的李商隐，张炜则抓住他“感伤”的性格特点：“这里唯有‘伤感’二字或可商榷，它距离诗人似乎有些遥远，是一种非常外在的，甚至是边缘的淡淡色泽，核心部分实在是沉郁、悲痛和绝望……这些辞章由于别具一格的果断、痛哀、敏捷和锐利，从而免除了同类诗章的感伤与呻吟。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呻吟之声，在李商隐这里殊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