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楔子

么书仪老师说：“从1978 年就读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我的专业即是中国古代戏曲，毕业后在文学所古代室工作，也一直从事戏曲研究。”早在1994 年，么老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丛书：戏曲》的自序部分中，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给本书确定的观察和论述原则是：以戏曲文学的文体作为分析的对象，而舞台实践将作为制约推动这种文体发展变化的重要条件来看待。”这本“小书”是么老师对“戏曲史”的一次完整的梳理，以及对“戏曲文体”观念的系统阐述，如今看来，这段话可以看成是她对自己二十五年间（1981 年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2006 年退休）所致力的研究对象“戏曲”所确立的一个基本准则。她说：“当我们开始进入中国戏曲文体的特点及其演化过程这一正题时，有两个问题是不能不先做些讨论的：第一是中国戏曲起源的问题；第二是与对中国传统诗词文赋、与对西方戏剧的考察相比，对戏曲的‘文体’特征的考察在角度和侧重点上，应该有什么样的变化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涉及对史实材料的分析和我们分析的起点，后一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论述方法。”

我以为，在么老师的系列戏曲研究成果中，这部写作初衷为“普及性质”的著作可以视为是承前启后的一个分界点。在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1986 年版）和《中国文学通史》“元代卷”（1987 年完成，1991 年出版）等集体项目的“训练”和“协助工作”之后，么老师在这部独立完成的著作中，通过对“戏曲史”的整体论述与对“戏曲文体”观念的把握，回顾和总结了上一阶段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本方法，也为自己日后的研究路径指明了方向。

在她此前所从事的元代文学研究和其后的晚清、民国戏曲研究中，都展现出了对“史料”和“方法”的同等重视。如果要为她的研究成果中这一个一以贯之的特点追溯渊源，一则是1963 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后，“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汉语两门课给了我最基本也是最扎实的古典文学修养，一生之中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的职业是教中学还是做研究，我的所有本领都是从这两门课生发出来的。那些教科书和注释详明的参考资料我一直都带在身边：陈旧而永不过时，古朴而不事张扬，不抄袭不臆测不胡说八道……你可以永远相信它们。”二则是么老师对如何选择研究“问题”的自我总结：“我的研究遵循着两个原则：一是不去碰理论研究，因为那是我的短处，我的长处是比较用功，多看材料，寻找新的问题；二是不去碰研究热门和前辈研究者很关注的问题，于是就寻找一些别人还没有关注的问题来研究。”

一

1981 年，么老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系培养的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古代室工作。她参加的第一个重要集体工作，就是《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编纂。《古本戏曲丛刊》是自1953 年文学所建所以来由首任所长郑振铎先生亲自设计并投入大量心血的大型戏曲古籍影印项目，“期之三四年，当可有1000 种以上的古代戏曲，供给我们作为研究之资”（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作为“古往今来的一部最大的我国传统戏曲作品的结集”（吴晓铃：《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序），其意义不言而喻。1958 年，在四集出版前夕，郑先生因飞机失事不幸去世，之后，吴晓铃先生主持了第九集“宫廷大戏”的刊印，而原本应该延续四集刊印的五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二十余年之后，才重新提上议程。1982 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重启《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新组建的编委会包括吴晓铃、邓绍基、刘世德、吕薇芬和么书仪。关于这一段经历，在吕薇芬老师口述的回忆《我的学术生涯》和么老师的回忆文章《忆念〈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编辑和考订》中都有过详细的记录。吕薇芬和么书仪两位老师先后从北大中文系毕业，自幼都喜欢戏曲，会唱戏，研究领域都是元杂剧，况且，两人性格中都具有一股子认真，或者说认死理的劲儿，所以，虽然在此之前交往不多，却很快在《古本戏曲丛刊》的共同工作中结成了“姐们儿”，友谊持续了一生。么老师说吕老师“头脑清楚，记忆力不错，沉得住气，有涵养，会说话却从不抢话说”；吕老师说么老师参加《古本戏曲丛刊》的工作，是她向邓绍基先生“点的将”，么老师做事“很认真”，那时住在北大蔚秀园，离单位远，但“早上她比我到得早”。

新一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中，吴晓铃先生年事已高，起到的主要是提供资料和整体把关的关键作用，邓绍基、刘世德两位先生担任着所、室和项目的领导，吕、么两位老师实际上是第五集的主力承担者，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访查、著录和考证类等具体事务性的工作。从1982 年至1986 年5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五集，这期间时间紧、任务重，不仅需要奔赴山东、上海、广州等地的各图书馆查访资料，还需要为经眼的每部戏曲写作“书牌子”，考证作者、版本，并为五集最后确定收录的85 种戏曲编订先后次序。

