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56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二编室”人员给钱锺书、杨绛写信，征求“青少年外国古典文学读物”的选题意见。中国青年出版社是1950年建成的新社（初名作“青年出版社”），1953年与出版《谈艺录》的上海开明书店联合实现公私合营。社中多有钱锺书的老朋友，比如王伯祥（任秘书长）、周振甫（即在第二编辑室）等。收到信时，钱锺书恰好正在“八大”翻译处工作。杨绛先在9月25日回信说明情况，表示钱锺书不在家中，“想和他抽空会同了意见，详细说明”；此后钱锺书返家，至10月7日正式答复。因我一直研究钱锺书的读书笔记手稿，蒙刘训练兄先注意此事而提示我，此后陆灏先生又赐示了两封书信的照片。我觉得钱、杨夫妇第二封回信里的书单很有讨论价值，故而烦请陆先生代为说项，征得书信持有人同意，将包含了钱锺书所列书单的第二封回信原文公布于此，并略加解释和论说。先看原信，全文如下：

中国青年出版社大鉴：

我们读了你社青少年外国古典文学读物选题草案，以为可添以下几种，不知当否。请斟酌。

1.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短篇小说选，如Cinthio Geraldi，Boccaccio，Sacchetti，Poggio等的短篇小说。（秽亵者当然删去）

2. 塞万提斯短篇小说（Novellas Exemplares）选译。

3. Manzoni: I Promesi Sposi（未婚夫妇）。

4. Charles Reade: 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 。

（这是两部最好的历史小说）

5. Raspe: Adventures of Baron Munchausen（这部吹牛大王的山海经，是青少年喜读的滑稽故事）。

6. Fredrick Marryat: Peter Simple, Mr. Midshipman Easy。

（Marryat的作品很适合青少年，不亚于Stevenson，他还有特为青少年写的小说如Poor Jack，Masterman Ready都可翻译。）

7. Erckmann-Chatrian: Histoire d’un Conscrit（即林纾译：《滑铁庐喋血英雄记》）。

此致 敬礼！

钱锺书 杨绛 仝上

十月七日

虽然中青社这个选题计划最终没有落实，然而隔了六十多年看过去，书单里的大多部分仍有出人意料的惊喜。马丁·莱瑟姆（Martin Latham）在《阶梯与狂热：一部书籍文化史》中如此解释这种惊喜：“意外所获与来之不易都能使书籍变得迷人。”在此，我将逐条解说所感特别有兴趣之处。

其一，建议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短篇小说出个选译本，这出于钱锺书对早期近代欧洲叙事文学传统的长期关注。自十三世纪后期至十七世纪初期，意大利一直存在着以novella的文体写作俗语故事集的风气。这类作家作品很多，钱锺书列举出四位：钦齐奥（Cinthio Geraldi，1504-1573）、薄伽丘（1313-1375）、萨恺蒂（Franco Sacchetti，约1335-约1400）、博乔（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其中为他终生所推重的，主要是薄伽丘和萨恺蒂两位。多年之后，吕同六先生组织编译了一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短篇小说选》，不选已有多个全译本的薄伽丘《十日谈》，而收录萨恺蒂十八篇、钦齐奥三篇，大都是最为著名的篇目。此书序言结尾提到了“大学者钱锺书先生”对这些作品“非常熟悉，十分赞赏”。

先说薄伽丘《十日谈》，其基本情况不必多介绍了。从读书笔记手稿来看，钱锺书首次读《十日谈》是在他留学期间的事，用的旧英译本也是此前施蛰存翻译《十日谈选》（1929）参考的底本之一。十九世纪英国绅士贡献的《十日谈》多有节略，尤其第三日第十话与第九日第十话两篇未曾译出，分别刊印的是法文译注和意大利原文。施蛰存的《十日谈选》收入八篇，就有前一篇。今天看来，这两篇一直以淫亵不雅而著称的故事，第九日第十话虽然更为露骨，但在文学表现力上并不出色，而第三日第十话特别具有叛逆及讽刺的效果。

