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可能是看中我吃苦耐劳的性格。”杨沐猜测。2019年9月，海南出版社策划了地方特色重大选题“南繁”。“这是一个涉农的冷门题材，在浮躁的当下，去哪儿找一位愿意下沉田间地头体验生活，踏踏实实下‘笨’功夫的作者？”总编辑谭丽琳找到海南省作协，希望推荐一位海南作家来书写。海南省作协主席梅国云考虑再三，找到了杨沐，对她说：“有一个写作项目可以采访袁隆平，你想不想接？”

杨沐如愿采访了袁隆平。2021年2月，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袁隆平，地点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海南育种基地。媒体报道中提及，袁隆平每天下午都会下楼，到稻田边走走。冲着报道里的话，杨沐“闯进”湖南育种基地。

这天，袁隆平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他居住小楼的二层走廊式阳台。小院里，逗留了一个多小时的杨沐，向楼上的袁隆平招手，“袁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海南的作家，写南繁采访过您。”

一、序章

在“南繁”的故事开始之前，是一段有关饥饿的往事。

1960年，北方大旱，土地裂开了口子，地里没收成。河南农学院农场试验田的玉米尚存，这片地不大，有机井灌溉，长势良好。这一季杂交玉米即将出成果，良种有望提升产量。玉米灌浆后，玉米棒时常丢失——附近的灾民饿得面黄肌瘦，有一回几个灾民偷玉米，和看守实验田的学生打了起来，打破了学生的头。

院长吴绍骙骑着自行车，赶到试验田。他不忍心处理灾民，对保卫科长说：“给他们掰10斤小穗、瘪穗，让他们走吧，打人的事就算了。”几个月后，吴绍骙才知道，自己家里也缺粮，一年多来，妻子喝粥，把饭留给了他和小外孙。吴绍骙感到心酸，自己育了一辈子种，结果家人吃不上饱饭。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方大旱，南方水灾，我国经历三年困难期，出现饥荒。“当时吃不饱饭，那真难受啊，也是饿死了人的。”袁隆平至少亲眼见过5个人饿死，尸体倒在路边、田埂边、桥下，他在《袁隆平口述自传》中说道：“没有粮食，什么都谈不上，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粮食是生存的基本条件、战略物资。”

那时，各地食堂时兴“双蒸饭”，指米饭蒸熟后，中途加水、盖紧盖子、上猛火，这样蒸出的米饭能多一倍。“双蒸饭”很松软，看着好像很大一碗，一吃就饱，不顶事，吃完以后，很快又饿了。“双蒸饭”水分多，吃多了会浮肿，有人往饭里加小苏打，米饭像面团一样发起来，不顶饿。

袁隆平在农村蹲点，因为吃不饱，站不住，双脚无力，出现水肿。生产队有一口大锅，用少得可怜的一点油抹一下锅底，再煮上一锅红薯藤，供七八十口人吃。年轻人饿得慌，跑上山挖带淀粉的植物根茎，用火烤着吃。睡前，他们都烤烤脚，把全身烤热了，再上床睡觉。第二天醒来，袁隆平还是浑身冰冷，吃得少，身上没多少热量。

袁隆平喜欢游泳，高中时拿过武汉市第一名、湖北省第二名，大学时赴成都参赛，得了第四名，前三名进了国家队。这段时期，袁隆平不再游泳，哪怕住在沅江边，饿着肚子，游不动。他喜欢拉小提琴，领到第一个月工资，买了一把小提琴。而此时，学生和老师饿得垂头耷脑，只顾着到处找吃的，渐渐地，袁隆平对拉小提琴也提不起劲儿。没有粮食，兴趣、尊严、道德，一切无从谈起。

作家阿乙写过一篇寓言故事《想学魔法的孩子》，浩宇出门冒险，被孕妇推到大锅里炖了，她用筷子捅一捅，确定肉煮至脱骨，才往锅里丢一颗不大的盐巴。这样的情节并非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阿乙解释：“在那个年代，外甥把舅舅吃了，舅舅把外甥女吃了，爷爷把孙女煮了，朋友走在路上没有回家，一定是被人敲死了。因为那个时候都吃树皮。”

