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百废待兴，本来就是中国新文学重镇的上海文坛又很快呈现一派新气象，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新的文学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文艺复兴》《文潮月刊》《清明》《大家》《茶话》《幸福》等不断创刊；抗战前就已存在的文学杂志，如《论语》《青年界》等也接连复刊。在这些大大小小、风格各异的文学杂志中，范泉先生主编的《文艺春秋》异军突起，尤为灿烂夺目。

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合订本

严格地说来，《文艺春秋》并不是抗战胜利以后才创刊的。《文艺春秋》1944年10月创刊于沦陷区上海，署“永祥印书馆编辑部”编辑，实际主编是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编辑家范泉（1916-2000），而刊名是“文艺春秋丛刊”。与其他的文学杂志不同，《文艺春秋》最初是以“丛刊”的形式面世的。

“文艺春秋丛刊”一共出版了五辑，即1944年10月第一辑《两年》、12月第二辑《星花》、1945年3月第三辑《春雷》、6月第四辑《朝雾》和9月第五辑《黎明》。《黎明》问世时，上海已经光复了。“丛刊”创刊号《两年》有篇《编后》，应出自范泉之手，文中是这样昭告“文艺春秋丛刊”办刊宗旨的：

在培植中国文化的前提下，书馆当局便决意在这艰难的物质环境中，络绎出版期刊和书籍，以补救目前精神食粮的不足。这次“文艺春秋丛刊”之《两年》的出版，便是发行期刊和书籍的第一步。

话说得比较隐晦，“培植中国文化”“补救目前精神食粮的不足”的弦外之音，明白的读者还是能领会的吧？四十年后，《文艺春秋》主编范泉先生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创办《文艺春秋》的情景，不妨摘录如下：

一九四四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复旦大学教务长金通尹先生来看我，和我谈起一家从事印刷业务的永祥印书馆，准备出版书刊。他已介绍了邵力子先生的侄女邵德璜在那里工作。现在书店准备成立编辑部，先出版期刊，要求学校推荐编辑部的负责人。他希望我去。

金通尹先生是我的老师。……这次他来，和我细说了来意之后，用十分激动的口吻，最后对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占领这个文化阵地，那末，汪伪的文化渣滓们就一定会去占领。”……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调查，弄清了从清朝末年开设到现在的这个资本家企业的基本情况，并和许广平先生一起研究以后，我终于迎着敌人的刺刀，开始了我的书刊编辑工作。

在沦陷了的上海出版期刊，必须向敌伪登记。为了逃避登记，决定用丛刊的名称分辑出版，每辑一个书名。

采用什么样的丛刊名称呢？这是一个关系到刊物能否在敌人的鼻子下生存下去的问题。我征询了很多文艺界师友的意见……就定名为《文艺春秋》。这是因为这一名称，是比较通俗、朴素、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引不起敌人注目的名称；其次，是因为刊物的扉页上每期编刊了一条条文艺界信息的报导，天南地北，前方后方，凡是显示民族正气的信息，无不广采兼收，包罗万象，总冠以“文艺春秋”的专栏名称，使这个丛刊名实相符。（范泉：《我编〈文艺春秋丛刊〉的回忆》，《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八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303-305页）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范泉的这段回忆，是因为他把《文艺春秋》的筹备和诞生经过，从为何要采用“丛刊”的形式到刊名的最终确定，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当年编者的良苦用心，至今仍不能不使我们感动。而“丛刊”时期，则可称为《文艺春秋》的第一阶段。

“文艺春秋丛刊”五辑出齐之后，到了1945年12月，《文艺春秋》第二卷第一期问世，从此开启了《文艺春秋》的第二阶段，即“月刊”时期。第二卷第一期上也有一则《编后》，也应出自范泉之手，在新的形势下重申了《文艺春秋》的办刊方针：

“文艺春秋丛刊”出版到现在，已经足足有了一个年头。从这一期起，将丛刊改成月刊的形式出版……

本刊竭诚希望新进的作家能够惠赐有力的作品。我们不分系别，园地绝对公开，只要作品本身有可取的价值，我们都是乐于采用，绝没有丝毫的偏见。

既不高调，也不张扬，又有自己主张的办刊原则，而且说到做到，这是《文艺春秋》的一个显著特色。从第二卷第一期起，《文艺春秋》一卷共六期，到1949年4月第八卷第三期出版后停刊，总共出版了四十四期。本来第八卷第四期也即迎接上海解放专号已经编好，因故未能出刊，这当然是件很可惜的事。但这是《文艺春秋》的“月刊”时期，也是《文艺春秋》时间最长、最为辉煌的时期。

有意思的是，除了“文艺春秋丛刊”和《文艺春秋》月刊，《文艺春秋》系列还有两种期刊。其一是1947年1月至3月出版的《文艺春秋副刊》第一至三期。正如刊名已经揭橥的，这三期刊物是《文艺春秋》的“副刊”，第一期上有《编者的话》，当然仍应出自范泉之手，是这样宣示的：