吕老师曾记录下一段关于《古本戏曲丛刊》五集编纂的轶闻，也是么老师在聊天时乐于一再分享的：在前数集的参与者中，有多位“寞寞地辛勤着，不求闻达，未为人知，然而永远也不会被我们忘记”（吴晓铃：《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序）的前辈，如文学所（后调入中华书局）的周妙中先生、商务印书馆的伊见思先生、丁英桂先生等，他们的姓名不在编委会中，往往在前言、后记中被“参加工作的还有……”中的一个“还有”一笔带过。所以，参加过五集重启后第一次工作会议的栾贵明先生就对吕老师说，年轻人加入《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要做的是大量实际工作，下的是笨功夫，断言吕老师就将成为五集后记中的那个“还有”。

吕老师在五集出版之后调到《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后期的研究集中在散曲领域，相对来说，参与《古本戏曲丛刊》编纂对么老师个人的学术影响显得更为深远：一则是对清代的传奇杂剧的整体状况有了具体而微的认识；二则是古文献研究一向讲究板凳坐得十年冷，两位老师在全国各大图书馆调查访书的过程中，填写了几百份《古本戏曲丛刊作品调查表》，对书的行款进行详尽的著录。调查表中的调查项目非常详细：书名、撰人、时代、藏家、书号、刻家、版式、种数、卷数、出数、叶数、函册、序跋与批注、残缺与污损。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这无异于为每一部戏曲古籍做了一篇详尽的提要，相关的考证问题自然也就呼之欲出。如同吕、么老师作为五集“编辑外记”所共同撰写的《关于〈通玄记〉和〈传奇八种〉》，讨论的版本、作者等问题就是在访查、著录和编纂中实际要面对和解决的。此外的收获，有与志同道合的友朋一同访书、论学的快乐，譬如孔传鋕的《软羊脂》和《软邮筒》，著录的是“抄本”，在上海图书馆看到的却是“稿本”，“高兴之情真是难以言表”。与此同时，也有图书馆因藏有“海内孤本”临时要求“收费加倍”，导致所有公私款项凑在一起仍不够，最后把交给食堂的碗筷押金取出才凑齐。两位老师连吃饭的钱都没剩下，只能在大明湖畔的小摊上吃烤白薯，这样的窘迫非有亲身经历、切身体会者确实难以感同身受。

二

1993 年出版的《元代文人心态》，是么老师出版的第一部个人学术著作。写作这部书的起因，是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黄克先生在1987 年向文学所古代文学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约稿，么老师在1989年完成了全书文稿的写作。在此之前，么老师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元代作家白朴的《白朴研究》，并已经就元代戏曲的相关问题，发表过《元杂剧中的“神仙道化”戏》《山川满目泪沾衣——白朴〈梧桐雨〉的时代特征》《谈元杂剧的大团圆结局》《元剧与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特征比较》《从元代的吏员出职制度看元人杂剧中“吏”的形象》等多篇论文，总体来说，研究范围集中在元代戏曲，兼及金元词。

么老师说她进入研究生阶段后，选择元代戏曲作为研究方向，是因为喜欢戏曲专业，而且元杂剧的剧本数量，相对于明清两朝来说比较少，写好论文是力所能及的。文学所的培养方法是研究作家和作品，“读剧本，看前人的学术论文，写读后感，提出问题……”从么老师早年发表的学术文章来看，大体是沿着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主题和路径进行的，而“元代文人心态”却和以上的研究选题不太一样。这个题目，是接到黄克先生约稿后，么老师和洪老师共同商量确定的，写作这部著作，在“资料”上，需要大量地积累元代的史料，在元曲的基础上阅读大量的史籍、笔记和别集；在“方法”上，在当时自有其特殊意义和开拓性。

《元代文人心态》产生的大环境，是20 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在“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时期”，对时代思潮和个体情感的重视与审视，反映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上，是作家和研究者对“心灵史”的关注和探寻。如么老师自序中所言，“近些年来，‘心态’是个很流行的词儿”，而么老师所擅长的，就是利用她对“多看资料”和“寻找新问题”的优势，在潮流中独辟蹊径。元代是知识分子，或者说“文人”“士”这个阶层相对来说面临较大变故的时代，政治的风云变幻、命运的不可预测，使得“元代文人面对蒙族君主和动乱年代，所需选择的问题更加尖锐和复杂，内心的痛苦就更激烈，人格的分裂状况也更普遍。我希望能初步接触这个问题，试图描述一下这百年间的文人所遭遇的环境和内心的痛苦”。

