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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热映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以独出心裁的创作手法刻画了盛唐时期璀璨的诗人群像，尤其借高适的口吻亲切可感地再现了诗仙李白跌宕起伏的一生，寓教于乐的艺术形式，用心营造的中式美学，令千百年来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的家国情怀与诗意浪漫如山谷回声般在观众心中鸣响，不说教，不煽情，以真正的艺术打动人，成为这个暑期档巨大的惊喜。

影片中有一个情节，小书童对高适说：“有的诗我读不懂。”高适笑答：“以后会懂的。”以后会懂的，这句话也是影片创作者想要对观众说的话。由于对历史背景、人物生平、文学脉络缺少整体的把握，一些（大/小）朋友可能会感觉电影看不懂。别急，小编根据影片故事提炼了八个关键词，并从“博雅好书”出版的书中摘录了相应解释，帮助朋友们更好地沉浸式观影。

关键词目录

一 科举：读书人改变命运的通道

二 诗赋取士：唐朝大发明

三 漫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四 终南捷径：读书人的行为艺术

五 干谒：求人源于自信

六 入幕：走上仕途的实惠之选

七 边塞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八 安史之乱：一场战争让大唐由盛转衰

关键词一

科举：读书人改变命运的通道

隋朝根据经济社会的变化和制度本身的发展，确立了三省六部的政治体制；取消地方佐官辟举制度，各级官吏均由中央政府任免；创立科举制，不论家庭出身，按照才学标准选官。隋朝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唐朝以后各朝制度的基础。科举制从察举制脱胎而来。

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开科考试在隋炀帝时就形成了秀才、明经和进士三科并立的格局，形成了层次不同，要求各异，有完整体系的一整套制度，成为国家纯粹按才学标准选拔文士担任官吏的考试制度。

科举出身者虽可位至高官，但科举录取名额很少。尤其是进士科，贞观时期的二十三年中，共取二百零五人，平均每年不足十人；高宗、武则天时期增加了一倍，平均每年也只有二十人。一般地主士人既无世传经学，又无门第可以凭借，在考试上处于不利地位，录取者多为高官权贵子弟。高宗时常举出身的十名宰相中，进士八人，明经二人，其中贵族和五品以上高官子弟六人，县令子二人，出身于父祖没有官位的一般地主家庭的只有两人。录取名额虽然有所增加，一般地主子弟及第的也有所增加，但是应举的人也更多了。

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秀才科为最高科等，试方略策五条，要求文理兼通。唐朝初年，年轻士子醉心于词华而很少留心经史和经世治国的方略。多把试方略策视为畏途而不敢应举。永徽二年（651）便废除了秀才科。

明经要求通两经，考试两部儒家经典。唐朝规定，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春秋》《穀梁春秋》为小经。应试者须通二经，或一大一小，或两中经。同时要求兼习《孝经》《论语》和《老子》。

考试方式在唐初的五十年间是按照经的章疏试策，着重于对经义的理解。对于有抱负的士子来说，只要努力，就可以通过这些经典的学习，博古通今，探求经世治国的道理。通过明经科选拔出了一批经世治国之才。张文瓘、裴行俭、裴炎、李昭德、狄仁杰等一大批活跃在唐高宗末年和武则天时期的杰出政治家，都是通过明经科选拔出来的。

明经出身者能做到高级官员的已经很少了，能够做到宰相的就更少了。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明经出身的一共只有六个人做到了宰相，而进士出身的宰相却很多。

进士，唐初试时务策五道。其中包括经、史、时务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已包含了对官员在文化和学识上的三项基本要求。这与过去单纯强调经术，或片面强调文史法律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在当时，就是从今天来看，也具有很高的认识水平。

科举得第者还要通过“应选”才能获得官职。高宗、武则天时期每年需要补充的官员只有四五百人，而获得做官资格即入流的“年以千计”，加上其他候选的官吏，每年到长安应选，等待分配官职的就大大超过此数。“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旧唐书》）。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等待，才能获得一个官职。

一般地主子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一官半职后，升迁也是极为困难的。唐代官吏每年进行一次考课，在任四年中每年的考第都不下于中中，应选时才能进一阶。一个从九品下阶的小官，每考必中，每选必中，也需要六十四年才能进入五品。至七品，共八阶，也需要三十二年。

