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年轻的水运宪随厂宣传队送节目下车间时表演自编的快板书。常德电机制造总厂，湖南德山，约1970年。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水运宪，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代表作《祸起萧墙》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大型话剧《为了幸福，干杯！》获全国优秀剧本奖，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获金鹰电视大奖。先后公开发表长篇小说15部，中篇小说40余部，短篇小说60余篇，另有《惟天在上》和《两山情缘》等散文集问世。

20世纪80年代，20集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曾经霸屏，剧中子虚乌有的乌龙山，因为电视剧的火爆，竟使得湘西的火岩村改名为乌龙山村，编剧水运宪被聘任为乌龙山村首届名誉村委会主任。

尽管水运宪并不认为《乌龙山剿匪记》是自己的代表作，但是毫无疑问，这部作品毫不讲理地把水运宪其他作品全都屏蔽了。1980年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首都舞台的大型话剧《为了幸福，干杯！》、1982年即荣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心血之作《祸起萧墙》等诸多优秀作品似乎一概隐身。这让水运宪多少有些无奈。

时光流转到2022年10月，水运宪出版了新长篇《戴花》。对他来说，这是一部不得不写的小说。

从离开工厂的那年算起，将近半个世纪，他心里一直忘不了当工人的那些日子。当时国家正在努力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万众一心、奋勇争先的精神气质形成了民族的整体性格。“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句出自《七律·到韶山》的诗词是那个火红年代的真实写照，有太多的人和太多的事，值得激情书写。

“如果我们这些亲历者不用文学形式把那个时代生动地记录下来，今后我的年轻同行们即便想写也很难找得到那种切身感受。”水运宪说。

作家刘醒龙读完《戴花》说，很久没见到这样扎实的文字了，甚至还要用“诚实”二字来形容才对得起如此这般的写作，从第一句话，到最后的句子，不耍丁点花腔。

采访的最后，我问水运宪希望成为怎样的作家。他说：60岁那年，他为自己写了八个字：作品说话，人品立身，朋友们认为我是一名诚实的作家，我心里就无怨无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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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戴花》很突出的特点是对话比较多，有很强的画面感，不由得让人想到当年家喻户晓的《乌龙山剿匪记》。您愿意回忆一下它的创作背景吗？

水运宪：成为专业作家之后创作任务很多，《乌龙山剿匪记》就是首当其冲的一项。省里一位老领导是从军队转业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的部队在湖南湘西剿过匪，非常希望我写一部《湘西剿匪记》。那年我刚刚调到湖南省作协当专业作家，接受任务之后就去了湘西。采访七个多月之后深有感触。湘西地域偏远山高水冷，自然条件极为恶劣，想到数百年匪患被人民解放军彻底剿灭，种种艰苦卓绝，的确值得载入史册。

经过半年多的采访，我觉得用小说的形式写剿匪故事叙述起来会更加自由灵活。只是领导上需要我先完成一部电视剧，协商之后就把小说创作放在了下一步。我提了一个要求，得改个地名，把“湘西”改为虚构的乌龙山，因为我有顾虑。那是1985年，当时参加过湘西剿匪的人都还健在，当地因为各种原因与土匪有染的老百姓更是数不胜数，我担心他们会对号入座。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乌龙山剿匪记》的成功，有哪些方面的因素？

水运宪：深入生活是非常关键的。虽然我去的时候湘西已经解放了35年，那里独特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尤其是当地民众勤劳勇敢不甘穷困的强悍品格，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有个习惯，不喜欢直接跟人家提问题，更多的是愿意找他们交朋友，感受他们不同的个性。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他们不经意甚至吹牛说出来的很多故事和人物，时常让我心里一亮。《乌龙山剿匪记》剧中人物塑造还是有说头的，一部文学作品，人物刻画的成功就跟生命一样重要。好多年之后人们也许不大记得那部作品了，但提到里面的人物都耳熟能详。钻山豹、榜爷、四丫头、东北虎、田秀姑、何山，这些名字至今都活跃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这部作品基本上就算是成功了。

