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谢永旺先生以89岁高龄离开了我们。9月3日一早，我们一行亲朋老友和他告别。告别的时候，有一个简短的仪式，我说了几句发自内心的话：宽仁谢永旺。永旺先生，宽容、宽厚，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对这个世界和我们这些曾经的部下充满仁爱、仁慈之心，用自己厚重的道德修养来与人相处。所以“宽仁”二字，是我对他发自内心的评价和认可。

永旺先生，笔名沐阳。当年文坛有“黑八论”，被批了整整10年，其中有一论叫“中间人物论”，“始作俑者”就是这位沐阳永旺。

永旺是我的老领导。1978年8月，我从云南军旅复员转业，由炮兵排长直接转变为《文艺报》的记者兼编辑。还有两个人和我同一个月进入刚复刊的《文艺报》，一个是唐达成，另一个是雷达。《文艺报》当时的办公地点非常令人羡慕，在礼士胡同129号，它曾经是清代名人刘罗锅子刘墉的府邸，后来成为印尼大使馆，再后来归文化部所有。这是一个接近王府般的四合院，里边有游泳池，当然没有水，有小放映厅，亭台楼阁，环境优美。我从遥远的云南边疆一个叫大荒田的地方突然进入这样一个近似于《红楼梦》里描写的场景，内心的惊喜、惊异乃至惊讶就可想而知了。

《文艺报》当时年轻人不多，除了我之外，还有李炳银、寒小风、李燕平、陈新民，以及稍晚一些的臧小平、李维永和更晚些的郭小林。我们这批从祖国边疆各地以转业军人或者老知青、兵团战士的身份，一股脑进入刚刚复刊的《文艺报》，成为一群急迫地需要学习、需要追赶时代的年轻的文艺战士。用“战士”这个词好像略有些夸张，但当时确实如此。当我们进入《文艺报》的第一天，永旺先生以编辑部主任的身份和我们见面，如果说当时的主编冯牧和孔罗荪是《文艺报》这艘大船的船长，我觉得那时候的谢永旺先生堪称大副。他和我们这些年轻人谈话，第一件事让我们把从创刊以来的《文艺报》逐一认真阅读，这是一个指导职场新人入职的特殊方式。然后他告诉我们，办报的人必须以俄国别林斯基为楷模，因为别氏临终时是枕着他所创办的《祖国纪事》入葬的。短短几句话让我们心中顿生神圣感和庄严感，觉得我们这些新人肩上的任务是何等的沉重，未来前途是何等的光明，而道路又是何等的遥远啊！

永旺先生特别擅长体育，他的乒乓球打得非常好，游泳技术尤佳。我记得当时永旺、雷达和我是《文艺报》乒乓球的三个主要选手，迎战过不少对手。而说到游泳，曾经有一年《文艺报》的同仁们赴北戴河消夏，住的环境非常简陋，是在刘庄的一座工厂里，冲澡都是自来水，但是我感觉到了莫大的快乐，因为什么？因为有了谢永旺。他领着我们游泳的时候游过拦鲨网，拦鲨网的外面意味着危险。我们几个人跟着一马当先的谢永旺奋力地向远方的一艘捕蟹船游去，我壮着胆努力地划着，旁边还有同样年轻的寒小风。流深浪阔，然而永旺毫无惧色，从容不迫地领着我们向那艘远方的捕蟹船径直游去。船上没有一个人，我们登上去之后，回头一望，人影已经很小了，海滩显得模糊，但是那种感觉、那种状态、那种突破自我胆怯之后所获得的身心解放的愉快，是平生很难感受到的，谢永旺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和寒小风享受了那难忘的一刻。从此之后，每到北戴河，我都要越过拦鲨网向深海游去，当然我的前面已经没有谢永旺的身影，可是我知道他一直在默默地鼓舞着我们。

在谢永旺当编辑部主任时期，他的两个副主任分别是分管理论的陈丹晨先生和分管评论的、我的组长刘锡诚先生，他们三位合作得特别好。永旺先生是兰州大学毕业，当时作协的主力编辑们多来自两个学校，一个是兰州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在我的记忆中，兰州大学的除了谢永旺，还有周明、阎纲和后来的雷达，而北大的则有陈丹晨、吴泰昌、崔道怡等等，刘锡诚也是北大的，但他不是中文系，是俄语专业。当年在文艺界，这两个名校的学生很多在年轻的时候都是优秀的青年才俊，到中年是业务骨干，到老年大多成为名编或者是著名的评论家，或者是文艺界独当一面的领导人。

我记得在《文艺报》时，为了培养我，推荐我上文讲所六期学习。文讲所五期（是继“文革”后刚刚开始的首期）的学员有蒋子龙、王安忆、贾大山等，六期是以少数民族作家为主。我刚去报到没有多久，上学仅仅一个星期，永旺先生告诉我说：“洪波，回来工作吧，七期你可以再去，那是评论编辑班，更适合你的专业。”于是我从六期退学，一年之后成为鲁院七期即评论编辑班的学员。后来我们七期和八期又集体组合成为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而永旺先生自始至终支持我忙碌中踉踉跄跄地学习。这一变动使我终生受益，所以我非常感谢关键时刻永旺以一个过来人和老大哥的身份对我的提醒和规划，这真是一个好的领导人对部下最真挚的关心。

永旺曾经给我开过一张书单，里面说评论生涯一定要读书破万卷，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永旺先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了党员，一直特别受到作协领导人张光年的重视。在同龄人中他应该是进步很快的，所以他经常笑着跟我们说：“‘文革’中，我不是‘黑帮’，不是走资派，但有一个名字‘小爬虫’。”说完，他管自笑着，我们也跟着笑。因为“黑八论”中“中间人物论”出自他的笔下，“小爬虫”应该是比较客气的一种政治待遇了吧。