这一本小杂志，虽然名曰《文艺春秋副刊》，其实并非是专载文艺作品的杂志。我们只是想在这里略谈作家，谈谈作品，以及报导一点艺文方面的小消息给大家知道，如此而已。

由此可见，《文艺春秋副刊》以发表中外作家传记、书评、书话和海内外文艺消息为主，提倡言之有物的短文，对《文艺春秋》月刊无疑是一个补充。虽然只出版了三期，影响却不小。

其二是1947年10月创刊的《文艺丛刊》，仍为范泉主编。已知《文艺丛刊》共出版了六集，即第一集《脚印》（1947年10月）、第二集《呼唤》（1947年11月）、第三集《边地》（1947年12月）、第四集《雪花》（1948年2月）、第五集《人间》（1948年6月）和第六集《残夜》（1948年7月），均以每集中一篇作品的题目作为丛刊刊名。而之所以刊外有刊，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文艺刊物的管制越来越严厉，而永祥印书馆“顾问”陶广川也不断对《文艺春秋》月刊横加干涉（钦鸿：《尘封已久的一颗明珠：记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范泉纪念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488页）。范泉不得不采取新对策，与孔另境等另组文艺丛刊社，创办了《文艺丛刊》。《文艺丛刊》回到了“文艺春秋丛刊”的形式，以避开当局的审查。以刊发评论、随感和散文为主，论辩性和斗争性更强，是《文艺丛刊》的显著特色，与《文艺春秋》月刊正好形成互补。《文艺丛刊》仍属于“文艺春秋”系列，或可称《文艺春秋》的新的“丛刊”时期。像《文艺春秋》这样，一个新文学杂志以不断变换的多种形式而存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

判断一个文学杂志的成功与否，拥有哪些作者，应是一个首要的标杆。《文艺春秋》的作者群是广泛而又强大的，如五四时期的代表作家郭沫若、茅盾、闻一多、叶绍钧、王统照、田汉、丰子恺、许杰、欧阳予倩、洪深、黎锦明、陈翔鹤、赵景深、钟敬文等，如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的文坛翘楚巴金、戴望舒、施蛰存、李健吾、靳以、顾仲彝、沉樱、臧克家、艾青、艾芜、师陀、端木蕻良、王西彦、唐弢、柯灵、李广田、骆宾基、黎烈文、戈宝权等，四十年代崛起的刘北汜、杭约赫（曹辛之）、汪曾祺、黄裳、何为、谷斯范、阿湛、司徒宗、沈子复、欧阳翠等，还有范泉自己，都是《文艺春秋》的作者。这份闪亮的作者名单当然还可开列很长很长，据统计，《文艺春秋》的作者多达三百四十余人。但以上所述，已是名家云集，新秀更是辈出，也足以证明《文艺春秋》当时能吸引广大读者的原因之所在了。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新文学杂志，《文艺春秋》的文学视野是很宽广的，发表作品的体裁样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小说（含长、中、短篇）、诗歌、散文（含散文诗）、戏剧（含话剧和电影剧本）、评论、杂感、考证、回忆录、笔谈、翻译等，应有尽有。不仅如此，“丛刊”时期，《文艺春秋》就设有数个专栏，《两年》就有“林语堂的来去”和“鲁迅藏书出售问题”两个专辑，《星花》刊登了“纪念契诃夫逝世四十周年”小辑，《黎明》更及时推出“庆祝抗战胜利辑”，欢呼战胜日本侵略者。进入“月刊”时期，《文艺春秋》又不定期地设有“文艺时论”专栏，请作家就当时文艺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及时展开讨论。还先后组织了“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关于莎士比亚”“中国文艺工作者十四家对日感想”“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推荐新人问题座谈会”“木刻艺术小辑”“献给本月廿三日诗人节”“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十周年”“纪念高尔基逝世十一周年”等专辑和1947年的翻译专号，真是丰富多彩，有声有色。

