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图1 赵元任致萨顿的信（1947年5月20日）

图2 萨顿手写的中国朝代表

关于赵元任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了，但是多集中于讨论其学术成就，尤其是其对语言学的贡献。近来，不少人的研究也扩展到了他的音乐创作。唯其与科学史的关联不那么受人关注，只有零星的相关论文，且大都围绕《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展开。然而，无论是赵元任诸多学术成就的取得，还是他借助《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平台对“科学救国”思想的实践，都与其在美留学的教育经历直接挂钩。因此，进一步研究赵元任在美留学期间接受的教育是很有意义的。而哈佛大学所藏的赵元任成绩单展示了青年赵元任的学习生活，还记录着他和作为一项课程科目的“科学史”之间的联结。

一、赵元任的哈佛大学之路

赵元任的早年自传对他个人的教育经历记述得颇为详尽。

1892年，赵元任生于天津。1902年以前，他一直生活在北方。这期间，由家人开蒙，并受私塾教育，他打牢了国学基础。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于是有了后来的“庚子赔款”；同年，赵元任一家搬回了祖籍地常州。1904年，赵元任的父母相继病故，于是他被送去了苏州的姨妈家。1906年，他又回到常州，并进入溪山小学学习。溪山小学是一所现代化的“洋学堂”，虽为小学，赵元任却在此开始系统地学习英文。也是从1906年起，他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且直至晚年，日日不辍。1907年至1910年，他在南京江南高等学堂的预科学习，实质是进了高中，所学课程包括国文、数学、历史、绘画、英文、物理、生物、体育，后期还选修了德语。由此，他在中国所接受的教育便完成了。

进入现代化学堂学习，既在动机方面，又在能力方面，为赵元任开辟了赴美留学的道路，特别是在江南高等学堂预科学习的那三年里，他结识了他的第一位美国老师并与之成为好友，而且还接触了很多其他美国人。可以说，从1906年起，新式教育给赵元任的思想开了一个西方文明的窗口，使其心向往之。

1910年春天，赵元任在北京待了三个月，为留美官费生考试做准备。7月下旬，他参加了考试。考试分为多天，最早一天考国文和英文，均合格方能参加后续的考试；五天后考的是代数、平面几何、希腊史、罗马史、德文；随后一天考了物理、植物、动物、生理、化学、三角；因大雨，本来第三天要接着考的科目——立体几何、英国史、世界地理、拉丁语，推后了一天考。很快，考试成绩便放榜了，赵元任名列第二，平均分为73.4，与胡适、竺可桢等人一同入选为第二批“庚款留学生”。8月中旬，这批赴美留学生的轮船从上海起航。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资助，他们将在抵美后被送入大学学习，而赵元任和另外13名“庚款留学生”获准成为康奈尔大学的一年级学生。9月底，他在康奈尔的大学生活便正式拉开了帷幕。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读了五年书，前四年主修数学，同时也大力修习物理，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B. A.，即Bachelor of Arts）；第五年，获得奖学金的他继续在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但是将主修科目改为了哲学。其实，早在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的第一年，赵元任便对哲学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极为享受那时的客座讲师协佛（Henry M. Sheffer）所讲授的哲学课程。1915年，赵元任从康奈尔大学转入了哈佛大学，在哲学系继续着他的研究生生涯，并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就这样，赵元任成功地跨进了哈佛大学的大门，但他的这条哈佛大学之路仍然在不断地向前延伸着，直至三年后他从哈佛大学顺利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

二、赵元任哈佛大学成绩单中的课程

哈佛大学的教学实行学年制，每学年一般从9月开始，至次年6月结束，分为上学期和下学期，亦作第一半学年（first half year）和第二半学年（second half year）。赵元任的哈佛大学成绩单显示，1915年至1918年的三年时间里，他在哈佛大学一共修读了15门课程。