他第二遍读《十日谈》也用英译本，是J. M. Rigg在二十世纪初完成的一部，依旧不翻译第三日第十话中的不雅段落，但这部译文在早期的那些英文版中是最为贴近原文的，字句对应得较为忠实，因此我们可猜测这是钱锺书开始要读原文时选用的最佳参考书。他只是简略地记录了一页笔记而已。其中留下了几条批注：有篇故事记叙愚汉受人捉弄，以为自己怀了孕。钱锺书批注：“cf. 猪八戒”，1945年岁末发表《小说识小》时将这番对比详述出来：

第九日第三故事，愚夫楷浪特里诺（Calandrino）自信有孕，惊惶失措，谓其妻曰：“我怎样生得下肚里的孩子？这孽障找什么路出来？”按《西游记》第五十三回猪八戒误饮子母河水，哼道：“爷爷呀！要生孩子，我们却是男身，那里开得产门？如何脱得出来！”口吻逼肖。

需要指出，钱锺书在书单里注明的“秽亵者当然删去”，只是就青少年读物而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下谈论情欲与肉体时的生动修辞和反叛思想，自然最为钱锺书所欣赏。第三日第十话“放魔鬼入地狱”那段不雅对话，虽亵渎耳目却生机盎然，在他眼中也颇有可赏之处。后来钱锺书又读了原文《十日谈》，笔记是《手稿集》中所摘录篇幅最长的几部著作之一。他读的原文，是“欧伯利”（Ulrico Hoepli）经典文库本，由Angelo Ottolini编订，在二战前后二十多年间几次重印。钱锺书抄录了编订者写的前言，其中说薄伽丘的恋慕对象菲亚美达，起初激发其创作灵感时，并不属于但丁的贝雅德里采及彼特拉克的劳拉一系，而是类似于因对英武男子怀有情欲而激动得颤抖的斐德拉与狄多。因此，薄伽丘才会热衷于在《十日谈》中描述一个无畏的群体，他们忘记了瘟疫所带来的死亡之可怕而设法追求快乐，嘲弄或是漠视旧的信仰，在“避难时刻”欢乐地获得了新生。

钱锺书熟读的邓洛普（John Colin Dunlop，1785-1842）《小说史》，就将萨恺蒂置于仅次于薄伽丘的地位。在他开这个书单前不久，还读了威尔金斯（E. W. Wilkins，1880-1966）《意大利文学史》（A History of Italian Literature，1954），其中认为萨恺蒂讲故事的水平甚至还超过了薄伽丘。而桑科提斯那部更为有名的《意大利文学史》，有一章专论萨恺蒂，则说他“粗鲁随便、不讲规矩”（discolo e grosso），又批评他“因袭陈腐”。钱锺书想必不以为然，笔记抄录过这部文学史英译本和意大利文本各一遍，却把这一章完全忽略了。他在《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1983）里干脆明确宣布：“在读过的薄伽丘的继起者里，我最喜欢萨恺谛，其次就是邦戴罗。”《三百故事》里每篇都很短小，钱锺书屡称之为“意大利古掌故书”。他读“李凑列经典丛书（I Classici Rizzoli）” 里Aldo Borlenghi编订的《著作集》（1957），做了两遍摘录。这部小说集是后来不少文学名作的源泉，比如第六十四篇，可能是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一个原型；第四篇写磨坊工人凭着机智回答了米兰君主的四个刁难问题，得到了修道院院长的美差，可以对照格林兄弟童话集的《聪明的农家女》，等等——这些信息钱锺书也都在页边加以注明。

至于著名学者博乔·布拉乔利尼，他以拉丁文写成的《笑林》（Facetiae），钱锺书可能只读过英译本。“笑林”这个译法，我们遵从了杨绛译《吉尔·布拉斯》的注释，也等于是钱锺书的意见。《笑林》里各篇的篇幅更短，像是笑话的规模。这是博乔任教皇秘书时与教廷同侪打发时光的谑谈记录，多“肆意的嬉笑狂谑与下流的恶作剧”。《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八十五则曾引及一则，谓好批评他人文章者自负眼明如炬，受批评者数日后只字未改又请其审阅，则谓文字大进。旁注引及查理·斯佩罗尼（Charles Speroni）的《诙谐的断代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妙语录》，此书近年方有中译本。《吉尔·布拉斯》杨绛译注中所引的那条，记一教士因厚葬自己的爱犬，遭到主教的指责后，辩称狗在去世前留下了遗嘱，将它的部分财产给了这位贪财的主教。译注说这个故事传入法国后特别流行，并举出了另外三种受影响的作品，这应该是从邓洛普《小说史》里抄来的，却没标明出处。

