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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的日子，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又怀念起我们的亲人柯仲平。1937年11月，历经坎坷的柯仲平经党组织安排来到了延安。延安的一切让他感觉都是那么新鲜和圣洁，延河水、宝塔山、一个个馒头似的黄土山头都使得他如痴如醉……特别是延安火热的革命热情、高涨的抗日氛围一下子就融化了他，边区所有的一切都是诗歌绝好的歌颂对象……诗人的才华有了发挥的大战场。

柯仲平从1937年11月到延安至1947年下半年离开，在延安前后生活工作了10年，他全身心地融入延安丰富的文艺工作中，担任多个重要职务、发表许多有影响的作品，成为延安时期许多文艺活动的重要发起者和实践者。这在延安文艺史研究专家艾克恩同志1987年编纂出版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1937.1—1948.3》中有详细的记载。

柯仲平是党的文艺思想“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坚定的践行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道路。他以对党的绝对忠诚和饱满的革命激情，用他擅长的艺术形式，写出了许多工农兵大众喜闻乐见、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诗歌和戏剧等作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舞军民的抗日士气，因而得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关心支持，为延安文艺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柯仲平作为一个革命文艺战士的骄傲，更无愧他“云南三杰”的殊荣！

下面回忆柯仲平在延安的一些往事，从多方面去认识这位革命诗人、大众诗人，以此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也借此纪念忠实于《讲话》精神、一生走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道路上的“狂飙诗人”柯仲平诞辰120周年。

秦腔《血泪仇》剧照

第一个革命戏曲团体民众剧团的建立

1938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戏曲晚会后说：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的内容。问柯仲平：是不是应该搞呀？“应该，应该。”柯仲平肯定地回答了提问，第二天就开始着手落实，很快于7月初就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的第一个新型、革命的戏曲团体——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采取旧形式新内容之手法，改进各项民众艺术，以发扬抗战力量，提倡正常娱乐。”柯仲平起草的民众剧团团歌唱到：“你们从哪搭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这就是民众剧团从始至终所实践的文艺道路。

1939年春天至1940年春天，民众剧团从延安出发深入到陕北边远的延川、瓦窑堡等近十个县镇，行程两千五百余里巡回演出群众喜爱的秦腔、眉户和秧歌剧等，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军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宣传抗日革命的“小长征”。民众剧团以顽强的精神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把戏送到基层去”，毛泽东曾对朱德说，民众剧团经常深入群众，宣传革命理论，这很好。《解放日报》载文称：“民众剧团是延安抗战八年下乡最多的文艺团体。”有基层干部说，“你们（指民众剧团）演戏一天，胜于我们工作一月。”剧团下乡巡演，还根据沿途所见所闻随编随演贴近民众的新节目，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被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为“咱们自己的连队”，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咱们自己的剧团”。1944年11月，民众剧团获得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颁发的“文艺工作特等模范”奖旗。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多次观看他们的演出，称赞这些戏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在民众剧团成立之初非常困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贺龙、李富春、秦邦宪、陈云等领导给剧团送来了钱款和一些战场缴获的物品，支持剧团的生存和发展。

从左至右：马健翎、田汉、柯仲平、柳青合影

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的延安街头诗

延安时期的“街头诗”是一大特色，又被称为“传单诗”“墙头诗”，将没有一定格式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日本侵略罪行、鼓舞军民抗日斗志的诗作，书写在墙壁、岩石等处或印成传单散发而得名。1938年1月，柯仲平带头与几位诗人发起延安街头诗运动，还成立了战歌社，发表了《街头诗歌运动宣言》，“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街头诗多以抗战等为内容，短小精悍、易懂、宣传性强，朗朗上口，对鼓舞军民斗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延安大街小巷和城墙上不少地方都贴写着街头诗，还带动了很多群众参与，使街头诗运动在边区更广的范围内蓬勃展开。《新中华报》为此还开辟了“街头诗选”专栏。柯仲平在街头、田间和战地写下了许多短小犀利、富于鼓动性的诗篇。他高亢激越富有浪漫主义的朗诵，极大地发挥了诗歌对于宣传、鼓动的战斗作用，被肖三同志赞誉为延安诗歌运动最初和最有力的发起人和朗诵诗放头一炮的呐喊诗人。

