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郑在欢，青年作家，1990年出生于河南驻马店。著有《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今夜通宵杀敌》《团圆总是离散前》等作品

在真实与虚构交织的空间里，在诙谐与荒诞共舞的土壤上，赤裸的人性同坦露的土地一般触手可及。对于90后作家郑在欢来说，依托于故乡与成长的记忆是其创作不可缺少的源泉，那些在潦草青春中任性妄为的人们、在粗粝土地上肆意生长的生命，以其自身的浓烈诡谲演绎着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构建出一部迷幻又真实的“城乡结合部残酷文学”。

2017年，郑在欢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从此以“野生”作家形象进入文坛。作为一个16岁便退学打工同时开始文学创作的人，他的文笔因自身广泛的底层生活感悟而具生命力。4年过去了，他的驻马店故事仍在继续。近日，郑在欢的新书《今夜通宵杀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郑在欢说这是一本“元气”之作，最开始想取名“少年不死”。

全书由15个短篇故事构成，分为“昔时少年”和“U型故事”两辑。“昔时少年”记述的是少年往事，作者用幽默的文笔回顾了九零一代的生活环境与成长经历。无论离开还是留下，故乡的记忆都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里。而“U型故事”则着重探寻小说本身的形式与目的，在多变的题材与结构下更具游戏性。小镇、青年、爱情、梦想、音乐、文学，各种元素交相呼应、穿梭跳跃。

郑在欢是个城乡间的“破壁者”，他基于自身对当代人口流动的细致观察，打破了传统的乡村文学叙事惯性，他拿出了鲜活的东西，让读者获得了对乡村世界更进一步的认知。在他笔下，那些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小孩，他们在城市里生活、去工厂打工、卖缝纫机、干影视业、参加网络文学比赛的行为，以及发达以后回农村，过年时还想着租一个奔驰车来撑门面的心理，反映了大环境下便利交通与去边界化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影响、乡村新一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与固守传统观念间的矛盾隔阂。

郑在欢还是个擅于讲故事的人，这种能力或许与民间语言滋养息息相关，他自称为“邵说叨”，就是唠叨、话痨的意思。他希望自己的语言能给人带来纯粹的快感，读上去很舒服。除此之外，他还善于把含泪的生活讲成欢乐，学会跟苦难和解才能更好地活下去。字里行间的温厚良善，是蕴藏在这些乡村故事背后人的意义与文化价值。

关于内容的真实与虚构，郑在欢认为，比起故事的真实，“感受的真实”才是其小说真正想传达的意义。“有一些小说很鲜活，像我之前动用生活经验的小说，写到农村自然就很鲜活，因为我有很多的感受，这个感受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 借新书出版之际，澎湃新闻专访了作家郑在欢，听他聊聊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真实感受。

【访谈】

澎湃新闻：《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出版后反响很好，《今夜通宵杀敌》也是同一时间期创作的，到如今才面世，这中间经历了什么？

郑在欢：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出版后两个月就加印了，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来说，当时可说是受宠若惊。有一些资深的编辑找到我，说想把其他稿子一起出了。我就又整理出了25万字的东西，当时信心十足，我要用这一本厚厚的书轰炸一下当代文坛（笑）。

但中间，给我出《驻马店伤心故事集》的编辑就离职了，抛弃了我们这种“滞销书作家”，奔更好的前程去了，此后接替的编辑也离职了。我“熬走”三个编辑和一个出版商，导致《今夜通宵杀敌》在2021年秋冬才出来。这个煎熬不足为外人道，但是对我的影响蛮大，从以前的年轻气盛到现在很“乖”，哈哈。

澎湃新闻：你的新作《团圆总在离散前》和《今夜通宵杀敌》是差不多时间出来的，这两本书你在写作上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郑在欢：《今夜通宵杀敌》是我在20-24岁之间写的作品，可以说是一本“元气”之作，这本小说最开始我其实想取名“少年不死”。那时候的我是一个没有被“污染”的人，没有上班、没有任何社会活动，就在家里写小说。年少气盛，有很多崇高的理想，但是落实到写东西上还是希望大家看到它的时候是有意思的、舒服的，像刘震云常说的，给你带一乐，首先是一乐，不是苦大仇深、特别正经的。但同时那三年又是一个煎熬的时期，一直煎熬到24岁。《今夜通宵杀敌》里的同名短篇，写的是我十几岁的网吧生活的一夜，通宵去上网在屏幕里疯狂打怪。它还是带着一点年轻时候那种活力，但其实已经是一个缅怀的感觉，就不是当时少年不死那种宣言式的，不是少年永远不死，可能现在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团圆总在离散前》是一个青少年变成一个中年人的作品，你可以看到一点所谓对俗世的更多体会。

