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次偶然的机会，友人陆幸生先生从故纸堆里淘到12张90年前的会议记录，泛黄的信笺上用漂亮工整的小楷记载了1931年、1932年间以林颂河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出版著作的点点滴滴，他欣然转送给我们观览，出于对现代出版史的浓厚兴趣，我们如获至宝。

学术出版包括学术机构办出版，是现代出版业的重要特色，1931年至1932年间林颂河任职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就是这样一个学术机构兼营出版的典型。出版关乎教化，滋长文明，出版界、学术界中人对此都深有体认。正如1943年中国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杨堃教授在总结社会学著作出版时所说：“吾国近三十年一般学术，显有进步，虽与出版界之发达未必悉成平行线，而从出版界之情况以窥测学术之趋向，要为至有兴味之事。”毫无疑问，这些珍贵资料对于管窥近代以来社会学发展史、社会学著作出版史，乃至近现代学术出版史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北平社会调查所与林颂河其人

清末民初，在救亡图存、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西方社会学说逐渐传入中国。一般认为，自1903年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始，德国卡尔·马克思、英国斯宾塞、法国涂尔干、德国马克斯·韦伯等著名西方社会学家的著作陆续传入中国，中国的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原来学问（尤其是解释社会现象、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学问）也是可以直面社会生活、问题进行观察、调查、分析、研究的。这一时期，涌现出梁启超、陶孟和、李景汉、吴景超、吴文藻、费孝通等一大批研究社会学的学者。

陶孟和是我国最早留学国外学习社会学的学者，是第一位用社会学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并撰写出社会学专著的学者，也是中国社会调查的先驱。他191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在留学期间认识到研究社会问题对改革社会非常重要。1912年，陶孟和与同学用英文编写的《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由伦敦经济学院出版，这是论述我国社会组织和社会思想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研究社会学的最早一部著作。

社会调查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受到国人的普遍追崇，形成一股社会调查的热潮。陶孟和回国后，就立志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他的这一愿望在1926年开始实现，这年2月间，陶孟和提出社会调查计划，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同。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捐助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分配和管理使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决定增设一社会调查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并聘陶孟和主其事，这便是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前身。1929年，经过多方努力，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同意把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独立机构，改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这是我国最早成立、最有影响的社会调查和社会学研究机构。

在陶孟和的领导下，北平社会调查所发展迅速，开展研究的科目有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劳动问题、人口问题、统计，共10类。在这些研究科目中，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劳动问题、人口问题、工人生活费统计、近代经济史等是重点。这些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所提出的课题。陶孟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从学术上继续研究这些社会问题为社会改革提供依据，是顺理成章的。在陶孟和的带领下，北平社会调查所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组织较为完备、人员构成较为精干且颇受国内外注目的专业研究机构，是近代社会调查潮流中的重要实践者与推动者，出版了大量有关社会调查和研究的科学著述，成果丰硕。

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前身——调查部在成立后便列出事业计划七项，其中第三项“刊行社会问题之刊物”和第四项“汇集关于社会问题之图书及资料以图阅览之便利”都是出版工作的内容。调查部先后印刷出版《社会调查方法》《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北京生活状况》《塘沽工厂工人》《直隶棉花之贩运》等著作，其中又以《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的出版颇受关注。该书由王清彬、王树勋、林颂河、樊弘参与编辑，后经陶孟和校订，于1928年12月出版。这是国人第一部尝试编制劳动年鉴，虽尚不完备，但具有开创意义，在当时即颇受好评，也成为研究近代劳工问题的最重要参考资料之一。经过近三年调查与研究工作的积累，社会调查部开始创办《社会研究月刊》和《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等两份刊物。《社会研究月刊》登载于天津《大公报·副刊》内，由社会调查部负责编辑，以刊载社会调查报告和统计资料为主，后因报告材料多而版面有限，自第五期后改为半月刊。《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是登载北平生活费指数的专刊，出版于1929年1月23日，后因抗战爆发而停刊，这是我国最早编印的生活费指数。

北平社会调查所作为一个专业性学术研究机构，先后出版社会调查等各种成果数十种，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可资利用的调查研究资料。除常年刊物《社会科学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等外，还出版《社会调查方法》《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国际劳工组织》《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北平捐税研究》等，这些出版物都深受国内外重视，对于揭露和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对于促使有识之士改造和改良旧社会有现实意义，至今也是我们理解、体察整个近代中国的宝贵材料。