二、采风

“事实是，人必须得吃东西，是吧？不吃东西，就会饿死，人类没法存续下去。粮食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杨沐在写“南繁”之前，没有如此深切的体会。她出生于1964年，自小在城里长大，她记忆中，虽然伙食算不上好，但也没饿过肚子。有天去超市，杨沐特地拐到粮油区，看到最便宜的散装大米一斤2块多，大米白花花的，颗粒饱满。她买回家蒸了一锅，很香，嚼着弹牙，有黏度，和网购的袋装大米没什么区别。

签出版合同前，海南出版社协调三亚市农业局等单位，希望他们为杨沐的采访大开绿灯，并开出介绍信，安排她去三亚南繁基地实地看看，确定有写的想法，再签合同。拿着介绍信，杨沐敲开了三亚南繁科学院的大门，住进了职工宿舍，由此开始了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采访。到了三亚，杨沐和当地人聊天，老百姓都知道育种队，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外省人来租地，种了几个月后，带种子离开。大家都说，“育种队来了”，但也仅限于此。这让杨沐震惊，老百姓都知道育种这回事，但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在这里，杨沐见到了72岁的李登海。他一手拎着一袋沙袋，拿起来就走。常年暴晒下，李登海的头发呈现出玉米须状的焦黄色，他声音洪亮，操着一口夹杂着山东方言的普通话，能成段成段地背出《实践论》及马克思、保尔·柯察金的名言。“科学种田怎么搞？就按《实践论》上说的，先感觉，再总结。再感觉，再总结。”李登海能唱一整首《三百六十五里路》，他信奉好日子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好日子不会找上门。

二十出头时，李登海是村里的民兵队队长、农科队队长。他向生产队要了一亩多试验田，按照《实践论》和专区农科所下发的栽培实用手册，带领20多个青年做试验。他们像妇女拿篦子篦头发那样伺候地，控制种植密度、浇水量、施肥量。整个夏天，买不起圆珠笔的李登海，用着路上捡的铅笔头，在小学生作业本上记录数据。玉米收获了，亩产400斤，平均增收100斤，公社书记带着李登海一行人敲锣打鼓向县里报喜。

1978年，李登海在海南扩繁“掖单1号”，培育出的“掖单2号”“掖单3号”亩产均超1500斤。1988年，李登海科研小组培育出“掖单13号”创造了我国夏季玉米最高单产1008.88公斤/亩。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粮食供应出现缺口，粮价猛涨，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农业部提出用6年增产1000亿粮食，这一目标仅用2年超额完成。除了提升粮价，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之外，李登海及其全国科研团队培育的紧凑型杂交玉米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障了粮食增产。

12月的三亚，玉米仍在生长。84岁的堵纯信和妻子住在一栋二层小楼里，房屋被农田淹没。杨沐眼前的这片试验田有40亩，是堵纯信用奖金和积蓄自费租的。退休以后，他申报不了科研项目，但地还是要租的——做科研要有块地，没有地，一切想法都白搭。这位曾在1997年培育出玉米杂交种“郑单958”的河南省农科院研究员，仍跋涉在育种路上。20多年来，“郑单958”长盛不衰，累计推广8.68亿亩。他还想更进一步。

长期以来，这对农科老人过着候鸟般的生活，在张掖种上一季，回郑州休整2个月，年底再来三亚种地。妻子劝说丈夫，年纪大了，别再种了，太操心。堵纯信笑着说：“那不中，地还是要种的。”堵纯信身量清瘦、手脚麻利、说话利落。在他身上，杨沐看到某种和植物相近的气质，“就像树一样。”农田里，有风过境，玉米叶沙沙作响。

三、挖掘

收集素材时，杨沐和100多位育种家聊过。他们来海南的经历，大多类似——坐一二十天车船到海南，用扁担挑着种子、日用品。当时，蚊虫蛇蚁在岛上横行，庄稼一不小心就被牛羊啃了，南繁人还遇上过地震、台风。这种景象让杨沐时常有一种垦荒的错觉——往日的南繁像一块被踩实的土地，她必须铲除杂草，刨出土块，挖出潮湿的故事。