如果考虑到么老师自己从大三开始受到各种运动的波及，辗转经过了北京郊区小红门公社龙爪树大队、新疆奇台县解放军农场、乌鲁木齐八一钢铁厂子女中学、河北隆化县存瑞中学等地的社会熔炉锻炼，再重新回到北京、考上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这些或多或少影响了她的思考方式和写作态度。她在书中寻找、讨论那些在元代政治生态下来自各个阶层的、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极为重视“典型性”，对耶律楚材、元好问、杨维桢等不同身份、经历与选择的文人，“了解他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遇到的基本矛盾，尤其是文人与政治、与儒家传统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在面对思想危机时所做出的对策和反应”。再结合她曾经在多篇文章中描述过政治风云中北大各位老师的不同际遇，与她本人上山下乡的各种经历，“理想与现实”“憧憬与幻灭”，古往今来，面对社会的巨变和人生的矛盾，“心态”又何尝不是一致的呢？

宁宗一先生认为么老师是“我国文人心态史研究行列中的先行者之一”，将《元代文人心态》高度评价为“特定历史时期内我们民族的精神现象史”。他在专为这部书撰写的《探寻心灵的辩证法》一文中说，“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应是人类的心灵史”，而么老师的这部著作，则是“深入地描述元代文人群体心灵发展轨迹和复杂游移心态的长篇力作”。宁先生认为：“社会的剧变而牵动着知识分子的心理、伦理、社会等多种生活层次的文化冲突，并以此透视出人文知识分子和政治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变化的动律。”

在这部书中，么老师一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中国古代文人总是处于种种矛盾的夹缝之中，一辈子在仕与隐、君与亲、忠与孝、名节与生命、生前与身后等问题上痛苦地煎熬”，尤其对于“那些怀有拯物济世志向的人，也不能不在政治上、经济上依附于某一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表现出深切的理解之同情，身世飘摇雨打萍，读来自然有“异代知己”之感，令读者也不免心有戚戚焉；一方面特别突出了“心态”的“游移”，心态是流动的、变化的，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选择不同的出处之道，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生命状态。宁先生说，这是“双向交流”和“相互观照”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文人的相对恒定和流动的心态观照，写出时代的变迁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又从个人命运与心灵历程的走向，反射出时代的变迁。

从具体个案来说，如对耶律楚材“看重将来”、审时度势后的选择，对元好问“真挚而软弱”“真正的儒生”的论断，非从“操守”“名节”给予盖棺论定，在当时无疑是别开生面的。从总体来说，论元代文人与文学，“耽于享乐，可以采取隐逸的方式，换言之，隐逸之风也并不拒绝物质追求。长期坎坷、痛苦的经历和环境的压抑，既可以转化为对人的生命悲剧性质的深刻认知，也可以使精神体验反而趋于停滞与萎缩”，也令人耳目一新。这部著作跳脱出讨论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时过度强调民族矛盾和“九儒十丐”等问题而形成的固定套路，摒弃了元代文学就是民族矛盾的反映，是对元代黑暗政治的批判和抨击的既定程式，而展现出文人心理和历史情境更加复杂的面貌。正视文化的冲突，却不强化民族的情绪，今时今日，读来又有一番知古鉴今的启发。徐朔方先生在给么老师的信中说，这部著作的行文，很像文学所的老所长何其芳先生的风格，“说理透彻谨严”。文学所有注重文献和长于思辨的研究传统，已然渗透到么老师的著作之中；而她个人最大的特点，对具体的“人”的关注，对不同时代“心灵”的探寻，也由此一直延伸到她其后对晚清民国戏曲和伶人的研究之中。

三

2006 年出版的《晚清戏曲的变革》是么书仪老师另一部备受赞誉、影响深远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将史实材料和论述方法结合得堪称完美的著作。在“元代文学”这一领域耕耘十数年之后，她一头扎入晚清，个中缘由，据她自陈：一方面是晚清已经成了研究者瞩目的时段，似乎有了说不尽的话题，研究者对“晚清戏曲”涉及的还不是很多，有可能在这方面开疆拓土，牵连着诸多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对它的深入考察确有它的重要性。 在“晚清”这个复杂的时代之外，戏曲本身与诗文不同，是文学、艺术，也是娱乐、消遣，从而提供了无数可供挖掘的“别人还没有关注的问题来研究”。

