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要说明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如何回答时代之问，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拿出一大堆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来予以佐证，表明科学技术对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样，我们也可以列举中国GDP在近二十年的急剧飙升和在全世界的排名来说明经济管理之于中国之发展的重要性。那么要表明文学艺术如何回答时代之问则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既然不那么容易回答也就给了我们以阐发和论证的空间。首先我要表明我的看法：文学艺术之于一个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十分无趣，或者说，就会出现某种人文精神的危机。也许对此不以为然者会说，当下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元宇宙和人工智能，也即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都可以在元宇宙中通过虚拟的方法实现，你怎么还在侈谈一种没有实质性用处的人文精神？

确实，元宇宙（Metaverse）这个话题在当下的青年人中十分诱人，它仿佛把我们带入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和虚拟的方式加以创造和再现，甚至文学艺术的生产也可以以人工智能的技术手段来表现。今天，当我们走进一座超五星的豪华酒店大厅，我们也许会听到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独奏曲《水边的阿狄丽娜》的优美乐音，而当我们试图好奇地想知道究竟是哪一位杰出的钢琴家在演奏这一乐曲时则不禁倍感失望：那不过是一架装有自动智能演奏系统的钢琴，根本无需去花钱邀请优秀的钢琴演奏者来演奏。显然，元宇宙的特征就是利用科技手段进行链接和创造的一种智能形式，它同时又是一个与现实世界映射和交互的虚拟世界。毫无疑问，元宇宙的出现开辟了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它带给我们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诸多想象：既然一切都可以是虚拟的，仿佛人也生活在这样一个元宇宙的虚拟世界里。以往由人所从事的工作现在大多由元宇宙的虚拟智能设施所取代了。它同时也带给人们这样一种疑问：在一个元宇宙的世界，人类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这确实需要我们人文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一个答案。

作为人文学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位专事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研究的学者，我们不可能圆满地回答上述所有问题，但至少我们应该面对我们所从事的文学艺术事业的现状提出我们的见解。毋庸置疑，元宇宙时代的到来对人们的生活节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而便有人对元宇宙时代的文学艺术做了一番预测。这些预测者也许认为，在一个虚拟的元宇宙世界，当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相对满足时，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愈益强烈。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文学艺术既然可以向人们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那么它便可以依然存在，但文学艺术产品却并非一定要由人来进行创作，人工智能或许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人仅仅对这些文学艺术产品加以修润和提升从而对之加以欣赏和评论。文学翻译也是如此，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都可以通过机器或人工智能的手段译介过来，中国文学作品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翻译到国外，作为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一大批以翻译为职业或生计的翻译工作者失去了工作。当然，认为文学艺术将依然会存在这一美好的愿景倒是比较合乎当下的实际情况，如果真的能实现这一愿景，倒是能够在今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使得文学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人的七情六欲和艺术创作和欣赏等需求都由人工智能来承担，人还有生存和发挥作用的空间吗？作为文学艺术家，他们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既然连生存都没有了着落，文学艺术又如何回答时代之问呢？当然，对文学艺术的未来前景作不同的预测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不禁要想一想，元宇宙何以出现在人世间的，它果真能够取代人的一切功能吗？

据现有的资料披露，元宇宙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科幻小说家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一部名叫《雪崩》（Snow Crash，1992）的科幻小说中，该小说描绘了一个庞大的虚拟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用数字化身来控制和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如果人类依然有情感的表达和艺术创作的欲望和冲动的话，那也会通过一些虚拟的手段来实现，这样就解构了自文艺复兴以来文学作品对人的作用的弘扬，曾经大写的人（Man）成了某种形式的“后人”（post-Man），人类也成了“后人类”(post-human)，我们所倡导的人文主义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后人文主义”。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学艺术还有什么用？最近我们不断读到的一些由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有些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但有着较高的文学鉴赏力的批评家还是能看出人工智能创作与优秀作家的作品之间的差别。当然，人工智能还可以从事翻译，但是它如果翻译简单的文档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而且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实践。但是一旦让人工智能去翻译那些文化和审美含量极高并具有先锋意识的文学作品的话，它就会出错，因而后期的编辑和修改就显得愈益重要了。这样看来，即使在人工智能无所不能的时代，也还是会有人的生存空间的。总之，元宇宙的出现和无所不在确实使得文学艺术家感到忧心忡忡。如果一切都可以以虚拟和想象的手段来实现，文学艺术家的存在还有何用处？再者，如果我们的科学家要努力通过自己的探索来回答时代之问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如何回答时代之问呢？正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勒所言，美确实是人的本质需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小说家格非也说过，没有文学的世界是十分无趣的。但我更为关心的是，我们的文学艺术如何回答时代之问。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文学艺术家以及文艺机构的管理人员着重讲了五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由于我本人主要从事文学研究，我的回答也主要限于文学。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中国的文学应该是整个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对此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悠久文学传统有不可动摇的文化自信，或曰文学自信。一百九十年前，德国作家和思想家歌德在和青年学子艾克曼的谈话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他对中国文学的景仰，并从他所能读到的一些有限的中国文学作品以及其他东方文学作品中获得灵感，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构想。应该说，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充满了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和展望，也即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至今仍值得我们回味。