杨沐完整地淘洗出程相文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程相文的经历的确具有代表性。1963年，大学毕业的程相文分配到河南省安阳专区浚县原种场。当地玉米穗巴掌大小，1/5不结籽，亩产不到200斤。这是种子退化所致。程相文选择北上，途经河北、山东、辽宁，至吉林，到各省农科院求良种。他没出过远门，蒸了75个馍晾干带上，穿着两件单布衫到了公主岭，又冷又饿昏倒在冬天的街头。路过的卡车司机把他送到医院，捡回了一条命。

1964年，浚县原种场计划扩繁“新双1号”，从无到有地在浚县推广杂交玉米种植。接到任务后，程相文打了报告，提出去海南扩繁。因为是双交种，他计划，夏天在浚县种一季，冬天在海南种一季，次年开春，新种子就能种在实验田里。领导问：“海南岛，冬天还能种庄稼？”程相文的大学老师师从南繁创始人吴绍骙教授，在课堂上讲过海南育种。县里同意了程相文的方案。1964年冬天，他只身挑着50多斤种子和50多斤行李，经过14天跋涉，登上了海南岛。

程相文租了8亩地，借了村民老夏家一把砍柴刀，上山连砍了七天柴，第八天扎好了茅屋。住了两晚，第三晚下大雨，狂风把小屋掀翻。程相文抱着种子跑到村里，老夏给他煮了一碗草药汤。程相文重新搭棚子，烧地、熏树枝，用木棍打了一张床。种子种下，出苗、长穗、授粉，到了次年春天，长出的玉米棒子出奇大。程相文更加谨慎，晚上住地里，防老鼠、防野猪。这一季种子运回浚县，亩产实现500～600斤。

1974年，浚县农科所成立，所里只有一名职工——程相文。除了扩繁，他开始培育新品种，1977年培育出“浚单5号”，1981年成立浚县种子公司。1990年，县农科所计划扩繁35万斤种子，70%是新品种“新黄单851”。1000亩“新黄单851”吸引来了年轻人强子，他想收购种子。程相文没答应，这批种子已预售给经销商。随后，种子装上火车车皮，运到浚县，被扣在火车站——强子举报这是一批假种子，工商部按程序查封。

预购种子的经销商扎堆儿闹上门来，要求退款、赔偿。程相文忧虑的是，35万斤种子长期闷在罐子车里有发霉的可能。县里紧急请来10名育种家，经鉴定，种子是真的。程相文没追究强子，他解释：“我们育种的都知道，对那些不好的苗子，只要把它淘汰掉，不选它就是了，没必要半途把它砍了。浇地施肥，也会有它一份。对农作物是这样，对人也是这样。强子由他去吧，我不会去打他这一棒子。”程相文像土地一样包容，这是他从土地里学来的。

四、如愿

杨沐第一次见袁隆平在中非农业合作论坛的会场。会后，杨沐拿着一本《袁隆平自传口述史》，向袁隆平走去。她看完了自传，书上是勾画的痕迹。袁隆平问：“你是哪儿的？要写什么？”他有一个习惯，遇见生人，先问对方从哪儿来的，然后再聊别的。如果对方是育种专家，袁隆平会接着说当地适合种植的水稻品种，以及注意事项。如果是记者，他会提供报道思路。

第二次，杨沐去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集中采访了早期研究杂交水稻的几代育种家。她住在距离研究中心一公里远的宾馆，每天骑共享单车来回。小路蜿蜒，道边有古树，空气里弥漫着成熟的水稻香气。研究中心领导安排好采访对象，杨沐上午采一位，下午采一位，有时晚上也可以采一位。如果下午采访时间稍晚，她回宾馆睡个午觉再来。

研究中心门口有一片试验田，科研人员带杨沐下地转转。他们边走边介绍，地里没插牌子，但能一眼看出这一小块田种的什么品种，以及培育人。杨沐感到神奇。对从业超过10年的育种家来说，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水稻身上会带有育种人的气质。

杨沐在长沙待了12天，接近采访尾声，她争取到了见袁隆平的机会。这个消息让她振奋。见袁隆平的前一晚，她网购了一大束鲜花，怕鲜花第二天蔫了，半夜起来喷了两回水。次日一早，杨沐把鲜花放在单车前筐里，从大路驶进小道，轻快地驶向前方。