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问世之后，在此基础上对戏曲史纵向、横向的拓展，戏曲研究始终都是以文本内容和舞台表演等戏曲的“内在问题”为中心。《晚清戏曲的变革》最大的突破，是聚焦于戏曲文本的外部“实现”问题。从研究资料上来说，她使用了升平署档案、花谱等新鲜的、当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文献；从学术方法上来说，她在1990 年代写作《晚清戏曲的变革》这本书时，已经意识到：“戏曲与我国古代传统文学样式，如诗、词、文、赋等不同，它并非是单纯供阅读的文本，它与接受者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演出场所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写在纸上的戏曲文学剧本，并不是戏曲的真正的实现。”可见，“戏曲的真正的实现”这一问题，早就扎根在她的意识之中。由此，她从来没有把“戏曲”当作庙堂之高的正统文学，而是特别瞩目助力于戏曲文本得以在舞台“实现”的外部环境：“戏曲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民间娱乐，生长力很强也很脆弱，没人管它的时候它能够土生土长，开花结果，受到支持就可以枝繁叶茂、繁荣昌盛，遇到政令的干预就会日渐凋敝、枯萎灭亡。”

因此，么老师的晚清戏曲研究，呈现出来和此前元代戏曲、元代文学研究全然不同的面貌，是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刻意求新求变造成的。她说：“对于这一题目，大致做了这样的设想：从三个方面，即宫廷研究、民间研究与戏曲的‘环境’来讨论这一变革，也就是说，我对‘变革’的关注点，主要不是戏曲文本，而是和历史演进、社会变革同步的研究和戏曲环境。”自始至终，她对“戏曲”出于舞台演出的“实践性”所带来的“通俗性”和“制约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

《晚清戏曲的变革》的讨论中心，如同周靖波、丁帆在书评中指出的：“作者要解读的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剧本和剧作家，而是社会和历史文本，通过这个大‘文本’来寻绎戏曲变革的真实路径，在文本解读和史实重构中彰显戏曲变革的总体走向。” 么老师在书中试图解决和阐述的，已经不再是传统戏曲研究的作者生平、作品版本、立意与本事等考证问题了，而是在文本之外，以舞台为中心，晚清社会围绕着戏园而浮现出来的京师的消费、娱乐、时尚、戏迷、票友，构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链，晚清、民国时期芸芸京剧伶人组成“京师娱乐市场产业链上的主要生产者和经营者，并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发展和壮大”。

很快，么老师在写作中就意识到，晚清戏曲与历史、社会、经济等勾连的诸多大命题——实际上，由此书带出了近代与戏曲研究领域的很多问题，直到十多年后的现在依然是热门的研究内容——包罗万象的设计并不切合实际，而在“晚清变革中的传统戏曲”这个大范围内寻找几个点，才有可能取得更为深入的突破。

在这部书的九个章节中，关涉“几个点”，包括宫廷演剧、戏班管理、伶人生活、戏迷听戏。这几个点之间又互相交叉，构建了一幅晚清戏曲表演的台上台下、园内园外的全景图。她的独特视角和细致观察带来了诸多充满洞见的表述。譬如：将清代帝王视为戏曲变革的参与者，宫廷演剧的自主调节，比俗间的嬗变，显得理路集中而明晰。清代的帝王个个都爱好戏曲，参与戏曲，他们的爱好和参与直接引领和支撑了戏曲的发展，鼓励戏曲走向繁荣和鼎盛。宫廷戏曲的排场和繁盛，影响和提升了戏曲在民间的地位，鼓励着民间的戏曲演出经久不衰、繁荣昌盛。西太后慈禧可以和乾隆皇帝相提并论，在宫廷演戏制度的建树上，在推动宫廷戏曲的繁荣和变革上，都做出了其他帝王不可企及的贡献。再如：从商业运作的模式来探讨徽班进京问题，徽班进京不仅带来了声腔的改革和优秀的演员，而且带来了管理和演出上的变化：开场方式和剧目安排，后台衣箱的分类管理，舞台之下歌郎的营业；还有伶人的收入和地位、晚清的观剧指南与戏曲广告……诸此种种，每一个话题单拎出来，都是一本专著的规模，无怪乎么老师自谦为“芜杂”。自这部书出版以来，相关问题引发的深入讨论，促成了学界多部著作陆续问世，将其称为开创性的里程碑之作，“视角之新，视野之开阔，史料功夫之扎实，叙述之生动”，难出其右，是恰如其分的。

