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庆：沈从文的婚礼
筹备婚礼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办婚礼。
就在不久前，1933年8月，沈从文完成了国立山大暑假学校的工作，接受了杨振声抛来的橄榄枝——去北平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月薪一百五十元。他和张兆和辞去了国立山大的工作，到了北平。
在举办婚礼前，沈从文就委托好友程朱溪租下西城府右街达子营二十八号作为婚房（吴世勇：《沈从文年谱》）。程朱溪留下的手账中，有这样的记录：“1933年8月12日，代从文付达子营39号定金7元。”（胡其伟：《八十年前北平古都生活的第一手资料——程朱溪夫妇的“北平家用账本”》）沈从文的婚房是达子营28号，还是39号？还有待于新发现的史料来证明。
这是一个四合院，正屋三间，有一厢房，厢房是沈从文的书房兼客厅。1933年8月24日，在给大哥沈云麓的家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全屋有电灯约十二处，光皆极好，厨房虽小，也还干净。大门有一屏风，院子中有一大槐树，一大枣树，院子虽小，因为还系长形，散步尚好。又有一更小院子，可晾衣裳。堂屋隔扇与客厅隔扇，皆如北方一般房子雕花，我们用黄布糊裱，房子纸张则正屋用白色，客厅书房用焦黄色(即包皮纸背面糊成)。
看得出，为了结婚，房间做了简单的装饰。房子里置办了什么家具，继续看家书的描述：
房中只一床，一红木写字台，一茶几，一小朱红漆书架。客厅器具还不曾弄来，大致为沙发一套，一茶凳，一琴条，一花架，一小橱柜。书房同客厅相接，预备定制一列绕屋书架，一客床，两个小靠椅，一写字台。木器我们总尽可能用硬木，好看些也经用些。
张兆和拉琴，所以有琴条。沈从文喜欢书，“预备定制一列绕屋书架”，有了书架，摆上自己的著作和喜欢读的书，这个家，有书香和琴声。朋友来访，还有茶香袅袅。房子里充满了温馨的气氛。
请客约六十人，客人大都是北方几个大学和文艺界的朋友。这场婚礼，沈从文和张兆和准备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关于请客名单，经过深思熟虑。
沈从文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谈到了筹备婚礼的过程，已经定下请客名单。沈从文还随着这封信邮寄了喜帖。
这边只预备请五十个客，在这数目内，请某人不请某人，真是一个费神研究的问题。本来还只想请客廿人，因为实在不便在这种数目请谁，不请谁，故只好多请了些。我们希望在这一天城中家里也有两桌客，一桌老亲，一桌朋友。
拟请客的名单确定后，还要考虑请客吃饭的餐具和家具：
木器、碗盏，皆仿古式样，堂屋中除吃饭用小小花梨木方桌外，只是四张有八条腿的凳子，及一个长条子案桌，一个茶几(皆红木与花梨木)。
沈从文还考虑到来参加婚礼的亲友吃醉了酒，如何住宿的问题。总之，为了这场婚礼，一对新人幸福地忙碌着。张兆和大弟张宗和在婚礼前天，不停地买东西。“我为三姐结婚也买了一双新皮鞋、小手巾，我自己的绸大褂马马虎虎，也过得去。”大姐张元和提前几天到了，与四妹张充和为新人衣服被子穿针引线，不停地缝制。张充和对大弟张宗和说，这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喜庆婚礼
婚礼当天，双方均有外地亲戚到场祝贺。沈家到的有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从厦门来；大姐夫田真逸（田真一）自张家口来；玉姐夫妇自天津来。九妹沈岳萌已经跟随沈从文张兆和来到北平，自然为哥哥嫂子的婚礼做了很多工作。张家的亲戚有在北平定居的张兆和的三爷（三叔）张禹龄一家，四妹张充和、大弟张宗和，大姐张元和自上海来。二姐张允和嫁给了周有光，到了日本，不能来参加婚礼。
张兆和的父亲张武龄（张冀牖）在上海没有来参加女儿的婚礼，送了字帖《宋拓怀仁集王義之书圣教序》作为嫁妆。
下午四点左右，张宗和到了中央公园，客人来了不少，他和夏云门口等候客人，请他们在签到簿上签名。
婚礼热闹、喜庆，又没有什么程序，大家很随意。来宾祝福新人，与新人合影。婚礼上，由张禹龄作为女方长辈亲属证婚，胡适到场主婚。想来，胡适发表了热情的祝福讲话。由于是年九月份胡适的日记缺失，不清楚胡适具体讲了什么话。《朱自清日记》只留了简单的一句“下午沈从文结婚”。
新郎沈从文穿着一件蓝毛葛的夹袍，新娘子张兆和穿着一件浅豆沙色普通绸旗袍，这是张元和在上海为他们专门缝制的。
七点半钟开始吃饭了，一共六桌。吃到中间，证婚人杨振声（作为男方家长）起来讲几句话。沈从文张兆和到各个桌子，向亲友敬酒。
这次婚礼花费了一千二百元。沈从文有四百元的薪水积蓄，其余的钱是张兆和带来并收礼所得。
梁思成、林徽因送了锦缎百子图床罩单作为贺礼。
