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开栏语：

先前读诗之际往往随手写点笔记，后来大抵整合到文章或书稿中去了。近因神倦眼花，大一点儿的文章恐怕不易再作了，便将其余积存的觉得尚有点意思的碎片打扫出来，加以整理修订。同好诸君倘肯俯察批评，则何幸如之。

——作者壬寅初夏于扬州

陶渊明（365-427）四十一岁时抛弃官职，回到故乡的田园里去隐居，他的诗多写田园生活，后来被称为“田园诗人”。王维（701-761）则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一面大旗，所以曾经有人说，陶渊明是王维的“前身”。这一提法见于苏轼的诗《次韵鲁直书伯时画王摩诘》：“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欲觅王右丞，还向五字求。诗人与画手，兰菊芳春秋。又恐两皆是，分身来入流。”强调王维兼长书画，“诗人与画手”一身而二任焉，是不错的；但说他是陶渊明的后身，却明显地与事实不符。

事实上王维很不赞成陶渊明，曾一再加以讽刺和批评，其《偶然作六首》其四诗云：

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奋衣野田中，今日嗟无有。兀傲迷东西，蓑笠不能守。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

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一作帚）。

《宋书·隐逸传》记载陶渊明“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值弘（按指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即便取酌，醉而后归”。王维的诗即取材于此，诗中感叹陶渊明弃官归隐以后收入锐减，弄得重阳节也过不好，亏得有白衣人奉长官之命送了些酒来。在王维看来，陶渊明兀傲自大，冒险弃官，经济上损失太大，未必是明智的选择。

王维本人是非常重视官职，很在乎收入的，他晚年过一种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生活，就是既要风雅也要富贵。孟子说过：“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孟子·告子上》）做官和隐居这二者本来也是不可得兼的，但王维却大有创意，他把熊掌与鱼一锅炖了，吃得有滋有味。在王维看来，官乃是高级的熊掌，隐只是低档的鱼。如果二取一，他当然取熊掌，所以安史之乱中，伪官他是接受了的；更好的是能够兼取二者之长，所以他晚年一直在李唐王朝安做高官，领取俸禄，同时又在别墅里享受隐逸生活的风雅乐趣。

陶渊明断然弃官回老家，过比较辛苦的日子，那种办法在王维是不可接受甚至不可想象的。王维固然是风雅的大诗人兼大画家，而同时仍然多有世俗的考虑，他又曾旗帜鲜明地批评陶渊明说：

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其后之累也。（《与魏居士书》）

其实陶渊明宁可不当彭泽令，也不肯向督邮米折腰，无非是不能忍受官场的约束，而所谓“乞食”乃是到朋友家蹭一顿饭吃——这两件事都合于他自己做人的逻辑，是完全正常的。但是站在深沉精致的个人主义境界里看，却是“忘大守小”的愚蠢表现。陶渊明的思想、做派同王维完全在两个频道里，他怎么会是王维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