（一）1915—1916学年

在1915至1916学年，赵元任修了四门课，分别是“哲学20c号课”（Philosophy 20c）、“哲学20e号课”（Philosophy 20e）、“心理学20a号课”（Psychology 20a）和“科技史1号课”（History of Science 1）。哈佛大学的课程分为本科生基础课、研究生基础课和通修课（本科生和研究生均能修）三种，每门课都有唯一课号；而课号是以“学科+数字”的形式进行编排的，一般而言，课号中的数字较大则意味着这课是研究生基础课，即本科生无权限修读的课程。赵元任这一年修读的4门课中，除“科技史1号课”外，其他的均是研究生基础课。有些课是大课，设有多门分支课程，那么，大课的课号仍是“学科+数字”的形式，但其分支课程的课号则会有所不同——大课课号后另加了一个小写字母进行标识。举例而言，“哲学20号课”（Philosophy 20）便是一门大课，在1915至1916学年，下设有a、b、c、d、e、f、g、h、i九个分支课程；这门大课的总名称是“哲学专题研究”（special research in philosophy），赵元任所修的“哲学20c号课”和“哲学20e号课”都是其分支课程，分别有另外的课名：“逻辑研讨”（seminary in logic）和“知识理论研讨”（seminary i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研究生的研讨课在不同年度所研讨的内容会有所差别，一则主持课程的老师有时会调换，而不同的老师研究领域不一；二则即使是由同一位老师主持课程，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也是不同的。这一年，赵元任修的“逻辑研讨”由若伊思（Josiah Royce）主持，以“多种科学方法的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various scientific method）为主题；而“知识理论研讨”一课由裴瑞（Ralph B. Perry）来主持，其主题乃是“认识论，特别是其当代趋势”。“心理学20a号课”是大课“心理学20号课”（Psychology 20）即“心理学专题研究”（special research in psychology）的分支课程，课名是“心理学实验室”（psychological laboratory），内容是“对人文心理学包括应用心理学问题进行实验探究”。孟德伯（Hugo Müsterberg）和蓝格非（Herbert S. Langfeld）是教授这门课的老师，不过，这门课的上课时间并不明确。心理学和哲学的课程被编在了同一个课组——第4课组（group IV）——的“哲学与心理学”类，而第4课组还包括了数学类课程。或许，这从某个侧面反映了那时教育界对这三个学科相互关系的特定认知。“科学史”在1915至1916学年哈佛大学的课程列表里已是一个单独的类别了，被归入第2课组（group II）。一般说来，一个独立学科，只有能建立起一定规模的课程了，或者对于教育具有战略意义，才会被大学作为独立的课程类别所单个列出；但是，在20世纪初，科学史还只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远未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独立学科。由此而知，哈佛大学对于推行科学史教育有着十分前瞻性的眼光。特别有意思的是，尽管哈佛大学的第2课组里基本都是理学类的课程，但科学史却是其中的第一类课程，其后紧跟着的才是物理学。所以，从科学史课程的早期设置来看，科学史后来被算作一门理学学科是有历史传统的。赵元任在1915至1916学年修的“科学史1号课”是哈佛大学那一年唯一的一门科学史课程，而且是一堂导论课（introductory course），课名是“物理和生物科学的历史”（history of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讲课教师是韩德森（Lawrence J. Henderson）与一位助理，而这位助理很有可能便是萨顿（George Sarton）——公认的“科学史之父”。这课虽然向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开放，但对修课者还是做了一定的限制，即“至少要在大学阶段经考核通过了一门自然科学的全学年课程（full course）”。

赵元任在1915至1916学年所修的四门课均是全学年课程，因此，结合它们的上课时间，赵元任在哈佛大学1915至1916学年的课程表（见表1）便能被清楚地列出来了。

表1 哈佛大学1915—1916学年赵元任的课程表

（二）1916—1917学年

在1916至1917学年，赵元任修了五门课，分别是“数学13号课”（Mathematics 13）、“哲学102号课”、“哲学20c号课”、“哲学20g号课”（Philosophy 20g）、“哲学221号课”（Philosophy 221），它们的名称则是“函数理论（导论）”（the theory of functions[introductory course]）、“美学”（Aesthetic）、“逻辑研讨”、“科学史研讨”（seminary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逻辑理论”（logic theory）。“函数理论（导论）”是一门全学年课程，由波切尔（Maxime Bocher）讲授；“美学”由蓝格非讲授，是1916至1917学年下学期的课，内容是一系列美学讲座，并会指定阅读和朗读的材料。修这门“美学”课的学生有一些要求：必须经考核通过了哲学和心理学两个学科的半学年课程（half course），亦即至少分别修读过哲学和心理学的课程达一学期；但是，对于美术（fine arts）、音乐或文学特别擅长的，只需要修读过至少半学年的哲学或心理学课程即可。

在哈佛大学学习的三年，赵元任每年都修了“逻辑研讨”课程。1916至1917学年，此课的主题是“哲学技巧领域中多种科学方法的问题”（problems in philosophical techniques, of various scientific method），显然是对上个学年课程内容的延续。不过，课程主持人换成了韩德森和协佛。若伊思于1916年9月，新学年开启之际，溘然长逝。赵元任本学年上学期另外上的一门逻辑课——“逻辑研究”，是由侯恩雷（R. F. A. [Reinhold Friedrich Alfred] Hoernlé）讲授的，内容是对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logic and epistemological theories），尤其是针对布拉德利（Francis H. Bradley）和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的著作，也还会参考罗素（Bertrand Russell）、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迈农（Alexius Meinong）的著作。这些哲学家那时都尚未过世，正声名显赫。这个课看起来与赵元任已修过的“知识理论研讨”一课有承接关系，但估计有些难度，特别是对本科生而言，因为课程特别说明了，选这课的学生需做好充足的准备。赵元任这一年修的“科学史研讨”课程由萨顿主持，围绕“物理科学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hysical sciences）展开，目标是基于数理科学（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的历史，对其根本的原则和理论进行分析与讨论，还会就其来源进行比较研究。修这课并不需要先掌握高深的科学知识，因为课程研究的每个概念或想法都将针对特定的问题，从最初的起点进入。除了“美学”是通修课，“函数理论（导论）”“逻辑研讨”“逻辑理论”“科学史研讨”均是研究生基础课。结合这五门课的时间信息，由此，赵元任1916至1917学年的课程表（见表2、表3）亦得再现。

