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老了，无论按过去对年龄段的划分，还是当下对年龄段的划分。跟“老”字有关的成语很多：有褒义的，如“老成练达”；有贬义的，如“老奸巨猾”；还有可能兼具褒义贬义的，如“老谋深算”。这说明随着马齿日增，人的处世经验就会逐渐丰富；但也可能在生命史册上留下人生败笔。我没有资格评议他人，只能在反思人生的过程中拷问自己的灵魂。扪心自问，我自认为不是趋炎附势、落井下石之徒，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评人论事也未必能做到持平全面。比如历次政治运动中要清理或批判某些人，有关方面向我调查时，我往往不敢讲其优点，担心会引火烧身；如果调查对象即将升职或升迁，我往往不愿言其缺点，生怕被人误认为是嫉妒，可能会耽误对方的锦绣前程。总之，在任何时候都能力求公正，我认为是人性的闪光，道德的楷范。阅读《冯雪峰全集》中的“外调资料”，我就受到很大的触动。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坛，鲁迅、冯雪峰、胡风、黄源等人跟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隔阂颇深。鲁迅在文章中曾经称后四位为“四条汉子”，“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这篇文章题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雪峰起草而由鲁迅增补修订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扬等人是文化宣传部门的重要领导人。雪峰从1954年开始在政治上就受到不公正待遇，不能不说跟1930年代文坛夙怨有相当程度的关联。

但政坛风云突变。1966年2月，“四人帮”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于同年4月发表了座谈会纪要，对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进行了全面否定，把“国防文学”口号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口号，给周扬、夏衍等人戴上了“文艺黑线头目”的帽子，导致他们在政治上受到迫害。由于形势的逆转，当年站在鲁迅旗帜下的雪峰自然就成为了正确的一面。各处的造反派组织纷纷要求雪峰揭发“四条汉子”当年的“罪行”。这对于“小人”而言，自然成了一个“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绝好机会。但雪峰并没有这样做。早在1936年5月28日在给张闻天、周恩来的报告中，雪峰就认为周扬等人是在“观念和方式”上存在问题，但“不至于是内奸”，文革期间江青等人认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而雪峰在外调材料中明确写道：“我没有发现周扬、夏衍等人同王明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现在也回想不起可供追查的线索”；“我认为他们还不曾搞过有政治纲领的第二党”。对于夏衍，雪峰的评价是“入党较早”，“革命文学论争”时“比较超然”，“没有写过文章攻击鲁迅”，“成立左联时，他起过中间桥梁作用”。对于阳翰笙，雪峰提供的材料是鲁迅谈话中并没有对他的差评。对于田汉，雪峰只是转述了鲁迅的看法，认为其人有时“糊里糊涂”“浪漫蒂克”。在雪峰写的外调材料中，当然也有上纲上线的提法。这是当时有关文件定下的基调，雪峰对自己也扣上了很多大而无当的政治帽子。在把跟“四条汉子”的矛盾定性为敌我矛盾的非常时期，雪峰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而且能依据历史事实说话，这使周扬十分感动。1975年10月，刚恢复自由的周扬看望了重病的雪峰，并拥抱着雪峰，握着雪峰的手哭了。

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的成员也是属于攻击鲁迅的一方，其中有一位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新锐冯乃超，写过一篇文章，讽刺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鲁迅曾作《“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予以反击。而雪峰当年所写的《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则是明确地在维护鲁迅。在十年“文革”期间，冯乃超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被冲击的对象。当有关方面向雪峰了解情况时，雪峰的证词是：“冯乃超写过攻击鲁迅先生的文章，可以查看当时创造社的刊物和鲁迅先生的《三闲集》。据我所知，在1929年下半年酝酿成立‘左联’以及1930年成立之后，冯乃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改变了对鲁迅先生的态度的。”（1971年1月1日）

鲁迅除开论敌，当然有更多的朋友。巴金就是鲁迅奖掖扶持的进步作家，也是鲁迅的青年友人之一。1957年9月16日，中国作协在北京首都剧场召开了一次斗争“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大会，雪峰莫名其妙地成了陪斗者。当时巴金跟靳以作了一个联合发言，对雪峰进行了挖苦和讽刺。这当然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巴金对于自己的这些经历已在《随想录》等作品中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文革”十年中，“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对巴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必欲置之于死地。1966年11月18日，雪峰在给上海作协一份外调材料中写道：“鲁迅当时大概从黄源等人口中知道了巴金一些事情，又认为巴金肯埋头实干，肯介绍外国文学，自己也能写，相当重视他。当时我也经过调查，知道巴金同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并无组织上关系；巴金本人并不隐瞒自己思想上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但并未有过反共的言行。因此，肯定巴金是一个进步作家。从那时一直到后来，我都觉得巴金对自己思想方面的态度是坦白的。”雪峰这些证言，从根本上否定了“四人帮”一伙在政治上对巴金的污蔑不实之词。

从1951年3月至1957年8月，雪峰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之初，行政和出版方面的工作主要由许觉民负责。“文革”十年当中，这些社领导毫无例外地都作为“走资派”被揭发批判。在清理人文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时，雪峰一直把主要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对于许觉民，雪峰在揭发材料中说：“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认为他处理工作比较切实，能够执行上级指示，也比较能够团结他所领导的部门的工作同志。”雪峰去世后，许觉民十分悲痛，写了一篇悼文：《阅读冯雪峰》，作为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七十周年的纪念。

