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眉批本是馆藏文献资料中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具有多重价值。文章以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茅盾眉批本为例，运用文献调研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呈现了将眉批本作为读本、版本、祖本、珍本的研究视角，通过其“由文入史”的故事讲述、“勾连人事”的图景拼接、“文本比证”的实证探寻、“破题立论”的理论构建价值，提出了原貌展现、内容呈现、知识传播、理论衍生的开发路径，为各馆馆藏眉批本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茅盾眉批本；茅盾藏书；档案史料；中国现代文学馆

一、引言

眉批指在书页上方空白处写下的批语，是批注的一种，因为古代写作与书籍字行为竖排，纸张上方留有空白，因“空白”处位置恰似人面部眉毛所在处，故称“眉批”，现代作文横着写，书籍字行多为横排，除眉批外，又盛行在纸张左侧空白处写批语，以批注文字所在的位置来区分既可眉批、题头批、夹批，也可旁批、文末批，其实质相同，都是与作品有关的评价评论式文字[1]。由此可见“眉批”是一种统称或代称，即无论评点式文字所在的位置，一以概之统称为“眉批”，留有作者或者他者批注文字的图书被称为“眉批本”，因为字迹的留存，特别是来自历史文化名人的字迹留存，使得图书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具有了多重的价值。在图书馆学领域则被称之为“名批本”作为特藏进行管理[2]。

相关资料显示，在1949年至今，国内图书文献经历了多次大的调整，既有馆际之间的调配、名家藏书家藏书的捐赠、来自民间的征集收集等，在这期间，大量的名家藏书“萍踪浪迹”，如巴金藏书分别捐赠于国家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泉州黎明大学、南京师大附中、香港中文大学、成都慧园[3]，李一氓藏书捐赠于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博物院、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彭县图书馆[4]，刘半农藏书分散于清华大学图书馆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部分藏书零星散入古旧图书市场[5]，其中就包含大量的眉批本。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近现代藏书为主的“典藏捐公”运动声势日隆，从1985年开始，藏书甚广的现当代作家群体悄然开展了一场“典藏捐公”运动，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公藏机构则为其藏书提供了归宿，既是一种基于机构建设的国家文化事业建设行为，也是一场作家文人文化自觉的文化引领运动[6]，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图书大多来自作家捐赠，其中不乏大量的“眉批本”图书，因为历史条件的局限与开发意识的缺乏，这些珍贵的眉批本图书常常淹没在庞大的馆藏体系之中，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掘、保护、研究与利用[7]。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理论深入与研究的推进，特定的文化历史名人的眉批批注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如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根据馆藏手稿以及大量钱学森阅读报纸、个人藏书后的批注等进行文献编纂与研究[8]，如新版《鲁迅手稿全集》中《辑校古籍编》《辑校金石编》《杂编》等关于鲁迅阅读眉批批注的收录[9]。

本研究以中国现代文学馆茅盾藏书文库中的茅盾眉批本为案例进行研究，茅盾眉批本并非当事人的“刻意为之”，系阅读习惯使然，在茅盾的有关作品中可以说从未明确提及，相关概念是后人提出的，确切的说“茅盾眉批本”这一提法是1996年茅盾百年诞辰时候的正式确立的，之后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从研究茅盾评论思想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随着研究的推进与新史料的呈现，关于茅盾眉批本的“来龙去脉”愈发清晰，其脉络的厘清成为茅盾研究的广度拓展的重要线索，对其的研究也可以为拓展馆藏研究视角，为各馆的馆藏建设与开发利用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多维度的研究视角

（1）读本：关联性

“阅读研究”观点将阅读定位为以史料工作为基础的、在文脉传统中理解作家创作的研究工作，通过查勘、搜集和整理分析与该作家创作过程相关的阅读书目，以及他对所读中外文学作品的评点、札记，梳理他与所读作家作品之间的文脉关系，他由此而形成的为人气质、文章风格和叙述特点[10]，阅读研究不是一项单纯的史料工作，而是通过“阅读”讨论“创作”，完成从“阅读史”到“创作史”的考察与再研究[11]。