至于钦齐奥，钱锺书可能始终也没读到他的《故事百篇》（Hecatommithi）。《容安馆札记》从美国德裔音乐学家爱因斯坦（Alfred Einstein）的《意大利谣曲》（The Italian Madrigal，1949）一书里摘引了几句。不过钦齐奥故事集的名篇也不少，比如莎剧《奥赛罗》和《一报还一报》里很多情节都源自钦齐奥，前者更是直接取材于《故事百篇》里《威尼斯的摩尔人》的英文改写本，钱锺书熟悉《一千零一夜》，自然也看得出这篇和第十九夜“三个苹果故事”的关系。——这些在邓洛普《小说史》一书第八章里都有论述，不必非看到原著才能知道，或才能推荐。

其二，塞万提斯这部短篇集，钱锺书读过两种西班牙文学专家的英译本，一种是菲兹莫里斯-凯利（James Fitzmaurice-Kelly，1858-1923）的全译本，另一种是普德能（Samuel Putnam，1892-1950）选译的《训诫小说三篇》（Three Exemplary Novels，1950）。《容安馆札记》和《管锥编》都以后者为主要引据，钱锺书虽读过菲兹莫里斯-凯利写的《塞万提斯在英国的影响》（Cervantes in England，1905）一书，但在译文上显然更偏爱普德能，包括对他所译《堂吉诃德》的信任。普德能选译的三篇，分别是《林孔内特和科尔塔迪略》《玻璃硕士》及《双狗对话录》，都是塞万提斯风格极独特的作品。尤其是第一篇，被誉为塞万提斯最杰出的短篇小说，记叙塞维利亚地方五方杂处、市政懈怠的社会乱象，十四五岁的少年混迹江湖，模仿父兄辈佩刀出门，满口黑话，被地下党会延揽入会，见识到成人世界整日赞美天国和上帝，同时却从事于盗窃凶杀恶行的虚伪嘴脸。钱锺书引用普德能和塞万提斯专家马林的评论，强调小说所记社会实况背后存在教会腐败的根源。后两篇则几乎全是批判现实意味很浓厚的嘲世之言，《管锥编》有一处言及修辞设虚名而无实惠，说：

穷士无一钱看囊，而作诗赠女郎，辄奉承其发为“金”、眉为“银”、睛为“绿宝石”、唇为“红玉”或“珊瑚”、齿为“象牙”、涕泪为“珍珠”，遣词豪奢，而不办以此等财宝自救饥寒。

就是出自那位“玻璃硕士”的言论。需要指出，这部塞万提斯短篇小说集在当时也正将要被引入中国。钱锺书开书单后不久，祝融根据英文版选译了五篇，题为《惩恶扬善故事集》。后来香港出版过一部《玻璃博士》，收入两篇小说《玻璃博士》和《大名鼎鼎的洗盆子姑娘》，实即祝译本的盗印。八十年代以后，译本多了起来，目前至少已有两个可以参考的全译本。

其三，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的《未婚夫妇》，今译作《约婚夫妇》。讲述十七世纪初期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一对农村青年男女历尽磨难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其历史背景则穿插了十七世纪初期米兰人民反西班牙统治者的起义、三十年战争和鼠疫大流行等事件。后来论及文贵曲折，《管锥编》里引小说家在结尾处的一段话，“此后两小生涯，平静美满，至于极地，令人艳羡。然吾苟叙述之，则诸君将读而厌倦欲死”，以扩充“穷苦之言易好”之说。而这部小说在很少有长篇佳作的意大利影响非同小可，相当于国语教科书的地位。目前已有多个信实的中译本，而且当代大学者和文豪埃科写的梗概本《约婚夫妇的故事》也已译成中文，等于实实在在地成全了钱锺书的推荐，在此就不必多做介绍了。