本文所研究的史料，便是林颂河任职北平社会调查所期间，参与编辑出版社会学著作的会议记录。

在研读史料之前，先来了解一下史料中提到的主人公林颂河。林颂河（1902-1967），字汉甫，祖籍福建长乐，192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外语系，后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和社会学，归国后曾任清华大学兼职讲师、北平社会调查所研究员、中国实业银行经理等。其中，其谋职北平社会调查所是由南开大学张伯苓老校长写信推荐给陶孟和的：“孟和先生大鉴：致仲述先生书，敬悉。社会调查部需用人员，现有敝大学文科毕业生林颂河，品学均优，愿推举录用，即令该生持函晋谒，希赐见接洽一切。”在陶孟和的指导下，林颂河参与调查、撰写并编辑的出版物有《塘沽工人调查》《第一次中国劳动工人年鉴》《北京社会概况统计图》《中国之工业与劳工》等。

管窥现代出版工作

现代时期，出版业蓬勃发展。从清末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随着国门开启，西学东渐，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逐步开办起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的崛起成为这一时期出版业的标志。这些著名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教科书、西方文化名著、新式工具书、古籍、儿童读物、社会科学读物、人文科学读物、自然科学读物、文学作品等，在开启民智、传播文明、唤醒革命意识、促进社会变革等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出版机构的规模差别悬殊，大型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动辄有数百万的资本，数千名的员工；而一些初建不久的小书店，资金和人员都很少，有的甚至只有两三个人。当然，更多的还是那些资本在万元上下、职工数十人的中小型出版机构。大小不一的资金实力，多寡悬殊的职工规模，决定了各出版机构设置上的巨大差异。大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等的编、印、发各部门齐全，分工细密；小的出版机构则受制于条件，机构设置自然要简单得多，北平社会调查所就属于这种情况，没有自己的发行部门和发行渠道，需要其他机构代售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

笔者手里相关社会学著作出版工作的四份材料，涉及赠送作者及编辑样书的原则问题、增加代售书店及代售折扣问题、广告问题等等出版物发行领域的诸多方面。

在涉及赠送作者及编辑样书的原则问题方面，笔者所存第一份资料是北平社会调查所出版委员会1931年11月的一份会议记录，出席者有林颂河、曾炳钧、王树勋、刘炜俊等。会议讨论了五项内容。一是对于本所自己所出版的出版品，本所研究员、研究生、事务员及计算员，均可以获送一份，“原书著作人或编辑应当特别加送者不在此限”，也就是作者和该书编辑有权获得较多样书。二是对于其他书局出版的本所出版品，研究员、研究生及参加整理材料的事务员和计算员可以获赠，是否参与整理材料由作者认定，等于是缩小了样书的赠送范围。但为了培养计算员的技术知识，规定如果是统计方法方面的出版品，不论是否参与整理材料，均可获赠一份。三是指出本办法适用于《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出版之后的图书杂志，以前出版的出版物概不补送，明确划定了时间范围。四是新入职的研究员和研究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题目获赠相关的旧刊物，无关的一概不送。五是比照研究员获得出版物的标准，向本所秘书、图书馆主任等赠送相应的样书。1932年10月的会议记录记载了“修订本所出版品所内同人赠送办法”，规定本所任职人员没有获赠样书的，可以四折的价格购买，且限买一份。这两份会议记录详细记载了当时讨论出版物样品赠送的种种原则，既保障了作者、编辑及相关研究人员的应得权益，又相应地考虑到了缩减成本问题，对于社会学出版物的传播传承意义重大。

关于代售书店及代售折扣问题

为了提高图书销售额，民国时期的一些出版机构的发行部门（所或门市店等），除了销售本版书外，同时还为学校、学术团体、图书馆等单位开展外版书刊的代购代销，为内地书店同业开展配购批发的业务。笔者所持的第二份史料便是1932年3月，北平社会调查所出版委员会讨论“本所出版品应设法增加代售书店以利推销案”的会议记录，出席者有王子建、曾炳钧、林颂河、刘炜俊、麦永伾。会议决定：一是由麦永伾和中华书局、神州国光社、协资社、卿云书店、建设图书馆等五个单位接洽，处理本所出版品的代售问题；二是规定以后除有特殊关系的代售处所外，代售价格均按八折收费；三是将库存较多的布皮《劳动年鉴》（应为精装）的定价减为三元，纸皮《劳动年鉴》（应为平装）的定价减为二元五角，且明确此次减价适用于本次会议之后。由此可见，北平社会调查所出版委员会在发行方面已经相当专业了，紧跟市场专案专办。