眉批本是读本，与作者关联性较强，对于眉批本的审视角就包含了作者阅读作品的意味，与此同时在阅读中或者阅读结束后会在书本的相应位置留下与作品有关的文字，其中在文本扉页、章节开篇与结尾等大片空白处留下文字往往是阅读告一段落后，文字内容往往是总体的评价，在文本页中的文字旁边通过划线与文字相配合或者直接用文字表达，则是在阅读之中即时间留下的文字，文字内容往往是对作品细节的复述、阐释与评价。构成了“读者阅读作品”与“作者评价作品”的角色转化，眉批批注是明显的阅读痕迹留存，眉批本成为“读者-阅读”向“作者-评论”身份的转化的媒介，着重于眉批本中批注内容与所读作品关联分析。

（2）版本：对比性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不断升温，目前现代文献的版本校勘理念和方法基本从古典文献版本校勘学延伸而来，因为年代较近又有版权页制度存在，版本源流考证相对简单，然而现代文献有手稿、印刷本、选本等的讹误，更大量的是作者本人基于各种原因不断修订自己的作品而形成的异文，更侧重于的通过修改比对，判断不同异文在修改时所选择的底本，确定版本流变之节点，进而确立版本的演进链，形成版本谱系[12]。其研究固守传统文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学范域，或侧重文献的搜集、汇编，或耕作于文献研究的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具体分支[13]。近年来来自文博领域的研究者利用所在馆的珍贵版本进行研究[14]，成果十分新颖，如周立民[15]、徐建辉[16]、张元珂[17]，更是被戏称“贵族式”的研究。

眉批本是版本，对于眉批本的审视角直接定位于“新版本”，其理念来源于传统官刻书对于圈点的收录，刘辰翁批阅《世说新语》、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都是经典案例[18]，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1991年在受到茅盾点评作品之一的作者韶华的推动下以茅盾眉批本《浪涛滚滚》为依据，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浪涛滚滚•茅盾点评本》[19]，将评点文字根据所指具体内容夹排在内文中间，所画横线也排在原来的位置，“作者自白”也排在文中，均用异体字和不同的括口标出以示区别[20]。1996年7月茅盾先生百年诞辰，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舒乙先生认为茅盾眉批本中的评点在读者与作品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读者顺着这座桥梁，旣可加深对这些现当代文学名著的思考与理解，又可追寻茅盾的心路轨迹，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文库》共四卷册收录了茅盾先生进行过眉批的9本图书，包括：长篇1：杨沫《青春之歌》；长篇2：乌兰查干《草原烽火》；中篇：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茹志鹃《高高的白杨树》；诗歌：阮章竞《漳河水》《迎春橘颂》、田间《田间诗抄》郭小川《月下集》闻捷《河西走廊行》，为保持原著眉批的位置和茅盾眉批眞迹的韵味，采取照相制版，胶版纸精印，高雅包装的印制办法[21]。

眉批本作为作品的一个特殊版本被嵌入版本谱系之中，眉批本是版本，批注内容是文本之变本[22]，相比于作者求取名作家作序或者将名作家的评论文章收录作为作品再版序言的情况更为直观也更为珍贵，尤其是手写书写时代受到现代技术手段冲击下更显弥足珍贵。

（3）祖本：初始性

作家手稿研究一直备受关注，作家手稿是中国现代文学非常独特的文献[23]，是“原始”版本也即“第一版本”被称为“祖本”，具有“唯一性”，不仅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书法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隐含着很多创作信息，对于理解作家及其作品的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祖本”观点认为对修改、增删、笔墨轻重、换墨的节奏、书写流畅与滞涩等进行分析从而实现“考古”发掘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法[24]。长期以来，因为体制机制的原因，作家手迹主要作为公藏机构的藏品文物或为私人收藏，出版不充分，限制了研究，茅盾眉批本主题产生于1960年到1964年，1981年到1991年之间由茅盾之韦韬先生私人收藏大部分，小部分沉睡于公藏机构茅盾故居书房书架之上[25]，1991年茅盾点评韶华《浪涛滚滚》出版，1996年《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出版，展示在人们眼前的眉批本有10部作品。

