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戴花》是一部在我心底里酝酿了半个世纪的作品，写的是今天的年轻读者不熟悉的那段生活，但我并不担心他们对这类题材会有违和感，关键在用心用情，有了强烈的代入感，让读者感到一种精神享受，时代的隔膜其实并不重要。

长篇小说《戴花》的书名，取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响彻大江南北的一首群众歌曲——“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在与一穷二白作斗争的日子里，万众一心奋勇争先的精神气质感天动地，凝聚成为一道民族复兴的钢铁脊梁，留下了一段崛起时代的国家记忆。

产业工人的天职

这部作品的素材源自洞庭湖周边某一座电机制造工厂。

那座工厂兴建于建国初期大办工业时代，属于地方国营的大中型企业。在当地制造行业中名列前茅。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用“苦干实干加巧干”的奋斗精神拼搏出来的。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机械化程度并不高，更多的生产设备都是白手起家、土法上马自己制造的，技术落后，效率偏低。原材料供给也十分紧张。

创建初期征招进厂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文化水平不够，专业技能欠缺。主管部门每年都从大专院校吸纳一定数量的毕业生，作为技术骨干大力培养。他们的到来，提升了工人队伍整体的技术素质。青年技术骨干逐渐担当了生产重任，部分老工人在资格上的优越感和权威性受到了新生力量的冲击，无形中让老工人感到了种种失落。两代工人之间逐渐产生了鸿沟。

遇到调整级别、增加补助，尤其评选积极分子先进典型的时候，隔阂便进一步加深。相互对立的情形时常发生。

六十年代中期环境突变，“唯成分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错误言论影响了人们的正常思维，工人队伍内部曾一度出现了矛盾与分化。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厂里也无可规避地出现了派性斗争，甚至发生过动乱。

但是，相对于社会其他层面，工人阶级队伍的自觉性、纪律性、组织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抓革命，促生产”既是一句响亮的口号，也是每一位产业工人的天职。短暂的混乱过后，队伍的内部矛盾迅速转化，积极融合，形成了一股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回想起来至今历历在目、感人肺腑。

齐心拧成一股绳

《戴花》反映的那个年代，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二十年时间，国家的经济状态还比较落后。干部和工人的工资收入普遍偏低。按照当地工资标准，我们那批学徒工月收入为18元。过后回想，自己都很不理解。可能是物价也很低廉的原因，尽管工资收入少得可怜，我们还真没有什么入不敷出的感觉。

当时也有些让人望而生畏的奢侈品。号称“三大件”的手表、单车、缝纫机，每件都在120元上下。相对于我们的工资收入来说，不吃不喝也要有将近半年的积蓄，才勉强能拿下一件。有点不可思议的是，学徒满期不到两年时间，我们那批同时进厂的青年工人基本上都自豪地成为了“三大件”的拥有者。

穷有穷的梦想，穷也有穷的招数。当时我们想出来一个办法叫做“打汇”。邀集十二个伙伴，通过抓阄排出序号，然后每人每月凑10元钱，按序号集中分配给一个人用。一年时间内，这十二个人全都戴上了闪光发亮的上海手表。照同样的方法，两年之后，自行车缝纫机也解决了。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己。

几十年后才明白过来，那叫金融运作。类似于银行的零存整取，非常有现代化特色的一种融资手段。

当年的“打汇”方式带给我们的绝不仅是物质财富。让人感慨的是那种方式给予了我们莫大的信心和鼓舞。那是一种契约精神，它的基础是信任，它的结果是一次次实现梦想。人生由此得到了启迪——团结就是力量。齐心拧成一股绳，就没有过不去的险阻高山。厂里有一些人口多的工人家庭，经常会遇到无法承受的困难。工人之间互帮互助，总是采取这一类的方法，给予人们无私的支援。那种自觉自愿抱团取暖的人际关系以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尚，至今令人深深地怀念。

