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坤，2003年1月，北京

八卷本的《徐坤文集》记录了徐坤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的旅踪屐痕。文集囊括了徐坤的长篇小说四卷，中短篇小说两卷，散文及学术论著各一卷。其中新增的三部是长篇小说《野草根》《爱你两周半》，以及她的学术专著《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

徐坤将自己的第一部文学评论著作也命名为《双调夜行船》，想必是因为她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文学创作起步时，她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的一名青年科研人员，短短两年时间，《白话》《呓语》《先锋》等中篇小说的问世，使她一度成为文坛熠熠生辉的明星。

三十年过去了，她研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犀利地透视世纪末人文精神的衰落，叩问知识分子的灵魂，探寻欲望与挣扎背后的心灵，也温情款款地书写亲情、友情和爱情。风头正健时，她转身离去，选择了编辑职业。三十年间，徐坤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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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早在1997年，您就写过《怀念手稿时代》，二十多年过去，现在是否完全告别了“手稿”？多媒体的使用给您的生活和写作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徐坤：早就告别了手稿，习惯了电脑写作。最可笑的是，有时合作方要求手稿时，我会用电脑先写出来，再用手抄。多媒体的使用直接颠覆了写作方式和思维方式。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中华读书报：您每天在手机上耗费的时间多吗？ 还是有所节制？

徐坤：我现在每天机不离手，手不离机。所有活动都在手机上处理：办公、阅读、生活交费、视频、游戏……手机唯一的缺点，就是写长篇小说不方便。

中华读书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许多职业即将被机器人代替。您如何看待文学的未来？

徐坤：AI写诗软件我常用，速度快，比人做得好，偶尔用来作弊跟网友斗诗非常管用。有些领域将来肯定会被人工智能所覆盖。文学写作领域也避免不了，人类作家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活得有独特性，做的某些事情让人工智能模仿不了，也代替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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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是60后新生代作家里，特别独特的、逆向行走的人，您是从专业作家走向职业编辑行列的，而上一代作家们，包括铁凝、王安忆、刘恒等，都是离开编辑队伍走向专业作家岗位的大家。这算是“逆向行走”吗？

徐坤：其实，在老一辈作家中也有——咱们只限定改革开放后从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作家群谈论，如果要推演至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群，那情况就复杂了，说起来话就长了，不在咱们今天要探讨的范围之内。就说当代作家吧，八十年代也曾有过文坛“四条汉子”的传说：当年的王蒙、刘心武、李国文、从维熙四位著名作家，都是从专业作家岗位到作协去当编辑的，王蒙、刘心武先后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国文担任《小说选刊》主编，从维熙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他们啸聚文坛，引领一代风骚，构成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要景观。

中华读书报：那您自己为什么选择去当编辑呢？

徐坤：我是2013年6月从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分党组成员、一级作家岗位调到《人民文学》杂志工作的。那时候吧，我觉得二十年间，通过吃苦受累，我已经把一个作家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已经把能写的库存题材都写光了，也把能获的奖都获了，我的人生和写作都已滑入巨大的惯性，苦尽甘来，激情不在，日子舒服，慵懒怠惰，每年发几篇小说就可以完成工作量，日子几乎可以说是一眼望得见底，就等着退休去加入大妈群跳广场舞了。

估计好多作家写到一定程度后，都会有和我当时一样的感觉。

然后吧，就想换一个岗位、换一种生活试试，看看有没有那种能够让日子紧起来、让神经绷起来、让身体里像装上四驱发动机一样，轰隆隆隆、嘎嘎嘎嘎，一脚油门就“轰——”的一声瞬间提速八十迈奔高速，令人血脉贲张、新鲜、兴奋、刺激的新生活。

中华读书报：编辑生活刺激到您了吗？

徐坤：哈哈！ 要说刺激，还真被刺激着了！ 当年去《人民文学》杂志报到之前的一个细节让我终生难忘：按规定，我需要履行入职手续，到作协的合同医院例行体检。大清早，去西坝河南里的北京煤炭总医院前台排队，一个女的，戴大口罩，遮住大半张脸，接过身份证，问我做什么项目，我说，入职体检。她看了一眼我的身份证，说，哎哟喂……都48岁了还入职呐。

当时的我啊！ 脑袋瓜子上就像挨了一瓢，“啪”的一声，那叫一个崩溃啊！ 女护士的话，一语惊醒梦中人，重重敲击了一下：还以为自己年轻呐！ 你一个女的，快五十了，本该下岗退休、含饴弄孙、安度晚年，还在这儿折腾个什么劲呀！

中华读书报：后来呢？

徐坤：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按时去报到了呗！2013年6月13日上午，到《人民文学》杂志社报到那天，正是端午节小长假刚过，我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溜光水滑，揣着报到通知书，乘坐地铁，到梦想之地报到。

《人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殿堂，也是所有文学爱好者的梦想之地。1994年6月我在《人民文学》头题发表中篇小说《先锋》，并在当年12月获《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优秀小说奖。初登文坛的我，获得国刊的阳光照拂，得到王蒙等老一辈作家的关注和提携，王蒙老师在当年的《读书》杂志上发表有关我的作品评论《后的以后是小说》，赢得热烈反响，使我这个文学小青年迅速抽枝发芽开花，成长猛烈，坚定了把文学当作一生事业去奋斗的决心和信念。

二十年后，机缘巧合，我又回到了出发地，来到《人民文学》，到了我的文学梦想最初放飞的地方，怎能叫我不珍惜、不感慨，暗自庆幸自己又一次来到人生加油站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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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曾说过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随社科院同行下乡锻炼的那一年，回来就按捺不住地要写小说。能具体谈谈是怎样的影响吗？

