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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陈福民因为写了《北纬四十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版）这本书，最近备受关注，越来越“火”。书甫一问世，就在八月份的“中国好书”评选中荣登了榜单；在影响甚大的“豆瓣高分图书”中，《北纬四十度》以8分的好评成绩名列其中。问题还不止于此，一直在悄悄练字的陈福民，自己为《北纬四十度》题写了行书体书名，因张牙舞爪，遒劲有力，五个字铺满了整个封面，颇有视觉的冲击力，也受到不少书法迷们的追捧。我们跟他开玩笑说，你这是一箭双雕呀，一本书弄成了两个家：散文家和书法家。玩笑归玩笑，心里着实为他感到欣喜。

陈福民的本业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前些年出版的《批评与阅读的力量》的评论集，显示了他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宽广性与前沿性。但如同每一个搞专业研究的，大都会有另外的兴趣点一样，陈福民的业余兴趣，主要集中于我国北方的历史地理、民族关系，及其对于中国历史演进的深刻影响等。为此，他遍读史书，翻阅史籍，踏访河套，奔走塞北，围绕着北纬四十度的地理带，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花费了很多的气力。于是，就有了《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汉家皇帝的滑铁卢》《失败者之歌》《青春帝国少年行》等篇什接连出手，最终使《北纬四十度》这本书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兴趣是做事的起始与持守，兴趣也是成功的动能与保证，陈福民《北纬四十度》的成书过程，对此做了最好的诠释与佐证。

▲陈福民《北纬四十度》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评价一本书好不好，有很多角度和尺度。但在我看来，有一个屡试不爽的阅读感觉，那就是让你读得如醉如痴，却又说不清书的所属类别的，常常就铁定是好书。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就是此类写作的一个典型。这本书是写北纬四十度一带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及其深远的社会文化影响的。说是边疆实地类吧，颇为皮相；说是历史地理类吧，也很不准确；说是历史人物小传，显然也很不到位。可以说，《北纬四十度》把这些方面都包含了，又把它们全都超越了。如果硬要以历史散文名之，显然也委屈了这部作品。可以说，陈福民的这本书以打破常规的跨界与综合，走出了自己在历史散文方面的写作新路，从中生发了诸多启人思索的问题与意蕴，这一切都值得人们深入探究，细加品味。

细读历史有温度

我一直很喜欢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黎东方的“细说体”史书系列，尤其是《细说三国》。他把头绪繁杂的历史用事件和人物串联起来，用故事化的叙述、口语化的方式加以讲说，其中还有对古代官职、古今地理等概念术语的今译与解说，特别适合非历史专业的大众读者的阅读，读来生动活泼，也收益甚多。

《北纬四十度》也属于“细说”一类，但陈福民的“细说”更着意于历史运行中的关键人物的活动与行状，追踪历史中“这一个”的成长与命运，描摹一个时代、一个部族、一段历史与某个或某些人物的密切关联，由此揭示人与历史的相互作用和命运与共的深切关系。这样的“细说”，从人物的角度切入，由人性的角度深入，就把整个历史温热了，激活了，让历史变得活灵活现和气韵生动。如赵武灵王大力推行“胡服骑射”，他的卓尔不群和锲而不舍，既促使偏居北方的赵国实现了许多重要方面的深刻变革，也推动了不同文明的相互融合。又如被父亲送往敌国当人质的冒顿，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猎场政变”成为匈奴单于，并由“武功”与“文治”使匈奴成为雄踞北方的强大存在。还如在经历了“白登之围”之后，刘敬提出“和亲”的新策略，这个包孕了天真的想法与妥协的姿态的首创性举措，却使“两个文明相遇并且握手”。再如北魏孝文帝，以亲征“南伐”的名义，“假戏真做”地把国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以使奸耍滑的“不正经”方式，解决了巨大的历史难题，走向了“伤筋动骨”的“自我革命”与深刻变革。在这些重大的事件与事变中，关键人物的关键作用，都显示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于此，也写出了时代呼唤英才，英才应和时代的互动与辩证的关系。