在肥沃的“精神土壤”中

对照时下某些“物资极其丰富，精神极其贫乏”的现状，我尤其怀念过去的艰苦时代。那时候刚好相反，物资极度贫乏，人们在精神层面上反而感觉无比丰富。

我所在的那家工厂很早就培养工人们良好的读书习惯。刚报到的第一天就有工会和团委的文体干事找上门，了解我们的文体专长和业余爱好，还特别推介厂里的青年读书会。我不知道其他厂子的情况，至少我们厂的读书会坚持了好多年。不少优秀的中外文学作品，我就是在那个时期读完的。

厂里还有定期或不定期的歌咏比赛，特别激动人心。逢到过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比赛规模尤其宏大。几乎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始准备和排练。每个车间表演三到四首歌，其中两首属于“规定动作”。一首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另一首就是《戴花要戴大红花》。其他歌曲属于“自选动作”，可以由各代表队自由选择。

在这些文化活动的带动和影响下，唱歌成了男女老少共同的情绪表达。无论是上班干活的时候，还是下班回家的路上，总有人高兴就唱上几句，很多人都会跟着唱。心情舒畅，欢声笑语，那是一种随心所欲、张口就来的精神享受。

“打擂台”“大比武”也是当年工厂经常举办的群众活动。车间与车间，厂与厂，每年都举办。锻工比铁锤的重量，比挥舞铁锤的耐力。车工比操作机床的技巧，比加工成品的精度。电工比排除故障的敏锐，比攀登电杆的速度。全厂职工早早等候在现场，齐心协力为自己的选手摇旗呐喊。那样的气氛的确让人热血沸腾。

体育竞赛的时候情绪更加激昂。工业系统每年组织的篮球比赛，各个厂都有大批铁杆球迷跟随观看。记得有一年我们厂的球队打进了决赛圈，厂工会每天下了班都让车队派十来辆大型卡车，拉上数百名工人前往赛场助阵。第二天上班，好多人的嗓子都是哑的。人们一边干活一边评球，无论失望或者高兴，话里话外，满满都是集体主义的宠辱观和荣誉感。

各个厂的文艺表演队也是一道闪亮的风景。在特定的时代，叫做“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是一支不脱产、半专业的文艺队伍，每到全系统举办文艺汇演的时候，厂里就提前两个月，把有文艺创作特长的骨干抽出来编写台本。表演队伍提前一个月脱产，在本厂礼堂集中排练。每逢这种时候，职工和家属没事就去礼堂看排练。从初排到彩排，每天都看不花钱的节目。兴致盎然，乐此不疲。

工厂的经费并不怎么宽裕，在建设宣传队方面却非常舍得出手。买乐器、购服装，基本上有求必应。工会领导批条子的时候，只重复强调一句话：“该花的钱就得花。到时候搞个奖回来就行。”

汇演的盛况自不待讲。工业系统各工厂的文艺宣传队交替巡演，持续时间差不多一个月。那段时间厂里天天都看不同的演出，天天都有相同的激动。

回想起来，我的写作锻炼还真得感谢那个年代和那种机遇。记得我公开发表的第一部文艺作品，就是当年在全市性文艺汇演中斩获头奖的一部独幕话剧。至今已过去了四五十年。现在回头再看，那部作品难免粗糙青涩，却是我文学的起跑线。那时候发表作品没有任何稿酬，一个硬壳日记本而已，但它对于我弥足珍贵。艰苦的岁月中，工人朋友们用火热的目光迎接我破土而出，又怀着更加炽热的期望，目送我踏上了专业写作的道路。

一种明亮的集体性格

与其他社会环境中的人文结构不尽相同，工厂内部的人际关系与生产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工业生产要通过流水作业线形成一个整体，上下工序衔接紧凑。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受人为因素影响而发生脱节，这就必须确保人与人之间的正常联系与沟通。

即便处在那个环境复杂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亮着来、明着去。那是一种集体性格，矛盾往往可以转化得非常简单。