茅盾眉批本具备手稿“祖本”的典型特征，它是茅公在阅读时候留下的即时感受，是第一时间的直观表达，比起手稿来更加私密，更具有“初次”特征，在手写时代的出版领域，往往是寄送手稿的，可能是草稿、二稿、定稿，再由编辑部提取内容排版油印，眉批本上的批注比手稿第一稿册产生时间还要靠前，手稿是在阅读基础上产生的，当眉批本批注产生后，手稿往往是在眉批本批注基础上的誊抄、改写。眉批本被赋予了手稿“祖本”的意义，具有初始性，将批注内容置于手稿的演进之中，形成“眉批本批注-手写稿-油印稿-出版文本”的演进比对框架，文字表述与观点内容在不同阶段之间的“变”与“不变”构成了作者与社会机器的交互。

（4）珍本：稀见性

史料的珍贵体现在方方面面，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可估量，同时包括极高的经济价值如2014年莫言的小说《苍蝇•门牙》手稿被公开拍卖私洽价格达400万人民币，孔夫子旧书网上一本1948年初版本《暴风骤雨》标价9800元，茅盾用毛笔书写的文章《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手稿拍卖价格过千万[26]。

史料研究中的“稀见史料”观点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稀见史料包括手写史料、印刷史料、手写与印刷混合 史料、口述史料、图像史料、网络史料等不同类型，其特征为罕见、缺乏有效传播、有价值、原生态等，有价值的稀见史料可遇而不可求，稀有史料对于抢救史料、还原历史、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等方面很有意义[27]。

茅盾眉批本是茅盾藏书中的“珍本”，属于典型的“稀有史料”，稀有之处有五：

第一，“鲁郭茅巴老曹”是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第一梯队，茅盾研究是文学研究绕不过的一座高峰，关于其人其事的史料挖掘都十分重要。

第二，“整体传承”的茅盾藏书，茅盾藏书“都是解放后买的或出版社赠送的”[28]，历了经东四文化部宿舍与后圆恩寺13号的一个大的搬迁多次小的腾挪，以及“我的孙儿的同学常来这间书房里找书，有时借了去也不说一声”[29]等情况，能够实现整体的“传承”、总体不散，相对于巴金藏书、李一氓藏书、刘半农藏书的分散流失，以及历次书厄中毁损的藏书[30]，更显得珍贵。在茅盾藏书7000余册中眉批本大约有70余本，能够随藏书一起留存下来，十分不易。

第三，茅盾是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部长，长期担任中国作协、中国文联领导职务，很多作者与出版社都会第一时间将作品寄送给茅公让他雅正，藏书中有很多初版本，1964年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周总理的保护下，茅盾先生得以“不被打扰”，藏书也躲过了多次风波劫难[31]，很多珍贵版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6月版杜鹏程《保卫延安》等得以随着茅盾藏书留存下来。

第四，茅盾阅读习惯的偶然，眉批的习惯并非很多作家都有，1949年后茅盾从文学创作转为文学批评，批评家的批评建立在阅读作品基础上，眉批本从1960年左右开始，到1964年左右完成最后一本文学作品的眉批批注，个中原因滋味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五，更为珍贵的是明确二重证据。“孤证不立”是近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然而当代文学史料具有不容忽视的“当代性”[32]，眉批本的阅读与批注都可以在茅盾日记、书信、文论、藏书目录中得到有效的证据，可以互相证明，而不是突兀的“孤证”，这一点也是十分珍贵的。

史料的完善是研究高峰的出现的前提，是评述性、思想性的学术研究遇到困境时的缓冲，藏书眉批本批注内容与阅读相关资料是研究作家阅读与创作关联、构建阅读史、进一步还原“历史情景”、走进作家“内心世界”的重要文献资料留存。作为稀有史料的眉批本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学史料，因为其载体的特殊，在此基础上对史料作进一步阐释，或与文学阐释相关联。很多谜题有望解开。

三、多层次的价值分析

（1）“由文入史”的故事讲述

眉批本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情境下的产生的，通过眉批本可以展现那个特定时代的诸多细节，讲述茅公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眉批本及其相关因素可以展现阅读的动机，茅盾阅评有的是带着任务为写作而读，有的是他人寄过来请求指正，有的则是日常的阅读。

结合眉批本的出版时间、日记中关于阅读的记录、相应文论的发表时间可以发现眉批本主要集中于1960年前后。勤俭节约是党的优良传统，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做结论讲话中谈到“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33]。茅公一致是这一倡议的践行者，很多的手稿都是正反两页来用、很多手札都是写在公文背面、还有的写在日历页的空白与背面，到了1960年前后国家正在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物资资源更为频发，而文论之初稿往往需要经历修改才能定稿，为了节约一稿的稿纸，茅公选择在书中眉批作为“初稿”或“草稿”。