表2 哈佛大学1916—1917学年（上学期）赵元任的课程表

表3 哈佛大学1916—1917学年（下学期）赵元任的课程表

（三）1917—1918学年

在哈佛大学学习的最后一个学年——也是受教育生涯的最后一年，赵元任修的课最多，共有六门，包括了两门科学史课程，即“科学史2a1号课”（History of science 2a1）——名为“直至牛顿时代（包括了牛顿）的物理学史”（history of physics to [and including] Newton）的课程和“科学史2b2号课”——名为“18世纪和19世纪的物理学史”（history of physics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的课程。两门课均由萨顿所讲授，内容是物理学的进步与文明进步之间的关系，其实它们是连贯一体的，只是针对的时代有先有后而已，且一门是上学期的课，另一门是下学期的课。另外的四门课则是“哲学18c2号课”（Philosophy 18c2）、“哲学20c号课”、“哲学20号课（侯恩雷）”（Philosophy 20 [R.F.A.H]）和“哲学23a2号课”（Philosophy 23a2）。其中，“哲学20号课（侯恩雷）”所表示的有可能是“哲学20a2号课”（Philosophy 20a2）或“哲学20k1号课”（Philosophy 20k1）——它们均由侯恩雷讲授，但是，更可能是两门课的结合体。因为在赵元任的哈佛成绩单上，“哲学20号课（侯恩雷）”是一个全学年课程，故而并非“哲学20a2号课”或“哲学20k1号课”这样的半学年课程；而在1917至1918学年，“哲学20号课”的分支课程中并无侯恩雷开的全学年课程——侯恩雷只在上、下学期分别有唯一的半学年课程置于“哲学20号课”名下。也就是说，赵元任这个学年实际修了七门课，即全学年课程“哲学20号课（侯恩雷）”分作了两门半学年课程：“哲学20a2号课”——“形而上学研讨”（seminary in metaphysics）和“哲学20k1号课”——“当代哲学研讨”（seminary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前者以“理念论与新实在论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idealism and neo-realism）为主题。后者的主题则是“迈农的《论假设》”（Meinong’s Uber Annahmen），这门课有特殊的语言要求——能读懂德语。迈农是奥地利哲学家，以德语写作，而赵元任早年在江南高等学堂预科便学过德语，进入康纳尔大学后，德语学习亦未辍，因此，完全有能力修读此课。“哲学18c2号课”的课名是“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philosophy），内容是“实用主义运动的逻辑学、形而上学和社会方面”（logical, metaphysic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the pragmatic movement），每周有三节课：两个讲座和一个讨论会（section meeting）。这门课是由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摩尔（Addison W. Moore）来主持的。这一学年的“逻辑研讨”课程由协佛一人主持，针对特定的逻辑学主题展开，尤其是讨论了那时哲学界最关注的逻辑学问题。

而“哲学23a2号课”的课名是“哲学方法”（philosophic method），依然是协佛开的课。它是大类课程“哲学23号课”（Philosophy 23）的分支课，“哲学23号课”之总名为“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其目标是对与知识的方法、效度（validity）和限度（limits）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逻辑分析。这七门课程中，两门科学史课程和“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是通修课，余下的其他课程则全是研究生基础课。赵元任这个学年的课程表（见表4、表5）也可以通过综合这些课程的上课时间重新列出。

表4 哈佛大学1917—1918学年（上学期）赵元任的课程表

表5 哈佛大学1917—1918学年（下学期）赵元任的课程表

三、赵元任在哈佛大学的课程表现

赵元任在哈佛大学的专业是哲学，但哲学也分很多门类，而从他修读的课程来看，赵元任的研究方向是偏分析哲学的，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实际是科学哲学。因为他学习的内容，无论是科学方法，知识理论，还是逻辑研究，很大程度都属于科学哲学的范畴。

在1916至1917学年中期，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决，赵元任终于选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连续：方法论之研究》（Continuity: A Study in Methodology），它所关联的研究问题是：“何时算是程度上的区别，何时算是品类上的区别，品类上的区别能否减低成为程度上的区别。”若伊思曾为赵元任的论文选题提过意见，赵元任本想拿科学分类作论文题目，但若伊思认为“这题目太干燥”。若伊思教授是那时美国哲学界中支持绝对理念论（absolute idealism）的领军人物，很有权威，曾是美国哲学会主席（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1882年，他辞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跨越美洲大陆，赴哈佛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只是暂时顶替赴欧洲进行一年学术休假（sabbatical）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建者、“美国心理学之父”的职位。后来，才正式谋得哈佛大学的教职，并与詹姆斯同事。他1916年去世时，方才60岁出头。而裴瑞教授这一年刚40岁，他是若伊思的学生，1899年从哈佛大学哲学系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1902年进入哈佛大学任教。他是美国哲学界“新实在论运动”（New Idealism Movement）的倡导者之一，1920年当选为美国哲学会主席，后来还凭所著的詹姆斯传记得过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侯恩雷生于德国波恩，其父是著名的印度学家（Indologist）。他早年成长于印度，因而对印地语（Hindi）很熟稔；回德国完成基础教育后，去了牛津大学读书，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意志的现代理论》（Modern Theories of the Will）。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给鲍桑葵做过将近三年（1905—1907）的助理。1914年，侯恩雷来到哈佛大学哲学系教书，不过只是助理教授，六年后离开。

