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专家谭丕模
1958年10月17日，为增进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文化交流、经济合作，由郑振铎、蔡树藩任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阿富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代表团乘坐的“图-104”客机于当日晚些时候在前苏联（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纳什地区不幸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此次出行的文化代表团里有两位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郑振铎、谭丕模，这二位专家的遇难，是我国古籍整理界的重大损失。谭丕模时任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委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主任，同时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学分组成员。1958年10月的这次出访，并不是谭丕模首次外事出访，1957年1月，谭丕模曾随中国大学代表团前往印度参加加尔各答大学和孟买大学的百年校庆，回国后他曾撰文《从学术文化交流加深中印友谊》介绍出访印度的印象和感想，该文刊发于1957年1月25日的《师大教学》。时隔一年半的再次出访，却让谭丕模的生命永远定格在59岁。综观谭丕模的一生，他对中国文学史、思想史的梳理与研究，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高等师范学校教学等做了大量工作。
担任《文学遗产》首届编委
1954年3月1日，《文学遗产》以《光明日报》专刊的形式创刊，自创刊之日起，两周一期，每周一出刊，到当年7月3日改为一周一期，每周六出刊。
《文学遗产》创刊前，我国还没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专门刊物，而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民族文学艺术遗产，已被提出来作为发展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重要的任务之一，这也正是《文学遗产》创刊的文化背景。《文学遗产》在发刊词中即明确了办刊宗旨：“运用科学的观点与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对我们文学遗产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著名作家、文史专家陈翔鹤担任《文学遗产》第一任主编，谭丕模与陈翔鹤、陈友琴、钟敬文、吴组缃、浦江清、季镇淮、游国恩等专家担任第一届编委，林庚、刘盼遂、郭预衡、王任叔、赵其文、范宁、吴晓铃等专家陆续增补为编委。这些编委，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可见当时《文学遗产》的编委阵营强大。
时任《文学遗产》主编的陈翔鹤，曾在文章中这样评价谭丕模在担任《文学遗产》编委期间起到的重要作用：“不管是对待《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好……或者是对待李煜词的讨论也好，他（谭丕模）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这里提到的“李煜词的讨论”，是指从1955年8月28日《文学遗产》刊发了两篇关于李煜“虞美人”的讨论、评价文章，引起较大反响后，又相继刊发了六期关于李煜及其词作的评价及讨论。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邓魁英、聂石樵、吴颖这样三十左右岁的年轻学者，也有四五十岁、当时已有一定学术威望的游国恩、陈庚平、王仲闻等专家；此外还有大量热爱古典诗词的普通读者也积极撰稿，加入到关相讨论中来。谭丕模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教研室主任、《文学遗产》的编委，于1955年10月17日和3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织了两次关于李煜词的座谈会，谭丕模与黄药眠、刘盼遂、钟敬文、穆木天、李长之、启功等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副教授参加，也邀请了一些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参会。两次座谈会的讨论情况，整理后刊发于《文学遗产》第84期，后辑录于《李煜词讨论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谭丕模组织的关于李煜词的两次讨论会，开启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讨论李煜词的热潮。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既是经高校院系调整北师大建立后屈指可数的规模大、学术性强的研讨会，也是古代文学界开风气之先的学术争鸣。
