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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寂荒郊，茫茫旷野。时则晨星隐隐，晓雾沉沉，几处烟云，一湾流水。凉风吹帽，细雨沾衣。茹茵碧草，回旋路左。”1914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期间创作了一篇侠义小说《巾帼英雄》，如此描述故乡淮安风光。

当时他年仅16岁，小说以飞飞为笔名，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敬业》会刊上。近来这部小说重新引发关注，受网友点赞。小说不完整，只现存前两期内容，第三期《敬业》至今未能发现。

《巾帼英雄》主人公，是出身淮安的侠女洪飞影，不满作为乡绅的叔叔与堂兄，勾结官府，诬告良善，救出一对喊冤的老夫妻。小说是明清侠义小说的典型写法，让人联想到《儿女英雄传》——故事背景是一桩发生在淮安的公案，主人公同样是一位侠女（大名鼎鼎的十三妹）。

明清以来，淮安是运河上的要冲之地。周恩来在少年时受淮安影响极深。他曾写过一篇散文《射阳忆旧》，同样刊登在《敬业》上：“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皆淮事。”射阳是淮安的古称。

明清之际侠义小说大盛，确实多写“淮事”。比如《儿女英雄传》有二十五回的内容写淮安风土人情；《施公案》的主人公施世纶本就是驻守淮安的漕运总督，更有八十四回在淮安办案。四大名著中有三部的作者和淮安有渊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淮安人，施耐庵、罗贯中在淮安长期生活过。

淮安之人文特质，深受地理影响，晚清经学家丁晏说：“淮土跨徐扬之境，居南北之冲。江南诸郡，文物华丽，而或失之浮；河北诸郡，气质颛固，而或失之野。惟淮阴交错其间，兼擅其美：有南人之文采，而去其浮。有北人之气节，而去其野。”淮安是韩信家乡，其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可说明淮安人性格中的“南北兼容”。

1921年美国作家海明威生活在巴黎，他回忆巴黎对其移居生活的影响，写成一部《流动的盛宴》：“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早在海明威流连巴黎的800年前，一场属于淮安的“流动的盛宴”就已经开场。

“淮事”说的是天下事。柳敬亭曾在这里说书、关汉卿在这里写戏、《水浒传》那波澜壮阔的江湖画卷在这里缓缓展开……

朱厚照在这里“玩脱了”

198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过电视系列片《话说运河》，轰动一时，写解说词的，都是文学大家。汪曾祺先生没写故乡高邮，写了一集淮安。

汪曾祺提到，朱自清给他讲过一个淮安人的笑话，“淮安人到了南阁楼就要修家书”，意思是说淮安人乡土观念重。南阁楼是才出淮安城门的一座楼。汪曾祺又从另外的角度说，正是大运河让淮安人走出了家乡：“其实走南闯北的淮安人很多，就是沿着运河而高飞远走的。”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淮，自淮安入海。此后七百余年，淮安和大运河同命运，共兴衰。

淮安位于大运河的中点，是中转站。乾隆第三次南巡时，曾在淮安写下“御舟先至候河干，此日登舟暂解鞍”之句。提淮安必会提到“南船北马”一说，在历史上，北往的人要在淮安换马，南去的要在这里换船，故此乾隆诗中才有“登舟”“解鞍”之说。明武宗朱厚照爱玩角色扮演，他以大将军朱寿为名南游，“凯旋”途中在淮安清江浦玩脱了，落水染了病，不久病死。

明清两代均在淮安设漕运总督，往往兼任治理黄河的河道总督。清代康乾时期，全国有九个总督府，淮安一地就有两个，故时有“天下九督，淮居其二”之说。《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淮安当过河官，康熙南下时在淮安视察河工，曾赐给孔尚任一盒御宴。

到了晚清，淮安不再是南北枢纽，《官场现形记》里有个九省钦差童子良，是个念旧的，“要由旱道而走，十八站到清江浦，然后坐了民船，再下江南”，皇帝问他为什么不先坐火车从北京到天津，再换乘轮船至上海，那样还更快一些，他称：“臣是天朝的大臣，应该按照国家的制度办事。什么火车、轮船，走得虽快，总不外乎奇技淫巧，臣若坐了，有伤国体”。虽是笑谈，但可见淮安水运影响之深远。

明初淮安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制移民，长达百余年。晋、徽商人移民淮安，经营盐业，是淮安富庶一大助力。《淮安府志》中载：“春夏有粮艘之载挽，秋冬有盐引之经通……四方游士、文人墨客、郑商秦贾、奇工异匠总集，利于重赀也。”天下熙熙，利来利往。

江湖一词，最早见于《庄子》：“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江湖在哪里？其实从来看得见摸得着。明清时的江湖就在运河边。江湖人的生涯，又叫“跑江湖”或“跑码头”。江湖人，一是要“跑”起来，二是离不开“水”。站在运河边，其实就看到了江湖。明代《广志绎》总结了运河上的一派繁华：“天下码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

唐代杜牧有《遣怀》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江湖本是红尘万丈。

明清小说是江湖人的合唱

说江湖，就要说“水浒”。《水浒传》是江湖人的自传。

《水浒传》里，宋江受了招安，最后当了楚州兵马总管，楚州指的就是淮安。最后被毒死，“葬在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内”。一般认为蓼儿洼指的是山东东平湖。为何淮安又冒出个蓼儿洼？淮安蓼儿洼地名，还曾出现在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淮安）“一天之下，南北分开两事家，中间放着个蓼儿洼。”

小说家言，擅长乾坤大挪移，不必纠结蓼儿洼或是花果山到底是哪儿的山哪儿的湖。《红楼梦》说“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江湖人“处处无家处处家”，心中处处都有家乡的影子。