关键词二

诗赋取士：唐朝大发明

当时衡量策文好坏的标准，主要是看文章的词华，不是看文章的内容。加之策问的题目又多雷同，因此就出现了永隆二年（681）《条流明经进士诏》中所列举的情况：“进士不寻史传，唯读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所司考试之日，曾不拣练，因循旧例，以分数为限，至于不辨章句，未涉文词者，以人数未充，皆听及第。” 应举者不是熟读经史，学习文律，而是把模拟旧策作为学习内容，结果造成应举者乃至录取者文化水平的下降。

针对这种情况，唐高宗接受刘思立的建议，决定进士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在武则天称帝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帖经和试杂文曾经暂时停止了一个时期。中宗复位后又恢复了三场试。据《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礼部尚书侍郎条：“凡进士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文取华实兼举，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这是开元前后的制度。杂文最初所试为士子们所熟习的箴、表、铭、赋之类，直到天宝年间才专用诗、赋。

不论是对策，还是试杂文，都使用骈体文，并且包括各种文体，因此，收集了从先秦至梁诗文辞赋的诗文总集《文选》以及解释词义、规范语言的《尔雅》，就成为士子在准备进士考试时的必读之书。

杂文专用诗、赋后，由于文学取士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特别是当权的吏治派官吏有意识地把进士科变成文学之科，因此到开元、天宝之际，诗赋反成为进士科录取的主要标准，进士科成了文学之科。一批诗人如崔颢、祖咏、王昌龄、王维等通过进士科涌现出来。科举出身的士人担任高级官吏的也大为减少。《儒林外史》第十三回中马二先生说：“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

认为唐朝进士科就是考试诗赋，诗作得好就能够考中进士。这是一种误解，这种情况存在的时间并不很长，大概也就是半个世纪，即从玄宗后期经代宗到德宗的前期，也就是从天宝到建中（742—783）年间。

关键词三

漫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唐玄宗年间，政治比较开明，国力空前强盛，国家的疆域也非常广阔。受时代风潮的浸染，盛唐诗人大多都走出了家门，踏上了漫游的旅途。他们仗剑去国、纵横干谒，或者寄情于大漠，或者优游于田园，挥洒出了一份空前的自信和自傲。在诗歌创作上，则主要体现为两种主导性的风格，或雄浑悲壮，或闲逸自然，兼得于风骨声韵之美。他们的创作数量非常丰盛，而且创作质量一流。

漫游是唐代文人，特别是初、盛唐文人非常重要的一种生活选择。做官不能在家做，就要出门奔走，无论是那些在家的文人，还是那些在山中读书的文人，都要到外边去奔波、去游走、去见世面。而这种奔波、游走，不是一时一处就能够见效的，所以就有了长时段的游历。

杜甫写过一首《壮游》，回忆他以前少年时期的游踪：“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从小时的“出游翰墨场”，到后来的“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再到南游吴越，最后回到咸阳。这里的咸阳，代指长安。为什么最后要到咸阳呢？因为这是唐代的帝都，只有到这里，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类似杜甫的这样一种漫游经历，唐人基本上都曾有过体验。而漫游的典型，恐怕要数李白。

李白早年在四川家乡的时候，就喜欢游。他在后来作的《感兴八首》里说：“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吹笙吟松风，泛瑟窥海月。”这里所说的“仙游”，很有一些神仙道化的色彩，表现了李白从小就具备的一种性情和爱好。到了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他从蜀中出发，经夔门，过三峡，来到了中原大地，来到了吴越，开始了辞亲去国、仗剑远游的行程。在李白的一生中，漫游可以说是他最为显著的特点。在李白身上，我们几乎能够看到大多数唐代文人漫游的类型。

他从蜀中出游之后，就来到了湖北，来到了武昌，然后又漫游了江苏、安徽等东南地区，最后“仰天大笑出门去”，来到了长安，进入了朝廷。来到朝廷之后，他漫游的目的大部分就实现了，他也为此很得意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朝廷政治斗争的复杂，时间不久，就有一些谗言出现，唐玄宗也逐渐地疏远了李白。最后李白请求还山，唐太宗也就赐金放还了。在过了近三年的长安生活之后，李白又一次踏上了东游的途程。

离开朝廷后，李白经过洛阳，到了开封，有汴京之游。在汴京，和高适、杜甫结伴游梁园，之后与杜甫并肩东下，来到了东鲁。在山东他们游玩得非常兴奋，这由他们当时写的一些诗可以看出。当时的情景怎样呢？“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离开了山东之后，李白又南下越中，即现在的浙江。在临游之前，写下《梦游天姥吟留别》这篇名作，表现了他“须行即骑访名山”的愿望，也展示了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品格。

