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世纪中国变化之大，特别是中国乡村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以往的一个以土地为情感依恋中心、以土地为生存基础的乡土中国一去不复返。急剧发展的城市化、工业化冲击千百年来的中国乡村社会、文化、民俗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进入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时代，乡村向何处去，乡土文化如何焕发生机和活力，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我们应该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下来理解和思考今天的中国乡村巨变。针对这种变化与问题，2018年，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从国家层面重视和引导中国乡村发展，实施了一系列乡村扶贫、振兴的政策与措施。正是在这一大文化语境之下，新时代中国农村产生了新的可喜变化。我们把中国乡村这一时期，尤其是这些年来的一系列巨大新变化称之为新山乡巨变。书写新山乡巨变也成为新时代文学的重要命题。

今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发布“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可谓是正当其时。新时代的新山乡巨变是具有根源性意义的中国乡村社会文化现象，应该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学审美书写的中心命题。当代中国作家应该有效回应这一时代的新召唤、新挑战与新现实，去书写新时代巨变的新故事、新农村、新农民。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百年中国的文学正是在回应这一现代性的挑战，建构了一系列的文学经典， 塑造出一系列经典人物形象，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主题，从而铸就了一个又一个文学辉煌。100多年前，鲁迅的《故乡》中，故乡是一个萧瑟的、荒凉的乡村，呈现出一种悲凉的美学基调，奠定了整个乡土文学的叙述情感逻辑。沈从文在《边城》和《长河》作品中呈现出现代化对传统中国乡村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茅盾创作的左翼文学作品“农村三部曲”书写了开始觉醒的“老中国儿女”。延安文学的代表赵树理、孙犁等作家的作品对斗争中觉醒与成长的农民形象进行书写，有力促进了现代革命新文化的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合作化浪潮的兴起，文学作品中也涌现了很多走互助合作道路的社会主义乡村领路人的新英雄人物形象。柳青的《创业史》所塑造的那个追求共同富裕道路的新农民形象梁生宝，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闪现着打动人心的力量。郭澄清的《公社书记》中的主人公不在办公室里，而是到农村去，拿起锄头锄地、推车子，深夜拿起笔来写作，是把枪杆子、笔杆子、锄杆子“三杆并举”的革命乡村干部形象，这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精神建构意义和历史启示价值。随着新时期的到来，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何士光的《乡场上》、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炜的《古船》等作品，与时代同频共振，传达出了新时期初期中国人的心灵悸动。

如今，在21世纪的新时代中国巨变语境下，当代文学呼唤新的回应时代的优秀作品。新世纪以来，一些中国作家开启了对当代中国乡村巨变的审美书写。李师江的《福寿春》、叶炜的《厚土》、贾平凹的《带灯》、赵德发的《经山海》、赵本夫的《无土时代》、孙慧芬的《上塘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刘玉栋的《年日如草》、周瑄璞的《多湾》、付秀莹的《陌上》《他乡》、盛可以的《息壤》、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作品，书写出这个时代的热气腾腾的新中国乡村之新变化。

一是对新乡土故事的书写。周瑄璞的《多湾》从多湾的百年历史沧桑写起，讲述多湾经历的历史巨变，显现出多湾人的苦难与坚韧。叶炜的《厚土》，同样具有这样地方志史的叙述形态，讲述了北方乡村的土地信仰及其乡村变革。李师江的《福寿春》则具有一种鲜明的当下现实主义的审美气质，即对当代正在发生的故事的书写，从父亲到四个儿子的不同选择，呈现出当下农民对土地依恋情感的淡漠，传统乡土文化传承的变异与新一代农民的情感皈依，文化依然以新的方式传承下去。写作《爱情到处流传》小说的付秀莹近年来创作的《陌上》《他乡》以及最新出版的《野望》，都获得较好的读者认可，就是因为其作品直面当代中国现实，写出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所没有完成的农民城市化叙事。

二是对新乡土凡人英雄的书写。贾平凹的《带灯》写乡镇中国的乡村综治办主任带灯的形象。乡镇中国像一辆破旧的马车摇摇晃晃，但依然往前行走。民众和乡镇政府的纠纷不断，既要维护农民的利益，又要遵守法律法规、促进地方发展，这些都是带灯这位新乡镇女性面临的时代新问题。可贵的是，带灯以一种“交老伙计”的方式，来与乡村女性建立一种新乡村政治伦理关系，尝试重建乡村政治生态。赵德发的《经山海》中的吴小蒿为摆脱个人庸碌无为的生活，通过考公成为副镇长，并通过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建设海洋经济等，尽自己最大努力，造福一方，作品建构了具有日常生活意义的凡人英雄形象。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则是有关当代返乡青年的书写。《湖光山色》没有简单描写一个成功乡村女性创业的故事，而是展现了其即使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由于从旧的封建文化中成长出来，依然要经历蜕变与新生的痛苦。这恰恰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呈现。《金谷银山》里的返乡青年范少山割舍不了内心对故乡的情感，他无法忍受待在故乡的那种“死水”般的未来，因此要和乡亲一起走出来，从找中国金种子、建立生态企业、融入新乡村伦理文化来思考振兴乡村的道路。

三是对乡土写作新审美形式的探寻。我们注意到，有一些作品正在以新的审美形式来呈现新世纪乡土中国新变迁。比如，陈涛的《在群山之间》就是对他在甘肃乡镇做第一书记时从事扶贫工作的非虚构写作。书中描写了陈涛一个人从城市来到乡村，从个体到广阔的群众中所经历的成长以及所遇到的问题与思考。该作品不仅写出了这个时代的扶贫，而且真切呈现了陈涛的困惑、迷茫以及内心坚定。这是一个当代中国青年在历史、时代、个人、生命、群体之间的自我追问，是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安放与中国乡村如何振兴、乡村未来向何处去的精神思考。学者型作家梁鸿以《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这两部非虚构作品来呈现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把看不见、说不清的变化中的乡土中国，以一种细节般的微观呈现给我们。可以说，梁鸿的“梁庄书写”再次唤醒了人们对乡村的关注和关爱。

事实上，面对千年未有之巨变，尤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及其正在发生的新山乡巨变，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给予充分的审美书写。面对这些新的呼唤与挑战，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呼应新时代文学的呼唤，来展示新时代山乡巨变之新风貌。首先，要书写刚刚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新乡村故事，即提升对于当下现实的思想穿透力和对当下时代中心经验的处理能力，书写当下新故事。其次，要写出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乡村英雄。要通过把个人的日常生活和时代的宏大主题相结合，来塑造新农村故事中的新英雄。再次，探索新的多元化的语言形式。新时代文学不仅要有时代新主题、新人物，更应该有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新探索。最后，重建乡村精神，复魅乡村，呈现中国乡村根性文化价值，在重构乡村精神、乡村根性文化维度上进行创作，为新山乡巨变塑型铸魂。新时代的新山乡巨变就是当代文学的中心命题，当代中国作家应该有一种紧迫的、自觉的、强烈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新时代文学书写，描绘出新山乡巨变新风貌。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