钱锺书读此书留下了两遍笔记，总共多达七十页，用的分别是“欧伯利”社新编订本（1958）和“理却地（Riccardo Ricciardi）意大利文学丛书”的《作品集》本（1953）。《容安馆札记》第三百九十八则专论《约婚夫妇》，用“欧伯利”本；《管锥编》引用“理却地”本。《容安馆札记》里对小说的艺术成就评判细致入微，钱锺书先引述《歌德谈话录》里对曼佐尼过度着迷于描述史实的不满之词，又提到亨利·詹姆斯所列出的几个章节，实在冗赘，比如第一章里连篇累牍地开列当时米兰等地取缔“痞子”（bravi，是这部小说里造成很多不幸的底层执行人）的公告文书。但钱锺书随后说这些沉闷的段落不能掩盖整部小说犀利的洞察力和精妙的刻画，其中最精彩的三个人物形象，他认为分别是堂阿邦迪奥神父、男主人公伦佐和女主人公的母亲阿格纳斯，至于女主人公，略显得徒有其表，不太灵活，这里钱锺书用了曼佐尼小说里的特别称呼，叫她“傻乎乎的美人儿”（bella baggiana）。而小说写到理想高尚的正面人物和邪恶的反面人物时，难免都有些僵化。特别是小说里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无名氏”（L’Innominato），曼佐尼让他从一个十恶不赦的凶残人物突然转变成回心向善的忏悔者，最终成为翻转剧情的“机械神”（deus ex machina）。就连埃科在其梗概本里，也觉得这个转变有些突兀。对此，钱锺书无奈地说：“这好像是历史小说家常见的败笔。”（This seem a common failing among writers of historical novel）当然，依据钱锺书挑剔的文学批评家眼光，任何伟大作品都可显现出瑕疵，而他对这部小说细节的击节称赏之处更多。需要指出，这部小说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有中译本，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译者是上海广学会的冯雪冰（署名“薛冰”）和贾立言（A. J. Garnier）二人。

其四，这是英国小说家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1814-1884）最著名的代表作，题目有多种译法。或依字面直翻作《回廊与壁炉》；而目前所见惟一一种中译本，译者是谢百魁，题作《患难与忠诚》，则纯属改译了；陆灏先生提示我，董桥曾提及宋淇对梁实秋译名的赞许，作《寺院与室家》，可谓贴切。因这部小说涉及宁静平淡的修院生活和家庭的安乐日子两个主题的冲突，以十五世纪中叶荷兰的一对情侣饱经患难的悲剧遭遇作为主线，反映出欧洲文艺复兴初期的历史情景。里德生平及此小说大意其实早在晚清时期即已传入中国，上海《字林西报》在报道其逝世消息时曾有英文介绍。民国初年，周瘦鹃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1917）里还收入过里德的一个短篇《良师》，所附小传中将这部长篇代表作书题译作《修道院与家庭》，译意已与梁实秋暗合，并称“此为氏第一杰作”。钱锺书读书笔记对第二十四章和第二十六章抄录最详：前一章在十五世纪德国山野旅店里的生活场景上着墨甚多，描写店内混杂的气味、不洁的饮食、恶劣的起居，以及纠缠在这些细节上的形形色色往来人物，落笔处都极为生动。作者形容挤满了八十多位旅客的旅店变成了“一个恐怖物陈列室”（a chamber of horrors），“当母亲的凑在一起，互相比身上的铜钱癣，男人们则用刀子往地板上刮鞋上的泥，梳理着他们的长发，连带梳掉长发里的寄居者。至于说盥洗，一般也只是一种干擦。不过，侍者还是用壶送来了水”，当主人公看到壶里的水质，就生气地对侍者说“先把你们的水给洗一洗，再让别人用来洗脸洗手”（用谢氏译文），钱锺书联想到雨果《惩罚集》（Les Châtiments）里的一句诗行：“将他扔进小溪，哪怕会玷污阴沟。”（On le jette au ruisseau, dût-on salir l'égout!）至第二十六章，钱锺书大段摘录了一个江湖医生对主人公被熊爪撕裂的伤口如何满口术语地鼓吹自己的医术，在主人公揭穿他，拒绝向他求医后，又如何恼羞成怒地再三诅咒，极有喜剧感，从中可见到作者驾驭人物形象的高超才华。

此条书单之下所云，“这是两部最好的历史小说”，指的是上述《约婚夫妇》和《寺院与室家》这两部。属于难得一见的表述，不知这所谓“最好的”评语，后来有无修正，我们会发觉钱锺书喜爱的历史小说，并不是围绕着重大人物和事件展开，譬如他对布维尔-利顿的《庞贝城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Pompeii，1834）的欣赏，就超过大仲马和司各特的很多作品。