谭丕模本人也专门撰文参与讨论，他的文章题目是《我对于李煜词的一些意见》，刊于1955年12月11日 《文学遗产》。谭丕模在文章中写道：“我认为否定李煜的词在中国文学发展上的地位，那是过于粗暴；若肯定李煜的词在高度地表现爱国思想和人民性，那也不合事实。”他认为许多讨论李煜词、评价李煜词的文章“均使我有‘过之’与‘不及’之感”。对李煜词作做这样较为客观的评价，既肯定李煜词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又不拔高词作的“爱国思想和人民性”。谭丕模指出：“从晚唐温（庭筠）韦（庄）的词，发展到北宋柳（永）苏（轼）的词，李煜是起过推动作用的。温韦的词，绮丽腻滑，有浓厚的唯美主义气氛；李煜把词由专事刻绘阶段推向自我抒写阶段，由绮丽腻滑阶段推向白描朴素阶段，开辟了一条词的新道路，宋代词人所走的道路。”这样的评价，既能看到李煜的局限性，又能看到他在文学史发展长河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可谓客观公正且不乏深度。
关于李煜的讨论文章，在谭先生支持、推动下，《文学遗产》相继刊发多期，后来《文学遗产》编辑部将这些文章结集，于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名即为《李煜词讨论集》。
除了关于李煜的讨论，谭丕模还与《文学遗产》其他编委一起，在刊物组织了一系列的专题讨论，其中包括关于王维、孟浩然的田园山水诗，关于陶渊明的诗文，关于李贺、李商隐、杜牧的诗歌，关于李清照、姜夔的词，关于《长恨歌》《琵琶记》《胡笳十八拍》等名作，在《文学遗产》上编辑刊发了一系列文章，结集出版了《陶渊明讨论集》《胡笳十八拍讨论集》等学术专著。
中国文学史、思想史研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谭丕模即开始在研读古籍、文献的基础上梳理、研究中国文学史及思想史，在《文史》《清华周刊》等刊物上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经潜心研究，他先后完成了两部专著的撰写：《宋元明思想史纲》和《清代思想史纲》，分别于1935年和194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谭丕模的这两本专著的特点，是把中国文学史几个时期、各个流派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进行划分，力图理出清晰的发展脉络。因此甫一出版，即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特别是清代的作家、作品，其中体现的学术思想与民族因素较为复杂，是当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故而《清代思想史纲》问世后，到1947年已印刷出版三次。时至21世纪，谭先生的这两本专著依然为学术界所看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崇文书局、岳麓书社等都曾再版。
《宋元明思想史纲》的出版情况，目前能查到的资料尚未见所及；而《清代思想史纲》的出版，则既能看到谭丕模的学术交往，又能看到当时出版具体情况。顾颉刚在给谭丕模《清代思想史纲》所作序言中写道：“中国史的研究工作，应当要划做三个阶段:第一为文字训诂时期，第二为材料考辨时期，第三为系统的整理时期。”说明谭丕模在撰写《清代思想史纲》所做的研究工即为第三阶段“系统的整理时期”，其意义在于“这部著作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在整理中国思想史这一课题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故提出：“所以乘这书出版的时候，我谨祝颂谭先生及其同志们努力，完成中国思想史的全部。”
谭丕模在《清代思想史纲》“后记”中叙及：“将本稿出版事，飞函桂林征询开明书店编辑宋云彬先生同意，承宋先生代函上海开明总公司询问，得覆信，允为印行。”他致函宋云彬一事，在《宋云彬日记》中也得到印证，宋云彬在1939年6月 10日记中载：“张天翼、谭丕模来函。丕谟著《清代思想史（纲）》，拟交开明书店出版，开来目录，嘱为转寄。”一个多月后，开明书店已落实了这部书稿的出版事宜，具体负责人是王伯祥。1939年7月22日，王伯祥在日记中写道：“致书云彬，洽谭丕模清代思想史纲稿，可接受印行。”到1940年6月，《清代思想史纲》正式出版。可以看出，在20世纪30年代，通讯等各方面都不很发达的时期，从谭丕模所在的湖南溆浦大潭民国大学，到宋云彬所在的广西桂林，再到王伯祥所在的上海，一部书稿在一年内就完成了它的出版历程，实属不易。而谭丕模、宋云彬、王伯祥，包括为《宋元明思想史纲》作序的李达、为《清代思想史纲》作序的顾颉刚，当时肯定也想不到，他们会成为1958年2月成立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分组成员，并参与到古籍小组的规划项目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工作之中。具体情况是，谭丕模、王伯祥为文学分组成员，顾颉刚为历史分组成员，李达为哲学分组成员，宋云彬参加了《史记》的整理点校工作。谭丕模的《宋元明思想史纲》、《清代思想史纲》两部专著，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发展历程中有代表性的专著，从其出版情况，也能约略看出20世纪30年代我国出版界的大致情况。