《北纬四十度》里，让人读后颇为难忘的，还是那些着重于人物性格探悉和人物命运揭示的一些篇什。如写李广的《失败者之歌》、写王昭君的《在战争的另一边》等。号称“汉之飞将军”的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打了47年的仗，“在帝国北部边境的军旅生涯中走完了他艰难的一生”。但一生驰骋沙场、一直渴望功名的他，不仅少有建树，而且连连失误，打仗时经常因为迷路无功而返，妄自接受诸侯国授予将军印而令景帝大为不满，最终因自己的失误导致单于“遁走”后无奈自杀。作者在叙说李广的乖蹇遭际时，在传统的“怀才不遇”的说法之外，用了“不合时宜”的词语，显然这一说法更接近事实，更令人深思人的悲剧命运与悲情性格的内在关联。《在战争的另一边》，作者有力地拨开那些笼罩在王昭君身上的文学迷雾与艺术迷彩，从“世俗消费性的美人”回归到“和亲的政治层面”，写她“背井离乡融入匈奴生活，接受了奇风异俗嫁给父子两代人生儿育女”。之后，两个女儿“在她的教导下，始终尽一切可能维护和亲大业”。为此，作者既由衷地赞叹其“坚韧牺牲默不语”，又愤慨地抨击那些“对女性贡献牺牲的漠视与轻慢”。作者的这样一些慨叹是意味深长的：“王昭君作为历史上那些无名姐妹们的代表”，“被镶嵌和挤压进历史的缝隙中，但她们顽强生长着，正如昭这个字的引申义代表的那样，在黑暗中透露出一缕微光”。这样，王昭君以及以她为代表的那些女性“和亲”使者们的担当意识和牺牲精神，就格外彰明昭著地凸显了出来，为人们所铭记，更为人们所敬仰。

聚焦历史中的人物身影，注重史事中的人物作用，寻绎时代中的人物命运，并以常人常性的尺度去观察和打量他们，让历史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置身于社会生活之中，回归于普通人和平常人，使得桩桩过往史事都浸透着人的喜怒哀乐，充溢着人的悲欢离合，这样的历史就充满了人性与人气，还原了人情世故，复现了人间烟火，葆有了呼吸与脉搏，从而具有了跳动的生命与炽热的温度，令人可触可感，引人可歌可泣。这是作者匠心独运的过人之处，也是《北纬四十度》的主要价值所在。

叙说史事多意蕴

在刘知几提出的“史才、史学、史识”中，人们普遍认为“史识”更为重要。刘熙载就有“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的说法。因为，相较于占有充分的历史资料，掌握扎实的历史知识，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在大量翔实可靠的史料与史实的分析中，发抒自己的独到见识，得出客观而科学的结论，最有难度，也最为重要。我以为，陈福民在《北纬四十度》的写作中，显露出他在史才、史学方面潜藏的深厚造诣自不待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比较充分地显现出了眼光远大、胸怀广阔和义理严正的史识。因而，他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观察与回望，常常在某件史事的细致解读中，散发出多重意蕴来，给人以诸多有益的启迪。

就“北纬四十度”的这个地理带的锁定来看，就是一个极有眼光又有深意的绝佳选择。无论是从地理上看，还是从历史上来看，北纬四十度都是一个边缘地区、过渡地带。正统的历史或地理著述，通常不会予以特别的关注。但被别人所忽略的，陈福民却格外看重。他认为：北纬四十度，“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文化历史概念”。在这里，“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族群与生活方式，最终完成了不同文明类型的区隔、竞争与融合”。“围绕着北纬四十度，那些不同的族群相互打量着对方，想象着对方，也加入着对方。”他还把长城沿线的汉匈争霸，比喻为“重复性考试”，而定居的汉民族就像一个学生，“能得满分的时候很少”，但却在这一次次的考试中艰难成长。争霸不息的对手戏，以及“隔墙相望”又“难舍彼此”的交往史，使得不同的族群在这里进退不已，攻守不息，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兼并和走向整合。在《遥想右北平》的末尾部分，作者讲到北纬四十度的故事的最后终结时说道：“在这些地方，定居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爱相杀的漫长历史中，所有的人都逐渐变成了中国人。”这种对于由小到大又由多到少的民族融合，冲突不息又相互交融的文明化合的肯定与揄扬，再典型不过地表现了作者开放性的历史观、现代性的文明观和中华性的天下观。