还有一个因素值得一提，创作中对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一定要用心。写正面人物不要回避他的缺点，同样，写反面人物也不要忽略他人性的一面。钻山豹那么残忍，他也有尊重妇女和对孩童枪下留人的时候。《乌龙山剿匪记》的主题歌——“也有老母亲，也有心上人，也有生死情，也有离别恨”道出了我写作的感悟。人性的东西，不仅正面人物有，反面人物也有。真实可信才是作品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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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在您的创作中，有话剧、电影、电视剧等，是否受到阅读和早年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习的影响？

水运宪：我的阅读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的。好在那个时候可读的书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都非常有兴趣。比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司汤达、雨果等文学大师的经典名著，还有国内作家的小说《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山乡巨变》《三家巷》那一批经典作品。我还有一个爱好，特别喜欢读戏剧作品。中国的传统剧目《西厢记》《牡丹亭》《窦娥冤》《救风尘》都是我喜欢的读物。古希腊三大悲剧、莎士比亚戏剧37种、莫里哀的《伪君子》《悭吝人》《愤世者》等剧目，我都不忍释卷。我很喜欢那种戏剧性的、内心动作复杂的、人物冲突感非常强烈的文学作品。阅读的偏爱无形中影响了个人的写作取向，所以我的小说往往都有比较强的戏剧性。

中戏两年的进修对我影响非常大，那种影响足以让我受益终生。开阔视野，跨界思考，应该是我在中戏学习的最大收获。

中华读书报：80年代末90年代初，您创作了小说《庄园的欲望》，长篇报告文学《股票，叩击中国大门》，电视政论片《金海岸，闪光的思路》等，这一时期的创作，是怎样的特点？

水运宪：您说的那个时期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比较迷茫的阶段，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思考。邓小平同志的南巡拨开云雾，社会迅即裂变，掀起了更大的改革开放浪潮。那段时间我去了珠海，在经济开发区挂职深入生活，《金海岸，闪光的思路》就是在挂职的时候完成的。《股票，叩击中国大门》完成得更早一些，那也是去深圳最早的几家上市公司深入生活，花了一年时间写出来的。我觉得那个阶段我的创作特点就是鼓与呼。几部作品都是报告文学，直面现实，向社会和民众呼喊，借以激励一种矢志不渝的斗志。

这几部作品就文学性而言，我觉得也不能简单地认定为有缺失。文学本身就有一种革命精神，那也是文学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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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近几年工业题材似乎有些不太景气，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工业题材创作最要紧的是什么？

水运宪：工业题材创作一直都不太景气。换句话说，工业题材很不好写，动不动就涉及到工业体系和机械技术，那都是普通民众感到陌生的领域。同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劳动的工人个体，也不免被技术和体系所规训，类型化和同质化掩盖了自身的个性。

回想我创作的作品，大多数都属于工业题材。我没有办法回避，因为人生最深刻的经历都在工厂。走过不少弯路之后，我觉得驾驭工业题材首先还是要牵住牛鼻子。一定要着眼于人物的塑造。

我的老大哥蒋子龙是一位杰出的工人作家，他有一句话令我感同身受，茅塞顿开。“即便是工业题材，最迷人的地方也不是工业本身，而是人的故事——生命之谜构成了小说的魅力。”

中华读书报：《戴花》讲述20世纪60年代末，以主人公“我”为代表的一批大学生进入生产一线学习实践、成长蜕变的故事。这部小说一定有您的生活经历吧？ 为什么几十年后才写这部作品？ 现在写和当年写，有怎样的区别？

水运宪：这部小说不一定都是我的生活经历，但里头一定有我。比如人物设置，矛盾冲突，故事跌宕，这些与我的经历不尽相同，但我都感同身受。写小说不必都是亲身经历，但必须是切身感受。

《戴花》这部小说久久没能动笔，客观原因是成为体制内专业作家后，创作任务很多。后来因为单位工作需要，又担任了近十年文学杂志主编，一直干到退休。当然主观上我也有自己的想法，不愿意在杂乱的工作间隙匆匆书写我心仪已久的工业题材。

沉得住气应该是件好事。我曾写过一些影视剧作品，要是早些年动笔，说不定就顺着影视剧套路往下走了。晚点写的好处就是影视剧（尤其是网剧）离我远了，我可以一心一意来创作文学作品了。小说创作和影视剧创作我都经历过，各自的服务对象，决定了各自偏重的艺术元素。影视剧往往为了有利于视听，有的时候也不得不在作品的文学性上作些牺牲。这是我不情愿的。