柯仲平为庆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写的著名朗诵诗《告同志》，曾在会议上为代表朗诵，并把它写在延安城大礼堂对面的石灰墙上。《告同志》以简洁明快的诗句、生动贴切的比喻，抒发了一个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对党的由衷赞颂之情，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伟大团结战斗作用。召唤同志们像“五个指头共一只强有力的手掌”那样，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不怕暴风雨，不怕狂浪狂”，为开辟民主共和国的道路，战斗到天明。柯仲平始终以浪漫主义精神和火热激情表达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用诗歌来宣传党的政策。《保护我们的利益》是他为响应保护农民的土地革命时期的既得利益的政策而作，随后被推广到一些抗日民主根据地，还被其他抗战文艺工作团带到晋绥、晋察冀边区广为传播。

街头诗运动不仅为诗人们的创作活动提供了另一种途径，还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不仅扩大了诗作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使一些不识字、不会写字的群众也可以欣赏和参与编写，诗人们把群众自己想出来、念出来的诗句写下来再教给群众，既对于推动扫盲、识字发挥了作用，又使得群众可以随时随地从街头巷尾看得见的诗中懂得很多革命道理，思想觉悟得到提高，抗战热情也增强了。街头诗运动在边区抗战宣传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成为延安文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柯仲平对延安诗坛的最大贡献之一。

《十二把镰刀》剧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召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认为文艺要很好地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柯仲平在第二次会议上做了关于民众剧团下乡演出、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和慰问生动有趣的发言。他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不是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到我们所在地区找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许多人都笑了，毛泽东也笑着接着柯仲平的话头说，文艺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毛泽东等领导的肯定和勉励使柯仲平深受鼓舞。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一直记着这件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毛主席在和柯仲平握手时还说，柯仲平同志，你到哪里，鸡蛋壳到哪里。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同志做了结论讲话，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柯仲平带领的民众剧团的艺术实践，也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柯仲平作为参会的两位云南籍人士之一，幸运地与100多名参会者合影，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座谈会使柯仲平对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信心走在这条大道上。

毛泽东枣园鼓励“三贤”

由于民众剧团在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上取得的突出成绩，1943年秋，毛泽东在延安枣园接见柯仲平、杨醉乡、马健翎。毛泽东说：请来“三贤”，有二位“美髯公”（柯、马），一位“佘太君”（杨），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播在哪里。毛泽东又说，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战剧团成立晚好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诞生的；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工的写剧本，靠大伙节衣缩食搞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这是毛泽东对民众剧团从诞生到成长、从剧目到演出、从生活条件到工作环境、从创作方法到艺术道路所作的高度概括和评价，也是对民众剧团方向和道路的肯定，更是对诗人柯仲平工作的肯定。

创作大量反映基层模范人物的戏剧作品

一生坚持文艺大众化道路的柯仲平，在1941年被调往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后，仍经常下乡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寻找创作素材。1943年11月隆冬时节，抱病的柯仲平仍精神饱满地带领西北文工团赴陇东分区进行宣传演出，也是为创作寻找素材。他曾先期赶到陇东专署所在地庆阳，等西北文工团边走边演到达这里时，他已经创作完成了大型歌剧《孙万福回来了》，不久就被搬上了舞台。

在陕甘宁边区的华池县城壕村，他与特等劳动模范张振才交上了好朋友。一块去坡上背柴禾，一块垫羊圈，一块抡锹头，一块铲地边，二人一袋烟递过去又送过来，通宵达旦，说古论今。1944年的春节，柯仲平是在张振才家里度过的，诗人和他们一起打年糕吃年糕，一块喝米酒，话不离嘴，歌不离口。这位大胡子诗人念的诗村民都喜欢听，村民朴实而欢乐的迎春喜乐和朗朗欢笑声让诗人陶醉，柯仲平充分体验到了这份欢乐和质朴，也收集了不少素材。这样的深入生活体验，不少都反映到他的大型歌剧《模范城壕村》作品中，该剧还获得延安戏剧创作一等奖。延安老农张永泰说，他以前经常在街上遇到柯仲平，总把他当成一个马伕。直到1947年参加徐特立老人七十大寿，当柯老起立朗诵贺寿诗时，他才得知一向被他当作马伕的人原来是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柯仲平知道后，随口幽默地以“百姓要享福，地主变农夫，天下要永泰，诗人变马伕”来答复。

在陕甘宁边区陇东边界当地抗击土匪有功获表彰的“马渠游击小组”所在村，柯仲平不间断地找游击小组成员和村民座谈调查，即便有时病痛让他有些坐卧不安，也没有停下来。在取得大量的一手素材后，又夜以继日赶写出另一部大型歌剧《马渠游击小组》。为了加强戏剧的艺术性和真实性，柯仲平还特意把游击队员请到庆阳座谈讨论，终于完成了剧本创作，最后改名为16场歌剧《无敌民兵》，1946年10月剧本在《解放日报》上全文连载了22天。1946年8月，西北文工团正式排练《无敌民兵》，他们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公演时，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特别前来观看，《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了三篇文章，对这部戏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是解放区歌剧创作的“重要收获”，是柯仲平同志的“伟大创造”。该剧不光在延安演出多场，一直到解放战争期间，西北文工团随第一野战军仗打到哪里，把戏也就演到哪里，有力地配合了大西北的解放斗争。

