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2017年，年轻的写作者郑在欢带来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这本满溢黑色幽默的自传之书由“病人列传”和“Cult家族”上下两辑组成，郑在欢用模糊了虚构与非虚构边界的声音，让驻马店以文学和故乡之名为人所知。在这个混合了玩笑、魔幻、乡愁与草根色彩的地方，奇异怪酷的乡邻轮番登场，“我”自幼家庭破毁，亲戚更是逐一上演生死悲辛。在驻马店农村里度过的童年是灰色的，险恶得一眼望不到尽头，想要逃到外面世界闯荡的“我”，“能做的只是待在家里，等着长大”——既然走不掉，那就尽可能兴致勃勃地打量周遭的人事。用作家自己的话说，这本书回望少年时认知的世界，“一个语焉不详的世界，所以里面很多人物形象是很模糊的，因为少年记忆里的只言片语，又变得充满活力。”或许是孩童视角里自发的天真，对生存的严酷半知半解，所以一心要为奇人、怪人树碑立传；也或许是过人的幽默感，让他自觉到要与认识到的绝望保持距离。总之，在驻马店系列的写作里，郑在欢开口讲述的皆是人间喜剧，沉重的现实底色尽数藏在欣快的叙说里，像绝不轻弹的泪藏在无尽的笑声中。这令人想起威廉·李卜克内所讲的，“我们在境况最困苦的时候，笑得最多，没有别的什么时候是笑得这样多的。”

凭借《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崭露头角后，紧接着是四年的沉寂。尽管文学无法用寻常时速丈量，但郑在欢在处女作里展示了充沛的言说欲与讲故事的才华以后迟迟没有新作问世，多少令人生疑。直到2021年尾，他的第二本小说集《今夜通宵杀敌》和第三本小说集《团圆总在离散前》同时出版，又让人大呼任性，不按常理出牌。后来郑在欢在采访中只轻轻提及“熬走了三个编辑，加一个出版商”的坎坷出版历程，个中心曲与磨砺或许不足为外人道也。

二

两本新小说集中的二十多个篇目，创作时间分散，有的竟相距十年之久，并置在一起，供应一场时差倒错的阅读狂欢。本应是乘胜追击之作的，变成了迟到的少年考古学；涉足复杂社会后渐趋老练的人世观察，又总带着尚未斩断的少年心气。从驻马店出逃的年轻人，忽而长出强悍却疲惫的成人面孔，忽而又脆弱纯真，狂妄如初，“如经百劫天真在”。郑在欢的题叙亦是点睛之笔，在《今夜通宵杀敌》的开篇写下“唤醒那个少年”，又在《团圆总在离散前》的尾声设置“‘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就好。’”的自问自答，暗示了文学里十年远游，归来一身月色。读者放下书，从犬牙交错的时间眩晕感中醒来，可自行动手，慢慢拼凑出驻马店文学地图的全貌。

《今夜通宵杀敌》大多收录郑在欢2010-2014年左右的创作，写离乡赴外闯荡前后的闹猛青春，接续上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里那个16岁辍学离家打工的少年背影。名为“李青”的主人公和同伴进入城市，游走于工厂车间、网吧、洗头房、夜市路边摊与露天公园，收入低微，生活状态摇晃难定。他们饱受枯燥流水线的折磨，忍耐穷困对骄傲的倾轧，在通宵网吧的廉价娱乐中暂时忘记生活的混沌，偶尔也得到爱神的短暂眷顾……但在一些时刻，他们也会因为找不到活着的意义而想到死亡。透过这群城市外来者冷的眼，热的血，郑在欢写出了他所理解的二十出头的粗糙残忍的诗意与底层尊严。

《团圆总在离散前》则集中呈现了郑在欢2019年恢复写作以后，多样化的题材涉猎与文体实验。入册的篇目，将形式感更强的城市速写、历史隐疾、软科幻、电影元叙事、聊斋故事新编一一尝试。类型文学的糅杂与自由拼贴，摆脱了现实桎梏的幻想架构，都延续并放大了作者对于荒诞意趣和黑色风格的偏爱。但颇有意味的是，在压轴的中篇同名作中，驻马店农村再次强势返场。郑在欢用分镜头的方式写下“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空的，只有春节是旺季”的农村十日谈。这篇小说也用忧伤、从容与疏阔的抒情，向最初那个喋喋讲述怪人奇谈的孩子告别。当年的留守孩童一夜间长成大人模样，从四面八方的城市返乡过年——在村口迎接他们归来的，是开小卖部的高飞，也是《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里患小儿麻痹症的故人，就连他也年逾三十了。年轻人在团圆筵席上穿戴光艳，各怀心事推杯换盏，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儿时的年味回不来了，年轻人早就已不属于颓萎的村庄。就像郑在欢写到的那些勉力维持着，却又日渐荒腔走板的年俗一样。“村庄很快就会恢复平静，这些制造喧嚣的人们即将沿着来时的路飞散而去，今时此地的喧嚣，必将被明日他乡更大的喧嚣吞没。”

