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今的乡村题材写作是繁复的。书写当今乡土及乡村文化景观，在书写中以对乡村过往诗意性的凭吊来对抗都市浪潮的时代之弊；在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张力中，寻找“乡村幽灵”；书写新乡村特别是扶贫中的乡村新变……这些大致构成了当今乡村题材的书写景观。而学界重返“十七年”的乡村书写，试图以此来构成考量今天乡村的文学资源，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种尝试与努力。在此语境中，曾经作为“方向”的书写乡村的“铁笔”“圣手”的赵树理，又能给新时代的乡村题材书写以什么新的启示呢？

在今天，在对乡村的文学书写中，赵树理式的以生命书写超越政治书写、伦理书写、职业书写，似乎成了新的历史性的召唤。在过往的一些乡村题材书写中，有的书写者将对乡村的文学书写转为政治书写，成为政治理念的感性显现；有的书写者，试图通过对乡村生活的持久深入，写出乡村的时代性诉求，但最终却止于对读者在伦理层面上的浸染与感动；还有的书写者，文学书写是其追求的目标，乡村生活只是其文学书写的简单道具。赵树理则全然不是这样，乡村变革的诉求与赵树理的生命诉求是浑然一体的。康濯曾经形象地说过：“老赵和我下农村……有个最根本的区别，即我去农村总还是‘下乡’，是从‘上面’去‘下面’，赵树理却毫无什么上下之分，只是‘回乡’‘回家’。”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赵树理与其他人的区别。前者是由内而外的，其创作是基于生命的冲动，是以作家真实的生命的本体感受为依据，感受、衡量乡村生活的对错是非。后者是由外而内的，其创作是基于政治或伦理的冲动，是以所信奉的社会标准来理解、诠释乡村生活。前者是天然的血缘的情感的，后者是后天的姻缘的理性的。在赵树理看来，文学是变革乡村生活的一种手段与载体，而不是乡村生活为成就文学事业服务。当乡村生活为成就文学事业服务时，乡村的变革诉求就有可能被某种文学观念所遮蔽甚至歪曲。赵树理是站在乡村变革的本体性立场上，来面对及处理政治变革与思想启蒙的诉求，所谓的“政治上起作用”、所谓的“问题小说”都应该作如是解。这里的“政治”是符合乡村变革诉求的“政治”，这里的“问题”是乡村变革诉求中的“问题”。又由于这样的文学书写，是基于赵树理自身的生命冲动、生命诉求，所以，形成了赵树理在面对政治变革与思想启蒙时的自身的倔强不移品格。在今天，当一茬茬的正在人生成长期的乡村的青少年，通过高考、务工，争先恐后地涌入、融入都市时，天然地血缘地情感地将乡村诉求、生命诉求浑然一体结合起来的文学书写者在哪里呢？“回乡”“回家”或许是对新时代乡土题材文学书写者的时代性召唤吧。

正因为赵树理是将对乡村的文学书写视为对体现乡村诉求的一种方式，所以，除了以文学对乡村进行书写之外，他对乡村的实际变革工作也同样甚至更充满着热情。赵树理的女儿赵广建曾经好奇地看过赵树理的笔记本，发现上面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写作小说的内容，而几乎就是记录农村干部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工作笔记。所以，当对乡村的文学书写不能直接解决乡村变革中的实际问题时，赵树理每每会有干预乡村变革的实际举动，这在他三次兼任县委副书记时，有着特别具体的体现，而直接上书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陈述不同于时论之己见，则更为突出与鲜明。中国的文学创作，一向有为时为事而作的传统。譬如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是为着疗救国人心灵的时代之需，其之所以牺牲个体内在的丰富的感情世界，停止小说创作而转向杂文写作，直接服务社会变革，也未尝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此的关心时务的文学家的公众性品格，或许也是今天乡村题材文学书写者所应该继承的吧。

也正因为赵树理是将对乡村的文学书写视为体现其乡村诉求的一种方式，所以，他对文学书写乡村的体式、风格有着更为广阔的理解，譬如他对各种乡村通俗性的曲艺形式的看重，譬如他的不入“文坛”而甘居“文摊”的著名说法。众所周知，中国文学研究界在评判学术水准时，注重的是专业性的论文与专著，但我注意到，近年来北大教授陈平原看重“演讲”之对于恢复中国“述学”传统的意义。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赵树理强调的是秧歌还是鼓书这些具体的文艺体式，如果我们不拘泥于陈平原强调的“演讲”的具体体式，我们或许会对如何看取文学书写体式及文学研究体式有着更为广阔的理解吧。至少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全媒体时代，在今天这样一个恢复中国“大文学观”的时代，在对乡村题材的文学书写中，我们或许会并不将之再仅仅规范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这传统的四个正宗的文学书写门类之中吧。

