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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热映中的《长安三万里》，电影名出自明代陈子龙《从军行》的“梦到长安三万里，海风吹断碛西头”，又暗合了主角高适的《送李侍御赴安西》：“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电影以高适的视角进入故事，切入到李白的人生，以两人从青年到晚年的几次相遇为线索，展现了一幅“大唐群星闪耀时”的诗意唐风画卷。

既然是一部历史浪漫主义的电影，必然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也有艺术加工的成分。那么，《长安三万里》究竟有哪些虚虚实实的小细节呢？

李白、高适青年时相识？

初次见面已过四十岁

电影将李白和高适的相遇设定在了他们的青年时代，两人因一个误会不打不相识，之后惺惺相惜，视为知己。电影中杜甫初次登场是在岐王府内，还是一个在掉牙的儿童。但历史上李白与高适、杜甫的初次相遇是在同一年，李白当时四十三岁，高适差不多同龄，杜甫三十二岁。

高适与李白相识，缘于杜甫的引荐。744年，李白因为得罪了杨贵妃和高力士，难在长安容身，于是上书唐玄宗，请求还山。唐玄宗下诏赐金放还。李白一路东行，在洛阳与杜甫初次相遇。

闻一多先生曾这样评价李白和杜甫的相遇：“他们的相遇，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也许只有老子与孔子的相遇能与之媲美，仿佛太阳与月亮的相碰。”

仕途不顺的两个人变得格外情投意合，两人相约同游汴州（今河南开封）等地，此时高适正寓居于此，杜甫邀他一起，于是三人同行，并留下了“梁园题壁”之美谈。

梁园这个地名在电影中反复被提到。梁园，又称梁苑，是西汉中期梁孝王刘武所兴建的离宫及园林，其遗址位于今河南商丘。梁园在汉朝时就是一处著名的文学胜地，也是唐朝诗人对景怀古的好去处。高适曾在这里长期居住，从幽州回来后也是在此写出了他的《燕歌行》。李白在此写下了他的《梁园吟》，“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

因“千金买壁”之典故，高适还充当了一回媒人，此宴散后不久，李白就娶了前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宗煜，高适从中牵的线。

高适暗中救李白？

并未施以援手，拒见李白妻子宗氏

许多观众都被电影中李白、高适、杜甫三人的深厚友情所感动，特别是最后通过程公公之口，点出高适托郭子仪暗中救好友李白，却打算“深藏功与名”。然而，这只是电影的艺术加工和高适的“主角高光”。

事实上，李白生性豪放豁达，广交好友，他的朋友圈可谓涵盖盛唐大半个文坛。即便有“梁园一聚”，李白和高适也并不算深交，电影中李白两次三番忘记和高适之约，这倒是符合他的性格。至于杜甫，和李白的交往也只是文人间的相惜。两人的三面之缘，发生在一年半之内，从745年在齐鲁相遇后再无交集。不过，杜甫作为李白的“小迷弟”，倒是对这段友情念念不忘，“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长安三万里》中，李白留下守护，高适求哥舒翰赦免郭子仪，历史上其实救郭子仪的只有李白一人。在裴敬为李白写的墓志铭里，提到了李白救郭子仪的旧事。李白客居并州时，与郭子仪在军中相识，还没有身居高位的郭子仪遭到重罚，李白当时已有盛名，出面求情，郭子仪才免于刑责。

电影最后高适写信求郭子仪救李白一命，这是对高适的另一处美化。历史上，当时李白确实向老友求救，写了一首《送张秀才谒高中丞》，“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但高适并未施以援手，并且拒见李白的妻子宗氏。李白被流放夜郎，与高适再无交集。

在政治上，李白天真，高适成熟。也正是因为高适在政治上的成熟，他才成为唐朝唯一封侯的诗人。当时李白犯下的可是谋逆大罪，高适年过半百才大器晚成，不可能为了救李白去对抗圣意。

不过，郭子仪为李白求情，这在史料中是有记载的。《新唐书》记载：“（李）璘败，当诛。初，（李）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在其他史料中，营救李白的是宋若思和崔涣，宋若思的父亲是李白的老友宋之悌，李白曾写有《江夏别宋之悌》一诗；崔涣为唐朝宰相、博陵郡王崔玄暐之孙，礼部侍郎崔璩之子，以江淮宣慰大使的身份为李白各处疏通。在这个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高适的名字。

岐王府内杜甫、高适躲在舞狮道具里

暗指王维所经历的“黄狮子舞事件”

片中杜甫第一次以小萌娃的形象出场，是在长安的岐王府中。显然，这个场景来自杜甫那首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前面我们说过，杜甫第一次见到李白和高适时，已经三十二岁了。而他第一次到长安其实在梁园交游之后、三十五岁的年纪了。