回首李白的一生，当年出蜀的时候，在江陵遇到了司马承祯，他便写了一篇含有深刻寓意的《大鹏赋》，把自己比作翱翔九天的大鹏。到了晚年临终之际，他又写了一篇《临路歌》，仍以大鹏自比。游，漫游，从仙游到壮游，从得意游到失意游，李白就是一个行进在人生不同驿站的旅人。

关键词四

终南捷径：读书人的行为艺术

那些以山林为读书地、隐居地的人中，固然不乏孟浩然这类以淡泊心境终了一生者，但多数人却是以山林为过渡，为跳板，而要到政界官场去拼搏一番的。不过，除此两种人之外，还有一种人，他们一方面隐居于山林，但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地希望通过隐居的行动来敲开官场的大门。对这些人的这种做法，唐人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叫“终南捷径”。《大唐新语》中记载有一个名叫卢藏用的人，因隐于终南山而在后来做了大官。

卢藏用是为陈子昂文集作序的一个有名的人物，他最初隐居于终南山，就一心想着借助隐居获得高名，以便被朝廷征召。后来皇帝移驾洛阳，他又跟着跑到洛阳附近的嵩山隐了起来。当时人们给他送了个别号，叫“随驾隐士”。时间长了，卢藏用就逐渐有了名气，武则天听人说起他，就把他请出山去，赏了一个左拾遗的职务。到中宗朝的时候，卢藏用就已经戴上了不小的乌纱帽，先后做过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等。

“终南捷径”的形成始于唐高宗时田游岩由隐居而入仕，后来逐渐被文人利用，演变为揣测帝王心意，进入仕途的捷径。大诗人李白也是一个通过“终南捷径”进入朝廷的例证。李白早年广事交游、求仙问道，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蓄养声望，等待天子招徕。蜀中隐居当然很好，但是过于闭塞。在这里隐居，名声不易于传播到更广远的地方去。于是，李白在25岁那一年，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元中期，来到了长安，来到了终南山，就在终南山住了下来。后来，他又应他的朋友元丹丘的邀请，从终南山来到了嵩山。李白转了一山又一山，他的名声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还和孔巢父等六人在徂徕山隐居过，当时号称“竹溪六逸”。

一般来讲，隐和仕作为两种相反的生活情态，士人只能选择其一：要么隐，要么仕，两者不可兼得。可是到了盛唐，王维找到了介乎仕隐之间的一条道路，开了亦官亦隐的先河。王维的这样一种隐，就被称为“仕隐”，一边当官，一边隐居。王维隐居的地方，就在长安城东南终南山下的辋川，在那里他拥有一个辋川别业。到了后期，王维就是一半时间在朝中，一半时间在自己的隐居之地度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到了中唐，由白居易继承。白居易写了一首《中隐》诗，对王维的这种隐居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这首诗说得很直白：“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既有官职，有俸禄，免去了饥寒之苦，又清静无为，养心怡性，避开了繁杂的事务，那么，何乐而不为呢？这样的中隐之道，从此之后便很被人看好。但从实质上说，它已是隐居的另一层面的含义了，已经与“终南捷径”没有多少关系了。

关键词五

干谒：求人源于自信

干谒就是有求于人，特别是向达官贵人、在上位者请求，让他们关照自己，为自己延揽声誉。唐代文人的干谒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无官者要求授官，一种是有官者要求更高的职位。从干谒的手段来看，也是两种：一种是用物质，一种是用笔墨。据考察，唐代文人的干谒文字在唐文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李白的干谒文章，既赞美干求对象，又极尽自我夸耀之能事，“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在夸耀对方的同时，又把自己的才能作了一个尽情的展现，“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其中充满了高度的自信。《与韩荆州书》一番话说得不卑不亢、磊落激昂，信笔写来，洋洋可观，表现出一种豪迈不羁的狂士风采。

盛唐以后，随着国力中衰，士人心性由极度张扬转向内敛、客观，其干谒的文字也就失去了李白这样的豪放气概和震人心魄的力量，代之而来的是一种逐渐趋于和缓、平静、内敛、客观的言辞。