两人筹备婚礼，还有一个小插曲。刚从青岛回到北平时，沈从文住在西城西斜街五十五号甲杨振声家，中小学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工作场所也设在这里。张充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天杨家大司务送沈二哥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一张当票，即刻交给杨先生。原来当的是三姐一个纪念性的戒指。杨先生于是预支了五十元薪水给沈二哥。后来杨先生告诉我这件事，并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的戒指之理。’”
北平文艺界的朋友还有谁参加了沈从文的婚礼，这是一个谜。陈子善教授撰文指出，周作人当天没有参加婚礼，但送了贺联。
周作人1933年9月8日的日记云：“上午写联云：试游新奇境，相随阿丽思。因明日沈从文君结婚也。”11月1日杭州《艺风》月刊第1卷第11期又刊出署名知堂的补白《沈从文君结婚联》：国历重阳日，沈从文君在北平结婚，拟送一喜联而做不出，二姓典故亦记不起什么，只想到沈君曾写一部《爱丽思漫游中国记》（《阿丽思漫游中国》），遂以打油体作二句云：“倾取真奇境，会同爱丽思。”(《阿丽思中国游记》为沈从文著长篇小说，二卷本，分别于1928年7月和12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婚姻就是生儿育女，相守相伴，油盐酱醋，不是新奇境，倒是本真的平淡日子。但对于沈从文来说，生活翻开了新的篇章。
国事影响家事
两人结婚后，过的是平淡的日子。但是，家国相连。家事注解国事，国事影响家事。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受降仪式，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标志着中国战区战争的结束，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1945年9月9日是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沈从文写下“从今天起，全世界战争结束了”！当天晚上，他特意写了篇题为《主妇》的小说，作为礼物送给妻子。次日，沈从文在呈贡桃园新村的家中请客，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沈从文在小说《主妇》中写道：“今天又到了九月八号，四天前我已悄悄的约了三个朋友赶明天早车下乡，并托带了些酒菜糖果，来庆祝胜利，并庆祝小主妇持家十三年。”
9月10日清晨，晨辉洒满窗前。一夜未眠完成《主妇》初稿的沈从文，走出房门，迎着初升的太阳，跑到田野，采了一把带露水的蓝色野花回来送到张兆和面前。张兆和看到沈从文双手捧着的花朵，羞赧地笑了，她接过这一束芬芳的花朵。蓝色花瓣上带着晶莹剔透的露珠，在手与手的传递时，滴落在手上。张兆和把花朵插在沈从文淘来的白瓷敞口的花瓶中。呈贡县桃园新村茅屋里，顿时亮丽多姿。
8点多，程应镠和王逊等人来访，清寂的房间热闹起来。“桌案上那束小蓝花如火焰燃烧，小白花如梦迷蒙。”这一天，沈从文创造的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水乳交融。
欣悦之中也有辛劳，辛劳的滋味，不足对外人道。但他向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程应镠的信中吐露了生活的艰辛，也谈到《主妇》这篇小说创作完成时的情景：“到天明走到村子外面去，越过马路，躺在带露水的荒坟间，头中发眩，觉得十分悲戚，总想事如可能，应当到北平时改一小小职业，不再做这种费神不见好的工作，一家也会过得日子稍好些。”
张兆和是沈从文生活中的伴侣，不仅仅是一个“主妇”，她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这样定位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关系：“在沈从文最为高产的三四十年代，张兆和作为沈从文的私人读者，常对沈从文作品中的文法错误予以纠正，还承担着誊抄编辑的工作，甚至参与小说的创作。因而张兆和不是作为‘他者’而存在，而是直接参与了沈从文生命的再造和皈依。”
1949年，遭到批判的沈从文，改行从事文物研究，从北京大学转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不论遇到什么坎坷，沈从文和张兆和相濡以沫，跨过激流险滩。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沈从文最终迎来文学繁荣的八十年代，他的文学经典就像出土文物一样，受到读者的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