其五，著名的《吹牛大王奇遇记》，主人公名作闵希豪森男爵（Baron Münchhausen），钱锺书、杨绛多依据英文版称之为“孟巧生”或“孟乔生”。杨绛发表于1957年6月《文学研究》的那篇《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里就提到“《江奈生·魏尔德》第四卷无愧太太海外历险的这段‘山海经’完全效法希腊讽刺家鲁辛（Lucian）的《真实故事》（A True Story），后来的《孟乔生（Munchausen）的奇遇》就是这派‘冷面滑稽’的最流传的作品”，听起来完全是钱锺书的译法。《小说识小》早就说：

（《笑林广记》）卷四一则……情事口吻，入诸《孟巧生奇遇记》（Adventures of Baron Münchausen），可乱楮叶。《奇遇记》第六章写旅行俄国时，天寒吹角，声冻角中，以角悬灶畔，声得热而融，Tereng！ tereng！ teng！ teng！自出角中；盖袭取拉白莱（Rabelais）《巨灵世家》（Gargantua et Pantagruel）卷四第五十五章而稍加改易。

可知东西方文学以诙谐见长者均可与此书相通。而《吹牛大王》的汉译本，早在1880年已有“美国林乐知译、古吴沈匏隐笔述”的三卷本《奇言广记》，1904年有公洁编辑、谔谔译的《孟恪孙奇遇记》，1905年有包天笑翻译的《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1930年有魏以新译的《闵豪生奇游记》（依据比尔格后来的扩充本）。就在钱锺书开书单后第二年，天津通俗出版社还出版了一部王汶译的《吹牛大王历险记》（依据拉斯佩原作）。已如此广为流传，还不避重复地推荐，足见钱锺书对此书的喜爱。

其六，杨绛代书的马里耶特船长姓名拼写有误，此人（Frederick Marryat，1792-1848）是著名的航海小说先驱作家，著有不少儿童文学作品，擅写故事，深受读者喜爱，著名作家如卡莱尔、伍尔夫、海明威等都为之倾倒。蒙陆灏老师告知，伍尔夫的随笔《船长临终时》即为纪念马里耶特而作，她最赞许的作品，是钱锺书书单中提到的《单纯的彼得》（Peter Simple，1834）和另外一部《忠诚的雅各》（Jacob Faithful，1834）。人们多把他的航海冒险小说与斯蒂文森《金银岛》、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等小说并称。

马里耶特船长与中国颇有文学因缘，早在1872年《申报》创刊初期所载的《乃苏国奇闻》，就译自马里耶特短篇小说集《听很多故事的把沙》（The Pacha of Many Tales，1835）；清末有一部从日文版转译的小说《海外天》（1903），原作就是钱锺书这里推荐的《海军见习生易随》（Mr. Midshipman Easy，1836），这是马里耶特最著名的代表作，以戏谑的口吻讲述拿破仑战争时代一个英国青年海军见习生的成长见闻。崔文东兄此前还考察了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一部“冒险小说”《绝岛英雄》（1906），他指出此前阿英将之视为《鲁滨逊漂流记》的译作是不对的，是书实出自樱井鸥村译《绝岛奇谭》（1902），可知原著是钱锺书在此列于“都可翻译”的《马斯特曼·赖迪》（Masterman Ready, or the Wreck of the Pacific，1841），书题取自主人公的古怪名号，曾见有人编外国文学辞典，未读过小说，便想当然地将此书题译作“家长准备好”。《马斯特曼·赖迪》更早还有一种从樱井日译本转为中文的版本，题为《海外天》（1903），译者即徐念慈；而重视儿童文学的上海广智书局在宣统年间出版过一部《荒岛儿童记》（1909），署名“岭南无闷居士译述”，原作是马里耶特身后由子女整理完成的《小野人》（The Little Savage，1848），此前也曾被人误将原作认作上述此书。马里耶特写《马斯特曼·赖迪》，原本是出于对约翰·威斯（Johann Wyss）《瑞士家庭鲁滨逊》（1812）的不满，后者将海难后的生活写得过于浪漫美好，而且充满了对航海技术、荒岛求生、自然博物等方面的无知。《瑞士家庭鲁滨逊》在中国早已普及，清末民初出过多个中译本，包括说部丛书本《小仙源》和林译小说丛书本《鹯巢记》等。钱锺书列出此书，很可能有“正本清源”之意，向青少年推荐更为“近真”的航海冒险小说。不过《马斯特曼·赖迪》的道德说教和宗教信仰意味过于浓厚，故而只是列于备选方案里。在钱锺书其他的读书笔记和札记中似乎没有提到过这本书。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中两次读抄《海军见习生易随》，另外还有《单纯的彼得》《忠诚的雅各》以及《杰菲特寻父记》（Japhet in Search of a Father，1836）三部小说的笔记。其中读《单纯的彼得》抄录较多。看来是对前两部的文笔颇为赞赏，《容安馆札记》第一百二十六则，“读Captain Marryat小说四种”，即此四部。先说《杰菲特》“最劣”；又说《单纯的彼得》里有个人物科尔尼船长（Captain Kearney）的塑造仿照《吹牛大王》里的闵豪生男爵。目前还没提到钱锺书列于书单备选的作品，还有一部《衰仔杰克》（Poor Jack，1840），记一贫寒水手幼子白手起家的故事，小说描写下等海员家庭生活，书题源于英国滨海地区穷人儿童对其首脑人物的称谓，主人公从小靠打架和信义逐渐赢得了这一头衔。

