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回顾这些年来我的写作，应该是朝两个向度回归的过程，一个是性别写作，越来越偏女性化视角；一个是乡土写作，越来越注意向乡土文学传统汲取营养。最近，我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宝水》，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回归之作，是结合了女性视角和乡土题材写的一部小说。

从女性视角看乡村嬗变

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宝水》是写当下乡村的。我从二十出头离开老家乡村，先到县城，后又到郑州，再后来又到北京，迄今也有差不多三十年，对乡村的认识、理解和感情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自从有了想要写《宝水》的意念后，我到各地去采风时也特别注意去看乡村，我称之为“跑村”。走马观花地看个大面儿，可不就是跑么。当然，这跑主要针对那些距离遥远的地方，江西、甘肃、贵州等地的村庄都跑过，江南的包括浙江的萧山温州等地很富庶的村庄也跑过，河南的如豫东、豫西这些村庄也都跑过，领略到了因地制宜的多样气息。“泡村”则是比较专注地跟踪两三个村近年的变化，如豫南信阳的郝堂村、老家豫北太行山里的大南坡村和一斗水村等。“跑村”是横，“泡村”是纵。在“跑村”和“泡村”的纵横交织中，常常会感觉到既熟悉又陌生，因为扑面而来的气息就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在这个过程中也能时时感受到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的多元力量，比如大南坡村，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这个村依靠着煤炭资源一度很富裕，后来煤炭资源枯竭，环境也被破坏得很不堪，和无数村庄曾经的命运一样，青壮年都出去打工，出去就不愿意再回来，偌大的村庄日渐衰败萧条，直至成了一个空架子。县政府主导的美学经济规划到了这里后，有些层次很高的乡建设计师在村里深度参与，提供了积极助力，他们的团队富有经验，很注意尊重乡村原来的风貌，村里原有的大礼堂、学校、祠堂、村委会等这些重要的公共建筑都被逐一做了精细修复，修复得原汁原味。团队也很擅长借助于当下传媒的力量，使得村庄很快成了网红打卡地，游客们纷至沓来。与此同时，社区营造也深入到了村庄内部，村民们学习着各种手工艺制作，自发组织环保队定期捡垃圾，昔年的怀梆剧团重新开始排演，沉寂的乡村又回弹了起来，村庄里因而散发出了丰饶的活力。

迄今为止，《宝水》是我写得最耐心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因为不得不耐心。写一个村庄的故事对我而言是很大的考验。知识补充、人物采访，还有情感投入，都不容易。还有在前辈的乡村叙事传统中如何确立自己的点——这个当下的点正在跃动弹跳，难以捕捉，这都是障碍。写作前的资料准备和驻村体察，写作时的感性沉浸和理性自审，初稿完成后的大局调整和细部精修，这些都需要耐心。此外还要考证时令的花草植物和庄稼菜蔬，还要重新去拣择语言：土语方言，知识分子语言，因有四面八方的游客，他们的语言层次也要有所区分，向内和向外要有不同语感。还有对乡村诸多关系的重新辨析和审视：村民间的邻里关系，居住在繁华地段和偏远地段的村民间的关系，村民和村干部的关系，乡贤和村干部的关系，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再去认识和表达。

小说中的“我”即地青萍是个中年女性，我在小说中也写了一系列女性人物，因此前些天开研讨会时，评论家李林荣先生认为，这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叙事风格的作品，我很认同。他说在所有人物设定当中，地青萍、刘大英、秀梅、雪梅、香梅，还有两位奶奶，一位在梦境中不断出现，在记忆中不断闪回，另外一位就是一直出现在地青萍眼前的九奶。这些人物在人物叙述和呈现当中都非常清晰，而其他的男性角色相对而言都比较模糊，都不如这几个女性人物更加鲜明生动。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当中的长篇小说，包括中短篇小说，类似乡土题材的作品当中，只有丁玲、萧红和张爱玲的一部分作品，还有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采用女性角色和女性叙事、女性视点、女性腔调覆盖全文本的做法，其他很多作家没有做到，没有做到的原因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非常难，因为在男性中心和男性话语覆盖的大叙事的现实和大叙事的文本传统当中要建立一个女性视角和女性腔调特别困难，没有成功的经验文本可以参照，所以他认为《宝水》在这方面提供出了可供同时代作家和后面作家去追随借鉴的重要文本。他的肯定是对小说的溢美，但我确实也钟情于这些女性人物，觉得她们是那么可亲可爱和可疼。在写她们的时候，我确实也有着充分的自觉性。

这篇小说写起来很难，前前后后差不多写了六到七年的时间，大的思路变动了三四次，易稿足有十来回，所以我说这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耐心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宝水》的写作过程中，我无数次痛恨于自己的笨拙，其中甘苦难以备述。不过等到小说终于成稿，回看已定的篇章，也还是觉得值得去写。可以说，《宝水》是岁月、生活和家乡赐予我的一份大礼，我能作为回礼的，只有以文学为掌，奉献出一颗赤子之心。

