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侯磊是“北京传”的80后书写者。

从《女司机》到《纺织厂的女儿》，作为一个80后作家，侯磊以一贯的扎实的历史还原，让小说获得考据的真实，在写自己时代的同代作家中愈发卓异。一件件重获光泽的老器物，一个个重焕活力的光阴中的现场，我们要知道它们出自一位在历史环境下对上代人进行心灵勘测的作家之手。这一兴趣决定了侯磊不会是碎片化的感悟型的作家，他的人物总是出现在社会史和心灵史某些紧要的接合部。

主持人：侯磊你好，你在北京长大，每个人感受到的北京都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你眼中的北京是什么样的？如果用几个词或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城市的气质，你会赋予她哪些词汇？

侯磊：李老师好，很荣幸接受访谈。关于北京，我第一时间想到了三个词：古都、仙境、幻象。

古都是因为我住在胡同里，上班的地方周边也是胡同。每天上班都要从北城到南城，都会路过鼓楼、景山、故宫，看一眼筒子河和故宫角楼，再穿过皇城，能路过北京“九坛八庙”中的好几座庙。从家到单位，就这么短短几公里的距离，胡同里的人说话就是两种口音，两种味儿了。下班后，我就去逛单位对面的琉璃厂古文化街，一拐弯就奔了八大胡同的旧址，找个小馆子吃饭，看看胡同里买菜的老人和玩耍的孩童。现在少有孩子在野跑了，不像我小时候那么疯玩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哪怕故宫太和殿的龙椅，也是可以上去照相的，现在看来不够保护文物。那时大殿都可以进去参观，有一阵子，卖一种两块钱一副的白色塑料鞋套，穿鞋套就可以满地金砖随便踩。出来以后在垃圾桶附近，满地扔的都是堆积如山的白色鞋套，好一派白色污染！我有一张四岁那年在故宫保和殿前拍的照片，当时拍完我就走丢了，父母用大喇叭广播的方式找我，可我也听不懂啊，不知道去哪儿找父母，就随着人流满宫里乱窜，直至走到御花园才把我找到。后来别人告诉我说，是父母嫌我淘气，早就不想要我了，这么一试，扔故宫里不方便，只好领回家接着养了。当然，这是开玩笑了，不过从玩笑中，也能感觉到北京的古典、现代和魔幻，所以我写作中也会写家庭伦理的问题。

再说仙境。有一套书叫《北京古籍丛书》，是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里面收录的是明清以来写北京的方志、史书、笔记、诗文等，另有大量笔记掌故，都把北京写得如仙境一般。古代什刹海——积水潭沿岸，周围一圈没有栏杆，是向下的缓坡，清晨起来雾气茫茫，一派荒野之色。民国学者瞿宣颖在《故都闻见录·西涯》一篇中写道：

积水潭迤南至什刹海，有稻田数亩。城市中得此，景尤奇绝，桔槔咿哑，宛在江南，长堤一桁，官柳覆之。夹岸芦棚冰担，喧阗里许。满洲士女，浓妆炫服，嬉游其间。比年以来，旧京风俗渐改昔观，惟此间犹存春明梦余景象。北岸有酒楼曰“会贤堂”，亦纯旧式，凭阑俯视，全景在目，把酒遐思，直如南渡后人追想汴京繁华也。

而这种仙境，只能用幻想来到达了。旧京到处是各种好吃的好玩的，各种时令民俗，古书写得跟花儿似的。现在去了，地点可考，景致都没了，当然只剩下幻象了。

幻象，是源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足，人人都想穿越回去当王爷，没人想穿越回去当丫鬟。对北京的幻象是有依托的。汉唐的皇宫什么样子，只能根据考古来复原、想象，明清的皇宫现在还留着。说起北京某个地名，我可能不知道它现在是什么样子，但能知道它明代、清代、民国都是什么样子。