赵元任是由协佛指导完成博士论文的。协佛于1916年进入哈佛大学哲学系执教，他生于乌克兰，但10岁时便随父母移民到波士顿。他也是若伊思的学生，给若伊思做过四年多（1906—1910）的助理。1905年，协佛于哈佛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并留校深造；过了三年，又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曾赴英国跟随罗素开展研究，而若伊思则对罗素盛赞协佛是“美国最有前途的新逻辑学（new logic）研究者”，他的博士论文即是关于逻辑学的。和赵元任一样，协佛也很有语言天赋，他懂多门语言，除英语外，还包括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协佛回哈佛大学哲学系其实是为填补若伊思身故造成的教职空缺，不过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只是讲师（instructor），1927年才成为助理教授。但作为逻辑学家，他早在1913年便发明了“协佛竖线”（Sheffer Stroke），为推动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主持“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一课的摩尔是实用主义哲学家。实用主义哲学分为多个学派，有剑桥学派（the Cambridge School）——代表人物有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詹姆斯、若伊思，还有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由杜威（John Dewey）建立，而最早的成员便包括了摩尔。摩尔还是赵元任的校友，曾于康奈尔大学学习，不过最后转去了芝加哥大学，并于1898年从那里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旋即进入哲学系工作。1904年，杜威离开芝加哥大学，本由他上的一些课程便被摩尔接管了；1909年，摩尔升为教授。摩尔是美国哲学会1917年至1918年的主席，即主持“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课程时在任；此前，他已做过西部哲学会（Wester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

作为哈佛大学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赵元任还需副修另一个相关专业的课程，但“不能决定究竟选修心理学还是科学史”，“所以两种课程都选修了一些”。不过，事实上，他只修过一门心理学的课程，所以，更准确地说，科学史才是他的副修专业；而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有着天然的密切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把科学史作为副修专业，修读不少科学史课程，对于赵元任写作他的博士论文——对一个几乎是科学哲学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给赵元任上心理学课程的孟德伯教授是德国人，他在“应用心理学之父”——威廉·冯特（Wilhelm M. Wundt）的指导下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于1892年来到哈佛大学任教。他由詹姆斯延聘而来，负责领导哈佛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实验室（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ab）。此前，他已经建立了德国的第二个心理学实验室，而其师冯特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者。孟德伯曾做过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主席，与若伊思同年去世，所以，赵元任也算是这位著名心理学家最后教过的学生之一了。教赵元任心理学课程的另一人——蓝格非，早年是美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海军武官（naval attaché）。1903年，24岁的他进入柏林大学学习，由亦是著名心理学家的卡尔·斯图姆夫（Carl Stumpf）指导，并于1909年取得博士学位。随后，回哈佛大学担任讲师；1915年，升为助理教授。1924年，他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做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负责人和心理学系主任。他也曾做过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赵元任参加的科学史课程多是萨顿讲的，但韩德森也给赵元任讲过科学史课程。韩德森虽是生物化学家，但却是最早在哈佛大学开设科学史课程的人。1902年，他从哈佛大学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毕业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1904年以后便一直执教于哈佛大学，先仍在医学院，六年后转入文理学院（Harvard College），且升为助理教授——哈佛大学最早的科学史课程也随之诞生了；1919年，又升为教授。此时，他最有影响的著作《环境适应论》（The Fitness of the Environment）和《自然的秩序》（The Order of Nature）已经出版；在两本书中，他集中对生物科学进行了丰富的哲学和历史学思考，也由此发展出深刻的社会学思想。所以，他与协佛一同主持哈佛大学1916至1917学年的“逻辑研讨”课程，不足为奇。韩德森还是科学史学会（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的奠基人之一，也是首任主席。韩德森的社会学思想还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默顿（Robert K. Merton），而默顿日后又创立了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对科学之社会建制进行研究的社会学分支。20世纪30年代末，默顿在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之创建者——的指导下，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期间，亦受教于萨顿，且学术旨趣受影响甚巨。那时，萨顿为哈佛大学的学生讲科学史课程已达二十年左右。默顿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实际是一个科学史研究，不过，研究对象的确是科学的社会建制。萨顿是默顿写作这篇论文的指导老师之一，而这篇论文的完成也标志着科学社会学的诞生。萨顿是把科学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建立起来的先驱，也是推动建立哈佛大学科学史系的关键人物之一。1936年，哈佛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史博士项目，由萨顿任导师；1940年，萨顿又被授予教授席位，结束了他长期以来的讲师身份；1966年，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建立，科恩（I. Bernard Cohen）——萨顿培养的第二个博士毕业生，也是第一个取得科学史博士学位的美国人——担任系主任。根据1935年萨顿自己写的一份自传手稿，他1884年生于比利时根特，其父是建造比利时铁路的首席工程师之一，其母则早亡。他毕业于根特大学，并于1911年取得了数学（天体力学）博士学位。他本来学的专业是哲学，但学了不久便因厌恶哲学而退学自学；一年后，他重返根特大学，转去学习自然科学，先是聚焦于化学和晶体学，最后才是数学。期间，一直沉浸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中，然而，也由于阅读孔德（Comte）、坦纳里（Tannery）、庞加莱（Poincaré）的著作，越来越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感兴趣。他的博士论文《牛顿力学原理》（Les principes de la Mécanique de Newton）便是一个历史学和哲学研究。1912年，定居于根特附近的乡间，萨顿开始出版世界上第一本科学史期刊《爱西丝》（Isis），并着手为日后写作其最重要的著作《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积累材料。那时，他便立志要把科学史建立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两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国人侵占他的家；于是，他辗转去了英国，后又来了美国。1915年4月，一贫如洗的萨顿抵达纽约，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包括此后两年去哈佛大学讲课，他在1918年9月以前的工作都只是临时的。不过，熬过那段晦暗无光的日子，1918年，他被位于华盛顿的卡耐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e）聘用了；但他选择定居于剑桥（Cambridge），哈佛大学的所在地，以便更好地利用哈佛大学图书馆——那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他此后便一直在这里工作。他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的创建者之一，并于1934年担任第三届大会的执行主席。萨顿刚来美国的时候，赵元任正从康奈尔大学转入哈佛大学，历史的造化，就是这样把他们两个人推上了同一个舞台。这是有类似遭遇的两个人：父母早亡，国家战乱，背井离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对科学又抱有巨大热情；而且萨顿的年纪也不比赵元任大太多。1916至1917学年，萨顿讲的“科学史研讨”课程有很多内容都是数学史。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赵元任这个学年亦选修了数学课程“函数理论（导论）”，尽管赵元任早年便对数学情有独钟。给赵元任上此课的波切尔教授，虽然是数学家，但却出身于一个文科教授家庭。其父曾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现代语言学教授，又于1872年，波切尔出生那年，成为了哈佛大学的法语教授。波切尔后也进入哈佛大学读书，广泛学习了多个领域的知识，不仅有数学、化学，还有哲学，甚至包括了罗马艺术和音乐；由著名的数学家克莱因（Christian F. Klein）指导，1891年，他从哥廷根大学——数学界那时的最高殿堂——取得博士学位。不久，波切尔便回哈佛大学执教了。他做过美国数学协会（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的主席，于1918年英年早逝。

