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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四书（对译本）》。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巴蜀书社提供

王启涛、杨世文、温浚源、张卉在《四书（对译本）》新书分享会现场。

在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的“四书”，蕴含着儒家核心思想，体现着古代先贤的哲思和智慧，跨越两千多年时光，至今读来，对我们依然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巴蜀书社新推出的《四书（对译本）》，是四川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点项目成果之一，按照准确、简洁、流畅、优美要求，打造一本面向大众的中华文化经典普及“案头书”。

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推出的《四书（对译本）》，着重强调古籍的当代传承和普及功能。我们希望以几十年的古籍修养和积淀，把这些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经典翻译成顺畅的白话文，让大家能够读得懂、读起来亲切。”该书作者之一、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王启涛教授表示。

溯源体系

以朱熹整理《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

作为一本定位为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四书（对译本）》的诞生却并不简单：该书的作者由教育部长江学者、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王启涛，四川大学古籍所研究员杨世文，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温浚源，西南财经大学教师张卉共同组成，是一个颇有分量的学术团队，前后耗时一年多，经过多次精打细磨，讨论修订，数易其稿，才最终定稿。

2020年7月，作为我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点项目之一，《四书（对译本）》项目启动，“第一件事是要组建作者团队，经过多方考量，最终确定邀请了这四位来自省内高校的古籍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共同完成。”巴蜀书社社长林建告诉记者。

在“四书”中，《论语》是记录孔子的言行，它是由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共同编辑的。《孟子》这部书是战国时儒学思想家孟轲和他的弟子共同完成的。《大学》《中庸》分别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篇目，一般认为《大学》的作者是孔子的弟子曾子，《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四书五经’是儒家核心经典，其中‘五经’形成较早，经孔子整理编订后一代代传承下来，而‘四书’的体系是到了宋代才正式形成的。”杨世文介绍，在汉代时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全社会的信仰，但当时主要是以经学的方式来传承，重视“五经”，注释比较繁琐，不便于普及和大众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学思想在民间的传播。到了唐代中期，韩愈、李翱、柳宗元等儒学思想家掀起儒学复兴运动，韩愈提出儒学的“道统”说，并提出了重构儒家经典体系的问题。“他们大力表彰和推崇《论语》《孟子》以及《大学》《中庸》，开始重视‘四书’。到宋代朱熹，将这四部书合在一起进行注释，形成《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最权威的注本，形成‘四书’这一儒家新经典体系。”

“‘四书’相较于‘五经’，更加浅显直白。汉代人注经非常繁琐，但朱熹却采用非常简明的方法，特别重视对义理的阐发。同时随着宋代平民社会兴起，过去贵族垄断文化的现象被打破，‘四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宋代以后，朱熹的注本成为历代读书人的必读书、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影响中国人数百年，甚至传到韩国、日本，成为整个东亚文化圈共同尊崇的经典。”杨世文告诉记者。

据介绍，此次推出的《四书（对译本）》，就是以朱熹整理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基础，在具体版本选择上，以清嘉庆年间吴英、吴志忠《四书章句集注》刻本为底本，参校“四书”历代版本、各家注解和出土文献，运用现代规范白话文进行通俗化翻译和注释。

翻译经典

汲取历代学说融入当代思考

在“四书”中，宋儒把《大学》作为“入德之门”，《中庸》所阐发的“中庸之道”是修身、治学的最高境界，这两部分翻译和校注由张卉承担；《论语》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儒家经典中反映孔子思想最为直接的一部文献，其翻译和校注由温浚源承担；《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思想，对于儒家的天道观、人性论、仁政论作了更加详细的阐发，这一部分工作由王启涛、杨世文承担。

如今关于“四书”的翻译和注释读物非常多，但《四书（对译本）》有自己的特色，适合大众阅读。该书按照现代学术规范，客观科学翻译和解读中华经典。在翻译时，力求准确简洁，又要不失文字的雅韵。

该书由四位作者分工合作完成，他们本身就是古籍整理领域的专家，治学严谨。对于“四书”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他们都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形成共识。