两三个月前，袁隆平在北京做了一个手术，见杨沐时，他处在休养后期。袁隆平的状态很好，看上去很健康，思路敏捷。在他面前，杨沐像被X射线扫过，她归结为老者的智慧，“目光很犀利，看了你一眼，就能大概知道你的总体情况。”

袁隆平幽默，他的眼睛亮亮的，用带着湖南方言的普通话，一字一顿地对助理说：“你同意我接受采访了？看来我是解放了。”屋子里的人都笑了。袁隆平温和、亲切、健谈，交谈中，他很少提到种子问题。当时，袁隆平创新团队的科研目标是双季稻亩产超过3000斤。在杨沐看来，袁隆平考虑的事情都很长远，具有总体性，比如研发推广耐盐碱水稻。一旦出现洪涝灾害导致减产，马上在滩涂种一季水稻，粮食就能补上来。他思考的命题始终围绕，如何用水稻造福人类这一宗旨。

杨沐与袁隆平合影

2021年2月，杨沐在海南。听说袁隆平每天下午会下楼走走，到水稻田边看看，她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海南育种基地。院子里，几排水稻育种盆放在水泥地上，椰子树特别高。杨沐徘徊了一个小时。工作人员看出了她的意图，过一会，袁隆平从二楼的房间里出来，向下望着杨沐，清晰有力地说：“写南繁好哇。把南繁好好写写。”他又补了一句：“你是海南的，海南的，要把南繁好好写写。”杨沐目送袁隆平回房间。

当时，杨沐心里想的是，等书出版以后，把书寄过来。她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袁隆平。3个月后，袁隆平逝世。

五、尾声

基于对杨沐的充分信任，海南出版社以极大的耐心坚持不催稿，但袁隆平的离世，让杨沐感受到时间的催逼。在新疆，杨沐见到了瓜类育种专家吴明珠。吴明珠和袁隆平是大学同学，吴明珠的爱人杨其祐和袁隆平是室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吴明珠的世界正在坍缩，她能认出的人越来越少。说着话，她会忽然提到另一件事。但有的记忆，无法被时间带走。比如，助理说：“走，去瓜地。”吴明珠条件反射似的，拿起床边的一只小包，准备下地。杨沐感到时间紧迫，她要更抓紧。

推进选题的过程中，杨沐逐渐找到自己与“南繁”的联系。看着一场报告会的现场照片，杨沐发现投影上的一位老人有点眼熟，他是南繁奠基人、玉米育种家吴绍骙。1971年，6岁的杨沐扎着羊角辫，独自在红砖甬道上玩“跳房子”。这位路过的老人，停下来看了一会，教她“跳房子”的新玩法。末了，还跟她说：“回去跟你爸说，他俄语口语很标准。”

杨沐和吴绍骙住在同一栋楼里，当了几年邻居。她还小，没什么印象。杨沐的父亲杨再上大学时，被学校安排去讲习班当翻译。会上，苏联专家伊万诺夫支持米丘林遗传学说，认为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的产物。而吴绍骙的试验数据证明，自交系间杂交组合增产效果明显，该试验以孟德尔-摩尔根学说为基础。讨论不欢而散。

米丘林遗传学说和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缠斗还在继续，育种家的命运也随之沉浮。几年后，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占据上风，吴绍骙在河南农学院实验农场种了20个品种，进行玉米杂交种的培育。当年11月，他把208个玉米自交果穗，寄到广西育种。育种家陈伟程曾是吴绍骙的科研助手，经他核实，异地培育应当从1956年春季算起。后来，“异地培育”被称为“南繁”。

杨再是养马学专家，在高校教书。得知女儿接到“南繁”的选题后，他格外关注，把报纸上相关的文章剪下来，整理好给女儿看。杨沐一回家，杨再就问：“写了多少了，还要写多少？”一年后，阿尔兹海默症找上了他，杨再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每天问：“杨沐在哪？她的书写完没有。”医院下了2次病危通知书，书已下到印厂，她脱不开身。