表6 赵元任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的课程成绩

赵元任在哈佛大学的三年，便是与这样一批那个时代世界上最顶尖的精英学者——哲学家、逻辑学家、科学史家、数学家，一起度过的。而他也没有浪费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大部分课程的成绩（见表6）都是A。赵元任的哈佛大学成绩单还记载，三年里，他每年都拿奖学金，分别是：乔治与马莎·德贝（George and Martha Derby）奖学金（1915—1916）、华克（James Walker）研究奖学金（1916—1917）、席尔斯（Philip N. Sears）奖学金（1917—1918）。他在早年自传中的相关记述与此一致。此外，依其博士学位申请表所示，赵元任的毕业成绩亦是A。

在赵元任的哈佛大学成绩单上，还另有这样几行手写的字：

赵先生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博士学位的预备考试（preliminary examination），他的口头报告（speaking）和年度总结（year’s work）对于我们系（the division）来说是令人满意的。

詹姆斯·伍德斯（J[ames]. H. Woods）

1916年6月12日

这几行字放在了他1915至1916学年课程成绩的登记框内。伍德斯教授是著名的东方学家，尤专印度哲学。他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哈佛燕京学社的奠基人之一。1887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取得了哲学与英文写作（Philosophy and English Composition）的学士学位；其后，赴英国、欧陆、印度进行研究，期间以德语完成了博士论文。1903年回哈佛大学哲学系执教，并于1915年至1918年任系主任。他设立了哈佛大学第一个永久性的中文教职，这个教职最早由赵元任在1922年拿到。赵元任在哈佛大学教了三年中文，1925年应清华大学之聘回国，加盟国学研究院；1941年，他再度回到哈佛大学工作，参与哈佛燕京学社的中文字典项目，直至1947年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执教——回到他老师若伊思半个多世纪前离开的地方。所谓“博士学位的预备考试”，大概即现今的“博士生资格考试”；伍德斯作为系主任，想必是赵元任这个考试的主要评审。1915年初，正准备转去哈佛大学学习的赵元任，去了一趟剑桥。那时他便晤见了伍德斯，另还见了一位哈佛大学的数学教授——韩廷顿（Edward V. Huntington）。韩廷顿是美国数学会（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初创会员之一，做过该会1918年至1919年的主席。他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后赴德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深造并取得博士学位。1901年回哈佛大学教书，直至1941年退休。赵元任转学来哈佛大学之后，韩廷顿便做了他的辅导员（school counselor），在学术和课外活动方面给他提供必要的建议。20世纪40年代，凭着语言学研究的突出成就，赵元任已经享誉中外。回哈佛大学工作的他，与他的老师们成了同事，萨顿便是其中一位。而赵元任与萨顿最初的联结则是科学史课程。

四、赵元任参加的科学史课程

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赵元任参加的所有课程中共有四门科学史课程，占到了课程总量的四分之一，每个学年至少有一门科学史课程。其中，大部分都是萨顿的课。

（一）萨顿初入哈佛

1915年，经历颠沛流离，萨顿来到美国，他又是怎样不久便得到机会去哈佛大学讲科学史课程的呢？

起初，萨顿拿到了一个固定的职位，那就是去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做图书管理员；但尽管生活窘迫，他还是拒绝了，因为那边不能接管《爱西丝》的出版业务并为此提供财务支持。《爱西丝》是萨顿对科学史进行学科建设的主要阵地，而把科学史打造成一门独立学科是他的梦想，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放弃《爱西丝》。他依旧生活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四处谋求教课机会。