清代戏曲的繁荣，呈现出一种与元杂剧、明传奇完全不同的方式。戏曲演出的爱好者席卷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戏曲在几乎整个清代都带有“流行”和“时尚”的色彩。这让晚清戏曲的研究颇具“现代性”意味，而在晚清剧坛的盛况之中，有一个最为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大量昙花一现又让戏迷津津乐道、评头论足的“戏曲明星”。伶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地位，是这部著作中花费笔墨最多的部分，尤其是其中的“男旦”，是最先引起么老师注意并吸引她进入这个课题的。晚清、民国文献中习见的“堂子”“相公”“歌郎”“老斗”等名词，因牵涉著名艺术家，很长时间内研究者对此讳莫如深，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拍摄于1907 年，初次刊印于1928年《北洋画报》上的一张照片，在图片说明中还没有避讳“教坊”和“金钗”等称谓，但在1950 年代之后的各类传记、京剧史和京剧图录中，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么老师对此说：作为近代文化史上的“堂子”这一事实，不应该被讳言。不仅因为它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曾经在京都上层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作为科班的堂子在中国近代戏曲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在很长一个时段里，堂子和科班共存，一起担当着培养造就戏曲艺人的职责。堂子作为科班的职能，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也始终没有间断。堂子，作为被减省、被忽略的部分，理应被还原、开掘，被重新叙述。这一论断，庶几可以成为对整部著作内容和价值的定评。

在还原伶人的生活时，么老师秉笔直书却又充满人情味。完成《晚清戏曲的变革》后，么老师曾说，旗人与戏曲、杨月楼事件、北京的票房、名伶的经济状况，都是可以继续讨论的话题。这部学术著作的副产品《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清代至民初京师戏曲的辉煌》是前者的延续，将一些当时已经考虑得接近成熟的想法、难以割舍的部分继续成文，她对伶人“心灵”的理解，也由此得到了充分的表述。如果再从个人的喜好上找原因，么老师的父亲、兄长都曾经是戏迷，她在北大上学时，曾与吴小如先生对唱《打渔杀家》，也曾以《二进宫》的李艳妃唱段博得满堂喝彩，这也可以解释在写作这两部著作的过程中，为何她“始终保持着浓厚的热情和兴趣”。

四

《晚清戏曲的变革》之后，么老师投入了所有的精力，写作了《寻常百姓家》一书。2022 年，《寻常百姓家》简体字版发行，入选本年度多种推荐书单，成为一部备受关注和很有影响力的口述史、家庭史。从内容上来说，它是一部关于家庭和个人生活经历的随笔集，并不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从学理上，却与么老师一贯的研究思路和写作方式密切相关。这本书的基础是么老师与父亲对话录下的三十六盘录音带，在提前拉好提纲，做好文字整理的同时，么老师仍以写作学术文章的严谨和细致，不厌其烦地查找资料，找知情人反复核对事件发生的日期和具体细节。在中间美术馆举办的新书座谈会上，多名学者已经围绕“资料”和“方法”从多个角度加以阐发：黄子平老师指出的“大众传媒的技术手段”“保留个人记忆的伦理责任”，夏晓虹老师指出的“家史、社会史和精神史的三个维度”，杨联芬老师指出的“史”与“诗”的高度融合，贺桂梅老师指出的“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让全书展示了一种“通过细腻踏实的生命切问去打开文学理解的研究方法，启发我们去探寻国家权力与寻常百姓的密切关联”（贺照田）。对于阅读这本书的普通读者来说，河北省丰润县刘各庄小铺子“双盛永”的兴衰，父亲、母亲、兄长、“我”和“老三”，作为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生活细节，在“用水洗过了一样”真诚的笔触之下，是最为打动“人”和“心灵”的，“从忘川中为我们撷取了如许‘有情的历史’”（黄子平）。

么老师的父亲、母亲，“和许多中国的普通人、普通家庭一样，在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动荡、变化激烈的时代变迁中，他们的遭遇、命运，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这期间发生的政治运动、社会变革、经济转折的浪潮。《寻常百姓家》讲述的，就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特定的某些普通人的物质、精神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期待、向往，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们的喜怒哀乐。这里提供的事实、生活细节，正是以某一特异的‘细胞’剖面，来显示社会变迁的约略光影”。当然，么老师的父母并不是如同耶律楚材、元好问这样的大文人，但他们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痛苦，又何尝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呢？洪老师在序中所说的普通人和普通家庭代表着的“‘细胞’剖面”，恰巧可以呼应宁宗一先生多年前评论《元代文人心态》时所说的、么老师择选出的元代文人个案代表着的“钻石的一面”。