如果杜甫果真如诗中所说经常出入岐王府宅，自然是一段值得大记特记的关系。然而，杜甫晚年写的诸多回忆录式诗歌，把青壮年时的荣耀之事都提了个遍，唯独一次都没有提及他进入岐王府的事，也没有提过被谁引荐而进入岐王府。所以，关于这首诗的作者究竟是不是杜甫，从宋时就有人表示怀疑。比如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十四云：“此诗非子美作，岐王开元十四年薨，崔涤（崔九）亦卒于开元中，是时子美方十五岁，天宝后子美未尝至江南。”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签》认为《江南逢李龟年》为“他人诗无疑”。清代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也说“含意未申，有案未断”。

其实，开元八年左右在长安岐王宅中与李龟年时时见面的，很有可能是王维。王维不仅因文章而少年得名，而且他还擅长音律，电影中也出现了其弹琵琶的镜头，据说他甚至能从壁画中定格的姿态里看出画的是哪一首乐曲的哪一节。王维跟李龟年一样，因为精通音律而受到岐王的喜爱。王维著名的“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如今题为《相思》，但明代凌濛初本的原名却是《江上赠李龟年》，可见二人交情匪浅。因此虽然《江南逢李龟年》至今仍被认为是杜甫的杰作，但出自王维也并非没有可能。

电影中高适和杜甫偷偷躲在舞狮道具里的画面，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仔细观察会发现，这里也暗藏玄机，那就是作为道具的黄狮子。

开元九年(721)，王维中了进士，年仅二十一岁，被任太乐丞之职，负责音乐、舞蹈等教习。薛用弱《集异记》卷二：“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狮子，坐出官。黄狮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在唐朝的典礼律令中，有一条就是“黄狮子这个节目非一人不能舞”，这个人就是皇帝。伶人私自表演了舞黄狮子，这件事被人添油加醋地渲染了一番，报告给朝廷。于是，作为领导的王维成了“背锅侠”，被贬出京城，到2000里以外的济州任司仓参军。听起来官不小，实际上就是个管军粮仓库的管理员，属于正九品头衔。由于正史没有记载这件事，因此，有人怀疑这不过是唐玄宗削弱亲王势力的一个借口。

电影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李白等人在酒肆聚会时，王维先行退席，这是对于历史上李白和王维交情冷淡的注脚。一个诗佛，一个诗仙，同生于701年，都曾长安为官，都在内乱中受到牵连，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孟浩然，然而两人如同二维世界里的平行线，似乎没有任何交集。有传言说两人因为玉真公主成为情敌，势不两立，从不“同框”。实际上，这只是后人的揣测，真正阻挡两位诗人交往的除了性格上的互斥之外，有更深层次的时代背景因素：李白信道，王维向佛，唐朝虽有佛道合一的趋势，但毕竟道不同不相为谋；李白为商人之子，而王维出身太原王氏，在门阀制度森然的唐朝，那可是实打实的上流贵族身份，圈子不同，自然不能硬融。当然，同为大唐才子，文人相轻，自古有之，何况还是有竞争关系的两个顶级文人。

行卷是“取功名的捷径”？

那时“走后门”是公开的

电影中，青年李白意气风发，带着高适到处“行卷”，并且称其为“取功名的捷径”。那么，行卷是什么呢？

所谓“行卷”，是指举子为了能被取中，常常托请有政治地位的达官显贵或有文学声望的学者把自己推荐给主考官，这在当时是公开进行的。这些举子为了求得推荐人的信任和赏识，便把自己的文学著作用工整的字体写成卷轴，呈献给推荐人。这种卷轴和做法叫“行卷”。

电影中李白第一次受挫就是在拜见李邕时。李白听说渝州太守李邕是当朝有名的大儒，著作甚多，书法与文章也都很出众，便慕名前去拜见，不料狂放不羁的李白并没有得到李邕的青睐。气不过的李白写了首《上李邕》的诗，其中的名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诗中的主人公，其实就是说他自己。

满腔热血被现实泼了凉水，李白选择去扬州。临别时他劝慰高适也是宽解自己，“胸中的锦绣一定有脱口而出的一天”。这里化用了余光中写的《寻李白》，“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高适来到长安寻求自己的锦绣前程，但是，祖上的影响力到了他这一代，已经没有多大的帮助，人走茶凉。高适又没有认识的当朝贵人，想要靠走关系是行不通的，科举考试也没有希望，只得走了边关杀敌这条祖上旧路。

除了行卷，“走后门”的方式还有很多，其中最高级别的就是寻求玉真公主的引荐。电影中玉真公主出场镜头不多，但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她戴的那件项链也是大有来头，和著名的李小孩墓出土的国宝级项链十分相似。玉真公主是睿宗的第九个女儿，是玄宗李隆基的亲妹妹。据唐《才子传》记载，王维第一次参加长安进士考试是在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因不懂考试潜规则，结果落败而返。之后，便游走于宁王、岐王府中，请求他们给予帮忙。但宁王、岐王不愿直接出面，而是给他出主意，让他去找自己的妹妹玉真公主。

