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的战时岁月
举家逃难的沙龙女主
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由梁思成主持工作的中国营造学社被迫暂时解散。不久，梁思成接到日本“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与林徽因决意离开北平。9月4日晚，林徽因夫妇连夜收拾行装赶往天津与家人会合。月底，他们携年仅八岁的再冰和五岁的从诫，带上林母，一路西行南下。与他们同行的还有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等清华、北大教授。虽做足了心理准备，但阻隔的交通和病弱的身体迫使艰难的旅程不断延宕，他们到达长沙时，已是1937年10月初。
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在北平北总布胡同家中
一家五口先是借住在长沙韭菜园教厂坪的一处民宅，后又迁至火车站附近圣经学院的三间简陋小屋。与北平北总布胡同三号相比，眼下在长沙的小屋里，林徽因只能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着自己的手艺”。不过正如她所说：“在这三间房子里，我们实际上做着以前在整个北总布胡同三号做的一切事情。对于过去有许多笑话和叹息，但总的来说我们的情绪还很高。”“太太的客厅”在异地的陋屋里延续，这位“沙龙女主”依旧几乎每晚都会去找那些昔日的“星期六朋友们”。非常岁月中的相聚和彼此的畅谈，在这群知识分子中升腾起家庭般的温暖。
然而，日寇的猖獗让这般甘愿“苦中作乐”的生活都难以为继。1937年11月24日，长沙惨遭空袭，林徽因一家侥幸逃生，在当日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她记录下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没人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斩斩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玻璃的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旁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
12月8日清晨，林徽因一家告别长沙，踏上了西迁昆明的艰难路程。
从长沙到昆明，他们整整颠簸了三十九天。沿途数次抛锚，被迫住进脏污的小客栈的狼狈经历，让曾经衣食无忧的一家人身心俱疲。外敌入侵之下，青山碧水环抱着的古城让她倍感亲切，以至于在途经沈从文故乡沅陵时，她在信中这样慨叹：“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者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是不知几世修来。”
翠湖畔的故旧重逢
1938年1月中旬，历经重重险阻，林徽因一家终抵昆明，暂时借住在位于翠湖畔的巡津街九号“止园”。他们在这里的日子并不轻松。
1938年初，林徽因在昆明巡津街九号
初到昆明的林徽因夫妇健康状况颇为堪忧，一个肺病积年未愈，另一个则忍受着脊柱疾患的复发，建筑事业一时难有用武之地。时而会有一些私人事务相托，却因碍于情面，往往得不到实际报酬。抗战初期的昆明，在短短几个月内涌入了大量商人、银行职员、大学师生、航空学员等内地移民，房租物价也自然被推高了。为了应对生活开销，林徽因不得不克服身体病痛，每周来回爬四次山坡，到云大教授六小时的英文补习课，每月所得不过几十元法币。
原本不菲的家财在一次次轰炸迁徙中日渐消耗，林徽因不得不像普通主妇一样忙于全家生计，每天起床就开始操持家务。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她无奈地坦言已再无精力感知任何事物。
不过比起物质条件，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昆明当地权贵的浮华之气。林徽因夫妇初到昆明时便成了被竞相邀请的对象，但这并不是对他们事业和人格的欣赏尊重，而是被当作附庸风雅的“道具”。对此，她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到如今我还不大明白我们来到昆明是做生意，是‘走江湖’还是做‘社会性骗子’——因为梁家老太爷的名分，人家常抬举这对愚夫妇，所以我们常常有些阔绰的应酬需要我们笑脸的应付——这样说来好像是牢骚，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就是情感良心均不得均衡！”
好在这年3月之后，吴宓、朱自清、金岳霖、沈从文、周培源、陈岱孙等陆续抵达昆明，友人们仍像在北平那样，时常聚集在翠湖畔的梁家。金岳霖再次见到林徽因时不禁感叹：“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唯一的区别是她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笑。”朱自清亦是梁家常客，一次共进午餐时，林徽因曾跟他说起云南建筑物的设计很合理。她听了朱自清在云大的演讲，并在现场为其做了介绍。
1938年，林徽因全家与朋友们在昆明
春夏之交，沈从文只身一人抵达昆明，林徽因夫妇亲赴车站迎接，并陪同他前往北门街观赏了昆明的雨后景色。初到昆明的沈从文租住在一座临街房屋的楼上，那原本是本地人堆贮杂物的储藏室。除了几件必备的旧木器家具外，沈从文又添置了几个稻草墩。林徽因时常来访，坐在沈从文租屋的稻草墩上，海阔天空地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对昆明的印象。沈从文则还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上一两句话……