我们的国家，是华夏地域的各个民族在长风破浪的历史长河中共同缔造的。各个民族的人民，都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做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但在过去的传统史官与正统的史著中，汉族以外的民族往往被看作“另类”，甚至是“异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他们似乎只是在扮演着“入侵者”的角色。写作《北纬四十度》的陈福民，与此完全不同，他秉持一种大中国、大中华的总体性人文理念，把所有民族都置于同等的地位来看待，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全新史观。因此，在《北纬四十度》里，无论是写到哪一段历史，哪一桩史事，哪一个人物，在民族历史与民族人物的看取上，不仅没有主与次的区分，轻与重的偏向，反而用了许多笔墨去写民族部落的由分到合，族群小国的由弱到强，以及民族内部的整合与发展、民族之间的竞争与交流。如先秦时期的匈奴部族的由小到大，西汉时期的匈汉“和亲”，西晋时期的“五胡立国”，北魏时期的迁都洛阳，等等。即使是书写不同民族之间的争斗与博弈，也着眼于其中潜含的进步因素与文明因子。如“胡服骑射”所体现出来的“文明交流的自觉性”；如匈汉之争中，“中原定居文明向北纬四十度的文明学习到太多的东西，比如长途奔袭及其机动性，使用骑兵大兵团作战及其协同性，在战争中解决给养，甚至包括如何了解和使用气候、向导、地形地貌等专业知识等。这些新颖的历史元素，是中原定居文明所不具备的，起码是非常陌生的”。对于“昭君出塞”和汉匈和亲，作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和亲’的文明成就是巨大而明显的”，此后近60年，“汉匈基本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友好和平局面”。“匈奴一方遵循着对汉王朝的朝拜礼仪，遣送质子入朝，汉王朝则始终以‘赏赐’‘转输’等形式向匈奴提供金钱粮食和布匹”，“这对于汉匈人民都有巨大益处”。

因为秉持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多元一体的民族观，作者对于那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从不掩其功绩所在，更不吝惜赞美之词。如写到呼韩邪单于为维持南部匈奴部族的生存与发展需求，高瞻远瞩，力排众议，铤而走险地跋涉到长安觐见皇帝，这使“汉匈之间确实没有再发生战争，北纬四十度的边境线对于双方人民都是安全和平的”。作者由此肯定道：“这是呼韩邪单于特别显著的历史贡献。”写北魏孝文帝利用南征的迁都，以跌宕的叙事、生动的情节，把人们引入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在看似“非常诡异和不正经”的“任性的游戏”中，翔实而细致地表现了魏孝文帝为把魏都从五原迁至洛阳的“假戏真做”和煞费苦心。作者由此评价道：“迁都这事儿是个了不得的事情，不仅对于拓跋鲜卑来说惊天动地，对于中国文明史的走向也是影响巨大。”令人为之意外的，还有《渔阳鼙鼓何处来》写到安禄山这个祸害唐朝的历史罪人，作者也没有把他简单化和脸谱化，而是着意描写这个粟特人所具有的“超人的胆识和洞察力”，“灵敏的政治嗅觉与清晰的时局观念”，使他“极端狡诈又颇富个人魅力”，“他敏锐地洞察到了大唐的软肋”，“把唐玄宗吃得死死的”。由此可见，安禄山的不断得势与叛唐得手，也从这一异族权贵颠覆汉族王朝的事件中，折射出异族与汉族在唐朝时期的深度融合，以及异族人才在历史演进中的特殊能量，其中既包括正向作用，也包括反向作用。

文字表述有出新

《北纬四十度》之所以在文体上不好认定，是因为它兼有历史专论与历史散文的两方面的要素与特点，并在文字表述上予以有机地结合，融为一体，这种复合式的文体，在叙述方式上很难做到深入浅出、行云流水，使人读来轻松自如，读后余味无穷。但是，陈福民在这次《北纬四十度》的写作中，不仅切实做到了，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笔调，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我看来，写作《北纬四十度》，陈福民除去在史料的搜集、占有和辨析，史地的踏访、探察与确证等方面，下了实实在在的功夫之外，在如何利用文学手段、调用文字功夫上，也做足了功课，铆足了劲头。他这一次的跨界写作，确实是有备而来。阅读他的文字，品读他的笔墨，我以为内中蕴含的功力，至少体现在大众化的面向、幽默的情趣和灵动的文笔三个方面，这使他的文字具有了自己的辨识度，保有了自己的个性化。