文学的写实品格，是学界已成共识的赵树理在乡村书写中最重要的文学书写品格，但在今天，却也仍然有着给予重新解说的必要。确实，除了《小二黑结婚》中的“大团圆”结局等个别书写外，你几乎可以把赵树理所有的对乡村的文学书写都视为“纪实文学”。在论述其对今天新时代的乡村题材书写之意义时，我觉得有三个特点还是值得特别提出：

第一，是“细节的真实”。譬如，一向以白描著称的赵树理，一旦在书写乡村各阶层经济生活、日常生活及其变动时，却不惜笔墨，将各种经济细节、数字一笔笔地详尽列出。读到这样的文字，你不由得会想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赞扬：“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知识，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第二，是对乡村个体生命日常生活的如实描写。譬如他对三仙姑、小飞蛾、小腿疼女性系列及其他人物系列的发展中的动态描写，即40年代的三仙姑，到了50年代初就成了小飞蛾，而到了50年代末则成了小腿疼。恩格斯赞扬巴尔扎克“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那么，赵树理笔下的各种乡村人物系列，则如实地揭示了中国乡民个体命运的历史性变迁，在这种变迁中，实际地体现着时代风云、历史沧桑。如果说，“五四”“人的文学”“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这“人的文学”中“分量最多，也最重要”的，是“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那么，赵树理笔下最成功的“中间人物”就是这种“人的文学”在中国革命中与革命后乡村文学书写中最成功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对在今天这样一个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而将“个体”再次浮出历史地表的时代的乡村生活的书写者来说，或许不无借鉴意义吧。虽然这一“个体”已然从基本物质生存层面的改变转向如何面对欲望的挑战。

第三，是如实书写对观念局限的突破。譬如，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十里店》一向为学界所诟病，认为是对其时所错误鼓吹的向农村“走资派”夺权理念的图解，一向一笔成文的赵树理，在创作这一作品时，一反常态，修改五次而不成文，终于说出自己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但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看这部作品，仍然可以看到作品的实际内容远远突破了作者外显的原有理念，而对我们认识乡村的干群矛盾、阶层分化有着不断再认识的价值。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以写实的力量战胜世界观的局限曾经大加称赞，并将之誉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伟大的特点之一”。这样的赞扬，对赵树理也是适用的。赵树理的乡村书写曾被人批评“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也屡屡被一些专家摇头叹息曰“小儿科”。他笔下的三仙姑、《三里湾》中三对青年男女的情爱书写等等，也屡屡被“思想深刻者”讥讽为缺乏现代意识等等。但时过境迁，赵树理对乡村文学书写的魅力却又一次次地活跃在人们面前，逼迫着解读者给以新的解读。这正是赵树理乡村书写写实力量的体现。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无名”时代，当乡村的文学书写者，每每为以何种价值姿态面对新的乡村变革所困惑时，赵树理以写实而突破观念局限的写作实践，也还是值得今天乡村的文学书写者所学习。

赵树理在成名之前，即是一个成熟的作家，用郭沫若的话说，“是一株大树子”，他之所以能从被埋没而一举成为“方向”性的大作家，毋庸讳言，与其时的政治助推是分不开的。其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日渐被主流文坛边缘化，也是因其与其时政治要求不合的缘故。但今天我们检点赵树理的晚期创作的文学史价值，又分明可以看到是因了他与其时主流文坛的“对抗”价值，并在这种“对抗”中，构成了与其时文坛的一种“张力”关系。应该承认，赵树理得以成名时的政治助推作用在其时的时代发展中，是有着积极作用的。也应该承认，赵树理晚年与其时文坛主流的“对抗”也是有着“史性”价值的。要而言之，无论其时的“主流”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但只有与时代“主流”有着紧密的或“体现”或“对抗”或“对话”的关系，赵树理文学的“史性”价值才能得以体现。如是，当对乡村题材的文学书写在今天日益被边缘化之时，如何重构乡村题材的文学书写与时代“主流”的关系，也是今天的乡村题材文学的书写者所应该予以考虑的吧。譬如，无论是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进一步决定意识形态精神生活的观点，还是从文学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文学的叙事意识与社会的集体意识具有同构性的文学社会学的观点，总的说来，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范式，于今天的中国文学创作，仍不失其现实意义与借鉴作用。

譬如，在中国今天急速的社会历史转型期，在文学创作界，当原有的思想资源都暂时无力完全应对与解读新的时代矛盾时，回到事实本身，直观事实本质，就成为时代新的特征，也是文学创作重新切入社会现实生活、走进公众实际生存的主要方式。对赵树理的研究，因为种种原因，近期在学界成为热点，这不是偶然的，而探讨赵树理之于新时代乡村题材书写的现实意义，应该是这一热点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