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乡土书写与乡村建设一直是中国文学和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乡村建设作为“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2021年是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站在历史百年的交汇之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乡村再次面临历史性的巨变，其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历史进程正在加快，也在裂变中迎来自我发展的大时代。乡村建设已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巨大课题。

笔者留意到，近年来的乡土题材书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惯性书写，很多作品都指向了“乡村的凋敝”和“田园牧歌式”的书写。然而，文学的本质并不仅仅在于指向，互联网时代的乡村和农民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文学作品中的乡村较之真实的乡村，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滞后性。陈思和一直在倡导作家的“人文精神”，“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面对今日乡村的组织形态、生产方式、文化方式、传播方式、情感方式在新的经济形态下所发生的变化，作家的“人文精神”思考理应与现实保持着一种同构关系，而不是在城望乡，再延续经验的想象去书写今日的乡村。

社会现实的发展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之路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也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文学理念和新的表达方式，以及独特的审美经验。乡村振兴是乡产兴旺、乡风文明、乡村和谐、乡民富足、乡居美丽的全面治理，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和精神引领是文化振兴。沉洲的《乡村造梦记》，让我们看到一种用文学来表现新乡村、新农民、新现象和“三农”新问题的书写方式，展现出以“文创兴村”探索，将人文建设、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融为一体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机制和可能性。作者用互联网背景下的“文创兴村”这个新颖的小切口抛出时代大问题，不同于传统乡村叙事，而是以文化创意为出发点，生发了一次审美的嬗变，激活传统文化，同时吸纳了“艺术乡建”这种新的审美元素，在书写新时代乡村追求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观照着农民的精神诉求和文化心理变迁的精神文明，呈现出一种从历史的维度思考和展望、具有未来拓展性的新乡村叙事特质。从这个层面而言，《乡村造梦记》无疑是以文学的形式参与了现代乡土文化重塑和伦理思想的研究思考，彰显了它独特的叙事美学特征和文化价值内蕴。

《乡村造梦记》讲述了倡导“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艺术教学的奇人林正碌等一群满怀激情的造梦者，看到互联网、移动支付、自媒体在中国快速发展，尤其是在乡村快速发展，认为乡村与城市一样可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林正碌以教农民画油画活动为切入点，在屏南县“空心村”推行“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公益艺术教学活动。通过教画、自媒体卖画，让农民增加了收入，使绘画艺术的殿堂已不再仅属于“文人雅士”，农民可以白天拿锄头、晚上拿画笔描绘新时代的斑斓画卷，农民的自信心和原有观念都得以大幅提升。古村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城乡文化、生活方式的和谐共融，引来一批批热爱乡村的城里人到此学画、旅游和创业。原先村民外流的“空心村”变成群贤毕至的网红村，成为一个国际性文化创意产业的发生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寻根地和弘扬地、新生活方式的展示地和输出地，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报告文学作为时代的旗手和号角，为乡村振兴摇旗呐喊、吹响乡村振兴的号角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文学担当。沉洲站在当代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敏感地意识到这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的内生动力，解锁了中国梦的密码，对此进行了恰到好处的文学书写。既写出了时代的变幻与发展，也写出文明的复杂与演进，更写出了一种传统与现代交织中如烟似雾、欲辩无言的文化意蕴。

首先，在叙事视角上，作者在非聚焦型视角模式和外聚焦型视角模式上游刃有余地进行切换、融合，独特的叙述视角造就了作品特殊的艺术格调。叙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作家不同视角的切入模式，所带来的艺术效果和生成的文本意义是不同的。非聚焦型视角模式是一种传统的视角安排方法，这也是报告文学作家最常用的视角，于此，叙事者可以从任何角度观察被叙述的事物,而且可以随意更换角度。《乡村造梦记》本身涉及面较广，线索复杂，背景广阔，空间跨度也很大，发展比较曲折。叙述者基于所掌握的事件、人物资料等大量的一手资料，采用了非聚焦型视角的观察与全景展示。《乡村造梦记》上部《梦起策源地》中第一批“敢吃螃蟹的学画者”，如小学生、斜杠村村妇等，下部的《梦圆扬帆港》中逆城市化潮流、追求优质生态资源的新村民和返乡者，作者都是以时间轴推进的非聚焦型视角叙述这些人的真实故事。尤其是中部《梦续桥头堡》，聚焦文创产业中最重要的“三农”问题之最难的“精准扶贫”，“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畅想和实践对于最衰败的古村和最弱势的群体一样可行、有效。

但是，沉洲并没有将非聚焦型视角这种全知视角一以贯之，而是在情节、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将外聚焦型视角与之自由切换。美国作家海明威著名的“冰山”理论，就是与其叙事视角的独特运用紧密相连的。法国叙事学家托多罗夫将外聚焦型叙事解释为“只做外部观察，不做过多解释”，它与无固定视角的全知视角不同，作家只是冷静地以一种旁观者的姿势进行讲述，达到对叙述对象的现象学还原。屏南乡村振兴的造梦策动者——林正碌，一出场就是以“从天而降”的描述姿态出现的，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但他却能将自己所采集到的各种知识与自己对新经济时代的判断、预测，和当下的“三农”现实相结合，并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理念认知体系。作为体制外的文创工作者，他的路子不管怎么野，血液中流淌的依然是华夏文明基因，“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乡村是承载中华文化肌理和乡愁的所在，也是他所向往的诗情画意的乡村图景。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作者在以全知视角讲述林正碌，又及时切换成外聚焦型视角，用一种极其沉稳冷静的叙事，让事实说话，极力还原林正碌那智能时代下犀利的乡村振兴运作理念，把一切赞许都交给客观。因此，从作品的深层，我们还能体会到，作者对林正碌情真意切地将龙潭当作自己的家园，把屏南文创振兴乡村做成了毕生事业的赞赏之情。也正是这两种叙事视角的转化运用，体现了沉洲真正虔诚地匍匐于大地的写作。