然而，北京毕竟现代化了。现代化都市中，人不再是在传统的衙门中当差，而是在公司中上班。城市是工业的、商业的、金融的地方，也是充满了欲望的、消费的、机械性的、批量生产的地方。它充满了公共空间和公共秩序。早期人们对于都市有负面的评价，现代化的大都市灯红酒绿，每个人都淹没在其中了，仿佛人一进去就学坏了。但这只是都市的一个层面，新时期的都市文学不能只写这些。城市生活不是丛林法则，都市文学要让人人都从紧张过渡到放松，要过得幸福、诗意。

主持人：回顾上一代或者上几代作家，你认为哪些人写北京的作品和人物比较有意思，他们是否对你产生过影响？

侯磊：还是古典文学、文人笔记、戏曲曲艺对我的影响更大，或者是武术、收藏等的影响更大。我从小喜欢古物，12岁就逛古玩铺，集邮、收藏票证，高中时开始藏古书，但后来改为收藏手札，特别是未刊稿。若说到文学，估计是清末报刊上大量用北京话所写的白话连载小说，如蔡友梅的《小额》等，我都很喜欢。侯宝林、郭全保的相声《戏剧与方言》，京剧《四郎探母》中铁镜公主的念白，京韵大鼓《大西厢》中的唱词儿，都是我喜欢的。比如《四郎探母》中的公主：

哈哈，好哇！自你来在我国，一十五载，怎么着？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巧了，你今儿个说了真情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奏知母后，哥哥儿！我要你的脑袋！

再如京韵大鼓中《大西厢》：

二八的俏佳人儿懒梳妆，崔莺莺哟得了不大点儿的病，躺在了牙床。躺在了床上，她是半斜半卧。您说这位姑娘，乜呆呆嘚儿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劳劳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不言腰儿受损乜斜着她的杏眼，手儿托着她的腮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北京满大街都是这些，直至我的童年还有些遗韵。

我是先接受的戏曲曲艺，再听的流行歌曲，流行歌曲换了一代又一代，而戏曲曲艺中的经典永远听不够。如果问我喜欢谁，我可能回答：刘宝全、常澍田、余叔岩、金少山、陶小庭等。我自己整天玩的东西，和现在正流行的东西不大一样，总之时尚不起来。中国正面临几千年来的社会转型的千年大计，现代都市中的一切都要重新定义。

批评家张菁说：“城市是共享、包容、共生的。随着历史发展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所带来的精神性变迁，以及个人精神的突显，已经完全不同于乡村文化也完全不同于巴尔扎克的城市文化。”即城市文学所面临的问题，最终是如何解释现代性的问题。网络时代的发展，使得城市成为共享，城市社会空间是共享的。信息网络构成的流动空间，正在取代原有的社会空间，以前公司需要在城市中心或交通便利的地方，现在不需要了。

城市文学写什么？怎么写？我们看以下这几本城市学方面的书，《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城市社会学》《空间与政治》《城市的胜利》《伦敦传》等，发现城市学的研究与我们所写的城市文学，几乎是两回事，毕竟中外国情不同。我们如何参考国外的研究成果来写小说？这目前还不好说，总之多看一点没坏处。每个城市都是不同的，每个人也是不同的，但人情、人性和人心是相通的。由此，城市文学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写人与城市的关系，城市中人与人的关系，甚至把城市当作主人公来写。

主持人：你写过诗，做过编辑，教过书，喜欢武术、戏曲、文物收藏等。侯磊小说的出现对于读者而言是一种现象的出现，估计许多人会想知道你是怎么做起小说来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

侯磊：我现在一扭头，就看到家里那几个老式的樟木箱子，有我奶奶的陪嫁，也有我姥姥的陪嫁，有那种棕黑色六面樟的，也有南方样式包羊皮刷红漆，雕着木质花纹的，铜活都是铸铜。箱子不值钱，但也有百年上下。小时候箱子放在床边，我的腰上拴一根绳子，另一头拴在箱子的钌铞上，就这样满床爬。有一阵说80后独生子女是“小皇帝”“小公主”，我就想，谁家“小皇帝”是拴在箱子边长大的？哈哈。