明清小说家，写小说是为了谋生。《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是淮安人，早年在淮安开过烟草店，后来跑到上海开过书店，除了写小说，干嘛嘛不成。明清之际出版业运作很成熟。福建书坊主杨涌泉，约请同乡人熊大木将《精忠录》改编成《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刊刻于市，开启了明清小说出版的商业模式，有学者称之为“熊大木模式”。

明清小说作者，大多是“落魄江湖”的文人，不见经传。署名用“兰陵笑笑生”这样的斋号，一是因为小说对当时文人来说，毕竟是不入流的“小技”，二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不算纯原创；三是可以规避一些“诲淫诲盗”或是“反清复明”的风险。

四大名著由谁而作，至今都是悬案。一些研究从小说语言入手，借此判断作者出身。《西游记》中多淮安方言，孙悟空为什么总自称“你外公”而不是“你爷爷”？因为明代淮安人，习惯称外祖父为“外公”、‘老爷”，与人爆粗时就喊“我是你外公（老爷）”。《金瓶梅》多淮安方言，因此有学者认为，《金瓶梅》也是吴承恩所著。

江湖是流动的，明清小说里南腔北调，并不拘于一地。评书艺人开场说《西江月》：“一块醒木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为家，万丈波涛不怕。”说书人到哪儿自然说哪儿的话，比如元末明初最有名的说书人柳敬亭，沿着运河，从扬州一路说至北京紫禁城。黄宗羲在《柳敬亭传》中赞他“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柳敬亭如果用扬州话在皇宫里说评书，谁能让人听懂？由此想来，吴承恩让孙悟空说一口京片子，也有可能。

《水浒传》之前，南宋书场里的“说话人”们，就开始讲杨志落草、劫取生辰纲和宋江杀惜。宋人龚开是淮安人，参加过抗金义军，他写《宋江三十六人赞》，“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余年少时壮其人”。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提出“隐含作者”理论，认为小说存在作者之外的“潜在叙述者”。明清小说中的“潜在叙述者”就是“说书人”和“文人”。明代小说家陆人龙写《型世言》，每篇故事均会有“撰”、“编”、“辑”、“演”或“演义”等不同署法，明清文人参与小说创作，大致是这几种方式。对，还有金圣叹或脂砚斋这样的“评点者”。

“水浒”“西游”不必归功于一人一地，明清小说是流动的创作，是江湖人的大合唱。

孙悟空一定要取经

汪曾祺写《沙家浜》，有段脍炙人口的唱儿：“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见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其实江湖有人情味，“人走了，茶不凉”。什么是江湖人的情感纽带？答案是两个字——“忠义”。

运河上唱戏说书，唱的说的是忠义。《牡丹亭》只是爱情戏？不，还是一场“水浒戏”。全本共五十五出，其中大致有七出戏写的是淮安抗金。进犯淮安的“草寇”李全和杨妙真，都是史实人物，最后主动接了太守杜宝的劝降书，解了城围。

明清小说，一大争议就是写“投降”。金圣叹把《水浒传》列为第五大才子书，但是只留下招安前的七十回。《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要写“忠义”，宋江只能“投降”。明代李贽评《水浒传》为“发愤之作”，“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宋江的错，不是路线问题，是“忠”错了对象。

明清小说从“侠义”走向“忠义”，很大原因是江湖人说“义”，文人们又加了“忠”。历史上造反起义的，多有落魄文人的襄助，军师当不好就成了狗头军师。军师又称“阴阳”，比如《水浒传》中的吴用、公孙胜，类似日本的“阴阳师”。写小说，相当于文人加入了江湖人的队伍，给“仗义”指了条“尽忠”的出路。明人凌濛初写《二拍》，就以一诗道来：“剧贼从来有贼智,其间妙巧亦无穷。若能收作公家用,何必疆场不立功。”

明清公案小说是侠义小说一大门类。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谈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时：“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在公案小说里，侠客成了清官的的好搭档，像《施公案》里的金镖黄天霸、《三侠五义》里的锦毛鼠白玉堂。

所谓公案，放在运河边，无外乎槽案、赈案和盐案。若去淮安，一定要去淮安府署看看，这是现存最大的古代官衙。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有“扬州盐案”，是把清代冤案交给了唐代宰相来审，原型是清代四大冤案之一的淮安赈案，嘉庆年间前往淮安查赈的大臣李毓昌被害。让淮安府署更出名的是关汉卿，“窦娥冤”正是在这里昭雪的。

想想《西游记》，是不是也像一部公案小说？从唐传奇开始，侠义小说就写大盗，《聂隐娘》里有妙手空空儿，能一遁千里。明代张岱把宋江视为“宋室一大盗侠”，“宋江，盗也，何爱护之若是？无他，为忠义两字所挑激也”。公案小说里，《施公案》有窦尔敦盗御马，《三侠五义》有白玉堂盗三宝。孙悟空也是大盗，偷仙桃，盗仙丹。唐僧去取经，李世民赐他紫金钵盂、五彩袈裟和毗卢帽，是不是相当于清官的标准装备——尚方宝剑、御赐黄袍和官帽？唐僧师徒一路西行抓妖伏怪，九九八十一难也可说成九九八十一案。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注定要去取经的。

讲忠义，不等于讲投降。明清小说中的江湖儿女，不再是唐宋“银鞍白马照春风”的富贵游侠儿，他们出身江湖底层，带着烟火气，甚至有各种性格上的缺点，但从不缺出身草莽的豪情、抗争不公的勇气和济世救民的理想。这种家国情怀任何时候都值得提倡，正可谓“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