澎湃新闻：文学作品中有关乡村的题材非常多，有的是充满苦难的，有的是带有美好想象的诗意化乡村。你笔下的乡村很特别，当然能看到人们生存的不易，但更能感觉到一种肆意和畅快。同时在互联网的普及下，乡村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点在你的小说中也有体现。你认为你写的乡村有什么特点？

郑在欢：其实我特别怕被归入“乡土小说”的类别，当然现在很多读者对我的评论里面，也会提到乡土两个字，但是他们是顺着文学宣传的惯性在用，他们并不是真的在用“乡土”这两个字概括我的小说，大多数会说这是“城乡接合部残酷文学”之类的。

我在乡村生活16年，16岁以后到小城，再从小城来到大城市。今年我32岁，可以说我的人生对折一下就是一半在乡村，一半在城市。以前为什么叫乡土作家，我觉得这是一个闭塞环境下的产物，那个时候流行下乡体验，就算不是乡村里的人，也要装得跟农民朋友很近，在闭塞的环境里面也只能关心乡村那点鸡鸭鱼狗的事。

现在的乡村绝对不是这样了，我小时候也不是这样了，包括现在更新一代的人。我现在回去见我的堂弟堂妹们，他们十五六岁每天玩着抖音，也住楼房了，跟城市也没有太大的隔膜。当代城市年轻人在玩什么，他们也在玩什么。甚至他们玩得更疯，你看抖音、快手都是乡村主力军在玩，他们也没有文化人的包袱，人家炸油条还要拍给你看，然后大家点赞，说这个油条炸得好、炸得棒，它就不闭塞，构成流通的东西了。所以我的小说你可以说它写得不好，但是不能说它写得土。我只有这一个诉求，就是“对”。

澎湃新闻：这个“对”是指真实？

郑在欢：可以这么说，是一种真实感。不是桥段的真，不是情节的真，是感受的真，像我之前动用生活经验的小说，写到农村自然就很鲜活，因为我有很多的感受，这个感受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所以它写出来大家会觉得这个感觉怎么那么到位、那么细微，你甚至没有体会过这个感觉，但是你看的时候还是能感受这个妙处，这是写小说的一大乐趣，就是写感受。

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很时尚的人，当然现在说“时尚”这个词好像也有点土气。首先你得发自内心有感觉的东西，它才不土，现在很多城市题材的作品也蛮土的，当然另一方面是你的手法和你给大家提供的语感。以前你问我为什么写作，我可能会挺一本正经地说是要介绍一些所谓的世界本质给大家看，但现在在我这只剩一个“时尚”或者是只剩“游戏”两个字。

最近改变我最大的一件事，是我和发小的一次重逢。我们俩从十几岁出来就各奔东西，他一直在南方打工，我一直在北方打工，我们这之间没有遇到过。他现在当了小老板，买了辆宝马，然后和我说我们去西藏玩玩。结果我们没去成，被困在云南一周，但非常开心。

他作为一个商人要谈怎么赚钱，我表达了几次我不太能进入到你的赚钱领域以后，他也不再说了。当然我也不可能跟他讲文学，也讲不了，他会说欢欢你这个《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写得不怎么样，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这个不就是讲事儿吗。因为有很多的事他是能看到影子的。我俩就东拉西扯地瞎聊，在这种语言里我得到非常大的快感，那种快感是特别纯粹的，和我们平时聊有意义的事时得到快乐不一样。

这也验证了我2019年恢复写作后对语言、对写作的认识，是语言最初的美感吸引了我，而不是指向故事、意义、社会深度，那些都是文学的附加值，如果指向那些就会不美，不纯粹，有杂质。让语言流动起来，就会很轻盈，所以题材、故事、道理，这些规律都可以先让步给语言。我重读我以前的小说现在依然感到很顺畅很有趣，虽然还幼稚。这种感觉在我看来目前是我比较重视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你笔下的乡村既充满着喜剧荒诞感，又很现代，这是怎么做到的？