箱子里都是破烂，木头匣子、镜子、粉盒儿、烟袋嘴儿、破书烂报、老式的药店里的药品目录、包装纸等。家里什么都偏于老一套，从小就看我奶奶拿一把很破的大剪子，在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时铰纸钱。

喜欢过去的事情，很容易就喜欢文学，我从中学开始就写诗、写散文，上大学开始写小说。大学一年级时我在廊坊分校上学，晚自习时用不带格子的白纸写小说，现在我还用笔写写大纲和片段，都不用稿纸，用白纸。小说有一种叙述的快感，也能客串一把上帝。人生在世，很多事都是你说了不算的。说了算的，就笔下这几千、几万字的排列组合，要把握住这人生中能说了算的东西。

目前我写的两个中篇，分别是《女司机》和《纺织厂的女儿》。这两篇的主人公都是生于北京的50后女性，都围绕着她们工作和家庭的生活状态，所写的故事主体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

我所写的，可能是在赛跑中赶不上城市的，或者是从老城区搬到新城区来不适应的人，或者是被现代城市发展遗忘的人。并不是他们不想参与到现代城市中来，而是被现代城市遗忘了。我把北京当作一个人，看看它年轻时的样子，进而推测它未来的样子。

主持人：北京肯定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你小说中的人物，是如何成为北京这座城市的一部分的？

侯磊：北京是一座随时都在变化中的城市，它的变化出乎想象，前几个月还是一片村落，过几个月就成了一片工地，再等来年就起高楼、宴宾客了。你会觉得这座城市中的高楼像一片钢铁巨兽，吞噬着一切扑向它的人。北京是座古城，我们是新人，那么新人如何在古城生活？是把古城拆了改成新城，还是我们去学古人？可能都不是。古代和现代不是矛盾，古城和新城也不是矛盾的。在学术上，这要回到晚清、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如何解释当下现代性的一切？但在小说里，我们还很少展现它。

城与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每座城市都有它的生命年轮，都有它的生死寿数，或许几十年，或许几千年。北京像个中年大叔，而成都像个年轻姑娘。如今的北京是越来越年轻了，但城市依旧，人生活的状态不一样了，精神意识不一样，生产状态也不一样。老城不能拆迁，新城造不起来，只好摊大饼一样一环一环地扩大。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开放二胎、三胎，80后可能成为唯一一代独生子女，生育、养老的成本成为人生负担。每个小区中的每栋楼房都一样，人像被装进鸟笼子一样装进楼房。很多人一辈子攒的钱都用来购买住房，给孩子投教育，甚至孩子的婚姻上。熟悉的故乡渐渐变得陌生，仿佛人一生下来就要同他的城市赛跑。

过去的人活动范围有限，一条胡同街坊邻居之间，几代人都认识，都有点世交。胡同里学校的老师，往往都能教上一两代人。年轻时教一拨学生，多年后就教这拨学生的孩子，当年同学的孩子们又成了同学。总之是个半熟人社会。我笔下的人物可能只是一些胡同里的贩夫走卒，大爷大妈，五行八作的劳动者，他们的思维和职场里上班的现代人不大一样，有他们自己的人情世故和内心世界。他们可能没什么文化，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我总记得老城区、老胡同里那种浓浓的人情味儿。

主持人：你会不会去尝试一种面向城市未来的写作，比如：适度地畅想一下，未来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人们会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社交方式。

侯磊：一定会的。创作要“创”，作家有点像发明家，在生活的基础上“造”出一些前人没有的东西。就好比一位戏曲演员，在学会了几十出上百出的经典剧作后，就可以编新戏了。但那几十出上百出是基础，没有那个基础没法编新戏。

时代的发展是超乎作家的想象的。现在社会更复杂，作家全面地接触、认识社会，比托尔斯泰认识当时的俄国，雨果认识当时的法国，狄更斯认识当时的英国更难。我感兴趣的是人真实的生活细节（拽个词叫微观史或生活史），以及人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冲突，理念的冲突，而不仅仅是利益的冲突。生活中利益的冲突可以调和，而理念的冲突则会越描越黑，越调和越说不清，直至没法对话。比如我们这一代不论和谁都是代沟很大的一代人，年龄差超过五年甚至三年就很明显。