为了满足好奇心与解答自己的困惑而写作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少女性也越来越注重婚恋关系中的欲望表述和情感体验，如何用文学作品来探讨女性精神困境？

2019年我出版了一本名为《她》的小说集，集子收录了《走到开封去》《零点零一毫米》《黄金时间》《良宵》《妊娠纹》《黄金时间》等9篇中短篇女性题材的情感小说。每一篇中的女主人公“她”，她们都没有姓名，这里面当然也有我的设计。我就是想通过这个设计传达给读者这样一个信息：这个“她”可以是你、是我、是每一个活得像自己的人。主要的写作手段就是通过心理活动描写和流动的意识剖白，去展示9位不知名女性的隐秘内心。我想把这些小说作为认识女性的一个窗口，探索与表达她们的困境、梦境和心境，引导并启发读者探寻当代女性的生存与精神困境。

比如在《走到开封去》这个短篇小说中，讲述的是女主人公从郑州的郑开大道走到开封去的故事，至于她遇到了什么困境，我并没有去交代，而是通过她的心理活动得知，她必须走到开封去，或许是孤独，或许是一种信念，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坚持何其艰难。寻找出路，出发与行走，这是女性一生的课题。人生就是不断遇到困局，又不断突围重生，然后再被困，再重生，就这样的循环。人活着，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归宿，这是活着的烦恼，也是活着的幸福。

其实在我的写作路上，困惑也伴随着我的成长。有时候创作就像是爬山坡一样需要时间和体力等，对于短篇构造、语言表达、丰富人物如何更好地表达，使得作品中人物能够同情同理，笔下的人物从哪些层面产生，只有理解认知了这个人物，才能写得出。

写作对我而言就是一种修行，能让自己更充分地理解这个世界，更良善地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事物。

同行们在一起聊，常说小说的种子埋藏于素材中，但这种子是需要“养”的，就像养一盆绿植，需要时间，需要耐心，过了一两年，枝枝叶叶才开始长起来，小说的结构也就丰满起来。所有生活中的细节就像树叶，我们的构思就像骨架和树干，有了构思和想法，细节才能变得鲜活。

文学的素材就是来源生活，生活是永远不缺素材，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发现。好的素材也一定要“养”好，这样才能写出具有魅力的文学作品，我比较担心的是素材没有“养”好，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而我就怕自己写出来的作品对不起我的素材。

在我看来，文学的魅力最根本的是情感，我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困惑，所以很多时候，我为了满足好奇心与解答自己的困惑而写作，将在现实世界里无法明白的问题放到小说里寻找答案，努力进入人物的内心，尽力去打通人心的地下河，这样才能与更多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

我从文学中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从一名乡村教师成长为一名专业作家，这一路走来，毋庸置疑，是文学改变我的生活轨迹，带给我内在精神的改变。

1990年，我从焦作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乡村教师。那时候还不到20岁，应该算是文学青年吧，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惑、遇到的各种问题，能对话的人不多，就觉得书是好朋友，读得多了，就想写，于是开始尝试写作。

起初写的很稚嫩的生活散文，在本地的《焦作日报》发表。后来试着给《中国青年报》投稿，没想到第一篇散文《别同情我》就发表了，后来连续有十几篇散文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我写作的兴趣，就写了很多。随之出了书。到2001年，我调到文学院的时候，已经出了7本散文集。写着写着，从爱好变成了职业，迄今为止也写了很多中长篇小说，也获得很多读者的肯定，还获得了一些奖项。

至于为何会选择文学，我想最大的原因是，文学能让我的心灵得到安慰和温暖，并获得更大的自由。

2010年，我的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我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文学对我的意义：对于我来说，文学就是一棵树，起初我对树只是天然的游戏般的一种喜欢，同时稿费、版税、影视改编权等附加物如同树叶、树枝和果实，成了改变我生活状况的实用生计。后来树干成了船，载我去远方旅行。再后来等我旅行结束，树根又成了容我栖息的最后家园。

其实，对我来说，文学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这些，在纷繁的阅读和充实的创作中，我看到了一个越来越广袤的世界，也在这个广袤的世界里走得越来越沉醉。可以说，它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的精神命运，重塑了我的灵魂品质，让我的人生更厚重、更宽阔。

我时常问自己，文学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功利的看法。文学对于生活，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则是无用的，它并不会直接给我们带来物质财富。但，文学的无用就是它的最大用处。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质量，让我们的心走得更远。

“活着这件原本最快的事，也因此，变成了最慢。生命将因此而更加简约、博大、丰美、深邃和慈悲。这多么好。”这是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中的一段话，对我而言，这既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写作态度。作品是作家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在未来我还会继续写下去，用作品说话，尽己所能写出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