培养人才
谭丕模1928年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职于桂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1953年从湖南大学调至母校北京师范大学。1953年的调动，发生在湖南大学的一场风波之后，风波的主要人物是老杨、老谭和小杨、小谭，老杨即杨树达，老谭即谭戒甫，小杨即杨荣国，小谭即谭丕模。这场风波已然成为学术界的一段公案，且有他人已有专文介绍，本文不再赘述孰是孰非。
离开家乡北上的谭丕模，在北京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五年。这五年，可以说是谭丕模大展宏图的五年。
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师范大学可谓大师云集，特别是中文系有人称“八大金刚”的八位教授，其中就包括谭丕模在内，其他七位是黄药眠、钟敬文、刘盼遂、李长之、陆宗达、萧璋、俞敏，当时在教育界都是赫赫有名的。
当年的北京师范大学还流传着“中文系有‘十八罗汉’之说”：除了黎锦熙、黄药眠、钟敬文三位一级教授外，还有教古典文学的谭丕模、刘盼遂、王古鲁、王汝弼、李长之、梁品如，教古代汉语的陆宗达、萧璋、叶苍芩，教现代文学的叶丁易，教外国文学的彭慧、外国文学儿童文学兼攻的穆木天，以及还是副教授的启功、俞敏、陈秋帆。（参见《“四有”教师童庆炳》一文，见2015年11月19日《光明日报》）他们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培养了许多后继人才。
谭丕模除了在当时的中青年教师中培养了聂石樵、邓魁英、李修生等后来在中国学术界有名的专家外，还尽心及力锻炼提携一些青年学子。如前文提到的关于李煜词的两次讨论，交由北师大中文系学生、时任《文学遗产》通讯员的牛仰山整理讨论纪要，以《关于李煜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北京师大中文系中国文学教研组讨论会情况）》为题刊发于1955年12月 18日《文学遗产》。而牛仰山担任《文学遗产》通讯员一事，当时是由谭丕模专门找牛仰山了解其学习情况，并亲自推荐给《文学遗产》并最终落实的。《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在与牛仰山的面谈中，专门指出谭丕模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有其独特之处，要年轻人向谭丕模多多学习。牛仰山在做讨论会记录时，谭丕模不但专门在工作细节上叮嘱他，不仅要详细记录发言者讲了什么，还要记录参会人员的姓名、参会人员人数，会后还专门对牛仰山整理出来的会议纪要进行审阅，使之最终形成一篇成熟的学术综述，刊发在《文学遗产》上。
1956年，谭丕模组织并主持了两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大纲的讨论，这两次讨论皆为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召开，谭丕模是具体负责人。这两次讨论后，谭丕模又为牛仰山整理的会议综述把关，成文后刊发在《文学遗产》上。牛仰山在担任《文学遗产》通讯员期间，得到锻炼，尤其是谭丕模对他的指导，很快成长起来，荣获《文学遗产》“优良通讯员”称号（见《牛仰山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谭丕模的去世，让他为我国文化事业努力工作的步伐停止了。陈翔鹤在《悼念郑振铎谭丕模二同志》中对他的深切怀念之情溢于言表：“现在他（谭丕模）已去世，我们在工作上失掉了一个好同志，想到这些，便 不 能 不 令 人 掉 泪了！ ……‘失掉一个战友的哀愁’，我想我是不能不这样说的。”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了古籍工作的主要目标：“古籍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工作水平有效提升，古籍保护传承、开发利用成效显著，人才队伍发展壮大，古籍工作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更为凸显、作用更加突出，古籍事业繁荣发展。”在提升古籍工作质量方面其中强调：“深化古籍整理基础理论研究，总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古籍整理理论和方法，完善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范式，构建古籍整理出版理论研究体系。”半个多世纪前谭丕模所做的通过古籍整理梳理思想史的研究，正应该是构建古籍整理出版理论研究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也是我们今天缅怀他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