记得有一天下班回到生活区，看见有户人家准备做蜂窝煤。操坪里搅拌好的煤泥堆得像座小山包。看见那么大的工作量，没有任何人号召，刚回家的工人纷纷从自己家里拿出做蜂窝煤的工具，争先恐后围上前去，跟自己家的活儿一样，二话不说就干了起来。连那堆煤是谁家的都没弄清楚，也不去打听，干得热火朝天。

主人家也习以为常，在操坪旁边架设起三张大餐桌，不停地摆菜备酒。然后主人跑过来，请大家吃完饭了再接着干。帮忙的人群中有几名班组骨干这才看清楚主人是谁，一开口就骂开了。“狗日的，原来是你家的煤啊？”“早知道，请我都不给你干！”

那位主人是位管质量检验的老骨干，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得罪过不少班组长。听见人家骂他，也不着恼，回骂说：“以为你是老几啊？不干就不干。鸡不叫，天就不亮啊？话不讲多了，饭总还是要吃的，吃完饭你就滚蛋。来，喝酒！”几杯酒下肚，几个哈哈一打，没任何人离开。一直干到深更半夜，回到家里筋疲力尽，倒头就睡。留下满满一操坪做好了的蜂窝煤，月光下看过去，整整齐齐特别舒畅。

一叶浮萍的命运

工厂里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中，有一种最为独特，也最为重要，那就是师徒关系。师傅从他的师傅那里接过来的，不仅是手艺，还有观念。他照样会以一些旧观念来要求自己的徒弟。对于新一代有文化的学徒工来说，至少在情感方面是难以接受的。

当时工厂里头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的第一位师傅特别看重这句话，处处对我像老爹一样耍威风，确实让人感到窝囊。他连小学都没上过，读报纸都困难，我心里实在看不上他，时时刻刻还得忍气吞声。

他是翻砂车间熔炉班的一名老炉工。炉工是厂里技术含量最低的工种，干的都是些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在当时特殊背景之下，分配工种不考虑文化程度和其他特长，只是看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也许我在这方面心里有怨气，和那位炉工师傅的关系始终难以融洽。两年后大环境越来越宽松，我终于离开熔炉班，改行当了电工。不久那位炉工师傅评上了市级劳动模范，我才回过头认识到他非常质朴，能吃苦耐劳，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工人。

不得不说在那样的背景之下，人际关系是不正常的。每个人就像是一叶浮萍，根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尤其在男女关系和感情生活方面很受压抑。人们把爱情看得很神圣。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神圣，还带有一种强烈的革命精神。阶级阵营的纯洁性格外重要，找对象必须考虑的是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人，找对象都非常困难。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恐怕难以想象，其实也好理解。婚姻问题与个人的前途是紧密相连的。

那个年代凡参军、入团、入党、分配工种、调整级别、提拔干部，首先要考察的就是家庭出身。我们厂有位老领导既是建国前的老党员，也是建厂元勋。就因为找了个出身不好的老婆，他的下属都提拔到局里当上了副局长，老厂长一直干到退休都在原地踏步。

奋勇争先是一种人类精神

当下有些人喜欢在微信群里相互调侃。我就看见过一条微信讽刺别人说，某某某傻得像知识分子，某某某蠢得像劳动模范。曾几何时劳模竟然变成了被嘲笑的对象，不禁令人感慨万端。而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力争上游，争当劳模是千万人最崇高的理想，是毕生的追求。每个人的上进心和荣耀感与生俱来，至高无上。

在全民奋勇争先的环境中，劳模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这一点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熔炉班那几年。

“熔炉工”是最被人瞧不起的工种。乌焦巴弓，一身臭汗，迎面碰上了都得赶紧躲开。每天下班就像从煤窑里头爬出来似的。恰恰就是这个车间，奋发图强、奋勇争先的气氛又是最浓烈的。在我去熔炉班之前，厂里出席全市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的代表中，连续好几年都是从熔炉班选拔产生。可见这个班组的工人极其努力，极其敬业。他们发自内心地以厂为家，当家作主人的精神深入骨髓。班组的奋斗精神还能代代相传。青年炉工也不甘落后，积极努力。不少人后来居上，也成为了先进生产者。

