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咖啡馆里的上海历史
近代以来，咖啡馆逐渐成为上海城市的重要标志，如同茶馆之于北京。咖啡馆的意象也竞相出现在文人的笔下，如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鲁迅的《革命咖啡店》、郁达夫译《咖啡店一女侍》等。还有一些或主动或被动承担革命任务的咖啡馆，最知名的莫过于公啡咖啡馆、上海珈琲店等。可以说，上海选择了咖啡馆，咖啡馆又丰富了上海的历史风景。
“一个安全的联络处”
1917年至1937年，上海咖啡业迎来繁荣阶段。当时的咖啡馆，主要分布于南京路、静安寺路、北四川路、愚园路和霞飞路，大多为外侨、富商的居住区域和商业繁华地段。
尤其是霞飞路周围，咖啡馆的分布极为稠密。上世纪30年代中期，霞飞路两侧知名的咖啡馆有弟弟斯咖啡馆、卡夫卡斯咖啡馆、文艺复兴咖啡馆、君士坦丁堡咖啡馆、雷勃斯咖啡馆等。
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上海的咖啡馆既保留西方咖啡馆的经典特色，也经过本土文化的积极改造，融入了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审美观念以及伦理模式。
最明显的是，为了适应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很多咖啡馆除了提供西式糕点之外，还兼售中式点心。比如，上世纪30年代南市的蓬莱咖啡馆，招牌是咖啡、咖喱猪排和宁波汤团。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宁波人陈仁官，是巴金的岳父。又如，南京路上的精美咖啡馆，以咖啡和淮扬点心而出名。
弟弟斯咖啡馆以咖啡香醇、西餐精致和蛋糕细腻而出名，地理位置佳，墙上有俄罗斯风格的壁画。商界、政界、文艺界人士常在此聚会闲谈，咖啡馆从早到晚基本上座无虚席。中共地下工作者曾把弟弟斯咖啡馆视为一个安全的联络处。
1932年夏，剧作家洪深与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周剑云约请夏衍、钱杏邨、郑伯奇在霞飞路弟弟斯咖啡馆见面，席间正式聘请3人担任明星影片公司的编剧顾问。由此，揭开了中国电影史上“党的电影小组”序幕。
从1951年《亦报》刊登的广告来看，此时的弟弟斯咖啡馆保留了制作精致西点的特色，有蛋糕、泡芙、冰激凌、巧克力、水果沙拉等，还提供电话订购的服务，即买即送。
咖啡馆的出现，对于中国传统的茶楼、酒楼等造成了巨大冲击。传统上，茶楼是品茗会友之地，酒楼是宴请聚会之地。咖啡馆因兼具多种功能，而迅速成为沪上聚会的重要场所。
留学法国的曾虚白、邵洵美、徐志摩、张若谷等，更把咖啡馆视为都市摩登生活的象征。张若谷常去霞飞路上的咖啡馆。在《咖啡座谈》散文集中，他这样写道：除了坐写字间，到书店渔猎之外，空闲的时候，差不多都在霞飞路一带的咖啡馆中消磨过去。“我只爱同几个知己的朋友，黄昏时分坐在咖啡馆里谈话，这种享乐似乎要比绞尽脑汁作纸上谈话来得省力而且自由。”
这些政治上各有立场的人，在文艺思想上大致可分为浪漫派、唯美派、写实派、新感觉派；就留学背景而言，有留法的，有留日的，有留美的。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常去咖啡馆聚会、工作，因而也就难免带有某种相近的精神特质。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四川北路上的公啡咖啡馆，因为鲁迅、冯雪峰、夏衍、田汉等常在这里开会，故被誉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摇篮”。
呈现时代的过渡性
文章开头提到的《咖啡店之一夜》，是田汉创作完成的独幕剧。
剧作一开篇，就对咖啡馆作了细致的描绘：精致的小咖啡店，正面有置饮器的橱子，中嵌大镜。稍前有柜台，上置咖啡、牛乳等暖罐及杯盘等。台左并有大花瓶。正面置物台的右方通厨房及内室，障以布帘……右方置一小圆桌，上置热带植物的盆栽……室中于适当地方陈列菊花，瓦斯灯下黄白争艳。两壁上挂油画及广告画。
《咖啡店之一夜》的价值在于，表达和揭示出了近代都市里的非现代婚恋悲剧。这与时代背景有所吻合——现代与传统、西化与封建、时髦与守旧之间的冲突。咖啡馆是西化的、时髦的，咖啡馆里所发生的故事却是传统的、封建的，由此呈现出时代的过渡性。
这部戏一出现，便引起青年人的共鸣。各地剧社、剧团纷纷排演，如复旦剧社排演的第一部戏就是《咖啡店之一夜》、南开中学剧社在1928年也排演了这部戏、燕京大学剧社因排演这部戏获得了比赛的一等奖。
由此，田汉开始在话剧界崭露头角。之后，咖啡和咖啡店的意象，以不同的体裁在他的创作中不断出现，如自编自导的第一部电影《到民间去》。