郑在欢：写作者是没有办法完全剥离自己的生活经验的，但要能回得去又能跳得出来。我写的是当下，就会出现当下的生活元素，我们村里的姑娘都有去当主播的，你不可能还停留在原来的苦难乡村叙事中。农村人的面貌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我老说每次回老家10天就能写一本书出来，因为信息是铺天盖地而来的，我奶奶一个人就能和我讲半本书，都特别精彩，而且都是和时代潮流密切相关的。一些写作者认为写当下的潮流没有代表性或者不够深度，但深度取决于你怎么用这些素材，而不是素材本身。而网络已经把农村跟当下的大环境死死地联系在了一起，你不能不看到这一点。

澎湃新闻：乡村青年对文艺生活的需求并不比城市青年少。

郑在欢：我们以前玩杀马特，那也是奔着“美”去的，要让自己活在一种美的氛围里，玩杀马特造型也是一种没有其他过多工具时候的选择，这和文艺青年穿棉布长裙、匡威球鞋、背帆布袋是一样的。这是少年的本质，对生活的诉求就是美。现在你可以在抖音、快手里看到大量的农村人、小镇青年在展示他们的生活，那种百花齐放的活力我觉得比城市青年大多了。真实生活，就会有强大的生命感召力。我大部分的写作里边还是要传达这一点，就是你的感受是欺骗不了你的，你的感官是欺骗不了你的。

澎湃新闻：为什么在文学创作上，无论是写作者还是读者，我们依然对这样的乡村感到陌生？

郑在欢：对，这其实是一种自动屏蔽。首先很多农村出来的人，他自己也不会主动去谈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这些事牵扯到农村的生存、家庭环境等等，这是非常复杂的，他和你说了你也不懂。但这个群体又是很庞大，深入后就涉及到很多稍显疼痛或者说稍显不让人那么舒服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关注到了快递小哥，他们的处境其实比写字楼里那些办公室争斗复杂多了，他一个工作签多少份合同，自己都弄不清楚自己到底处于哪了，这种身份迷失，你怎么去聊？

我写作的目的没有什么铁肩担道义那么崇高，我为自己的趣味活着，只是他们都是我身边的群体。

澎湃新闻：你笔下的残酷青春，却又带着一种喜剧感。

郑在欢：就我们村而言，差不多是在2000年后经济环境才有好转，之前确实是比较穷，只有逢年过节吃顿肉，也没什么零食。所以我笔下写的那些偷瓜摸枣的事，一是小孩淘气，二是想吃点不一样的东西。但你现在让我的堂弟堂妹们已经对这个没有兴趣了，家里的零食吃都吃不过来。所以是因为想吃的东西，渴望很强，就带来了一种幽默搞笑，这是一种反差感。

但你又不能说这种生活很惨，我们生活在其中并不觉得艰苦，也不觉得荒诞，只有过去了回头看看才觉得荒诞。

澎湃新闻：前段时间你在一个音频节目上分享了自己的青春故事，标题是“没娘的孩子流浪记”，你在留言中特意强调“不是在聊苦难，仅仅是聊好玩的事，说破无毒，一切生活都是日常生活”。你不喜欢“苦难”、“悲惨”这类的标签是吗？

郑在欢：对，这种生活也是需要被尊重的。因为贫瘠和艰苦导致很多很小的矛盾被激化，让人们不顾一切去争取一些小利益，没有礼让的氛围，但这些都是环境造就的。当你面对别人严肃生活的时候，你不能说人惨，这对当事人本身就是一种太大的压力和打击了，因为人家就在那活着。说惨，其实就是对生活进行了标准化的评分，没达到你认为的合格线，那就是把生活单调化、扁平化了。人千奇百怪地生出来，也五花八门地长大了。我之所以对这些标签敏感，是因为成长过程中伴随了太多这种说法。当你说我可怜时，就剥夺了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权利，把我强行给降低到一个被同情的、被审视的地位。

澎湃新闻：那你怎么看待自己孩童时期的生活？

郑在欢：我11岁之前是跟我奶奶生活的，奶奶对我太好了，被呵护的比你们都好多了。也许很多觉得自己生活条件好的人，都没有得到过这种呵护。我仅仅是倒霉地在11岁回了父亲再婚的家，跟着继母生活了几年，但那几年不构成对人生的颠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懂事了，我感觉就像突然被人抓去，在山寨里囚禁了几年。

澎湃新闻：作品出来后，读者给了什么样的反馈？

郑在欢：现在几本书的评分还都不错，我对自己的作品都很满意。有一点我挺触动的，其实大多数读者对当下的青年作者是不信任的，都是怀着很审视的目光，我的书在豆瓣上评论不少，每条评论我都看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会庆幸自己莫名其妙看了这本书，从而消除了一些偏见，我看到这个评论时挺震撼，他们也帮助我消除了很多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