未来的人可能更个体，一切集体的、家庭的都将渐渐消减，越来越多的人单身居住。现在的人口比过去要多，过去大家庭到处都是亲戚，但我这一代独生子女以后，身边的亲戚没有过去多了。即单个家庭的人口数减少了，家庭数增加了，一个个体就是一个家庭，而不再是大家庭了。

主持人：从《女司机》《纺织厂的女儿》来看，你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但你对鬼怪故事十分感兴趣，你未来对城市的荒诞性的描摹有没有可能出离现实主义？

侯磊：会的。写现实是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写幻想往往是凭空和无稽之谈，还幻想古代比现代好，但实际上古人没有空调暖气，也没有外科手术。新中国成立前，京郊甚至胡同里，不少人家还是烧火炕。我在京郊睡过一次火炕，那炕盘得、烧得都不大好，躺着生硬，背面烤死，正面冻死，还往外冒烟，又呛了个半死。

鬼怪故事是现在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看的，可能古人在没有唯物观之前，他们真的相信那些鬼怪都存在过。我是《魔戒》的铁杆粉儿。《魔戒》是一部按照古典主义小说的方式来写的，按照史诗的结构来写的，拥有儿童文学元素的奇幻长篇。同样我也很喜欢《哈利·波特》和《权力的游戏》。有时现实题材看多了，就特别想看那种浑身左胳膊一块铁皮（铠甲），右胳膊一块铁皮，壮汉们抡着剑互相咔咔砍的作品。

主持人：《女司机》《纺织厂的女儿》主体是对老北京的回望，每位作家是否都存在一种得心应手的写法？

侯磊：会有这种现象。但我厌恶这种“得心应手”，那不叫创作，叫填表。文艺最大的特色，就是每次都不一样，都一样就没劲了。文字工作都是听说读写，但内容永远不一样，它不是熟练工种，恰恰要不断尝试，不断跌倒，再不断爬起来。

主持人：对于北京这座城市你已经写到了哪些方面，还有哪些方面是你感兴趣，下一步计划去写的？

侯磊：我对北京的一切都感兴趣，我的藏书室叫“燕蓟山房”（北京最早是燕国的首都，叫蓟城），堆满了各种北京史料。世界太丰富了，不可能把所有的地方都写了，只是尽量写我感兴趣的，多少有些经历和思考的地方。

除了小说，我还写散文随笔，前两年出了本随笔集《声色野记》，2022年1月出了一本散文集《北京烟树》，主要写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北京。

我也很喜欢读现代派的作品，喜欢先锋艺术，刚刚去看了莫瑞吉奥·卡特兰的展览《最后的审判》，就是一根香蕉贴墙上的那位意大利艺术家。我口味比较杂，只要能写出新颖、从来没有的东西我就都喜欢。只要不要我干理工科，不要我当会计，都行。

我有很多想法是挺“奇葩”的。因为一个最复古的人，往往是最先锋的人。

主持人简介

李昌鹏，20世纪70年代末生，作家、出版人，写字客发起人。曾获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优秀编辑奖，历任《中华文学选刊》、《小说选刊》编辑，中国言实出版社第三编部主任及第四分社（文学分社）社长，写字客CE0。在《诗刊》《天涯》《山花》《大家》《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青年文学》《人民文学》等发表作品若干，出版有随笔集《独自欢》、《有我在此》及诗集《献给缓慢退隐的时空》。

作者简介

侯磊，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热衷于研究北京史地民俗、碑铭掌故。著有长篇小说《还阳》，小说集《冰下的人》《觉岸》，诗集《白鹅的羽毛》，非虚构文学三部曲《声色野记》《北京烟树》《燕都怪谈》，社科作品《唐诗中的大唐》《宋词中的大宋》等，有部分作品改编成影视或译为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