影片一开始，就是几名具有革命倾向的青年学子聚在一家咖啡馆里，欢迎一位俄国革命诗人。这一聚会场所的安排似乎颇有深意：有追求、有理想的大学生，不能当慷慨激昂的口头派，而要采取实际行动，从浪漫的咖啡馆走向现实，体察民间疾苦，与民众同甘苦。
可以起耳目的作用
1928年，日本作家村松梢风（《魔都》的作者）来到上海，他注意到北四川路上有一家很有情调的咖啡馆：
底层是书店，三楼是咖啡馆。这是一间四方形的大屋子，放置着大理石的桌子和坐起来很舒适的椅子。这家店虽只卖咖啡和酒，但你若想点菜，也可从别的菜馆里叫来。
这家店的特色是使用女招待。这些女郎穿着西式的皮鞋和衣领很高的闪光衣服，剪着短发而在前额垂下一大片刘海，“一脸的沧桑世故”。
村松梢风说的“底层的书店”，是创造社门市部，地址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518号。这是创造社出版部为躲避当局审查与暗探盯梢第三次迁址的结果。
三楼“使用女招待”的咖啡店，则是创造社同人开设的上海珈琲店。“珈琲”，为咖啡的日语音译词。创造社的重要成员如郭沫若、田汉、郁达夫、成仿吾等，都曾是留日学生。
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后期的重要刊物《文化批判》创刊。在这份刊物中，创造社公开提倡革命文学，强调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成仿吾更是在创刊号中提出，《文化批判》的任务就是“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
这些观点引发国民党刊物《青年战士》的猛烈攻击，并招致当局的出版审查直至停刊。之后，创造社也遭到查禁。但创造社成员并未被当场逮捕，这就要归功于楼上的上海珈琲店了。
原来，上海珈琲店一方面作为文艺界接头、谈话的场所，另一方面也可以起耳目的作用。创造社被封的时候，创造社成员没有遇到当场逮捕的危险，就因为上海珈琲店方面及时通知的缘故。
“惊愕这样一个老人”
1930年2月1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下“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加菲”，也是咖啡的译名之一。在近代上海，外来音译词并未统一，因译者、地域、方言的不同而有着多种多样的译法，如“加非”“考啡”“磕肥”“架啡”“高馡”“枷榧”等。
鲁迅和柔石、冯雪峰“出街饮加菲”的地方，是北四川路多伦路上的公啡咖啡馆。其实，他们是去参加中共党组织召集的“左联”筹备人员会议。
公啡咖啡馆有两层，楼下卖糖果，楼上有两间小房间可以喝咖啡和冷饮。老板是外国人，顾客大部分也是外国人，故巡捕和包打听不会轻易登门，比较安全。据夏衍回忆，筹备会一般每周开两次，有时隔两三天，地点几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馆二楼一间可容纳十二三人的房间。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在公啡咖啡馆召开，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为执行委员。
不过，鲁迅去得最多的咖啡馆，并不是公啡咖啡馆，而是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底楼的一家白俄咖啡馆。在日记中，鲁迅将这家咖啡馆记作“奥斯台黎”。鲁迅和咖啡馆老板很熟，而且内山书店就在斜对面，相距不足百米。鲁迅与朋友秘密会谈时，常约见于此地。
1933年12月20日，周扬、魏猛克、葛琴等人先在内山书店里与鲁迅相见，然后一同去了“奥斯台黎”咖啡馆，谈了数小时。
葛琴在她的小说集《总退却》后记中写道：“当我从咖啡店出来的时候，除了满意以外，更惊愕中国现在还有这样一个青年的老人。”
鲁迅与萧军、萧红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奥斯台黎”咖啡馆。萧红在《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中对这家咖啡馆是这样描述的：只有门面一间，在门面里边设座，座少，安静……鲁迅先生常到这小吃茶店来。有约会多半是在这里边，老板是白俄，胖胖的。中国话大概他听不懂。
“奥斯台黎”咖啡馆所在的拉摩斯公寓，今更名为北川公寓，一楼沿街商铺里未见咖啡馆痕迹，但梧桐树还在。
从一定意义上说，藏在细节之中的历史往往更真实、更直观。对上海而言，咖啡馆乃至电影院、报馆、医院、新式学校等融合中西文化元素的场所，不仅是一种城市建筑文化，还可谓城市精神的内核所在。
（作者为上海市闵行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