柯仲平说：“咱们演戏就是做群众工作。不了解他们，不熟悉他们，不和他们打成一片，你的戏就演不好，起不到应该起到的作用。”边区老百姓热情欢迎民众剧团，给他们编了几句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咱们的民众剧团过来了。一杆杆大旗磴畔上插，我把你亲人迎回家。”

柯仲平

成为毛泽东指定的《解放日报》副刊撰稿人之一

1942年9月，为办好《解放日报》第四版副刊，毛泽东与该报副刊主编舒群反复商讨，亲笔拟定了一份16人的撰稿人名单，柯仲平是其中3位作家之一。毛泽东在他的名字下详细注明了文章的撰写方向以及每月需要完成的字数，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随后，毛泽东为此组织了便宴，开宴后说：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他宣读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及其具体内容，并说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诸人欣闻毛泽东相约为征稿事，皆乐于接受。大家边吃边聊，都已经开始尽兴而散。只有柯仲平仍旧坐在那里，吃吃喝喝，没完没了。毛泽东叫警卫员送来三个碗，递给柯仲平、舒群。柯仲平说，感谢你，是你批给300块钱，让我搞起民众剧团。毛泽东说，老柯，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他乡，辛苦了，让你去受苦受难，喝吧，这是慰劳酒。柯仲平说，过惯了，我愿意同老百姓在一起。见时间不早了，舒群悄悄地写了一个条子想背着毛泽东递给柯仲平，劝他罢饮归去，不料却被毛泽东看到截住了，他笑了笑把纸条撕掉，挽留两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毛泽东才送到屋门口，目送着他们走了。

柯仲平酒喝多了，骑在马上左右摇晃，终于跌了下来，舒群下马搀扶，但已扶不起来，结果两人东倒西歪都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好梦正酣的时候被人叫醒，抬头一瞧，发现竟然是毛泽东站在面前，旁边还有延安唯一的一辆华侨所赠小汽车，主席安排用车把他俩送回去睡觉。这就是有名的柯仲平“枣园醉酒”。

创作大量纵情歌颂延安的诗歌

诗人把“诗歌和戏剧的大众化”作为创作目标直至生命的终结，一生创作了大量歌颂工农兵的诗歌。纵览其延安时期的几十首诗，无一不饱含着热爱党、热爱祖国人民、热爱延安革命将士的深厚感情和愿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热忱。短诗《延安与中国青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延安精神的佐证，生动地表现了抗战爆发后中国热血青年追求真理，奔赴延安经受时代陶冶的历史潮流，回答了为什么无数进步青年历经千辛万苦不怕“走烂脚底板”也要“到延安去”的原因。

该诗表现了诗人亲身感受到的延安火热的革命热情，以及战斗生活气息对进步青年的影响和吸引。诗人敏锐地发现了延安与中国青年的这一时代性的吸引与归趋的关系，歌赞了延安革命精神和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热情，扑面而来有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采用一“问”（青年问延安）、一“答”（青年颂延安）、一“总结”（延安颂青年）的民歌体结构，语言生动、新颖，充满生活气息，特别是这巧妙的“总结”，把前面表达青年人的革命豪情升华了。该诗既是延安颂，又是青年颂，更是对延安与青年密不可分关系、青年渴望“到延安去”这种心灵呼唤的赞颂。

1938年5月间，柯仲平创作完成解放区诗坛上最早出现的描写农民斗争的长篇叙事新诗《边区自卫军》，他在前言写道：“我们的文艺方向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方向统一着我们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正往这方面前进。”全诗描写农民自卫军配合正规部队保卫家乡、自卫锄奸的斗争故事，反映了边区自卫军的战斗生活和翻身农民的精神新貌。毛泽东在听完柯仲平的朗诵后，亲切地和他握手并给予了热情的鼓励，称赞他把工农作为诗作的主人，肯定他对民歌体的运用和在诗歌大众化方面所做的努力，还要把他的诗稿带回去看。几天以后，毛泽东退还了诗稿，个别地方还做了修改，并批下了8个字“此诗很好，赶快发表”。就这样，《边区自卫军》很快就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破例发表了。