杨沐预感，父亲正吊着一口气，等她回来。床前，杨沐汇报了喜讯，书出了，反响不错，《人民日报》发了书评，《求是》也计划摘一部分刊发。父亲的眼睛一亮，想了想，狡黠地说：“这么说，我这一辈子都赶不上你喽。”家人笑了起来。那个晚上，杨再很有精气神儿，父女俩人说了不少话。接下来的几天，杨再清醒的时候很少，不再说话。

全家人商议，把杨再送到医院。几个孩子买了一个蛋糕，提前为父母庆祝结婚纪念日。杨再很高兴，虽然说不了话，但能听懂，会看着人笑一笑，他感到幸福，眼泪慢慢流下来。子女做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几天后，杨再去世。他很平静，面庞舒展，皱纹、老年斑似乎一齐消失，脸是光洁的，像一个少年。

对话

杨沐& 江玉婷

Q：您如何构想《南繁——筑牢中国饭碗的底座》一书？

杨沐：大家知道杂交水稻，但不知道南繁，“南繁”是业内人的叫法。南繁不只有水稻，还有玉米、高粱、棉花，包括鱼类。我在海南生活了近30年，对南繁知之甚少。我国审定的农作物品种中70%以上与南繁有关，南繁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底座。当我认识到南繁的重要性后，非常吃惊——这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周围，我们居然不知道，海南省外的人就更不知道了。

我想把南繁的简史写出来。就像一块版图，我想知道边界在哪里。从最初几个人来南繁，到一个大规模的育种活动，现在已经建成了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进入遗传育种和分子育种相结合的阶段，这是一段延续60多年的历史。我还想通过几位科学家的南繁故事，展现整个南繁人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

《 南繁——筑牢中国饭碗的底座》杨沐著

海南出版社2022年版

Q：书中的体例不太一样。

杨沐：袁隆平、吴明珠、程相文等老一批科学家的经历，能够比较完整地挖掘出来，所以按照故事来写。写抗虫棉发明人郭三堆时，我们探讨了很多次，他不想写个人，把他工作上的事儿写上就可以了，所以按照对话处理。

上世纪90年代，吴绍骙先生去世。我只能采访他的学生，通过他们的讲述，来写吴绍骙的人生。国家南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吴绍骙是第一位利用南方冬季气温光照到南方做育种科研的人。我也这么认为。我看了吴绍骙科研小组当时的科研笔记，资料很扎实，还看了一些数据。写的过程当中，我反复核对事实。叙述笔调会根据育种家的情况以及我对他们的认识调整。

Q：您写了很多吴明珠在新疆的经历。

杨沐：如果只写南繁这一段，等于是从中间开始说，那样写不出一位育种家的成长。所以，我从头开始讲。她的初心就是育瓜，不要名，不计利。1983年，吴明珠辞去了吐鲁番地区行署副专员，这个职务相当于副市长。她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当副专员要在行政管理上花时间，瓜就育不好。后来，她把自己培育的西瓜品种“84-24”无偿提供给其他单位的育种家，使这一品种在全国遍地开花且经久不衰。种子在市场上是明码标价的，现在一粒“84-24”种子2块钱。她将种子无偿地提供给其他育种家，让这些育种家进行本地化培育和推广。这种无私来自于她的初心，就是育好瓜，让更多人吃上她培育的好瓜。

吴明珠在人民大会堂发言时说：“一年四季，我天天摆弄瓜，瓜棚就是我的家。如今，我丈夫病逝了，儿女远离了，我一个人还留在新疆摆弄瓜。人们说，我心里只有瓜，瓜是我的儿子，我会和瓜说话……是啊，瓜是我的生命，我的人生就是想结几个瓜，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的确是这样。

Q：她培育的甜瓜，让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

杨沐：原来新疆的瓜都是原种。老百姓种了瓜，有一个瓜格外好吃，就把这个瓜的瓜籽留下来，第二年再种。原种会退化，过了几年，个头会缩小，或是长得不好看。原种量也少，在各家都是宝贝。现在新疆的西甜瓜又大又漂亮，都是杂交后的产物。