5月起，应云大校长熊庆来之邀，林徽因夫妇承担了云大女生宿舍“映秋院”和教室“泽清堂”的设计工作。几乎同时，清华校长梅贻琦也聘请他们设计新校舍，夫妇俩的建筑事业终于重启。囿于战时窘迫的条件，他们不得已几易其稿，最终落成了土墙草顶、素朴无华的联大校舍。夫妇俩也在积极恢复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并对昆明本地的圆通寺、东塔寺、真庆观大殿、金殿等进行了细致周严的考察，是为有史以来对昆明古建筑的首次普查，为后世留存下了图纸、照片等诸多宝贵资料。
紧张疲惫的生活之余，林徽因仍不忘提笔记录她对昆明的印象，虽为数不多，却显露出独有的地方特色，亦体现出置身于“窗子以外”的她与现实的自然贴近。她的诗歌《除夕看花》于1939年6月28日发表于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记录的是对战时昆明花市的观感：“新从嘈杂着异乡口调的花市上买来/碧桃雪白的长枝/同红血般的山茶花……除夕的花已不是花/仅一句言语梗在这里/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每个人心头牵挂。”
繁华似锦的宜人春城，在战火硝烟中，“过年也不像过年/看出灯笼在燃烧着点点血”，不难想见林徽因此时沉重而复杂的心境。
1939年，林徽因与儿女在昆明郊区
女建筑家自建小屋
1939年初，昆明市内遭遇连续轰炸，日积月累的操劳和担忧让林徽因的身体每况愈下，生活也愈发陷入窘境。这反而激发了她内心的倔强，言语间多了几分“黑色幽默”：
每次空袭后，我们总会像专家一样略作评论：“这个炸弹很一般嘛。”之后我们通常会变得异常活跃，好像是要把刚刚浪费的时间夺回来。……日子完全变了模样。我的体重一直在减，作为补偿，我的脾气一直在长。生活无所不能。
为躲避空袭，营造学社不得不将办公地址迁至昆明东北郊的兴国庵。梁思成赴四川西部考察，林徽因留守庵中主持学社的日常工作。不久后，林徽因一家又移居距兴国庵约两公里的棕皮营。这个村落紧邻金汁河，河堤上长满了高大笔直的松树。古朴静美的景色重新唤起了林徽因对美的感知，她决心自建一座小屋。
与几年前的“太太的客厅”相比，这座艰难建成的小屋虽颇为简朴，却也差强人意：本地的土坯墙和瓦顶，内部是粉白的石灰墙，房屋背后有一个坐落于桉树丛中的小花园。与周遭农舍相异也最为“奢侈”的要属它铺设的木地板和起居室中那个小小的简易壁炉。
1939年秋，林徽因与女儿在昆明自家建造的房屋前
梁家的小屋于1939年春最后落成。林徽因一向重视“人”与建筑物的关系，她的设计总是认真细致地考虑各种建筑物中人的便利和审美需求。纵使生活清苦，她仍难以割舍对美的追求。每次外出，她都会采些野花插在云南当地的陶土罐内。闲暇时，她还会带上孩子们去邻村的陶器作坊里观赏陶盆瓦罐。
然而，这样一座近乎简陋的自建小屋竟花费了原计划三倍的价格，夫妇俩不得不亲自上阵努力地争取一砖一瓦甚至每一根钉子，亲手运送材料，亲自做木工和泥瓦匠。最后还是费慰梅夫妇汇来的一百美元帮他们暂渡难关。
然而，他们搬进这座自建小屋不久，天津的一场水灾毁掉了梁思成存放于麦加利银行保险库的建筑测量资料，夫妇二人得知后痛惜无比。林徽因渴盼挚友费慰梅夫妇的来访，但战时的种种未知、随时可能面临的迁徙让她心怀隐忧：“等你下次来信时我也许已不在这所房子，甚至不在这个省里了，因为我们将乘坐硬座长途汽车去多山的贵州，再到四川。”
1940年11月底，中国营造学社所属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由昆明前往四川李庄。林徽因一家不得不与一众友人惜别。梁思成说：“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他们一家近两年的昆明岁月自此暂告一段落。
八位飞行员的“名誉家长”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隔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
你相信，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你的前头，
比自己要紧；
那不朽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这是1944年春，在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牺牲三年后方才知晓的林徽因于病榻上一挥而就的《哭三弟恒》，字字锥心泣血。
1941年，梁再冰、梁从诫陪伴着重病的母亲林徽因
1941年3月14日，林恒于成都上空为国捐躯，他是中央航空学校第十期的优秀学员，年仅二十三岁。当时，梁思成瞒着她独自赶赴成都处理了后事，临行前默默带回一片飞机残片作为纪念。这首诗所哀悼的，不仅是这位并非自幼与她感情甚笃的三弟，还有那些与他一起为国殉难的飞行员青年。
而林徽因与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结缘，还要追溯到当年逃难途中一次艰险又不乏诗意的偶遇。
1937年底，途经湖南晃县时，多日高烧不退的林徽因实在无力支撑。在当时紧张混乱的情况下，很难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梁思成走投无路之际，忽然传来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他想拉琴者一定是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于是鼓足勇气上前探问，开门时奇迹般的一幕深深地印在梁从诫的记忆中：