（2）“勾连人事”的图景拼接

眉批本及其批注内容是茅公的对作品的评论，是就作品内容与作者产生了一种交流，评论内容也常有对作者的创作与修改意见建议，是茅公与作者关系的勾连，正如茹志鹃在读到茅盾对她《百合花》的评价的时候所说“自己这个已经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成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不管今后的道路会有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挟着那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34]。这样的联系的建立，作者作品就被嵌入了茅盾研究的体系之中，与茅盾日记、书信、文论等构成了关联关系。

茅盾是著名作家，也是评论家，虽然茅盾一生留下了文论、读书笔记有万字，涉及的作品与作者有很多，但是依然难以全面囊括十七年时期的所有作品，能被茅盾阅读到需要机缘巧合，能入茅盾评论家的视野并留下文论更是可遇不可求，眉批本是阅读与评论的直接体现，与茅盾日记、书信、文论等形成对应的关系进一步完成茅盾阅读评论创作的图景的拼接。

日记中关于阅读的延申，茅盾日记的关于读书的记录贯穿始终，“阅书、阅参资”几乎是每天的必备功课，有的则不记录书名直接记录“阅书”，还有少数的较为明确的记载所读图书的情况、意图、感想等[35]。在此基础上发现发掘的眉批本就进一步印证了日记的记录，同时也留下了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即为什么没有在阅评眉批基础上完成文论，如茅盾藏书中留有眉批本白危《垦荒曲》，通篇留下了千余字的批注，没有相应的手稿留存，后续也没有相应的文论发表[36]。

日记中关于阅读、文论中评论内容的“中介”，茅盾一生留下1000多万字的各类作品，文论有100多万，既有用铅笔、圆珠笔等硬笔写成，也有用毛笔等软笔写成，因为当时的出版制度需要作者邮寄手稿且往往不再返还，以修回油印稿的方式交流修改与校对，加之当时社会生活中对于手稿保护保存意识不是很浓重，手稿留存下来的数量并不多。

日记中关于阅书的记录与公开发表文论直接对应，中间环节严重缺失，所对应的创作细节与修改情况难以体现，有的阅读情况在日记中没有明确记录，只有文论中一篇孤零零的文章孤独的存在，而相应眉批本的发现发掘，则可以填补这一段的缺失，以草稿、手稿的形式展现作者最初的观点。

对于有手稿留存、有文论发表的情况，眉批本则是以“祖稿”方式进一步完善了文论创作的各个环节，眉批批注、手稿内容、文论正文内容的纵向对比所体现出了一致性或者差异性都是对茅盾评论风格与心态的展现，如在《一九六O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有对于乌兰巴干《草原烽火》的评论，手稿有留存，相应的图书中也有眉批批注，通过三种文本种的内容对比，可以发现存在一些差异，包括褒贬词汇使用的差异[37]。

（3）“文本比证”的实证探寻

眉批本为“文本比证”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初始观点与最终观点的一致或差异最能反映出作者内心的一些变化，眉批本种批准内容进一步丰富了茅盾文论版本的演进链，是其文论的“祖本”。

文本比证过程种中进一步丰富了茅盾评论的文本的内容，眉批本批注内容作为祖本，其后续续写及其去向呈现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出现“断档”成为孤本佚文，后续没有完成文论，也没有相应手稿的留存。这样的情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阅读留下眉批批注后感觉作品问题较多且水平较低，不具备完成文论公开探讨的必要，另一种则是作品在相应的时期处于巨大争论之中，贸然刊文探讨可能会给作者作品带来更加不好的印象。

第二，形成手稿，成为手札，后续没有完成文论。这样的情况比较多，如茅盾全集中收录的1958-1959年的读书杂记为编者根据茅盾留存的手稿手札编入，所提及的多篇作品均有相对应的眉批本批评内容，包括对《红旗谱》、《青春之歌》的读书笔记式的评价评论，与2本眉批本《红旗谱》与眉批本《青春之歌》中的批注内容呈现继承关系。

