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类型化是文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至少中国当代文学是这样。在拥有广泛受众的网络文学中，类型小说早已成为主体，以至于往往我们谈论网络文学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谈网络小说。类型化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早在中国古代，文学就已出现类型区分，小说有志怪、公案、演义、谴责之别；诗歌则有山水、咏史、纪游、送别等之分。《玉台新咏》卷一就有杂诗、歌诗、怨诗、童谣诗等的分目；李商隐的《无题诗》亦可用类型做解。由此也可见，类型化并不只是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标配，在所谓的高雅文学中同样存在，只不过其表现方式不同罢了。这一状况也蔓延到当代的严肃文学写作中，通常所言的乡村（乡土）小说即是最大的一类。新时期以来，又演化出科幻小说、工业小说，以及打工文学、城市文学、生态文学、自然文学等。

文学类型的划分有着多样化标准，最常见的是根据题材或主题划分。例如志怪小说多讲述奇异的故事，言情小说则以男女情爱为主题。当前与自然有关的写作也是如此。当我们谈论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两类不同的写作时，是以观照自然的不同侧面和不同的主题取向为依据的。自然文学被认为“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价值的审美表达……将自然看作最高精神，天地万物之道蕴含其中，人之道也涵纳在天道中”；而生态文学“关注的是社会现实层面生态系统的平衡……其最终旨归是挖掘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在现实层面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王昉）。

尽管专业研究者做了严谨的学术分类，但对于普通写作者和读者而言，往往莫衷一是，甚至不做细究而混为一谈。仔细查考文学与自然的关系，需要从人对待自然的不同立场上去理解。如上所列，把自然理解为至高的精神，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以维护生态平衡为旨归的生态文学，所持的是“生态中心主义”的观念，都是对待自然的不同立场在文学中的表现。无论这些观点及其表述客观与否，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自然进入文学之中，其根本功能和目的只在于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和性格形象，人对自然的看法只是主题构成之一。

无论是自然文学还是生态文学，自然进入文学的方式，都是写作者面对自然“说话”从而把自然引入文学中。它的功能和地位无外乎两个：一是作为被表达和呈现的主要对象，其中包含了作为生态的自然和作为精神的自然，例如西方文学中的《瓦尔登湖》《沙乡年鉴》《熊》等，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如刘先平、胡冬林、徐刚等的创作。这是生发出当下关于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话题的主要场域。二是作为文学世界里人物角色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在关于文学的知识中，环境描写是重要的创作技巧和内容，而构成文学世界的环境即包含社会和自然环境两部分，其中自然环境是作为人的活动空间之一而存在的。

从文学史到当下的文学现场，把自然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的写作并不普遍，但正是它们构成了类型意义上的自然文学或者生态文学。在文学类型学理论中，发生类型化的原因在于审美的阶层化。近年来，自然文学成为热点话题，虽然是这一原理在当代文学现场的显现，但同时受到社会背景变化的深刻影响。首先是以自然为对象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其次，超出自然承载能力的生产方式对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环保问题受到重视；此外，在精神层面，则是进入商业和网络时代，被工业和信息技术革命改变的生存、生活和精神环境变得更加逼仄，人类不断反思自身的生存境遇和发展方式，从而生发出向往自然的情感，并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展开省察。自然作为文学写作的场域或对象在当前受到重视，与这些原因是分不开的。

与自然有关的写作被类型化，预示了其中某些作品带有一定程度的实用性，尤其是聚焦环境问题的作品。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并批判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利用，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向大自然无限度索取而导致的环境问题，是隐含在这些作品中潜在的创作动机。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通过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全方位调查，揭示了滥用农药给环境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危害，昆虫、鸟类被农药杀死，春天因为没有它们的鸣叫而寂静得令人恐惧。这部作品充满对自然的人文关怀，并对人类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展开了无情的批判，被誉为开启了现代环境运动的奠基之作。

除了正面表现环境恶化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危机，以及延续传统的自然观，将自然当作寓托心灵的家园外，关于自然的写作还有一个向度，即摆脱将自然作为审美客体的单向思维模式，深入内部探查自然世界的隐秘伦理及其运行规律。这个视角赋予了自然界一定的主体地位，对于以人类价值为自然赋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而言是一种突破。胡冬林的《山林笔记》是作者生前在长白山林区长期驻扎生活的日记体作品，是一部兼有散文审美特征的非虚构生态文学佳作。作者以亲身观察的见闻和体验，生动记录森林中的黑熊、金角鹿、狐狸、野猪和鸟类、菌类、花草等的状貌、生长习性等，以及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字里行间透射着对自然的敬畏与怜惜之情。冯小军的《林间笔记》与此类似，用唯美而又抒情的笔调描绘森林、溪流和草地间的自然风物及其构成的和谐关系。这些作品在传播自然生态知识的同时，也表现出独特的自然观。在这些作者眼里，自然不仅是有生命的，也是有情感和意志的。

与自然文学或生态文学崛起的趋势相反的是，文学作品中作为人的生活环境的自然描写却在大量减少，这种现象不只出现在小说中，也出现在散文中。这是城镇化后日常生活疏离自然而出现的必然结果，由于缺失了自然的抚慰，这种趋势加剧了人在社会中的焦虑心情和精神困境。

追根溯源，文学对自然的表达与怀恋关涉人类的终极命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人类走出丛林就是将天然的自然变为人化自然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客观世界的对象化。人类愈进化，社会愈进步，自然的对象化程度愈深。在这个意义上，远离自然成了人类的宿命。但是，自然作为肉身和精神家园，早已成为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性构成，因此向往自然、歌咏自然，并用自然鉴照人自身，是文学创作中的永恒主题。无论是自然文学还是生态文学，抑或是更加具体化的环境文学，书写自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表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