电影中讲到岐王府内王维被宫女簇拥着换衣，这个情节其实也是有历史依据的：有一次宴会，岐王让人把王维打扮成一名乐师，带他到玉真公主的府邸，风度翩翩的王维很快就引起了玉真公主的注意，岐王趁机推荐说这是一个很懂音乐的人，随后让王维献上一曲《郁轮袍》。岐王趁热打铁，说王维不仅擅长音律，诗文也非常不错。王维连忙取出自己的诗作献给了玉真公主，玉真公主读后赞叹不绝，说这里面的部分诗句自己以前读过，原以为是某位古人的作品，没想到作者原来是王维。接着让王维更衣，带他会见其他客人。玉真公主还召来了主考官，向皇帝荐举王维。就这样，王维成功挤下被内定为状元的张九皋。

诗墙、诗板……

唐代文人的“朋友圈”

唐朝时，上至帝王宰相下到市井酒徒，人人都能作诗，人人都会吟诗。问题来了，古人没有朋友圈也没有微博，人们写完了诗词，发表在什么地方呢？所谓“诗墙”，就是把自己的诗作写到墙壁上供人们观看。但墙壁毕竟有限，很快就都写满了，而且，过一段时间如果想更换内容的话，还得重新粉刷一遍，再把新诗写到上面有点麻烦。像李白第二位夫人宗氏“千金买壁”的豪举，毕竟是少之又少。于是，有的诗人便想出了新的办法，就是把诗写到一块木板上，这就是唐朝诗人的第二种微博——诗板。

唐宋人亦将诗板称作“诗版”“诗牌”“诗榜”“诗牓”，更多情况下则以“版”“牌”等单字指称。影片中几次提到诗板，不管是风景名胜还是路边酒楼，甚至高适所在的边关都会备上几块供人题词。

在黄鹤楼，李白喝了酒，年少轻狂诗兴大发，也想去吟诵两首千古绝句以供后人瞻仰，却被小二引去看了崔颢前年才题的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白的笔悬在空中，做了一首打油诗自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诗板制成后，按规制皆悬挂在梁栋上。钉于梁栋间的诗板，文字要大，而游人阅读，需要仰视。李白“在上头”一语，正是就所见崔颢诗板的悬挂位置而发。

贯穿全剧的相扑

电影中的装束比历史上更为保守

影片中贯穿李白、高适交往的一条明线是相扑，他们一生中有三次相扑，这是电影中特别重要的设计。影片最后讲到高适之所以大胜吐蕃军队，是受到李白教他的相扑讲究虚实的启发。

相扑运动起源于先秦，古称角抵、角力，在宋时达到顶峰。唐代统治阶级尚武，宫廷中专门设了摔跤队，取名“相扑朋”，平时供皇室观赏。角抵在唐代民间也很流行，往往还有女子参加。1991年在西安市唐金乡县主墓出土的相扑俑，便是这一时期相扑运动最好的力证：比赛双方上身完全赤裸，下身光腿赤足，仅在腰胯束有短裤，头上一般是梳髻不冠，也有时戴幞头。这一时期，相扑运动传到了日本，至今，日本相扑的装束仍有汉唐遗风。和历史记载及文物一对比，可以发现，电影里的装束似乎更加保守一些。

秦汉时期，角抵逐渐成为一项娱乐表演活动。从南北朝时开始，角抵又称为相扑。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义山杂纂》有几条提到了相扑，他把“瘦人相扑”列为“不相称”，“相扑人面肿”列为“羞不出”，“善相扑偶输”列为“说不得”，“相扑汉拳踢”列为“怕不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相扑在唐代已经很盛行，相扑手和现在一样要强壮，瘦人去相扑是不相称的。如果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就是耻辱，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

虽然史料并无记载李白擅长相扑，但电影中设计李白和高适以相扑交友的情节也是说得通的。

被誉为大唐“三绝”的剑舞

裴十二以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为原型

影片中女扮男装英姿飒爽的剑手裴十二，是影片里唯一亮眼的女性角色。裴十二的父亲是裴将军，名裴旻，出自名门河东裴氏。他年轻时镇守幽州、抵御外敌，官至金吾卫大将军，年老后则归隐乡野。唐文宗时，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裴旻的剑舞被誉为“三绝”。《独异志》中曾描写过裴旻的精湛技艺：“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入，观者千百人，无不凉惊栗。”王维、颜真卿等人都曾作诗对其大加赞美。据传，裴旻还是李白的师父，电影中也有许多李白舞剑的镜头。

唐朝时期，社会风气开放，民风豪放，国家武力强悍，士人也充满尚武精神。剑舞作为一种表演形式在唐朝大放异彩，其流行遍及社会上下。

大唐剑舞，男有裴旻，女有公孙大娘。以裴将军女儿身份出现的裴十二，是以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为原型。杜甫在少年时看过公孙大娘舞剑，流落四川时再见其弟子有感，写下《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还说张旭的草书是从公孙大娘舞剑里得到灵感，“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

影片中还出现了高适向贵人们献枪舞的桥段。身怀祖传绝技“高家枪法”的高适，唯一一次能够扬名立万的机会，是在玉真公主的舞会上。可让高适难堪的是，“高家枪法”是为实战而设计的，并不是舞蹈，玉真公主觉得很乏味，只说了一句“挺吓人的”，这和裴家剑法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唐朝并没有“枪舞”这一说，枪不似剑那般灵动，因此表演起来自然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