长诗中的“左边一条山/右边一条山/一条川在两条山间转/川水喊着要到黄河去/这里碰壁转一转/那里碰壁弯一弯/它的方向永不改/不到黄河心不甘……”这一段，还被音乐家谱成了歌曲，传唱至抗战前方和后方。

1947年初胡宗南部队开始进犯延安，柯仲平请求去部队参加战斗。上级批准他到了王震率领的部队，部队同志优待他给了一匹马，但他经常不骑，说要和战士们一起走路鼓舞士气。这段时间，他创作了一些战斗的诗篇朗诵给战士们听，其中《保卫毛主席》很有影响，“从河东，到河西，我们赶来保卫毛主席；我们知道我们的任务最光荣，路上没有一个掉队的！”“五月里，过黄河，过了黄河吃‘菠萝’（指波罗镇），吃‘菠萝’，口不渴，再吃好肉好馍馍。头一口，要吃香，头一仗，要打响；吃了这样吃那样，我们要接二连三的去打胜仗！”当部队临出动进攻时，柯仲平在部队首长简短有力的战斗动员后即朗诵这首诗，这个团朗诵完又被叫到另一个团去朗诵，发挥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真是做到了“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激情，哪里就有诗。”

用文艺刊物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1938年10月16日，柯仲平与刘白羽和抗大政治部奚原等共同筹办了边区第一个纯文艺刊物《文艺突击》。他们于9月17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要出一个文艺刊物的计划，希望刊物鼓动民众、宣传边区、以利抗战，并请主席题写报眉。毛泽东果然当天便题好字送回，还题了三份让他们选用。并寄语刊物，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刊物最早是油印本，后来在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捐款支持下改成铅印本。

柯仲平在该刊第一期撰文《持久战的文艺工作》中说：“抗日战争为作家开辟了伟大的前途，要深入到抗战的实际斗争中，这是多数作家的愿望。中国的抗战是持久性的，因此在抗战胜利前，并不是没有产生几部大作品的可能。要在这时候写出大作品，就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在战争中体验他所要写作的现实生活；二是对于政治军事有相当的认识，尤其必须是一个坚定的战斗员；三是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写作技术修养。在目前，非大作品不写的人，就像非阵地战不打的一样。字数多常是大作品不可避免的一种结果，但并非大作品都一定要字数多。文艺上的游击战是比较有些成绩了。游击作风在目前还站在主要的地位上。救亡歌曲、街头诗、独幕剧、通讯、短篇、报告文学等都在以游击战的作风出现。文艺上，我们也必须将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的三种作风配合起来。”

在1946年8月30日，全国文协延安分会和边区文协的会刊《延安文艺》创刊，柯仲平任主编。《解放日报》9月2、3日刊登了《延安文艺》的征稿启事，要求各种形式的文艺稿件要“大众写，大众看，大众批评，大众关心”，把刊物“变成广大人民精神上的一种粮食。变成瞄准敌人射出去的子弹，杀出去的刺刀。”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生活，写文艺活动，写心得，写经验。文艺批评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对的、好的，就说对，就说好；不对的、不好的，就说不对、不好”。“用大众作风、大众气派写”。

永远走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

“柯仲平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勇于开拓的一生，一个把一生献给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著名诗人，一辈子和人民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文艺战士。”老一辈革命家对柯仲平的评价和赞誉，也勾勒出了柯仲平坎坷而充满斗争精神的一生。

“人民是不朽的，忠诚地为人民歌唱的诗人也是不朽的。柯仲平同志是名副其实的人民诗人，是中国革命诗歌发展史上实践大众化取得大成就的大诗人。他的诗篇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和将来。”著名诗人贺敬之是如此准确、中肯地高度评价诗人。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著名诗人光未然对诗人有很高的赞扬：“无产阶级诗歌的开拓者，革命的文化战士柯仲平同志永垂不朽”。

作家曹谷溪说：“我非常敬重柯老和他同代的这批诗人，柯老他们这批诗人在中国诗坛上的位置，是有历史定论的。一个诗人的价值，就在于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柯老这批诗人堪称是真正的人民诗人。”这个评价对于柯仲平来说是恰如其分。

诗人对祖国、对人民、对诗词创作是“一团火”，他猛似狂飙热似火。曾经和柯仲平一样为撰写小说《刘志丹》而罹难的李建彤女士对他这样赞颂：“人民的诗人，为人民所爱，永远活在人民心里”，这可能也是表达了很多人的心声。柯仲平也就是这样从延安走来，一生走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

（丁静系柯仲平女儿、丁卫星系柯仲平外孙、丁雁系柯仲平外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