在他自己手写的个人年谱中，写有这样一条：“1916—1918，在哈佛大学做科学史讲座（Lecture H. of S. in Harvard University）。”赵元任便是这些讲座的一位参与者，而韩德森则是促成萨顿做这些讲座的决定性人物。尽管那时韩德森也还很年轻，不过是个助理教授；但他在哈佛大学颇有些影响力——与文理两方的老师均交情不错，且已经在哈佛大学开设科学史课程近五年了。因为对科学史情有独钟，而萨顿来美后亦零零散散地去很多地方做过科学史讲座，韩德森便通过一些途径知道了他。况且，萨顿那时办《爱西丝》也几年了，结交了不少热衷讨论科学史的人——包括一些美国人，其中或有韩德森的朋友。总之，二人认识了。1916年5月3日，韩德森给这位新朋友写信，送去了一个好消息：“通过多个不同的渠道，我们已经能为你来哈佛大学讲第一年的课程筹集到2 000美元了；第二年则尚未完全安排好，不过我毫不怀疑，我们将会成功地筹足经费。”通过韩德森热心地牵线搭桥和穿梭沟通，萨顿成功地走上了哈佛大学的讲坛，尽管那只是暂时的两年。萨顿也由此获得了使用魏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即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权利，他在里面有间做研究和上课的小房间。两年的聘期很快便结束了，萨顿初入哈佛教书的岁月遂宣告完结，而赵元任也毕业了。但萨顿很快又回归哈佛大学了，他继续以讲师的身份讲着科学史，直至后来成为教授。韩德森依然是他得以回归的操盘手，不过，哈佛大学不给他支付薪水，只是保证他能够继续使用图书馆的那个房间。萨顿的学生们对他回忆很多都离不开这个房间。

（二）1916年的一封信

赵元任在1916年6月末，亦即他完成“博士生资格考试”后不久，给萨顿写过一封信。那时，萨顿在伊利诺伊大学的暑期学校讲课。信中写道：

关于您的科学史课程，感谢您本月26日的支持。就我过去的训练而言，我在康奈尔大学的本科四年主要是学习的物理和数学；之后的两年，我主要学习的是哲学和心理学，一年在康奈尔大学，一年在哈佛大学。我对研究科学问题本身的兴趣和对研究科学哲学一样浓厚，但我毕竟是要拿哲学博士学位的，因此从现在起我应该更多地学习后者。对于以物理学为历史基础的科学（physics-historical science）（除天文学以外）和生物科学，我知之甚少。对于科学史本身，我学得也不多，只上过韩德森教授的一门入门课（general course）。该课的主要内容是阅读梅兹（J[ohn T.] Merz）的《19世纪的欧洲思想史》（卷I、II）（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s, I and II）。

根据哲学系的新规定，博士候选人（candidate for Ph.D.）必须选三个特定科目加以钻研，其中一个还必须是历史类的，而我的计划便是选择科学史、逻辑与方法（logic and methodology）与数学哲学（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对于哲学，我没有经过系统训练，但是，我特别地喜欢学和说各种语言、方言，而且还对语音学做过大量研究。我不懂希腊语和拉丁语，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妨碍我去研究古希腊科学。

希望这封信能提供您想知道的信息，期待您对我的学业提出建议。

这封信估计是对萨顿的回信，因为信首提到6月26日两个人有交流，但萨顿那日并不在剑桥。信中主要是在介绍赵元任自己的知识背景，因为他决定选修萨顿在下一学年所开的课程；而且，他也自我定位是研究科学哲学的学生，认为学习科学史于己大有裨益。信中也谈了他1915至1916学年参加科学史课程的一些情况。另外，综合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修读的所有课程来看，他的确是贯彻了写这封信时所选定的三个钻研科目。

通过这封信亦知之，赵元任会修读科学史课程，除了因为他本人对科学史有一定的兴趣，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哈佛大学哲学系对博士候选人的特殊规定。而且萨顿开的课被归为了哲学类课程，这也更能引起哲学系学生的注意。

就这样，赵元任成为了萨顿最早的学生——还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他曾在早年自传中回忆：“韩德森教授和萨顿教我科学史，那时科学史还是一门新课程，沙顿教的两门课，班上只有我一个学生。上课地点是魏德纳图书馆内沙顿的小书房。我决定不了我该不该点头或说是，或像班上任何学生那样，静静地坐着。”真是一幅十分鲜活的画面！

（三）萨顿的小书房

现今试图去找寻那个小房间已很困难，因为魏德纳图书馆从20世纪初期以来经历了多次改建与重新装修。但亦并非不可能。根据默顿所言，那个房间是魏德纳图书馆的185-189号房，是一个能做研讨会的大房间（workshop-cum-study）。然而，现今的哈佛大学图书馆却并无185—189号房。不过，进入一层东侧藏书区（the first floor stacks, East Side）后，会发现连通西侧藏书区（West Side）的门右侧，有一排职员办公室标着180号至185号门牌；185号房是一个小房间，但过去却是与189号房相连通的——即使是1956年萨顿去世时还是那样的，而189号现今是一个很大的房间，用作报纸微缩胶卷的阅览（newspaper microfilm reading），与185号房相邻，尽管中间有墙隔开。由此而推知，魏德纳图书馆的185号房间即萨顿的小书房，而它曾是与189号房这个大房间连通一体的。萨顿去世后，他的书房被改作了科学史图书馆，但现今哈佛大学的科学史图书馆并非185号房间，而是位于地下一层东侧（Stacks level BEast），包括两部分：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放了一个柜子，柜子里全是萨顿做的文献索引；挨着这个小房间，另有一片更大的空间陈列了科学史书籍，有许多个书架。

这个小书房见证了萨顿与赵元任的师生之谊。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赵元任仍与萨顿保持着良好的交流。1918年6月毕业的赵元任先是去了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在那里，摩尔教授给予了他很大的关怀。他9月29日的日记这样评价摩尔：“在我记忆中，还未遇到一位更好的教授。”他那期间“本来应该研究科学的哲学”，可是“举棋不定，不知道着重于哲学呢还是着重于科学”，不久后的11月初，萨顿给他来信了，告诉他“你不该对开始工作太过胆怯”。可见二人交情之深厚，而且这样的信件往来一直持续着，1947年，赵元任离开剑桥前夕，他还写信给萨顿，教他写中文的“藦（蘑）菇”二字（见图1），一笔一划，甚是认真。