据调查，民国时期北京出版图书总数超过100种以上的出版机构，有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文化学社、地质调查所、北平研究院等5家。除了文化学社发展成为专营的出版社外，其余都是学术性的机构兼营出版，北平社会调查所这样规模不大的机构更是如此。这些兼营出版机构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专职发行，因此急需与中华书局、神州国光社等这类自身规模大、社会影响大、发行网络完备的专门出版机构合作，这其实就是现代出版业“出版分工，发行统一”方针的具体体现。

笔者持有的第三份史料是北平社会调查所出版委员会1932年4月的一份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有林颂河、刘炜俊、王子建、麦永伾、阮宏祥。会议决定：一是由于《北平社会概况统计图》仅存六本，各代售处暂不发送，并酌情收回若干册。二是本所职员介绍购书，按原价八折收费。三是之后有新刊物出版时，可向《世界日报》等报纸赠送，并商请由其在报端代为介绍，“以广传播”，其实就是为了增加销售量计划在报纸上做广告。四是可以委托国立北平图书馆代售本所刊物，代售价格与前述其他代售处一样。这体现了朴素的遵守商业规则的原则。五是讨论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被焚后，本所委托该馆出版的刊物恐有绝版之虞，本所的存书是否可以自行售卖的问题。会议决定先函请商务印书馆调查存数，如果已经绝版，本所的库存可以自行售卖（如果存数在五本以下，不得出售）；如果尚有存书，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仍由该馆继续出售；本所收回自售。这一条反映出北平社会调查所出版委员会十分具备契约精神，在遵守商业规则的同时最大可能地保障自己的利益。六是对于上海新月书店拖欠书款问题，决定《塘沽工人调查》买回一百本，书价从版税内抵扣；存书取回三分之二；已售书籍要求新月书店剋日结算并将应缴书款汇交本所或上海中孚银行代收，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关于现代学术出版的思考

“学术乃文化之核心”。学术出版是人类出版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它服务于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精英，承载了传播思想和传承文明的功能，满足了人们对于原创性、前沿性知识的消费需求，位于整个出版产业链的顶端，属小众出版。一个国家的学术出版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出版业的发展水平。从历史上看，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从未中断过，中国古代的出版记载了人类历史的辉煌。20世纪初叶，出版业发展尽管受政局动荡、经济落后、社会环境不稳定、现代学术积累薄弱等因素制约，却仍能保持与世界先进水平基本同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仍然代表着亚洲最高的学术出版水平。

中国现代学术在民国时期的确立，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走出原有的书斋考据模式，逐步介入社会生活，社会学和社会调查的引入并中国化是我国学术研究方式方法变革的典型代表。二是根据西学东渐的学科分类和我国国情，学术研究逐渐体制化。中国学术分科从传统“四部之学”（经、史、子、集）向现代的“七科之学”（文、理、法、商、医、农、工）转变，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变的重要里程碑。现代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普遍设立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确立的重要标志。三是现代学术精神的形成与认同。学术思想领域各家交锋激烈，起伏跌宕，主要有激进、保守、自由主义三种潮流。虽然各家见解不同，但是标榜的学术思想规则皆为学术自由和学术理性。学术自由与学术理性标准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和转型。

现代学术借助出版得以充分的传播交流发展。作为对民国时期出版成就集大成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民国出版的中文出版物虽略有遗漏，但大致反映了民国时期学术出版面貌。据统计，这一书目收录了1911～1949年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124042种，其中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著作总计63914种，约占总数的51.5%。而1911年以前中国古代约4000年出版的古籍总数才10万种左右。这一数量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出版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在这一时期的活跃发达。