第三，形成手稿，并完成文论公开发表。在此情况下眉批本批注内容作为祖本的意义体现的最为明显，通过内容比对，后续的手稿、文论与眉批本呈现出完全一致、略改修订、观点转变三种情况，其中完全一致的情况可以看出手稿内容是对眉批本批注内容的誊抄，后续文论发表也没有修改过，略改修订则是手稿内容是对眉批本批注取舍基础上上归纳概括与展开阐释，观点转变是眉批本批注评价用词程度较重比较直接，形成手稿时候将明确得观点取向得词汇进行了中肯定、建设性得修改。

（4）“破题立论”的理论构建

眉批本批注内容的新史料呈现、阅评图书的拼接与再现、“文本比证”的实证探寻都为破解文学史上的一些谜题、对茅盾文学批评的深入提供了展现的立论依据。“作者-手稿-作品”创作的解析本身就是一种“观点生成”[38]。

茅盾在“十七年”时期的眉批本批注内容，是茅盾的这些立足于具体文本得点评，从一己阅读体验出发，对作品创作得失的客观评价[39]，还进一步指出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的弊端，故与同时代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学创作或评论相比，评点的文学史意义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茅盾在眉批中所展现出的艺术趣味和独立思想[40]，至少表明“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并非铁板一块，特别是像茅盾这样身兼国家要职和评论家于一身的文学界要人，其文学评论的思想与风格也并非完全失去个体的独立性[41]。

在文学研究范式日益多元化、开放化的当下，包括茅盾在内的经典作家研究鲜有突破性成果，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的研究也基本爬梳完毕，学界亟待新视角、新史料以延伸包括茅盾在内的经典作家、作品的生命力。经典作家的研究也面临深刻的挑战，尤其像茅盾这样体现了文学与政治、理性与审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如此密切又百般纠葛的作家，在旧有研究范式逐步衰落、新的研究范式逐渐酝酿的时期，探究茅盾文学实践的独创性应成为一个重要取向。如果能得到更深入的发掘与拓展，就不但会使茅盾研究达到新的境界，而且还会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突破带来有力的支撑。

四、多场域的开发路径

（1）原貌展现：影印图典

在图书馆学领域与图书馆实践中，将有名人批注的藏书简称为“名批本”，在实践中往往遵循“名批别书说”，认为名批本因为特有的批注内容与学术价值而区别于同种书的其他复本，被视为一种“新书”，归为特藏图书，纳入名人图书专藏库管理[42]，特藏图书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常有影印再版。1996年《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出版，学界给予了一个特指名词“茅盾眉批本”，文库出版后成为重要的“畅销书”，眉批本是学术性与趣味性结合，既有来自学术界的研究探讨[43]，也作为普及性图书满足了公众文化需求。

茅盾是一个复杂的主体，其作品经久不衰，是新文学经典作品，关于他的其人、其事都是文化现象的组成，如茅盾的书法、茅盾的读书法等等，茅盾眉批本作为重要茅盾手迹载体，以此为基础上的影印再版以及整体、综合研究，以图文并茂、收录大量首次公开的内容及其图片，可以满足广大读者对于茅盾藏书及其相关文献的阅读、学习、知识、审美、猎奇的需求。

（2）内容呈现：档案编纂

在档案学领域与档案馆实践中，眉批本图书作为历史档案、手稿来对待，作为历史档案来管理，其典型机构就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44]，其典型案例则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第三批收录的“茅盾珍档--日记、回忆录、部分小说及书信、随笔等手稿”[45]。依真实性论，档案手稿在已刊书信、日记、自传（或回忆录）、他传排序中稳居首位,一份档案手稿可能补充现有研究中的不足，也可能冲击甚至颠覆现有的研究成果[46]。眉批本批注内容是原始记录，具有档案文献的特征，批注内容的具有凭证性、知晓性价值，之于茅盾文集有关材料的应用性价值明显。