（四）课程的内容

初入哈佛的那两年，选修萨顿课程的学生很少。事实上，他的课不能吸引很多学生也是哈佛大学不愿延长其聘期的原因之一，尽管更重要的原因是，哈佛大学那时因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承受了严峻的财务压力。对于萨顿的科学史课程，赵元任晚年时与列文森（Rosemary Levenson）所做的访谈从学生的角度进行了评价：

列文森：那时，科学史领域能激发你或萨顿进行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赵元任：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谈论更早一些的历史时期，不会触碰科学近期的进展。他那时正在编辑一个科学史期刊。

列文森：你现在怎样评价作为（人文）学者的萨顿？

赵元任：我认为，他与其说是位（人文）学者，不如说是位科学家。他对待档案材料的分析细致入微（meticulous），而且不会像其他一些教授那样做出很多延伸。韩德森则不同，在谈论科学史的时候，他会更多地引申到科学哲学。

萨顿的课程由此看来是相对比较艰深的，充斥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和历史细节，因此对于学生来说并不好懂。难怪当课堂上萨顿问赵元任问题时，他很是手足无措——不知该不该点头，也不知该不该说是。作为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来自中国的赵元任不可能对欧洲的历史文化有萨顿那样的深厚理解，对很多早期的科学史也一定是很不熟悉的。而韩德森讲科学史课程则更宏观也更晚近，从选择《19世纪的欧洲思想史》作为阅读材料便推知，因为该书讨论的内容较为庞杂，不仅涉及科学，还有哲学、宗教，话题多样。

赵元任虽然对科学史所知甚少，但对天文学史却饶有兴致。他很小便喜欢观测天文现象，尤其是彗星，其早年自传中多有披露。1916年，他还写了一篇有关天文学史的长论文。韩廷顿作为他的辅导员，建议他去图书馆广泛阅读，他则“找到芮格（Wm. F. Rigg）写的一篇文章：《两世纪前的中国星图》（A Chinese Star Map Two Centuries Old，刊在一九一六年一月的《大众天文学》），以及史雷格（Gustav Schlegel）一八七五年所著‘中国天体学’一书中大批资料”，遂“据以写了一篇文章《中西星名图稿》（Jong-Shi Shingming Twokao）在上海《科学》第三卷（一九一七年）发表”。两个月里，他为写此文花了130个小时。赵元任是《科学》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他从创刊之日起便积极供稿，还作为编辑为出版杂志付出了大量心血。《中西星名图稿》分两篇先后发表，“本文之目的即在略述中西系统最要与最有兴味之处，与二者关系”。“星之名称”对于天文学有特殊意义，但中西星名各有系统，彼此不能一一对照。故而，为了使中西天文学的交流更为便利，赵元任做了比较中西星名的研究，并撰文绘图以说明。

其实，萨顿给赵元任讲的科学史课程有部分内容是与中国相关的。赵元任参加萨顿的科学史课程做了大量笔记，这些笔记被他完好地保留了下来；1964年，这些笔记被捐给了美国物理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现已开放查阅。这些笔记共分为四个文件夹：1号文件夹是赵元任1964年给美国物理研究所的信，2号文件夹是“科学史研讨”课程的笔记，3号文件夹是“直至牛顿时代（包括了牛顿）的物理学史”课程的笔记，4号文件夹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物理学史”课程的笔记。其中，“科学史研讨”课程的笔记中有许多页表明，萨顿谈论过中国的指南车、指南针、历法、纪年法、计时法。内容包括：指南车能推至黄帝时代，与周文王、周成王、鬼谷子有关联，秦代则有指南船，北宋时指南针用于航海；干支纪年是十二地支与十天干配合进行的，60年一个轮回；农历年以月球的运行周期进行计算，一般有354天，而公历年则是参照太阳的运行周期进行计算，有365天，但农历通过“十九年七闰”的方式能填补日月运行周期造成的年日差；还有十二时辰，一个时辰为8刻，一刻为15分钟。萨顿对于中国的历史是好奇的，他曾自己列过中国的历代王朝表（见图2），把从三皇五帝直至清所对应的公元纪年写了两大张纸。其实，他有准备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做一番研究的，但学习中文是个大难题。他本人与李约瑟（Joseph Needham）交往甚密，而李约瑟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开创式人物。

五、结语：大时代背景中的赵元任与科学史

在哈佛大学的三年，赵元任修读的十五门课程中有三门最后未获得成绩，而是以“缺席”（abs.）收尾。其中的两门是科学史课程，一门是韩德森讲的，另一门是萨顿讲的。还有一门，则是摩尔主持的“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但是，这并不表示赵元任没有去上课，或者不喜欢学这几门课，又或讨厌讲课人。成绩单只能部分地反映他那一段时期学习的真实状况，很多他在早年自传中写的那时去上过的课，反倒并未被记录于成绩单之中——尤其是几门语言学课程。因此，历史仍有很多细节难以触碰。但跳脱出历史细节，有些方面却更值得思考。

本文研究的是一段小历史，但把这段小历史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中，一股别样的穿透力将被激发，以帮助今人洞察过去。

1.西学东渐。如果说，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表征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西学东渐，那么，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人开展诸多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则是又一次西学东渐。派遣留学生出洋是这次西学东渐的重要方式，而赵元任作为“庚款留学生”亦卷入其中。这是历史大潮使然，但赵元任却见证了中国向西方学习在内容上的转变。