现代学术出版成就的一大特点是中国学者自著的学术著作大量涌现。民国以前，中国翻译了众多的西方近现代学术著作，但是自著的较少，随着中国学术的进步，各学科领域虽延续了大量翻译西方学术名著的趋势，但中国学者自著的著作有了大幅度的进步。据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的社会学著作（不包括人口学）2660种，其中自著2262种，翻译398种，自著的比例为85%。虽然这些社会学著作包含了一些机构的报告或者统计等学术性较低的书籍，但总体而言，中国学者在民国时期自著的著作数量增长迅速，这些著作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现代学术逐步成熟，并为中国当代学术奠基。

从我国近现代出版史发展的整体脉络来看，可以说，民国时期是我国现代出版业确立和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当代出版业的奠基时期。在百余年的新式出版业发展过程中，现代出版业的许多制度、专业分工、运营模式等定型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宏观方面如出版的法律法规，中观方面如出版行业的协会组织，微观方面如出版机构的组织运作，等等。

民国时期对著作权保护力度不够，著作权纠纷时有发生。1905年初，“北洋官报局”盗印“文明书局”的图书，却反过来要求当局撤销“文明书局”的著作权。这一事件促使北京、上海两地的出版机构建立了“北京书业商会”和“上海书业商会”，以期“互通声气”“禁私行翻印”，标志着我国出版行业组织从旧式行会向维护业主利益、促进贸易发展的现代产业组织的转变。1927年，部分进步的作家和编辑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李石岑、丰子恺等人建立了“上海著作权人公会”。1932年初，“中国著作权协会”成立，参与的著作者共有35人。这些行业组织在一定时期内对于维护作者和出版者的著作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新中国出版行业组织的建立和运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现代出版商逐渐接受公司制和股份制经营的组织形式，如1917年上海书业公所有132个成员单位，其中有77家独资、35家合资、13家股份制经营，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文明书局等是中国出版业的领军者，他们都采用股份制经营这种完整的公司制组织形式，因而拥有充足的资本，优良的人员和技术，管理灵活。

笔者所持的这些史料涉及的主要是出版物的发行方面。从史料中可以明显看出，当代出版普遍采用的寄销制、发行过程中的书籍折扣、样书获赠原则、书刊广告等一些行业内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都是初始于现代时期并得以长期固定下来。像北平社会调查所出版委员会这样兼职出版的学术机构，没有能力经营自己的发行网络，只能通过增加代售处这样的形式来扩大自己的销售量，进而广泛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民国时期书刊发行渠道的不完整和发行机制的不健全是中小型出版机构发展的瓶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出版专业分工的发展和书刊发行业的整合。

我国古代的出版历史悠久、成就斐然。不同时期的官刻、私刻、坊刻在传播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上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里，读书是士大夫阶层的特权，寒门苦读通过科举考试鱼跃龙门的毕竟是极少数，社会大众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去读书。此外，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虽然都是我国发明的，但是古代的活字印刷技术无法解决重印问题，每一次重印都必须费工重排，在一次印数较少的情况下，反而不如雕版经济实惠。再者，我国古代社会缺乏活字印刷技术市场化推广的土壤和条件。因此在中国古代出版业中，活字印刷术并未取代雕版印刷成为主流出版技术，长期以来我国古代大量的印刷品如佛经、四书五经等经典都是雕版印刷的。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性质和印刷技术所限，中国古代的出版更多的是经典的传承和基本的教育需要，尚不是为以大众为主的社会服务的。机械印刷于19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大量低成本的复制出版物成为可能，大大加快了出版业的发展和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正如美国汉学家芮哲非研究1876～1937年上海印刷业后所得出的结论“西式印刷技术为图书的批量生产提供便利，也使这些书能够在全中国甚至海外发行销售”“是现代出版业才使大量图书、杂志、画册等送到成千上万的中国读者手中”。

现代时期，在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使命驱使下，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种近现代西方学说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多种思潮激荡，社会急剧变化，而现代印刷媒介和出版物成为此一时期我国社会变迁和转型的催化剂。以本文资料提及的陶孟和、林颂河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通过北平社会调查所的附设出版机构，大量复制印发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宣传自己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分析研究结论，希望唤起更多的人觉醒一起改造社会、建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学术出版不再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阳春白雪，她逐渐走向下里巴人，覆盖面和影响力逐步扩大，开启为现实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先河。

（本文作者黄晓新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审，李文娟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