在同龄人里，再没有比郑在欢更强调“说话”之于“讲故事”的重要性的写作者，他也的确擅于此道，其根脉内在于农村口传文化的浸染。通过作家、叙事者与人物滔滔不绝地说话，说闲话，说狠话，俗话，怪话，彩头话，郑在欢将他的“驻马店熟人世界”打造成了约翰·伯格在《讲故事的人》中描绘的那种“活着的村子的自画像”。故事被耳闻目睹，相处流传，村庄里的人因为彼此熟稔，每个人在描摹的同时也都在被描摹。“村子的自画像不是由石头造成，而是由述说、流传的词语造就；由舆论、故事、目击者的陈述、传说、评论和道听途说造就。”郑在欢并不掩饰自己生长于斯的伤心过往与羁绊，但更关心农村社会里无人能挣脱的生与死的共同命运。也正因如此，讲故事的人将声音借给乡村，借给他人的生命经验。村庄里的声音因而绵延且生生不息，带着俏皮的辛辣，也带着宽容和推己及人的不忍。

至此，始于童年回忆，经由离家数年的青春漫游与进化，到成年后的再返乡、再离去。读者能够从郑在欢近十年的写作里，辨认出某种类似“驻马店成长三部曲”的文学路标。当然，也尽可以从任意一个路口进入。朱文在《今夜通宵杀敌》的序言中的说法很准确，《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像一份简明却又辨识度极高的人物档案与索引工具书，早已为这些人物日后在其他小说中的再次出场做好准备。

事实上，《今夜通宵杀敌》里，不仅出现了许多《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里的故人，一些篇目直接就是对《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情节的同题重写。以李青为主人公的《漫斜》《撞墙游戏》，就用第三人称视角提供了第一人称《没娘的孩子》里没有的内敛、细节与结构打磨。《撞墙游戏》再次讲述生母去世，李青不堪继母的暴虐而离家出走的短暂风波。小说集中还有一篇《谁打跟谁斗》，采用第一人称重新讲述《回家之路》的故事。

应该如何理解同一个素材被作家从不同视角、人称反复讲述？这里面或许有郑在欢经年萦绕不去的疑问，一定要把故事一讲再将才能迈过的心坎。如果依照本雅明的说法，讲故事本来就是一门复述的艺术，故事的生命力来自层层叠叠的复述。又或者说，从来都是那些经得起复述的故事，才是会在乡村里留下来的故事。小说集中那篇充满魅力的《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展现的正是打捞记忆中的好故事的极致冲动。在这篇难以复述的小说里，李青向童年玩伴拼命追问一个曾经听过的刻骨铭心的故事，“就当现在是小时候，能不能跟我聊聊那个故事？”通过两个人剥洋葱一般的对话，终于把这个古怪、神秘又悲伤的故事还原出来——成年后再次讲起，甚至比儿时还要古怪、神秘和悲伤。“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是一句邀请，也是一声叹息，道尽了年少已逝的无奈。

三

相较于生时的负重，死后的鬼故事倒是被郑在欢写得温情脉脉，甚至给人以宽慰。《我只是个鬼，什么也做不了》里，名为“四十二”的鬼重情重义，也因为自己的善举得到了醉鬼的善报。就连《收庄稼》里祖奶奶讲的那个“淹死鬼找替身”的小故事，也是以“他太善良了，所以怎么都找不到替身”告终的。“凡是拥有充分生命力的人，很少会听任社会的苦难完全支配自己，”卢那察尔斯基曾这样谈及狄更斯的幽默，笑声能把世界观中的悲观因素同温柔亲切的戏谑、同对人类弱点一笑置之揉在一起。“笑有时暴露和刺伤人，可是有时也能安抚人，使他对沉重的噩梦似的现实加以容忍。”用在郑在欢的人物身上，或许也是恰切的。《今夜通宵杀敌》写到了劳动者的耐苦与智慧，但写得更多的，还是非法经营的小商贩、小偷、抢劫者、器官买卖者的铤而走险。无论是死后的鬼，还是生前的贫弱者，作家没有在“正混”与“不正混”的人之间置入过多道德评判，甚至会时不时用恶作剧的方式捉弄一下笔下的人物。这恶作剧却更像是善意的小小调和，用一种“不把世界当回事的积极方式”，让他们免于陷入更棘手的大麻烦。

《今 夜通 宵杀 敌》的末 篇是《收庄稼》。同乡青年龙头在外地偷电缆时意外触电身亡，李青的父亲肩负起偷偷将龙头尸体运回故乡下葬的重任。龙头的坟墓周围散发出恶臭，祖孙三辈就在近旁一边收割芝麻，一边采挖红薯，一边听父亲讲述外面的故事。这个场景，十分接近本雅明描摹的那种前现代的、手工业时代讲故事的状态。就在庄稼地里，这样的场景，却被郑在欢写出了一种诡谲至极的亲密和温馨——只因这也是主人公留守乡间的寂寞童年里，难得与父亲团聚的时刻。又或许，无论是父亲从外面挣回的钱，还是从外面带回的故事，都远不及日头底下这样寻常的闲话家常、劳作与陪伴来得珍贵。

读毕这两本新作，我才突然发现，《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写尽了远亲近邻，也写到了缺席和失职的父亲，却没有一篇直接以父亲为主人公的特写。或许连郑在欢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除了生与死，笑与悲，“父子关系”同样是一条隐秘、隐痛的河，从驻马店世界的地底流过。郑在欢的小说有时让我想起诗人戈麦的两句诗，一句是“如果种子不死，就会在土壤中留下许多以往的果子未完成的东西”，另一句是“没有人看见草生长”。李青们的折返跃迁，像是注定要被风吹到异乡的质地坚硬又倔强的种子，兀自长出齐人高的荒草。

在同龄人里，再没有比郑在欢更强调“说话”之于“讲故事”的重要性的写作者，他也的确擅于此道，其根脉内在于农村口传文化的浸染。他将声音借给乡村，借给他人的生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