19世纪中期，由“洋务派”主导，清政府进行“自强”运动，组织了第一批中国幼童出国留学。此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留学浪潮大致能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各有侧重。第一阶段，1872年至1904年，侧重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第二阶段，1904年至1908年，侧重学“西政”；第三阶段，1908年至1917年，侧重学科学；第四阶段，1917年以后，则侧重学文化。赵元任历经了后三个阶段。一方面，1903年，处于“清末新政”中的清政府仿照西方教育制度推出了“癸卯学制”，进行教育制度改革。1904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许多大大小小的新式学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由此赵元任才有溪山小学和江南高等学堂这样的“洋学堂”上。另一方面，清政府与美国协商“庚款留学生”项目时，对这批学生的专业选择有一定之规，他们中的80%须以工业技术、农学、力学工程、采矿、物理化学、铁路工程、建筑学、银行学、铁路管理为专业，另外20%则可以学习法律和政治专业。赵元任在1910年赴美留学的船上曾与领队胡敦复有过关于选专业的谈话，他说“我要学物理和哲学，惟当局重视实用科学，于是我要学电机”，而胡敦复则给他解释了“纯粹科学和实用科学的区别”。他最初以数学为专业，但同时学了很多物理学——学科学的具体实践；不过，赵元任最后还是成为了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以科学哲学为研究方向——同样是在学科学，即作为科学的哲学。事实上，这呈现了中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有了转变，从把科学看作一种工具到把科学看作一种文化。《科学》杂志由赵元任这批留美学生编辑并于上海出版，也是这种态度转变的表现：科学不应只是少数知识精英关心的事，而应是一项社会公共事业，即作为一种文化来建设。在中国社会举起“科学”的大旗，《科学》杂志和其创办者先行了一步，比起陈独秀借《新青年》喊出“赛先生”的名字还要早，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也正是把科学认知为一种文化，赵元任才会对科学史有共鸣，因为科学史最集中地展现了科学的文化维度。

2.两种文化。萨顿所倡导的科学史，正是试图对科学进行文化认知的学科。萨顿是抱着“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去研究科学史的，所谓“新人文主义”乃是以融合科学和人文为目标的。现代科学形成以来，人类文化日益分裂为两个类型——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而且这两种文化还伴随着几个世纪以来科学疆域的大大扩展，愈加形成对立之势。19世纪后期，以萨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敏锐地察觉到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还深深地忧虑这种分裂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所可能造成的伤害。从身负的学术责任出发，萨顿认定科学史是消弭科学与人文之间裂痕的法宝，并能有效地消解二者的对立。

1959年，斯诺（C. P. Snow）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正式提出了“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命题，亦称“斯诺命题”。把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彻底摆在了世人面前。他认为，科学家有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对其他文化持蔑视态度；而人文学者看待世界则带有浓重的感情色调，故忽视自然秩序，不愿了解科学技术，甚至生出反科学的论调。斯诺早年致力于物理学研究，后来又转向了文学创作，因而时常穿梭于科学家和文学家之间，对于两个群体间彼此的不理解和不认同感受颇深。萨顿和赵元任都有人文和科学交融的教育经历，对于两种文化均有很充分的个人体验。他们能体会两种文化的不协调，但却不认为那是正常的，恰恰相反，他们的教育经历使得他们认识到科学与人文应该是一体的，而且这两种文化能够融为一体。正是因为关于科学分享着共同的理念，赵元任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之后，才会对萨顿的科学史课程备感亲切。他在思想上早已是萨顿的同路人，仿佛命定会成为他的学生，去参加他的科学史课程。1916年，赵元任写了《中西星名图稿》一文，则是自觉但不自知地实践着科学史研究，且不仅试图搭建起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而且试图搭建起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现代人眼中的赵元任更多的是一个人文学者，毕竟是著名的“国学导师”；其实不尽然，他还是科学家。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不久，赵元任曾回康奈尔大学教物理；而1920年，他还去清华大学短暂地教过物理和心理学。和赵元任同一批进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胡适，最初学的是农学，是个科学家；但最后，却也以人文学者的形象示人，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人物之一。所以，赵元任有强大的科学基因。

但是，赵元任历来都把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融贯起来，尤其展现于他后来的语言学研究中。研究中国的语言学，是一项人文性的文化工程；然而，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人文学者，赵元任是以科学的方式完成的。依据科学方法，借助科学仪器，进行科学写作。是以，他才有中国的“现代语言学之父”美名。他把人文文化作为科学来研究，同时又把科学视为构建人文文化的重要资源。

建设科学与人文融贯一体的人类文化，是萨顿的学术追求，也是赵元任的学术追求，更是科学史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作为文化的科学，不仅仅是一类有用的知识，而且是一种理性探索的精神，也是一套现代的思维方式。20世纪初的中国正急需补充科学文化。从这个角度看，赵元任不仅仅是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萨顿科学史课程最早的参与者，他更是中国较早的科学文化启蒙者之一。

近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率先建立了中国的首批科学史系，这对于在中国建设起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乃至沟通中国学术界的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将发挥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立足以上两个大的方面，研究赵元任于哈佛大学的学习状况这一个小的历史问题，将引出对大历史的思考。由此所见的，便不单单是一段赵元任的个人史，更关联着思想史、学科史和中国近代史。

（致谢：清华大学杨舰教授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大力支持，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