早期，新疆主要是种粮食，瓜不是主要作物。有一点瓜地，自家吃一吃，老百姓没把瓜当成商品来卖。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了招待外宾，外交部礼宾司到新疆找瓜。这时，“红心脆”已经研发出来了，吴明珠找了20个让礼宾司的人带回北京。这次外交场合上，“红心脆”大受好评，名气打出去了。后来，有香港商人来订瓜，新疆才开始大规模种瓜，逐渐有了商品瓜的概念。

我快60了，我小时候吃不到哈密瓜。上初中的时候，我爸去新疆出差，带回来2个哈密瓜，我们稀罕得不得了。当时，哈密瓜没法运输，用火车运出来得五六天，甚至更久，运的过程中，瓜可能就坏了。经过育种家改良，瓜更易储存，所以哈密瓜才能走出新疆。原来，新疆的瓜只能在新疆种，种子拿到别的地方种，种不了。育种家把种子拿到海南改良，现在瓜种之所以在海南、南宁、江苏等地都能种，正是因为经过了本地化改良。南繁影响了中国人的餐桌，粮食、蔬菜瓜果，包括肉蛋奶。

Q：怎么影响肉蛋奶？

杨沐：猪、鸡、牛、羊等家畜饲料的主要成分是玉米和大豆。单纯吃草长大的牛羊占比非常少。只有粮食足够了，家禽、家畜才能达到一定数量。如果粮食不够，饲料价格也会跟着涨，成本涨了，存栏量降低，肉蛋奶的价格就会涨。

我小时候，周围的人家不少有粮食不够吃的情况，特别是男孩多的人家。后来，粮票取消了，没有粮食不够吃这一说了。写这本书我才弄明白，正是杂交水稻的登场，杂交玉米持续地增加单产，加上小麦的增产，全国年人均口粮在350公斤以上，才取消了粮票。现在，人口在增长，肉蛋奶消耗得越多，背后需要的粮食就越多。粮食从哪儿来？种子在增产中的贡献率在45%以上，这是农业专家评估的数据。耕地就那么多，剩下的潜力就是水利、种子、农业机械化。灌溉、防病虫害、高标准农田，这些是粮食生产的温床，种子就是孩子。配套设施要跟上，孩子也要好。

Q：种子为什么要迭代？

杨沐：打个比方。一开始，粮食不够吃，育种家追求的是高产。产量上来了，需要苗子抗倒伏、抗旱，于是花几年时间，把相应的基因加进去，就出现一个抗旱、抗倒伏又高产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个高产的玉米品种，只适合在河南一带种，拿到四川种显不出高产性，所以，四川的育种家就要培育适合四川的品种。各省在海南基本都有育种基地，培养适合当地生长的品种。如今的南繁基地，占地26.8万亩，有800多家农业科研所、大专院校、种业机构登记注册，每年有超过8000名科研人员在这工作。

Q：看到杂交水稻那章，我觉得育种好难。

杨沐：采访袁隆平的时候，我确实感受到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如果他不求真，迷信权威，杂交水稻肯定要晚几年才能研发出来。一开始，袁隆平的研究很艰难，差不多是一个自发的行为。没多少人相信他会做成。1968年夏天，袁隆平种了700株秧苗，下了一场暴雨，第二天赶到试验田，秧苗被人拔了，一株不剩。找了几天，学生说一口废井里漂着几株秧苗。袁隆平仗着水性好，跳下去救苗，捞出来一篮子，最后活了五株。

五株苗种下去，秋天收获了几百粒种子。他们带着种子到海南，秧苗插到地里没几天，就遇上台风，风大得把牛刮倒在水塘里打转，袁隆平还在地里。助手跑回去，把门板卸下来，用门板把秧苗运回去。1969年深秋，他们又去云南育种，浸种时发生7.8级大地震，房子震歪了。两名助手很年轻，袁隆平说自己好歹有两个孩子，于是争着进平房救种。他在这一批种子上花了好多年，他觉得种子比什么都重要。

袁隆平身上那股排除万难，一定要达到目的的劲头，令人敬佩。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就打道回府了。当时还有余震，元江县原种站的老书记劝他们离开。袁隆平笑着说：“我们的种子已经催芽了，走不了呦。”师徒三人就地育苗，在操场上用油毛毡、塑料布搭了个棚子，大冬天住了3个月。通过这几件事，我觉得袁隆平这个人物在书中立起来了。他就是这样做的。