无独有偶，瑞典化学家和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33—1896），在他逝世的前一年，立下遗嘱将他的大部分遗产作为基金，将每年所得利息分为5份，设立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5种奖金，也即今天仍备受人们热议的诺贝尔奖，授予世界各国在上述领域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其中诺贝尔并没有忘记文学的作用，而且指出以诺贝尔冠名的文学奖就是要授予那些“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的作家。至于后来的人们对这一所谓的“理想主义”作何理解应另当别论，但至少说明，一个作家只有具有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和远大的审美目标才有可能写出堪称不朽的传世佳作并问鼎这一至高无上的奖项。

尽管文学批评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获奖作家有着种种非议，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基于褒奖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优秀作家这一原则，诺奖确实也授给了一些伟大的作家。他们中的一些优秀的诗人在诗歌创作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印度诗人泰戈尔主张要以“永新的诗歌”来反映生活的愿望，并表示自己“要生活在人民中间”“用人们的悲哀和欢乐编成诗歌，为他们修筑一座永恒的住所”。他的早期诗作中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调，后来生活的现实使他清醒了，他决心为反映现实生活而写作，他的诗歌创作确实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爱尔兰诗人叶芝作为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代表，他的诗歌理论是：写诗必须使用象征手法，就如同绘画也应当使用象征手法那样，因此他的早期诗歌带有唯美主义的倾向。后来他参加了“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诗风也随之焕然一新，他主张用诗歌来改变世界的“沉闷气氛”，用诗歌给人们带来“壮丽的美”，因而写于这时的诗歌就成了推动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动力。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虽然对生活有着某种颓废的观念，但他在揭示西方世界的“荒原”特征的同时其诗歌理论仍不乏积极向上的精神。关于诗歌欣赏，他认为首先要从内部入手，而不应当借助于外部的材料。在谈到为谁写诗时，他指出，诗歌不是为了一个人而写的，而是为广大读者而写的，写诗就必须用诗的语言。智利革命诗人聂鲁达的诗歌创作更是同他的政治倾向性密切相关，他提倡写政治诗，以表达自己热爱人民、仇恨敌人的政治倾向。他强烈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观，认为诗人的任务就是为自由而战斗，为人民、为未来的理想而歌唱。

这样看来，世界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不仅是为自己的时代而写作，而且他们的作品还为他们身后的人们所欣赏和讨论。此外，作为世界文学名作，他们的作品不仅要为操持母语的本国和本民族读者写作。同时，通过翻译的中介，还将为世界各国的文学爱好者而写作。当年提出世界文学构想的歌德在晚年曾受到德国批评界的冷落，但是他的作品却通过翻译的中介在欧洲其他国家颇受欢迎。而在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盛行的时代，风靡全欧洲的作家作品实际上也就成了世界文学的大家和杰作。所以我认为文学艺术对时代之问的最好回答是，文学艺术家不仅要为本国和本民族的读者和观众创作，而且更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创作出不朽的世界文学艺术名作。再者，即使在元宇宙的时代，也许文学创作的部分功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但是那些粗俗的缺乏个性特征的作品还需要有着精湛文学创作技艺的后期编辑人员的修改和提升。因为是人掌握了文学创作和欣赏的要旨，同样，也是人掌握了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最高阶段，沟通这二者的正是人的非凡的想象和对未来憧憬的理想。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应该以讴歌正能量来表现人类对未来的憧憬和理想。而这正是元宇宙时代的科学技术所无法替代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