如同么老师曾在元杂剧的论文中所讨论的那样，元代杂剧无论是悲剧、喜剧还是正剧，一律以“大团圆”收尾，“圆”往往代表着中国人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完美、圆满。《寻常百姓家》的写作，一方面，是在眺望自己生命的来处，“在我的心里，从小到大，有父母的、生活了20 多年的家才是永远的家”，一生中那些值得肯定的方面，大多来自家庭的耳濡目染、父母的言传身教。读了书中父亲数十年如一日“天天记账”的故事，相信“勤勉”的生活原则，在么老师身上完整地保留下来。另一方面，“这本书也写了我在人间走了一遭的辗转际遇”，是“对自己几十年生活经历的回顾、反思，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纪念吧”。

尾声

1987 年，作为青年研究者，么老师发表了《关于〈金元词〉中一些问题的商榷》一文，对前辈唐圭璋先生主编的《全金元词》中作者生平、词序断句等方面出现的差讹提出修订意见；2003 年，在退休前夕，么老师又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对后辈、台湾师范大学陈芳教授著作进行商榷的文章《〈乾隆时期北京剧坛研究〉正误》和《对陈芳文的回复》，对书中表格中计算的方法、数量的正确与否进行了讨论。洪子诚老师在《寻常百姓家》的序言中说：“么书仪相信器物、情感、想象，会因时间的淘洗、磨损而改变面貌，她也经常为这种不可阻挡的损毁而伤感。但她更相信，诸如责任、诚实、自尊、羞耻心、努力等人生的道理是永恒不变的。世代累积的普通人的生存智慧，也构筑了各种空间、缝隙，以保存、延续某些世代相传的生活伦理和情感方式。”

以上列举的种种么老师著作，代表了么老师个性中相辅相成的两面：较真与温情。如果稍微和么老师有过接触，都会敏锐地捕捉到她注重人生与学术上的“细节”，甚至颇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在反复多次地对数十年前的同一个事件进行讲述时，绝不会出现细节的变化和态度的走样。她可以清楚地记得小茶叶胡同14 号父母家中“二十七堂”硬木家具，记得1963 年入学北大时的学号“6307005”，记得文学所留存的《古本戏曲丛刊》第一集的编号“545”。较真是温情的凭依，温情是较真的底色。与生俱来又在岁月的磨砺中不断强化的个性，又反过来影响了她一生的学术选择。

从与父母搬入小茶叶胡同起，从拎着母亲精心准备的铺盖踏入北京大学的校门起，从选中“戏曲”作为一生的研究方向起，无论是学术的还是人生的种种细节，我相信，都反复在她的心头萦绕与回想。学术和人生，有时候就像工作与生活，是分开的，是割裂的，在么老师这里，却是高度统一的。她对待人生一丝不苟，对待学术也是如此，反之亦然。儒生们终生不断地“反求诸己”的内省，是她的研究对象，也是她的基本人生态度。鲁迅先生曾说，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知识分子的“反思”往往带有一种自我逼迫的“努力”意味，但是，正是出于么老师对待学术与人生的这种一致性，无论是在坦陈自己选择研究题目的“实用性”，出于厌倦感和“来日无多”而改变研究方向，还是在回忆与随笔中对人对事的评价，都透出她的本心和“人前人后都一样”的自觉。如她所说：“不虚美、不隐恶是我的崇尚，也是我的遵循和希望。”

么老师与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的几代学者之间，保存有漫长深厚的情谊。而我自从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跟随黄仕忠老师步入古代戏曲研究之后，是先拜读么老师的文章和著作，耳闻么老师的轶事，然后才有机会与黄老师一起到蓝旗营拜访么老师当面请益的。后来，又因有幸进入文学所古代室工作，成为已经退休的么老师跨越时间的“同事”，让这种拜访变得更加名正言顺、理所应当、自然而然。十余年间，从开始毕恭毕敬地请教问题到后来随心所欲地扯闲篇儿，“如震雷霆”和“如沐春风”的感受达成了一种奇异的统一。如是，仅从一个我所知道、认识和感知的侧面，书中、耳中和眼中的么老师，始终如一，别无二致。

作者简介：李芳，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出版有《简明中国文学史》（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子弟书全集》（古籍整理，第二作者，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新编子弟书总目》（古籍整理，第二作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剑桥中国文学史》（译著，合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月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