其七，钱锺书于此书记忆颇有不准确处。在法国作家夏特里昂（Alexandre Chatrian，1826-1890）与埃尔克曼（Émile Erckmann，1822-1899）合作署名的众多通俗小说里，拿破仑战史题材至少有两部是相关联的：第一部是《1813年征兵志》（Histoire d’un conscrit de 1813，1864），主要讲述莱比锡之战；第二部题为《滑铁卢：“1813年征兵志”续篇》（Waterloo, suite du Conscrit de 1813，1865）。钱锺书推荐的似乎该是《征兵志》才对，但在“林译小说”里对应的，应该是那部《利俾瑟战血馀腥记》；《续篇》也由林纾与合作者曾宗巩译出，题为《滑铁庐战血馀腥记》，两书都由上海文明书局于1904年出版。我们现在看到的钱锺书读书笔记里，夹杂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打字机文件中有并列摘录这两部小说的手稿，从篇幅长短看，他对前一部更有兴趣，开头摘录《征兵志》第二章里一段话，谓拿破仑军队在莫斯科大捷的消息传回法国，举国狂喜，以为和平之日可期，也有少数狂妄之徒宣称可进一步征服中国，则令厌倦了战争的众人倍感扫兴。但林纾译《滑铁卢》时的感受可能更容易引起中文世界的共鸣，如译序里所说，战后法国首都被联军占领，法国民众“人人咸力学问，人人咸知国耻，终乃力屏联军，出之域外”。当时方经庚子事变，林纾自言“无穷眼泪寓乎其中”，正要用此来激励国人。因此，在推荐青少年读物的书单时，钱锺书印象更深的也许就是这第二部了。1963年3月，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初稿里说：“我开始能读原文，总先找林纾译过的小说来读”；又说：“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于此可以互相印证。

刘训练兄还提示我，“孔网”另有多封同时期中青社“二编室”收到的复信，也都各列出不同详略的书单。比如有人所列的读物都是欧美主流的儿童文学作品，大多民国时期已有中译本。钱锺书这张书单虽然是作为补充的“可添”建议，且也有些早期的汉译史线索可寻，却还是更能包含他极为独特的阅读视野。少年时代的钱锺书喜爱《说唐》里英雄豪杰的夸张打斗，喜爱“林译小说”添枝加叶地描述非洲历险者所见狮鳄相搏的惊心动魄，还喜爱《古今滑稽诗话》里“以‘鄙俗’逞能”的调谑玩笑。我们可以想见，这都不属于“五四”新文化传统里的文学资源。这张书单中所涉及的外国文学作品，重诙谐、重想象、重冒险、重历史背景下丰富而活泼的社会生活画卷，可以说他想要向新中国的广大青少年传递阅读外国文学书籍的一种门径，而这背后的根源则是钱锺书个人阅读史早期培养起来的兴趣，体现出了他的独特个性和真切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