熔炉班评劳模也有它的特殊性。由于技术含量不怎么高，资历就成为了重要条件。随着更新换代，大家资历相差无几，这时候就比影响。影响差不多就比贡献。贡献也差不多就比技术革新。

比到技术革新，一些资历很深的老师傅就坐不住了。在这方面他们是比不过年轻人的。工厂里有句话叫：“打翻天印”，意思是指徒弟盖过了师傅。猫教会了老虎，老虎回头要把猫吃掉，那就叫翻了天。所以在我们厂里，打翻天印简直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班上有一名青工非常优秀。这人特别喜欢动脑子，把熔炉班的老设备做了很多技术改造，效果非常好。那年的劳模谁都认为是他当，唯独他的师傅总是不表态。这名青工心里很明白，权衡了很久，做了一个很不情愿的决定。为了不背上“打翻天印”的恶名，他咬牙请了一个星期事假。出勤率没有达到百分之百，劳模候选人的资格就失去了。师傅也没当上，他没比过另外一位候选人，心里感到很愧疚，第二年他力主徒弟当劳模，终于心想事成，传为一段佳话。

翻砂车间争当劳模的故事非常多。有些故事甚至令人啼笑皆非。有一位表现很突出的师傅，为了显得更加突出，每天大清早就来到车间，卡在八点钟工人上班的时候，把鼓风机开得震耳欲聋。拿着一把锤子东打打西敲敲，生怕别人没看见他。

其实他以前就是来得最早的人。那会儿开始推选劳模了，翻砂班那边冒出了另外一个老师傅，也是候选人。他心里急得冒火，表现得比平时更积极。

另外那位老师傅心里也非常明白。他当然不甘落后，就让他老婆每天九点钟给他送早饭到车间吃。他老婆配合得很好，提个竹篮子，一进车间就当着车间的人大声骂他，说他顾不上吃早饭就到了车间，晚上连做梦都在想着技术革新。每天讲梦话，声音特别大，把上学的伢儿吵得整夜没办法睡觉。

其实那是真的，那老师傅真的想着把传统的翻砂模型做些改造。梦话讲过没有就没谁知道了。他老婆怕他竞争不过别人，就敞开喉咙给他做宣传。想当劳模的愿望肯定是好的，但是劲使得太大就失去了分寸，味道也变了。

我在熔炉班工作的时间不到三年。那期间，这种争当劳模的精神对我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直走到今天，我都把那种勤奋敬业积极争先的精神当做一把尺子，时刻丈量自己的长短。我觉得这才是社会进步和事业发展的原始动力所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都需要这样的原动力。奋勇争先是一种人类精神，绝然不可缺失。

讲好那个年代的中国故事

《戴花》是一部在我心底里酝酿了半个世纪的作品。虽然历史已不可复制，但是那个时代的雄伟进程，人民大众艰苦创业的燃烧岁月，改天换地的豪迈气魄，永远值得我们饱含激情地书写。

动笔之前，好心的朋友曾经有过顾虑。今天的年轻读者，因为不熟悉那段生活，会不会对这类题材产生某些违和感？

的确如此。读者完全可以选择作家和作品，作家不可能强迫读者做选择。我却有一个信念：关键在用心用情。怀旧不应该只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深情回望，应该把作品写好，写精彩。有了强烈的代入感，让读者感到一种精神享受，时代的隔膜其实并不重要。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正因为他们对过去的峥嵘岁月十分陌生，便容易产生好奇甚至猎奇的愿望。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苦中作乐的生活、不甘后人的竞争、曲折情感的博弈等一切人生百态，几乎都是年轻人心中难以想象的人间传奇。

说到底，时代的变与不变是相对的。物质世界始终在变化之中，高楼大厦、科技成果、互联网云空间，今后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唯有人在精神实质方面本能的需要和追求，比如七情六欲，比如爱恨情仇，自古以来从未改变。

我深深地感觉到，讲好那个年代生动鲜活、感人肺腑的中国故事，本来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

这便是我今天创作长篇小说《戴花》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