Q：育瓜也很神奇。授粉后，瓜妞妞要保胎，人在棚里大声说话，坐不好果。

杨沐：在吴明珠眼里，瓜也有生命，和人一样。我向她的助手求证过，说话会导致空气震动，大声喧哗会影响授粉。授粉是育种非常关键的一步。到了授粉期，育种家喜欢自己授粉。如果外包出去，最后出来的成果和预期不一样，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早期的育种家都是亲力亲为。

我和育种专家聊了很多，收获了很多知识，我也在反观人的生命。我觉着，人真不用那么焦躁，那么傲慢，觉得自己多了不起，人也就是一个生命。老老实实长，认认真真把自己长好，该来的，总会来的。

Q：您收获了内心的平静。

杨沐：是这样。

Q：强子那一节，程相文说的话很有哲理。

杨沐：还有一个故事，我后来删掉了，跟育种没什么关系。一个年轻人想来农科所工作，没录取他，他怀恨在心，晚上往程相文家里投匕首。没伤到人，第二天查出来是谁干的。程相文没报警，他担心报警以后，给这个年轻人留下污点，以后的人生就不好过了。程相文让他写检查，告知他的父母，最后还是给了他一个工作，把矛盾化解。程相文在育种的过程中，也在培育自己，他在雕琢种子，也在雕琢自己。

Q：写书过程中，您觉得什么最难？

杨沐：书开始宣传的时候，开研讨会，海南省作协主席梅国云说：“杨沐的父亲也是农业科学工作者，她有农业基因。”我一听，我可吃惊，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个基因。

在此之前，我就觉得父母是大学老师，没觉得是农业科学家。他们回家很少谈工作，可能也谈，但我听不懂，就没在意。我确实是一个外行。关于育种的术语、理论要重新学，这是一个难点。如果我自己不信、不明白，就无法下笔。再一个就是，我并不知道，南繁的版图有多大，除了海南之外，和其他省的关系有多深厚。采访中，我就像慢慢学会一门新课。

书中涉及所有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必须是真实的，有资料佐证，或是有人证实。我写完的稿子，会给采访对象，或是相关人士核准，请他们批评。

Q：过程中，有一些事趣事分享吗？

杨沐：下印厂之前，程先生给我打电话，说还是有一点小问题。当时，我们在市政府开会，让市领导审读书里的重点人物。我就说，吃完饭，我们来拜访您。程先生可高兴。晚上9点多，我们出发，开了一个小时车，到了程先生那儿，聊了一会儿，11:00离开，回海口到家2点多。要改的是2个小问题，一处是水南村一队，不是村南村二队，还有一处是用“强子”当化名。之前，我取的化名带姓氏，程先生担心对号入座，建议把姓氏隐去。

回来的路上，我们还在说，为了更正两个小问题，深夜开车拜访采访对象。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们都会很自豪，因为我们对待这件事很认真。车里还有海南出版社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和编辑，我们一起去的，都特别开心。

Q：《南繁——筑牢中国饭碗的底座》入选“五个一”工程奖，得知消息时，什么心情？

杨沐：当时我在家里，写点东西。我们有一个微信群，里面有出版社的几位编辑。编辑在群里发消息，我看到了，说好事，乐一乐，大家发了很多“鞭炮”的表情包。

入选“五个一”工程奖，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褒奖。我在写书的时候，没想过申报奖项，当时最渴望的是采访袁隆平先生。采访这两年，特别愉快，属于边走边唱，边采访边生活。我逐渐有了一种责任感，作为一个写作者，要为历史留下一份资料。每写一位老科学家的故事，就是在拯救一份记忆。为南繁写史，是一个作家的使命。

在接到“南繁”选题之前，我刚给儿子办完婚礼，感到人生到了下一个阶段，想通过写一本书，把人生再拓宽一点，再踩实一点。这个时候，“南繁”的选题找到了我。当时我虽然对“南繁”了解不多，但判断这是个长期的大项目。筹备书的三年里，我的父亲去世了，我的小孙子出生了，生老病死，可以说都经历了。我的人生也更厚实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