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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雯的新作《朱迪》就故事内核来讲，可以说是俗不可耐，但她在叙事进程中展示出对短篇小说极深的阅读能力和重建能力，同时将人性的幽冥和人性的秩序铺陈于读者面前。

张惠雯的《朱迪》可以说讲述了一个司空见惯的故事，一个几乎波澜不惊的故事：一位单身带有三岁小孩子的女子，偶遇一热情的同城年龄相近的女子，又因所遇女子遇上女子的丈夫，于是便有了这女子与那女子丈夫的一段莫明其妙的刚刚开头即便结束的故事。

如此，可以说是俗，甚至就故事内核来讲，可以说是俗不可耐，即一男两女（或两男一女）的纠结与纠缠的故事。但是张惠雯在这样一个司空见惯且又俗不可耐的故事的叙事进程中，则向它的读者展示出她对短篇小说极深的阅读能力和重建能力。同时，在这一阅读和重建中，将人性的幽冥和人性的秩序铺陈于它的读者面前。

“我是在一次散步中时遇到朱迪的。”这是一个陈述句，在这一一陈述句里，看似不经意，但它却指向故事一开始的不确定性。因为，在这一故事的开端，所遇朱迪是偶然的。偶然并不一定包含了必然。其实大多数来讲，偶然就是偶然。至于偶然之前或之后，特别是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与刚开始的那个偶然既相关也不相关。小说魅力与哲学的力量不一样就在于此。哲学想法设法去分析、去证实、去解读偶然的必然性，而小说则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偶然中，描述对这某一偶然的惊奇与惊喜。偶然的本身就是美的元素，就是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的重要构件。问题当然还不仅于此。在生活中，偶然或许很快就会离去，但当偶然进入到小说，偶然便成了小说秩序重建的基石。于是，在偶见朱迪的基石上，一步一步或者一层一层地向它作为始点展开与铺陈。这种展开与铺陈，不放过任一细节，或者说这之间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小说家的手里所持的每一块砖头。按照小说进程，一块一块地拼接，且绝不能有缝隙。在这一过程中，平缓如流水。

短篇小说的难点在，于一篇最多两万字一般一万字的容量里（鲁迅的短篇小说多是几千字），故事得完整、人物得有个性、读时还需对读者带有冲击（哪怕只有一粒尘埃那样的触碰）。那种依托结尾时的突兀（譬如主人公意外死亡、主人公怪癖来历的揭密等等）提高短篇小说的阅读值，或者提升短篇小说的美学力量，在笔者看来，恰是短篇小说“陈词滥调”的模式。当然，这模式却屡试不爽（因为人世确有类似的事发生），而真正靠叙事秩序建构的故事，才有可能让短篇小说成为它可以抗衡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核子武器。这种一步一个脚印、一砖又一砖的展开与铺陈，看似没有曲折、看似没有冲突，事实上曲折与冲突就在这之间。拉康说过一句费解但实在的话“我在我所不在的地方思，故我在我所不思的地方在”。《朱迪》这一短篇小说的秩序就是“在我所在”和“在我所不思”的地方，呈现我们司空见惯的两性故事叙事。

如果这篇小说仅此文本意义，那不足以显示《朱迪》作为一篇优秀短篇小说的素质。

当“我”偶遇朱迪后，又必然地会与朱迪的先生相遇后，一男一女这一婚外故事便将拉开大幕。这是每一位读者读到朱迪的先生乔伊出场时，就会知道它可能的结局。但是，《朱迪》在它的小说秩序的建构里，却让结局与预期发生背离。这一背离即，婚 外 的这一 男（朱迪的 先 生）一 女（“我”）刚走近即结束。这一核心情节的转寰，事实上是作者对于人性秩序的一种表述，或者是作者对人性秩序的界定——“发乎于情止乎于礼”。虽然这是作为孔教“礼”里的一个重要参数。但是，它显示的则是“秩序”。社会有其自己的秩序，人性有没有秩序呢？人性不止只有善恶两端，人性的复杂，没有任一圣哲可以解答清楚。它既有先天的即人从动物走出后（尽管我们知道人依然具有动性）的人的属性，又有后天社会所带给的社会属性。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秩序，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朱迪》里所叙述的婚外的一男一女的纠缠与纠结，事实上有多种岐义，也就是说，小说里这一男一女的交往所生出的纠缠与纠结，有多种解读：那一男先发短信于“我”，或是主动婚外异性接触、或只是因为没有小孩而接触“我”达到喜欢小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就男女婚外情来说，“我”不能说破（怕本无事后引起有事）、朱迪的先生也不说破（可能就本无事），朱迪最后以第一种原因（男女有事）说破。

这两女一男的故事，不经意间发生，也是不经意间终结，如云无主地飘来又无主地飘走一样。在人的潜欲望和在欲望之间，在这飘来又飘去之间，《朱迪》想要所重建的人性秩序，在这多重或者多层次的叙事中昭然若揭。当然，这种清楚与清晰也是彷徨的。至少在女性主体意识上彷徨的。请读《朱迪》这个故事结束时的最后一节文字：“我想起过去那个可笑的假设：如果有一天我和乔伊在别的城市里遇见了，而朱迪不在那里，没有任何人认识我们……最后我们大概会发现，那些渴望都已经熄灭了。人生就是这么荒唐，这么令人心碎。”事实上，文学所要呈现的，恰恰就是人的欲望（无序）与人伦秩序之间的纠缠、冲突和“令人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