《北纬四十度》里的篇什，作为单篇文章，先后发表于著名的《收获》杂志。从在《收获》杂志开专栏来看，《北纬四十度》是面向普通读者，或读者大众来写作的。一本文学名牌杂志，主要发表好看和可读的各类文学作品。文学杂志的这样一个特性，不能不暗中影响作者的写作。我猜想，陈福民写作每一篇文章，都会有一个作品好不好看、读者爱不爱看的担忧与考量。因此，怎样使作品不失历史的专业性，又具有文学可读性，一定是作者始终要考虑，一直在纠结的问题。面向大众读者的这样一个阅读对象，在具体的写作中，如何让简古的史料生动起来，枯涩的历史鲜活起来，把史事化为故事，把古人化为活人，以人的活动让历史运动起来，把人的命运与时代命运勾连起来，这就成为写作运思中的必然选择。非历史专业的一般读者和中等文化程度的大众读者，需要以不烦琐、不枯燥的方式，重温过往历史的主要脉络，了解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而陈福民在“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导引下，以历史人物为点，以历史事件为线的故事化讲述和文学性表述，正好满足了读者的这种需求，适应了读者的这种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北纬四十度》这种靠近普通受众，面向大众读者的写作努力，称得上是历史普及化的有益探索和成功尝试。

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不正襟危坐，高谈阔论，而是谈笑风生，涉笔成趣，这是《北纬四十度》在文字表述上所具有的最为难能可贵的优长。历史上有一些事件与人物，本身就内含幽默韵致，这样一些典型事例与典型人物，作者自然没有放过。如写到刘邦驾崩之后，冒顿单于给吕后写了一封信，狂妄自大中多带调戏意味，看信之后的吕后怒不可遏，但她听取了谏言与忠告，忍辱含屈地写信回怼“流氓成性”的冒顿单于，自谦中充满自嘲，自嘲中内含反讽，整个过程跌宕起伏，令人忍俊不禁。最为有趣的，是写魏孝文帝以“南伐”名义率众南下赖在洛阳，使迁都成为事实的经过，把魏孝文帝的“任性”写得细致而生动，让人从“不正经”里看到大图谋，也使得故事曲婉有致，人物栩栩如生，过程亦庄亦谐，内中意趣丛生。还如写李广的莫名其妙的失败，难遂其愿的失意，细节化的故事叙述里，既充满了悲情，也内含了诙谐。这样一些注重微妙趣味的描写，使事件给人们留下更深的影响，也使人物性情有了鲜明的色彩。

陈福民的看家文笔，当是文学理论批评作业中的说理与论辩。在《北纬四十度》里，他的这些原有所长，确实显现得十分充分，无论是串讲古籍史料，还是辨析历史事件，都精当准确，要言不烦。但他在《北纬四十度》的文字表述里，还表现出令人为之惊异的另一面，那就是用语的灵动与倜傥，其中包括对流行用语的现挂与活用，使得作品的叙事顿显口谐辞给，活泼不羁，或令人心里一动，或引人会心一笑。如《汉家皇帝的滑铁卢》里写刘邦在家乡沛县的狂欢宴会上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后，笔锋一转，“这不禁令人疑惑起来：莫非每个干大事的人内心都住着一个文艺青年，只有到了山穷水尽，日暮途穷时才会激发出来吗？”这里的“文艺青年”用得很愣，但愣得很妙，更多的读者会因此而会心会意，甚至拍案叫绝。描写魏孝文帝的《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情节曲折生动，文字也洒脱放达，如“永远在路上”“访贫问苦”“裸奔”“不正经”等当下的流行用语夹杂其中，不仅格外形象，而且连贯古今，令表述别有一种跳脱的节奏和引人的意趣。文字的活用、妙用，显示出作者深谙历史个中情味，以及适合这种情味表达的遣词用语的内秀与功力。

《北纬四十度》读了不止一遍，每次读后都意犹未尽，不忍释手。作为文学同事和历史同好，我真心希望这个由长城两边开启的新历史散文写作的大戏，还能再有新的戏码登场，接续陈氏的精彩“细说”，以飨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读者。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