父亲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竟然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十来双疑问的眼睛正望着他。父亲难为情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青年们却出乎意料地热心，立即腾出一个房间，并帮忙把母亲搀上那轧轧作响的小楼。
原来，这八位青年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方向撤退，被阻在晃县已经数日。包括那位名叫黄栋权的“小提琴手”在内的好几位都是梁思成的广东同乡。一场危机就这样迎刃而解。
这些意气风发的飞行员似乎和林徽因一家有着奇妙的缘分，他们将这夫妇俩视作亲近的长兄、长姊。他们在昆明安顿下来后，青年们自然成了家中常客。三弟林恒此时也正在空军服役，这让林徽因对这些“弟弟们”更多了一层亲近。
对比之下，周遭的浮华浅薄让初到昆明的林徽因更觉痛心，她在给沈从文的信中直抒胸中愤懑：“云南的权贵，香港的服装，南京的风度，大中华民国的洋钱，把生活描画得十三分对不起那些在天上冒险的青年。”
一年之后，这些青年从航校毕业时，由于没有亲属在昆明，便邀请梁、林夫妇作为“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因每位出征前的空军战士都要留下亲人的联络地址，他们便留下了梁家的地址。这份情谊在战争的笼罩下坚韧地延续，即便是一件寻常的礼物也足资珍重。其中的一位飞行员曾在去新疆执行任务途中，为梁再冰带回一块布料。林徽因在这块绛紫色的、“土得掉渣”的布料上镶了一圈粉色的小边，给女儿赶制了一件旗袍。多年之后再冰动情地感慨道：“那件衣服美得啊，不行不行的！”
然而几乎是在意料之中，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从夫妇俩接到陈桂民的第一封阵亡通知书开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噩耗传来。作为“名誉家长”的梁思成不得不强忍悲痛一次次地处理后事。看着他们留下的日记本、钢笔、唱片、留声机等遗物，林徽因的内心备受煎熬。不久，黄栋权的遗物也寄到了李庄，他的牺牲尤为惨烈，被击中的遗体甚至都难以找全……林徽因全家对此格外悲痛。
最后一个牺牲的是林耀。据梁从诫回忆：“他归队不久又来李庄小住了几天，带给我们一张苏联唱片和一把蓝色皮鞘的新疆小刀等物……这以后，林耀又‘来’过一次。那是他驾了一种什么新型教练机从昆明转场到成都，‘路过’李庄，顺便到我们村头上超低空地绕了两圈，并在我家门前的半干水田里投下了一个有着长长的杏黄色尾巴的通信袋，里面装了父母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的几位老友捎来的‘航空快信’和一包糖果。”
至此，梁家在湖南晃县结识的八位飞行员全部阵亡。为了纪念他们，此后每年的7月7日中午12点，梁家都会默哀三分钟。虽无血缘关系，梁家却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给予了无私真情。
再回首：西山最好的夕阳
四川李庄阴冷潮湿，对肺病很不利，林徽因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期间林恒的离世更令她备受打击，而营造学社也因经费紧张举步维艰。1946年2月底，在钱端升、费正清等友人的建议下，林徽因前往昆明养病。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她难掩内心的喜悦：“你知道，我是为了把病治好而来的，其次，是来看看这个天气晴朗、熏风和畅、遍地鲜花、五光十色的城市。”
1946年，林徽因在昆明
林徽因这次短居昆明期间，寓于位于圆通山附近北门街七十一号的唐家花园。这是林徽因最后一次与昆明的晤面，难忘的印象长久留存于心：昆明永远那样美，不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后显得特别动人。一个人在一个外面有个寂静的大花园的冷清的屋子里。这是一个人一生也忘不了的……
经过三个月左右的休养，林徽因从昆明回到重庆。1946年6月，西南联大复员北上，朱自清等好友与林徽因告别。同年7月底，林徽因一家和金岳霖登上自重庆直航北平的飞机。次年春，清华大学建筑系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基础上创立，卧于病榻的林徽因依旧坚持操劳系内诸种事宜。当时就读于清华外文系的女生文洁若，在校庆艺术展览中得以一睹林徽因芳容：“按说经过抗日期间岁月的磨难，她健康已受严重损害，但她那俊秀端丽的面容，姣好苗条的身材，尤其是那双深邃明亮的大眼睛，依然充满了美感。”
此后的几年，林徽因历经几次手术，抱病筹建清华建筑系工艺美术设计组，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人民大会堂设计、抢救濒危的景泰蓝工艺、保护北京古城建筑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这位卓越的女建筑家、诗人“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她的才华，恰如好友卞之琳的评价：“她天生是诗人气质，酷爱戏剧，也专学过舞台设计，却是她的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作者，实际上却是他灵感的源泉。”
1955年4月1日清晨，林徽因走完了她美与韧的一生，“人间四月天”就此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