归根结底，衡量一个文学杂志的水平，该刊发表了哪些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差不多与《文艺春秋》同时期的《文艺复兴》连载过巴金的《寒夜》、钱锺书的《围城》等佳作，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文艺春秋》以刊登中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见长，较少连载长篇，自然也有例外。熊佛西的长篇《铁花》就在《文艺春秋》连载，这是一部至今仍被忽视的优秀长篇。王西彦的长篇《微贱的人》也在《文艺春秋》连载，同样值得一提。在《文艺春秋》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中，艾芜的《石青嫂子》、汪曾祺的《绿猫》和《鸡鸭名家》早已是公认的名篇，魏金枝的《坟亲》、碧野的《被损害的白凤英》、李白凤的《多伦格尔的黄昏》、臧克家的《牢骚客》、SY（刘盛亚）的《残月天》、许杰的《饯行的席面上》、齐同的《银沙汗》等，也都是他们的用心之作，而施蛰存的《在酒店里》《二俑》等则是他的收官短篇了。散文之中，王统照的《散文诗十章》、靳以的《人世百图》系列、戴望舒的《记玛德里的书市》、施蛰存的《柚子树和雪》《栗和柿》等篇，均可置于他们各人的最佳散文之列。还不能不提的是，林抒（何为）发表在《文艺春秋副刊》上的《悲多芬：一个巨人》，不仅是他的散文代表作之一，后来还长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至于诗歌，作品发表虽不很多，作者却很有分量。首先当然要推重戴望舒，他后期的代表作《我用残损的手掌》《萧红墓前口占》等都刊于《文艺春秋》，艾青的长诗《吴满有》也是首次在国统区面世，而朱维基、杭约赫和史卫斯等的诗，也必须提到。剧本是《文艺春秋》的又一个强项，田汉改编的《琵琶行》当时就广获好评，顾仲彝有《渔歌》，端木蕻良的电影剧本《紫荆花开的时候》也给我们以新的惊喜。还有评论、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考证，闻一多遗作《什么是九歌》、郭沫若的《O.E.索隐》和林辰的《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鲁迅与狂飙社》等，都引人注目。还应肯定《文艺春秋》对外国文学持续不断的译介，特别应该提到黎烈文对法国梅里美《伊尔的美神》等一系列作品的翻译，堪称名家名译。

1984年，范泉（右）与艾芜合影

总之，《文艺春秋》佳作纷呈，与当时上海的《文艺复兴》和《文潮月刊》形成鼎足之势，在全国的文学杂志中都属佼佼者。这一切，当然与主编范泉的精心策划、组稿、编刊和韧性坚持分不开。尤为难得的是，《文艺春秋》对当时的台湾文学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丛刊”时期，范泉自己翻译了台湾作家龙瑛宗的短篇《白色的山脉》，“月刊”时期他自己又写了《台湾高山族的传统文学》《台湾戏剧小记》，发表了台湾诗人杨云萍的《杨云萍诗抄（二十首）》和林曙光的《台湾的作家们》。还培养了台湾青年作家欧坦生，接连发表其《泥坑》《训导主任》《婚事》《沉醉》《十八响》《鹅仔》六篇小说，对后三篇小说还专门撰文《关于三篇边疆小说》郑重推荐。当鲁迅好友许寿裳在台北遇袭身亡，范泉又及时刊出洛雨的《记许寿裳先生》，并以文艺春秋社名义发表《悼念许寿裳先生》。在新的“丛刊”时期，范泉又亲自写了《记杨逵：一个台湾作家的失踪》，表达对杨逵生死的关切。凡此种种，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文艺春秋》是发表和研究台湾文学的先行者，这在当时的新文学杂志中也很少见，范泉功不可没。

《文艺春秋》取得了如此众多、足以骄人的成就，但长期以来，一直少有研究者重视。据我有限的见闻，只有陈青生兄的《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第二章“纷繁驳杂的小说”中辟出一节论述《文艺春秋》（陈青生：《〈文艺春秋〉作家群及魏金枝、熊佛西、许杰、艾芜等的作品》，《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56-70页）。此外，就是范泉先生自己的回忆和已故钦鸿兄的长文《尘封已久的一颗明珠：记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了，这是令人深以为憾的。这样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严重缺失理应得到弥补，而影印出版全部《文艺春秋》，包括“文艺春秋丛刊”、《文艺春秋》月刊、《文艺春秋副刊》和《文艺丛刊》，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需要指出的是，以前整理《文艺春秋》目录，只收丛刊、月刊和副刊三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唐沅、韩之友等所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第5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辑录《文艺春秋》总目时，就遗漏了《文艺丛刊》目录），而遗漏了《文艺丛刊》。这次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终于补齐，合成全璧了。范泉先生如泉下有知，也当颔首称善。

《文艺春秋》影印本，上海书店2022年9月即将出版

我之所以乐于为《文艺春秋》全套影印本作序，还有一个私人的原因。范泉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也是我的忘年交。我不会忘记，当年他在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时，带领硕士研究生来上海，竟亲自到寒舍找我，而我恰不在家，有失远迎，是家父接待的。范泉先生像当年主编《文艺春秋》时关心青年作者一样，仍在关爱年轻学人。后来，他调回上海，任上海书店编审，主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纂工程，我常去上海书店，我们见面的机会才多起来。范泉先生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1989年9月该刊第四十四号刊出我的《周作人日记应该入选》，建议《大系》“日记卷”入选周作人日记，这是我与范先生文字之交的开始。再后来，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我又应邀加盟，在他指导下撰写辞典条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长途上，范泉先生是扶掖者、支持者和欣赏者之一。因此，这篇序于公于私，都是义不容辞的。

范泉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范泉

范泉先生创办了《文艺春秋》，《文艺春秋》也成就了范泉这位独树一帜的新文学编辑家。《文艺春秋》影印本的问世，不仅是对范泉先生的缅怀，也一定能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尤其是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上海文学史的研究有所推进。

（本文将作为序言，收入《文艺春秋》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