“在翻译时，我们阅读大量前人的解说，也整合了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同时也注重在当代语境下的诠释和思考。”张卉告诉记者，例如《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这一章中，‘性’和‘慎独’，究竟如何翻译？一直以来有很多种说法，但似乎很难用简单的语言将其完整诠释，因此我们决定保留这两个字，不对其进行翻译。”张卉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留给读者一些自我想象的空间。

《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纂的，其中“子曰”的“子”，是孔门弟子对孔丘的尊称，在不少版本中，“子曰”通常都指“孔子说”、或译为“老师说”，但翻译时，温浚源决定采用钱穆《论语新解》的译法，统一译为“先生说”。

“《论语》一书看似简单，实际上还是有不少地方有阅读和理解的难度。古往今来有数千种关于《论语》的书，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问题有待梳理，有些是字词训释的问题，有些是典章制度的问题，有些是文意义理的问题，从古到今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温浚源多年从事儒学研究，此前曾出版过《下学上达：学行〈论语〉札记》一书，这一次参与《四书（对译本）》的编纂，从基础的校注和翻译工作做起，却又有了许多新的收获和感触。

温浚源透露，对于《论语》原文，学术界从古至今也有着许多争议。例如《学而篇》第十五章，有些版本作“贫而乐，富而好礼”，也有些版本作“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出于对文意的考虑，我们认为‘贫而乐道’更对称，同时从本章的义理角度上来讲，君子并不是乐贫，而是乐道。”

此外，还有《里仁篇》中第五章，“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第一个‘不以其道得之’很容易解释，意为不通过合理的方法得到它，可是第二个‘不以其道得之’，似乎就不太好解释了，许多版本中并没有将其解释透彻。”温浚源说，有学者专门写了文章，认为“得”是“退”之讹，因字形相近而讹，“退”与“去”义近，因而“退去”连言。“得”“富贵”而“退”“贫贱”，近于“得”“富贵”而“去”“贫贱”。我们认为这样的认识是合乎情理的，所以《四书（对译本）》也吸收了这些成果。

跨越时空

再读经典体会智慧感受温度

在项目启动之初，《四书（对译本）》就确定为结合时代特点和当代读者现实需求，要打造为一本大众看得懂、看得进去的“案头书”。

从事古籍文献研究多年，王启涛曾出版了国学研究的多部专著，重新回归到做“四书”的编校和翻译这样看似基础性的工作，王启涛表示，其实并不容易，凝聚了大家很多心血。“考验作者举重若轻、驾轻就熟的能力。”

“中国是世界上古籍最多的国家，四川是其中一大重镇。如今新时代的古籍工作，不仅仅是强调保护，还要整理、研究、传承、发展，在新时代传播中，发挥资政育人功用，探寻它的当代价值。”王启涛说，由于古籍离现在时间久远，语法、文字写法等不同，很容易让人产生敬畏的感觉，作为古籍研究者，其中一大职责，就是要当好“翻译者”，搭建起现代大众读者与古代经典著作之间的“桥梁”。

为此，在翻译时，避免使用生僻字，而是采用具有亲和力的语言来进行诠释，让人感受到古代先贤的智慧和温度。也正如孟子所言“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意为言语浅近而含义深刻，这是善言）。

同时，《四书（对译本）》在出版制作上，也蕴含着很多心思。在编排体例上，进行创新编排，采取文白对照、左右双栏的方式，其中左边为原文，并采用随文小注的方式，注出疑难字词的读音、词性或词义；右边为作者的白话文翻译，注重读者阅读时的流畅度。在书中穿插清代道光年间吴门赐砚堂顾氏刻本《圣迹图》《孟子圣迹图》中的插画。

“我们采用鸟居纸进行印刷，轻薄但不透，可平摊的空背装订，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感。”林建介绍，在样书印刷出来后，出版社特地组织了一批高中生、大学生等90后、00后读者作为“试读员”，根据他们试读后的意见反馈，再进行调整。

经典著作一大魅力在于，常读常新，阅读经典，其实也有章可循。在新书分享会上，杨世文用朱熹耗费毕生心血研究“四书”的故事，结合《朱子读书法》中所讲的学习方法，分享了阅读经典的一些心得体会。“首先是涵泳，就是要认真读，领会它的真意。然后就是践行，读了以后要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