1981年3月27日茅盾逝世，1982年2月18日，1982年8月23日，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作家协会党组“关于编辑出版<茅盾全集>、筹建茅盾研究会”的报告》，1983年中国茅盾研究会成立，研究会曾在茅盾故居的南房办公，叶子铭、周扬、冯牧、孔罗荪等文学界大家都曾在南房里济济一堂，共同追忆茅盾[47]，并着手组织编辑出版《茅盾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开始出版，到2006年全部出版齐全，总计43卷，之后由茅盾之子韦韬先生授权，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茅盾研究会理事钟桂松主编，在原版《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基础上加以充实、补订而成的，新版全集共42卷，再加一卷附集，是规模大、收集全的总集，是研究茅盾著作的十分完备的参考材料。《茅盾全集》也难逃“全集不全”的境况，2014年之后很多与全集中相对应的史料被零星发掘出来[48]，笔记本上的文字往往内容极为庞杂，可以作为遗著辑入的不多，文字更要具体分析，精心选择，全集的内容过滥是不好的[49]，眉批本批注内容既有只言片语的点评，亦有独立成段与汇集成篇的札记，评论对象清晰，意义明确，加之《茅盾全集》在文论中共有三篇以“读书笔记”方式呈现，眉批本批注内容是补遗全集的重要素材。

（3）知识传播：文博展览

在博物馆学领域与博物馆实践中，名人字迹作为藏品与文物来管理，以展览展陈列方式进行宣传与教育。茅盾眉批本随着茅盾藏书经历岁月，目前正保藏于公藏机构，兼具博物馆藏品、图书馆特藏图书、档案馆手稿多重性质，是传播文学知识、茅盾生平事迹、作家故事的重要素材。可以呈现新知识，支撑策展蓝本，对茅盾眉批本批注内容的进行痕迹梳理与阐释、内容呈现与解析，多条线索与主线交织，任何一条线索都可以作为茅盾展陈工作的蓝本，形成展览向观众进行展示，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讲述中国文学故事。

正如程光炜所说：在20世纪50、60年代，评论是茅盾“苦闷的象征”。在“眼高”的标准与境界上不肯“手低”的现实尴尬中，文学评论无疑是证明他仍然是“修养很高的鉴赏家”的重要载体[50]，在评论文论中以时代之眼光既不回避“重大题材”，也不忽略年轻作家的青涩作品，既有读书笔记一样的即时的率真之谈，也有学理性十足的本质探讨，更强调“文学规律”和作家的“创作技巧”。这其中所蕴含的时代之知识、文人之风骨、文字之韵味，都是很好的博物馆宣教素材。

（4）理论衍生：史料研究

在文学研究领域，以文学史料的方式丰富理论研究。茅盾最初是以社会活动家、编辑和批评家的身份走上文坛的，而他在文坛上的盛名，首先是因为他的那些富有影响的批评文章，从1920年代开始文学评论，关注文坛动向，将文学批评与进步的社会思潮相结合，在创作之前已是职业批评家，经过创作和批评的相互砥砺，是经典作品诞生的重要推动[51]，1949年之后，茅盾自称“拣起二十年代的老行当”[52]。

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理论批评和创作的“双轨运行”改回故道，回复到理论批评的单轨上去[53]，茅盾的文学历程为绝非单向的“理论批评”，应该考察其历程的丰富性、复杂性，从职业批评家到创作者兼批评家再回转到理论批评家，不同时期的具体批评视为“演进的过程”，他的评论显然具有耐人寻味的历史内容和极大的研究价值。手稿代表着作家写作时强烈的历史现场感与史实关联性，掌握着深度了解作家写作思考历程的话语权，眉批本内容对于茅盾批评评论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材料，既是新史料的发掘也是旧史料的补遗，以“无意的证据”展现了“历史的逻辑”[54]，发现和考证不是终极目的，而是在此基础上对史料作进一步阐释，或与文学阐释相关联，丰富文学史图景，推动理论演进才是终极目的。

五、结语

眉批本是馆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藏单位应在馆藏建设与管理过程中应积极的回顾历史，寻找线索，探寻笔迹，发现发掘眉批本尤其是名人眉批本，在原有馆藏建设积淀之上深挖馆藏价值，建设独具特色的名人图书专藏库与眉批本特藏库。专藏库建设具有时代性时效性，尤其是关于名人流失图书的确认、笔迹字迹的辨认要抓住时机，尤其是当事人及其后代的相继离世，便时不再来，真相也将淹没在历史信息之中。眉批本的发现发掘与研究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程，需要各学科研究者共同的努力，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作为文献收藏机构，其关于眉批本的研究发现成果是其他学科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同时还能为后世留下一批珍贵的特色资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文献史料，实现“传承文明、服务社会”，这也正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初心与使命。

[本文系2023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课题“茅盾形象的媒介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3NDJC235YB）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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