徐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毕业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一身学生气，带着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普遍的叛逆和冲撞精神。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就随社科院的八十几位博士、硕士，一起到河北农村锻炼一年。我们这群共同继承着八十年代文化精神资源的二十来岁的青年学子，经历浅，想法多，闲暇时喜欢聚在一起喝酒清谈，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看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播放中关村淘回来的各种国外艺术片，凌虚蹈空探讨国家前途和知识分子命运，虽难有结论却兴味盎然。

回城以后，这个小团体就自动解散，然而，在乡下探讨的问题以及与底层乡村民众打交道时的种种冲突和遭际却一直萦绕我心，挥之不去。终有一天，对世道的焦虑以及对于前程的思索，催使我拿起笔来，作起了小说——相比起“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做学问方式，激情与义愤喷发的小说更能迅捷表达作者的情绪。

中华读书报：中篇小说《白话》让您一举成名，《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当代》等刊物几乎同一时间刊发您的系列小说。您如何评价那一时期的创作风格？

徐坤：在1993到1994两年间，我以《白话》《先锋》《热狗》《斯人》《呓语》《鸟粪》《梵歌》等一系列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登上文坛，文化批判的锋芒毕现，又都是发表在《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当代》这三家大刊物上的，立即就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的广泛关注。年轻时的写作，十分峻急，仿佛有无数力量催迫，有青春热情鼓荡，所有的明天，都是光荣和梦想。仿佛可以乘着文字飞翔，向着歌德《浮士德》中“灵的境界”疾驰。

中华读书报：《先锋》刊发于1994年第6期《人民文学》时，评论家李敬泽首先以“欢乐”形容它，说“如果说以艰涩的陌生化表现世界并考验读者曾是一种小说时尚，《先锋》对世界、对读者却摆出了亲昵无间的姿态”。评论和作品相得益彰，读来特别过瘾。

徐坤：相当激动！ 接到通知稿子采用后，就天天等着《人民文学》第6期出刊。那时我在社科院亚太所工作，住在学院路，总去学院路的五道口新华书店看看杂志到了没有。前一次去五道口书店，还是排队去买《废都》。

5月底的一天，终于看到了有卖，只剩下一本了。赶紧买下来，拿起杂志一翻，哇！ 第6期整个卷首语说的都是《先锋》啊！ 天呐！ 我只是个新人呐！ 我还是第一次上《人民文学》啊！ 我是投稿过去的啊！跟他们一个人也不认识啊！ 这是谁写的啊！ 这么会写，表扬得这么好！ 激动得我啊，立刻骑着自行车直奔王府井新华书店，一下子买光了店里的30本刊物！ 那时的杂志是3块钱一本，花了我90块钱，差不多是一个月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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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早期的写作，您以知识分子题材为主，后来您写《厨房》《狗日的足球》《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爱你两周半》《野草根》等，不断关注着妇女的生存状况，书写她们独特的生命体验。您这种转变的契机或原因是什么？

徐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刚开始写小说那会儿，不考虑男女，只是按先贤先哲大师们的样子，追寻那条文学审美的传统精神之路，写《热狗》《白话》《先锋》《鸟粪》，写我熟悉的知识分子生活，探究人类生存本相，相信能成正果。后来某一天，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潮涌来了，急起直落，劈头盖脸。忽然知道了原来女性性别是“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瓦告诉我们，子宫的最大副作用是成为让妇女受罪的器官。

《厨房》写于1997年，距今已有25个年头。依稀能记得，原先想写的是“男人在女人有目的的调情面前的望而却步”，写着写着，不知最后怎么就变成了“没达到目的的女人，眼泪兮兮拎着一袋厨房垃圾往回走”。之后，《厨房》的主题让批评家演绎成了“女强人想回归家庭而不得”，所有同情都集中在女人身上。

《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写在2005年，距今也已经17年。2005年的夏季，不知在哪家厨房呆腻了钻出来放风的那么一对男女，开始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居民区的午夜广场上发飙，像两个正在发情的遗世独立的斗篷。最后以女方在大庭广众之下摔跟头收场。

中华读书报：您有没有想过把《厨房》和《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两篇小说放在一起比较一番？

徐坤：《厨房》和《探戈》这两篇中间跨度有近十年、却又横亘了两个世纪的小说，前后放在一起考察时，连我自己也不禁悚然一惊！ 十余年来，竟然用“厨房”和“广场”两个喻象，用“拎垃圾”和“摔跟头”的结局，把妇女解放陷入重重失败之中。小说的结局都不是预设的，而是随着故事自己形成的。但愿它不是女巫的谶语，而只是性别意识的愚者寓言。

十年一觉女权梦，赢得人前身后名。乐观一点想，“厨房”和“广场”的意象，如果真能作为跨世纪中国妇女解放的隐喻和象征，二者的场面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不光活动半径明显扩大，姿态和步伐也明显大胆和妖娆。如果真有妇女的所谓“内在”解放和“外在”解放，我真心祝愿二者能够早一天统一。既然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已经从“厨房”写到了“广场”，那么下一篇，是否就该是“庙堂”了呢？

中华读书报：看到您的八卷本《徐坤文集》新近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不是您作品的全部吧？

徐坤：这套八卷本《徐坤文集》只是我的部分作品，还有一些剧本和博士论文等，都未收入文集。慢慢来，不着急。我还在继续写，不断增加新东西。生命不息，文集增新不止。

受访者简介：

徐坤，1965年3月出生于沈阳。作家，文学博士。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文化名家。已发表各类作品500多万字，出版《徐坤文集》八卷。代表作有《先锋》《厨房》《狗日的足球》《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爱你两周半》等。话剧《性情男女》2006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长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等。长篇小说《野草根》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07年十大中文好书”。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俄、韩、日、西班牙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