除了以文章来干谒，还有一些诗人用诗歌来进行干谒，而诗歌要求言简意约，所以写的干谒内容就比较含蓄。比如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就是一首干谒之作。其中说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实际上就是对丞相直接进行干谒的，但是说得委婉、曲折。杜甫也写过干谒的诗作，但是与文章的直露相比，这些诗作也都是属于比较含蓄的一类。

关键词六

入幕：走上仕途的实惠之选

唐代文人的仕进之途是比较多的，除了参加科举考试之外呢，还可以通过门荫、征辟隐逸、他人举荐、进入幕府等等一些方式步入仕途。但是相比之下，门荫入仕者必须是世家权贵子弟，征辟隐逸或者他人举荐都要求被征辟者、被举荐者有很大的名声，类似于唐玄宗征举李白时所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这样一种情况，一般人恐怕很难达到。同时，中唐以后的情形与盛唐时期颇为不同，以布衣取高官已经属于明日黄花，只能被文人封存于记忆中去了。因此，步入幕府，先任几年幕职，然后再争取入朝为官，就成为对文人最有吸引力的一条路途。

所谓幕府，简单地说，就是军事指挥机关，也就是合指挥、管理、办公等等一些事情于一体的府署。幕，是帐幕、营帐的意思。这些幕府中，不仅需要武将，而且还需要文吏，武将主要是应付战事和突然的事变，文吏或者参谋军事，或者处理文书公务，他们都属于府主幕下的僚佐，所以又通称为幕僚。幕府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唐代，幕府越来越繁盛，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要算李世民的秦王府了。

到了盛唐之后，幕府制有了很大变化，幕僚中文人的数量日益增多。这种情况和节度使的设置有相当大的关系。节度使最早主要掌防戍之职，纯粹是军事首长，到了后来，就集方镇的军政大权于一身，权力在不断地加强，兼职也日益增多了。

比如在盛唐的时候，安禄山一人就兼了多种职务，什么平卢节度使、度支使、营田、陆运、押两番等等，大概有七八种职务。当这些职衔集中在一两个人手中时，事情无疑就多了起来。于是节度使就需要设立许多机构、许多人手来处理日常的事务。据《新唐书·百官志》载，节度使手下有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等诸多职位。而这样一些职官大多是由文人来担任的，即使是掌管军事训练和管理的行军司马，也是文职。

从史料记载看，在初、盛唐的时候，幕府的节镇大多是缘边而设，也就是主要分布在边塞地带。它们主要的目的在于防御入侵之敌，像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即其显例。唐肃宗至德年间，中原地区开始用兵。于是刺史兼治军戎，就有了防御、团练、制置这些名称；一些要冲大郡，都有了节度安置。后来战事平息，随着时局从动乱到安定的过渡，以前以“治军戎”为主的节镇，便开始向管理政务的方向转化。职能变了，所需的文士自然增多。由此导致唐代中后期文人更热衷于入幕，且大多走先入幕再入仕的道路。在唐代后期的宰相中，有2/3是有过入幕经历的。

关键词七

边塞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在从初唐到盛唐这段时间里，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这样一些变化，整个时代兴起了一种对从军边塞的期待和向往，所以不能不对大批文人发生影响，使得他们在写诗的时候，往往都要关注有关边塞的题材。连那个自隋入唐，写惯了宫体诗的虞世南也写过《出塞诗》，称赞“山西多勇气，塞北有游魂”。

盛唐国力强盛，社会上弥漫着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特别是在一些大诗人的笔下，表现出了一种非常积极的英雄主义情怀。盛唐诗人不仅大量创作边塞诗，频频表述其立功边塞的愿望，而且还有一些人付诸行动，进入幕府，亲历了边塞生活。

盛唐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方镇，比如安西、北庭、河西、范阳、平卢、朔方、陇右、河东、剑南，都在较边远的一些地区。而其中的陇右、安西和北庭，都在今甘肃、新疆境内，更是文人多去之地，盛唐著名诗人高适、岑参，有不少边塞之作就是在那里写成的。初、盛唐的最大边患来自于西部的吐蕃。所以，唐代边塞的防务重点就是保卫大西北。比如进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的高适，先后进入安西高仙芝幕府和北庭封常清幕府的岑参，就是朝着烽火走去的。