雪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之后，接替他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的是王任叔，笔名巴人，杂文家，曾出任我国首任驻印尼特命全权大使。但1959年被康生诬陷，罪名之一就是跟蒋介石同乡。他在1960年 “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1966年被抄家，1970年精神崩溃成了疯子，1972年病逝，1979年始得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当年造反派组织曾多次要雪峰提供王任叔的罪证。冯雪峰的证词是：他上世纪20年代即读过王任叔的进步作品，30年代与之相识，知道他出名很早，入党也很早，肯干，精力足，文笔快。也听说他曾被捕，但是由亲友花钱保释的，没听说他曾在南京登报叛变。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王任叔没有攻击过鲁迅，是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中人。王任叔身处逆境时冯雪峰能如此仗义执言，实属难能可贵。

依据文献学的概念，史料大体可以划分为书报、文件、实物、口碑四大类。像雪峰在历次运动中写的这些交待、外调查料，已作为“另类史料”收入《冯雪峰全集》第八、九两卷。这在作家全集的出版史上应属首创。这种资料的价值跟郭小川的《检讨书》和《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一样，对于研究特殊年代的历史真相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但也由于这种“另类史料”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写出来的，参考者应该有一种历史的择取眼光，因为“另类史料”的提供者当时是处在一种不能完全表达个人意愿的情境之下，不得不采用一些特定环境下的特殊提法和措辞。这种“另类史料”的提供者也不可能像在正常环境中潜心治学的学者那样，对所写的材料字勘句酌，严谨表达，有时也难免让人误解。比如雪峰的一份材料，就曾引起过茅盾的不快。

这份资料写于1966年8月10日，即文化大革命初期，题为《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口号的经过》。由于这份材料内容丰富，后来被人油印，广为流传。这份材料中有一处提到：“当时茅盾以及生活书店等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当时茅盾同鲁迅的关系表面上是好的。但鲁迅谈话中几次提到茅盾，说：‘近年来，茅盾对我疏远起来了。他没有搬家前，我们同住在一个里弄，有的事当面一谈就可以解决，可就不当面商量。’鲁迅又说过这样的话：‘凡有外国人要见中国作家，我总是推荐茅盾去，请他代表中国左翼作家。’鲁迅当时谈话中表示他最不满意茅盾等人的，是生活书店要求撤换《译文》编辑黄源（《译文》原在生活书店出版），事前没有同鲁迅商量，而用鲁迅认为‘吃讲茶’的方式‘要挟’鲁迅的一件事。”（《雪峰文集》第4卷，第5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不过，茅盾在文革时期并没有看到这个材料。直到这份材料1979年2月在《新文学史料》第二辑刊出之后，茅盾才得以知晓。茅盾历来是以鲁迅亲密战友的身份现身的，还有一幅鲁迅、茅盾联名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油画公开展出过。所以，当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年刊》负责人闫愈新访问他时，茅盾指出了“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认为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就好到底。我看并非如此。这类事情要实事求是”。通过这件事，茅盾提出要反对神化鲁迅，不要搞形而上学。茅盾这篇文章同时又发表于《人民日报》，在鲁迅研究界引发了一番争议。茅盾所不了解的是，1974年6月23日，雪峰收到了温州第六中学一位语文老师项经川的一封来信，并于同年7月1日作了认真回复：“当时鲁迅先生谈话中说到茅盾先生等‘可就不当面商量’的话是指当时生活书店要撤换《译文》编者的事情。这件事，我到上海后同胡愈之先生及茅盾先生谈了鲁迅先生的态度后，相互间当即谅解了，胡、茅等也承认他们当时没有把事情处理妥当。总的说来，茅盾先生、胡愈之先生等同鲁迅先生的关系是好的，他们对鲁迅先生是尊敬的。至于说‘不够尊重’鲁迅先生，是说当时左翼文艺界都还没有能够像毛主席那样重视鲁迅先生，也就是认识鲁迅先生很不够的意思，不只是说某一人或某些人。这一点，你大概不会有误解，也就是说不会对茅盾先生有误解。”（《冯雪峰全集》第7卷，第142至1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这封复信中的文字，正是前面那份材料中关于这件事情的必要补充。我想，茅盾如果能理解冯雪峰写的那份材料并非出于自愿，此后又作了必要的补充和更为周全的表述，定会对雪峰多一些应有的理解和历史的同情。

从另类史料看人性闪光，这是我认真读完冯雪峰所写外调材料后的一种感悟。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著有一本《人格论》，他认为人格是有特质的，好比“同样的火候，使黄油融化，使鸡蛋变硬”。特质分为群体特质与具体特质，前者具有普遍性，后者具有个人特点。但人格是不确定的，一切都在变化过程当中。如何对人格进行检验？我认为置于一个特定的情境之中，置于一种具有高压态势的环境之下，就是对人性善恶美丑的一种真实检验。《旧唐书·魏征传》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冯雪峰的外调材料，就是我洗涤灵魂污垢的一面镜子。见贤思齐，就能使自己的人格向真善美的方面变化，并日趋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