沉洲用几个月时间驻点采访，用近一年的时间打磨出了一部聚焦乡村振兴中国梦的优质文学作品。《乡村造梦记》不仅反映出当下乡村正在发生的事件和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将作品置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宏大背景下叙说，尝试对中国“三农”问题做一次系统而精心的梳理，呼吁传统文化的回归，对于“文创兴村”有着鲜明的理性判断和价值取向，将文化与精神的现状用文学的形式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也凸显沉洲语言功底的扎实与深厚，给读者带来一种阅读上的内在张力，使得作品充满腴辞云构、内蕴丰富的美学格调。

其次，沉洲在《乡村造梦记》中非常强调对“问题”的确认、切入和展开。“中华文明是从乡村孕育出来的，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都在乡村。”2020年底，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笔者看到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扩大乡村振兴投入，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化解新时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当下有很多书写乡村振兴题材的作品，但大多数作品并未就新时代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做出有力的反映，文学不仅是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要解决问题。

五四时期，以鲁迅创作的乡土小说为发端，农民作为现代文学的关注对象进入作家视野。互联网时代、全球化、直播、短视频等新时代名词与当下的农民息息相关，文学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是如何表现巨变中的中国乡村问题和农村发展的主体性问题。《乡村造梦记》中提到，“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就是彻底打破物理空间制约”，“信息管道所到之处，人人平等，农村跟城市一样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今天的乡村振兴进入资源大优化、大匹配时代，让每个人充满可能性”。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需要对中国的“三农”问题和乡村建设有着更为丰富的历史想象和宏观视野，作者带着问题意识，在作品中提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见解。农民群众不仅是乡村文化的传承者，更是乡村文化建设成效的直接受益人，乡村振兴需要农民群众的响应和支持，最重要的前提是读懂乡村、读懂农民，确立乡村振兴中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体现“文学是人学”的本质内涵。

乡村振兴建设，尤其是乡村文化建设，并不是简单的复原传统，而是在保留其独特的价值体系的前提下进行乡村文化的重构。文学作品具有社会参与功能，反映着时代和社会的变革。“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在《乡村造梦记》的序言中提及，文化内生力是激发人的创造力、激发乡村活力的文化价值发现。龙潭村原来仅剩100多名老弱病残的留守村民，林正碌老师带动村民以学画、卖画为契机发展文创产业后，短短三年翻了三倍的常住人口。他还说：“中央强调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是乡村振兴，屏南县的乡村振兴经验也是中国靠乡村振兴应对了全球化挑战的有益探索！”《乡村造梦记》最大的特点在于描写出了屏南全域以文化产业复兴传统村落，自始至终都是以“人（农民）”为中心的思维，突出传统农民在新经济时代开始转型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双重意义，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乡村振兴建设中的主体性。可以说，这样的文学聚焦和书写，是作者运用了理性的思辨精神发掘出乡村振兴题材的超拔时代意义和人类未来命运的指向。

读《乡村造梦记》，我的脑海中一直浮现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中国知识分子在推进中国乡村建设的历史实践画面，他们都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在农村，尽管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最终都是以“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现象而宣告失败，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没有、也无力把“农民”放在主体性的位置。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体认、责任担当都离不开此前若干时代知识分子观的滋润和借鉴，历史实践于今天有很重要的警示和借鉴意义。著名逻辑学家殷海光先生曾说，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的确，通过沉洲的眼睛，我们得以深入乡村的文化肌理，理清乡村的内在逻辑，深入了解农民的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读懂乡村、读懂农民，从历史的纵深之处审视中国的乡村建设路程。乡村振兴不能以个人意志为主导，脱离农民与在地传统文脉。换言之，乡村永远是农民的家园，如果乡村振兴不能与农民的生活相融，只是立足城市本位，对乡村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进行强势干预性的植入，无疑就会失去它的精神内核。总而言之，乡村振兴的成功与否，与农民主体性的坚守和深化是息息相关的。将农民作为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文学主体的选择，体现了一位作家的文学嗅觉、认识能力、思考能力，更体现了作家的文学立场、人文精神和意识形态。

乡村振兴战略是关乎城乡整体性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梦”。乡村振兴战略蕴含着丰富的整体性思维。沉洲敏锐地抓住这一点，在作品中着力表现屏南特色的“党委政府+艺术家+农民+古村+互联网”的文创助推乡村振兴发展模式，作品上下纵横，在保护、开发古村落与乡村振兴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展现一幅全景视角下的闽东乡村振兴图。用精巧的构思承托起屏南以文创唤醒乡土，依托自然和文化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并持续造血，因村施政，创新实践的故事内核，讲述一个个古村拂去蒙尘、重放异彩的“屏南经验”“屏南方案”。马克思主义整体观认为，“思维的本质都在把事物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它强调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人们无法割裂事物整体性的客观联系，也不能否定事物的整体性规律。屏南特色的“党委政府+艺术家+农民+古村+互联网”的文创助推乡村振兴发展模式，其中这五个因素相互联系，形成合力。这种整体性思维的探索意义，远不止于屏南乡村振兴的发展。作者在后记中写道：“2006年，中国有自然村330万个。2011年，全国自然村只剩下270万个，每天以80-100个的速度消亡。冰冷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屏南的乡村振兴之路，走在时代和历史的前列，其成功实践对于中国乡村建设来说，无疑具有典范的意义。

《乡村造梦记》让我们看到如何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上实现乡村振兴，如何对全国其他乡村的脱贫、发展和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屏南发展经验，如何发挥屏南文创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为世界提供一个中国农民、农村、农业文创脱贫、发展的中国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