天宝十一载冬天，高适就开始他最为人称道的西部边塞之行了。此时，李白大概已开始北游幽燕，杜甫则在长安，并在高适临行的时候，写诗为他送行。高适这次前往的目的地，是陇右节度使府，哥舒翰是节度使，高适就是到哥舒翰的幕府担任掌书记一职的。掌书记相当于使府的秘书长，是节度使的亲信，所以高适对哥舒翰有一种感遇之情。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兵变，发生叛乱，十二月就攻陷了洛阳。此时距高适十一载到陇右幕府，也就是三年时间。安禄山叛乱之后，唐玄宗急令哥舒翰返回长安，给他任命了一个兵马副元帅的官职，让他扼守洛阳通往长安的最后屏障潼关。作为掌书记，高适自然随行。由于种种原因，潼关失守，哥舒翰被俘，高适也就在次年六月急奔长安，向皇帝上表献策。当时玄宗已奔蜀避难，高适又追到河池献策，被提升为谏议大夫。十二月，肃宗任命高适做淮南节度使，负责讨伐永王李璘的军事。这时候李白正怀着“为君谈笑静胡沙”的自信，应永王李璘之邀进入他的幕府。于是历史为我们展示出了这样一幕吊诡的场景：一边是身为平叛者的高适，另一边是身在所谓“叛军”阵营中为之出谋划策的李白。这么一对昔日的友人，现在竟成了对垒的敌手！后来李白因为永王兵败，被长流夜郎，而高适则从此之后成了肃宗亲信的大将，成为边塞诗人中起于微贱最后官至封疆大吏的重臣。

对于高适，杜甫曾经有过很多称赞，特别是《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一诗中，将他和岑参连在一起，对他们的诗歌风格予以整体评价：“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这是把高适和岑参连接在一起，并称“高岑”的第一次，从此以后，高岑并称，就被人们认可、沿用了下来。在这几句话里，后两句是说高岑的诗风的，“意惬关飞动”，指其诗意灵活变化，有一种飞动之势，而到了“篇终”，则是言尽意远，给人一种“混茫”之感。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

关键词八

安史之乱：一场战争让大唐由盛转衰

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胡人安禄山在对东北各族的战争中，立下军功，受到唐玄宗的重视，以一身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控制了经济文化素称发达的河北和河东地区。他不断招兵养马，积聚财富，奏请提升许多胡族将领做大将，引用不得志的汉族地主做幕僚。

安禄山与身为宰相的杨国忠个人之间的矛盾也迅速激化，于是利用唐中央兵力空虚的机会，于天宝十四载冬十一月，以诛杨国忠为名，从范阳起兵，带领所部及由同罗、奚、契丹和室韦人组成的军队共十五万人南下，准备夺取中央政权。

安禄山的军队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很快就渡过黄河，进到洛阳附近。唐玄宗急派封常清前往洛阳募兵抵御，在武牢关和洛阳城下接连被叛军打败。安禄山很快占据洛阳，高仙芝退守潼关。

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燕。

唐军在潼关一带与叛军相持了将近半年以后，唐玄宗强令哥舒翰带兵东出潼关，收复陕洛。叛军败唐军，乘胜攻入潼关。

安史叛军逼近长安，六月十三日，唐玄宗逃离长安，走到马嵬坡发生兵变，哗变的士兵杀了杨国忠，并要求处死杨贵妃。唐玄宗以杨贵妃的死换取了自己的平安，继续逃往成都。太子和他分道扬镳，跑到灵武（今宁夏吴忠），并且在七月十二在灵武即皇帝位，承担起指挥平定叛乱的重任，平叛才重新开始。

就在这一天，经过了一个月的奔波，唐玄宗李隆基一行经过剑门关，到达了剑阁，终于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区。玄宗这才想起已经占领了长安的叛军，于十五日丁卯，下诏以皇太子充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永王璘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盛王琦广陵郡大都督，统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路节度大使；丰王珙武威郡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大使。在唐玄宗看来，这是一个四平八稳的决策，最后不论哪一个儿子成功，都是李家的天下。

然而在皇太子已经在灵武即位的情况下，实际上只能引起皇子们的兄弟相争，而多少有一些野心的永王璘就成了最大的牺牲品，中间还搭进了爱国激情有余，而不谙官场形势险恶的大诗人李白。李白在宣州谒见李璘，被辟为从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未久便离开人世，其死因在史书、墓志和民间传说中各有不同说法。

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即位后，任用李光弼、郭子仪为统将，集合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和西域的军队，又得到回纥的援助，于至德二载（757）夺回了长安和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