永旺和我们相处大概4年左右，他调离了《文艺报》，出去创办了现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创作研究部，当时叫创作研究室。《文艺报》的人他挑走了几位我的同事，包括李炳银、郑兴万、郭小林，这都是我们非常亲密的伙伴。永旺组建创作研究室的第一件事情是为茅盾文学奖第一届评奖进行筹备和开奖工作，工作单位是全新的，茅盾文学奖也是首创的，由此可见永旺先生工作的开拓性是如何的优秀。

当时虽然《文艺报》一分为二、兵分两路，但是大家好像没有任何疏离的感觉。因为上班在一个楼里，就是老文化部大楼的五楼，吃饭在一个食堂，体育活动也常常在乒乓桌上相见，所以永旺的离开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是很小的一件事，很短暂的一个过程。而且很快，一两年之后，《文艺报》改版，由月刊、半月刊变成周报，谢永旺经历了作协四代会之后，成为《文艺报》年轻的主编，大副变成了船长，我依然还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那个时候我的身份是记者部副主任，和另一个副主任晓蓉共同领导着六名记者，这其中有邵璞，后来成为画家和诗人；有沙林，后来成为一家出版社的主编；有应红，后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还有聂建国、包利民、刘福和。八个人的记者部在当时兵强马壮，但我们没有一个学的是新闻专业，谢永旺请来新华社赫赫有名的女记者郭玲春，为我们讲授新闻业务。那一刻记忆鲜明，因为郭玲春说道：“中国和外国的记者不一样，外国的记者讲究采访对象把你从门口赶出去，他从窗口爬进来，而中国的记者我可能从此再也不会理睬你，这是一种职业的尊严。”郭玲春讲课的时候，那精彩的一幕谢永旺也在现场目睹，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也是唯一一次关于新闻专业的特殊讲座吧。

应该说我在《文艺报》10年的工作履历中和永旺先生几乎是朝夕相处、密不可分，他对部下的关心和帮助，我历历在目。在记者部任职期间，我曾提出进行大西北数省的采访，沿途对各省的主要负责人进行文化咨询和报道。永旺先生特别支持我的选题创意，他知道我要到兰州，专门把他的老同学、当时甘肃文联党组副书记支克坚推荐给我，让我寻求他老同学的帮助。这就是宽和仁慈、热诚待人的永旺先生，他的人品，他的文品。

他当年如何认真地写作张贤亮新作品的研究，让我难以忘怀。他作为资深编辑，曾经发现并组编了《闪闪的红星》《大刀记》《黄海红哨》《沂蒙山高》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撰写了《独树一帜——论高晓声的小说》《在严峻的生活面前——论张贤亮的小说》。关于张贤亮这篇评论，永旺写得认真慎重，我记得他不断到评论组找刘锡诚、阎纲进行商量。正是这篇评论，宁夏的张贤亮才得以脱颖而出，改变他的生存状态，这个恩情张贤亮一直记着、感激着。但是永旺先生轻易不写文章，我曾经拿周围《文艺报》的同事们，一个个批评家、评论家，向他咨询，那个时候无论刘锡诚还是雷达，包括阎纲、孙武臣、李炳银，甚至稚嫩的我都已经不断地在书写着自己专业的相关文章，而雷达、阎纲、孙武臣、李炳银在他们工作的领域俨然是专家了。永旺听到我的问询，笑着说：“我当编辑久了，有一个词叫‘眼高手低’，对自己的文章越来越不满意，加上行政工作这么多，所以就越写越少了。”说这话时，他摇着头苦笑着，内心似有无限感慨，我还看到这一特殊岗位留给他的一种沉重压力下的无奈。是啊，永旺先生的人生选择是从一个评论家的理想开始，到成为一个优秀的组织工作者、编辑家而结束。

后来他离开了《文艺报》的岗位，但是我依然和他有无数次的接触，这就是中华文学基金会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编委会。这应该是1994年的事情了，如今“21世纪文学之星”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一个重要的培养青年作家的品牌。而在初创时期，永旺先生功不可没。除了带领我们的冯牧、袁鹰两位老先生之外，还有谢永旺、张凤珠、崔道怡、张守仁以及年轻的雷达、白描和我一干人等，这其中谢永旺先生发挥了极大的组织能力和编辑才智。

现在“21世纪文学之星”培养出的茅奖、鲁奖、儿奖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家们已经有几十名之多，堪称灿烂的“星座”。当年在这些老编辑草创这个文学品牌初期，我曾经跟组织者张锲先生说过一句开玩笑的话：“这是用军官团打冲锋。”因为这些编委们都是各大报刊著名的编辑家或者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博导，由他们来逐一鉴定一部没有出版的年轻人的文稿，甚至将初审、二审、三审集于一身，还要完成作序的任务。这个工作本身功德无量，是对中国文学事业后继力量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能源补充和战略设计，而永旺先生正是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在永旺先生生命的晚期，我曾经无数次看望过他，为他的小孙子送过我所写的儿童文学作品，他非常开心。而他的独子、当年那个和我们一起游过密云水库的少年谢欣，现在也继承了永旺先生的编辑事业，成为《当代》的编审。谢欣告诉我，他明年也要退休了。听到这话，我猛然感到时间和岁月是如此迅速地流逝着。岁月尽管流逝，但是那记忆中鲜明的影像就像时间河流中一块一块凸起的坚硬的礁石，岁月的河流冲不走。所以我用这篇小文悼念远去的永旺先生，一个我生命和事业之舟中曾经的大副、后来的船长、具有开拓性能力的组织者，一个宽仁的长辈，我感谢他在我成长中所做出的巨大帮助，我感激他，感念他，同时更感怀他！

永旺先生，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