中华读书报：您早年有12年在工厂工作的经历，但毕竟离开工厂几十年。再写一线工人会不会觉得有些隔膜？ 如何做到贴近当年的工厂生活并保持饱满的叙事张力？

水运宪：动笔写《戴花》这部小说我没有特意做什么准备，完全没必要。当年的一线工人与我不可能有隔膜，虽然我工作过的那家电机厂后来在体制改革中破产了，但是一直到今天，当年的工人朋友仍然是我的朋友。我来省城40多年，相距有200多公里，朋友之间的来来往往从未间断。每次相聚酒酣耳热，谈起来的都是当年的人和当时的事，边说边议，常忆常新。每聊一次都有不同的感悟和更有趣味的谈资。如果把这比喻为素材的保温瓶，我觉得还不够贴切，应该说是题材的熔炼炉。谈笑风生之中，当年那些生活素材已去芜存菁，淬炼成钢。故事和人物越来越成型，越来越丰满，拿过来就能顶大用。

中华读书报：这么说，创作过程中应该也没有什么困难了吧？

水运宪：还真没遇到什么困难。毕竟在心里酝酿的时间太长，贯穿全篇的故事从轮廓到细节早已稔熟于胸，各种人物在脑子里活蹦乱跳，那些曾经听得滚瓜烂熟的工厂语言，时刻在耳边回响。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吧，这部作品近40万字，从动笔到杀青，耗时不到三个月，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

唯一遇到的困难是拿不准我当炉工的时候那些原料和工具应该叫什么名字。当然我不可能不知道，但作品是写给读者看的，我担心写在小说里别人难得看明白。而且我那工厂里方言跟别的地方不同，即便是同行也恐怕有不同的叫法。有一天我就开车去了工业城市湘潭，没料到环保治理相当严格，过去烧焦煤的高炉早就改成电炉了。后来在本地朋友的帮助下，跑了好几个地方，才在一个乡镇找到了一座旧式高炉。还把人家吓了一跳，以为是环保部门来查处煤炭污染的。过后竟一再叮嘱我要替他们保密，回想起来倒是挺不过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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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对于新媒体的运用多吗？ 博客、QQ、微博、微信……是不是都会用？

水运宪：是的，这些我都用。当时用QQ是方便跟朋友视频交流，用博客主要是作为存储器，有些稿件比如短篇小说、散文等，我都是在博客上直接写的。既好传输又好保存。微博倒是用得不多，因为受字数的限制。微信当然是用得最多的，早就把QQ、微博全代替了。

中华读书报：您现在是直接在电脑上写作吗？

水运宪：我一直用电脑写作。从1992年开始就在电脑上写，286、386、486、586，一代一代地淘汰，都换过十几台电脑了。我觉得使用电脑很容易上手，文字输入速度很快，也便于文章的调整和修改。最初用拼音输入法，很快就觉得重码选字很麻烦，花了一周时间熟悉字根，然后改为王码五笔输入，非常便捷。我特意选用微软开发的人体工学键盘，左右手分区，打得特别快。这么多年用下来，我早就可以不看键盘，基本上都是盲打。

中华读书报：如何看待科技对人类的影响？

水运宪：我个人以为，科技进步就是人类进步的表征。任何科技都是人类开发和使用的，把科技定义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没有终点，这点绝对没错，但必须靠人类的智慧才能开发出来。科技与人类的关系是相互激发、因果互换的。人类发明了新科技，然后在新科技的平台上激发了对科技的再次研发，这也是永无止境的。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近几年的生活状态？ 疫情期间心情如何？

水运宪：近几年我的生活状态比较稳定。除了写作，我也喜欢练练书法，涂几笔水墨画。最大的兴趣是与朋友们往来，以文会友，把盏畅聊，其乐无穷。非常感谢当工人的日子，高强度的劳动，业余时间尽兴地打球赛跑，练就了好的体质。疫情对我的心情不会有什么影响，年纪大心坦然。人的一生，病毒和细菌从没缺席，没什么可担心的。

光明在前，咱们互道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