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超然台记》：苏轼的苦乐与超越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苏轼受命由杭州移知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年底到任后，苏轼便开始主持密州的军政事务，并于次年写下《超然台记》。这是一篇兼叙事、抒情与论理的美文，篇幅不长但思想深邃，可谓苏轼在密州人生的重要写照。
移守胶西、子由在济的喜乐
苏轼来到密州，首先是开心的。其一，官职获得升迁。来此之前，苏轼在杭州做通判。通判是州中次于知州的职位，如《神宗正史·职官志》所载，“知州掌郡国之政令，通判为之贰”，可以说是州郡的副长官，人数常常不只一员，而且军事权力受到限制。而到密州，苏轼担任“知密州军州事”，是主管一州行政、军事的“一把手”。由“副”而“正”，晋升的获得感是人之常情。知州能在政治上独当一面，又为胸怀抱负者提供一个有较大自主性的平台。这都是苏轼所希望的。况且，这是苏轼首次主政一州，他自然对这个相当于古时候“太守”的职位有明确体认。同时期创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云“为报倾城随太守”，是太守对满城百姓相随狩猎的积极回应，词作通篇慷慨任气、意气风发，“老夫聊发少年狂”、射虎射狼，也是一种舍我其谁的自我意识的彰显。
其二，情感有所依托。苏轼到密州做官，胞弟子由（苏辙字）“适在济南”。苏辙在《超然台赋序》中说，子瞻（苏轼字）在杭州任职三年没有调动，因为自己在济南故而请求调来齐鲁之地。所以弟弟的任所当时在济南是苏轼自请来密州的重要原因。苏轼、苏辙兄弟感情很好，二人早年一同离乡赶考、同年登榜步入仕途，此后终身相互搀扶，精神上也堪为知己。在密州，苏轼修筑超然台，是请苏辙取的名。中秋饮酒望月，写出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又说“怀子由”。漂泊异乡多年的乡思，在朝中因反对变法而被迫外任地方的不得志，凡此种种，都因“移守胶西（代指密州）”、子由在不远处而获得很大精神慰藉。
日食杞菊、为苟全计的困苦
来到密州成为一方主官，苏轼却没有过上“滋润”生活，反而遭遇明显的困难与艰苦。一方面是条件艰苦。密州古属齐地，这里的土地自来就偏于贫瘠、盐碱化很重。农耕文明时代，土地资源关系民生根本，也同时制约了原本相对发达的渔盐工商发展。偏在一隅、交通不便的地理位置也对物质、人员流动产生了不利影响，以致这里“四方宾客不至”。特定的自然条件又造成了这里旱涝灾害较为频繁。苏轼到任时，密州灾害严重，持续大旱、螟蝗肆虐，物质相当匮乏。这与他刚离任的江南富庶之地远不能比。在《超然台记》中，他将从杭州调任密州作了一番形象的比较：放弃了乘坐舟船的舒适快乐，而要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了有雕绘墙壁的华宅，而蔽身于粗木建造的简陋屋舍；远离了湖光山色的美景，而来到桑麻丛生的荒野。因此，身为知州的他也面临着食材短缺的窘迫，以致“日食杞菊”，不得不找一些野菜来充实后厨。
另一方面是州务繁重。上任伊始的喜悦与得意尚未及细品，繁重的州郡事务已迫在眉睫。因为权、责相伴，紧接职权而来的是沉重的责任。《超然台记》中写道，苏轼“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可以说，旱灾、蝗灾和匪盗成为压在新任的苏太守身上的“三座大山”，是他当好密州“父母官”亟待解决的重点任务。身为州官，上达朝廷、下接黎民，有时候会“两头难”。新法弊病重重又不能不执行，天灾人祸横行百姓悲惨，如何在不违政令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救济人民，“为苟全之计”，殊费思量。苏轼由是遭受了比有限的物质艰苦更为持久和折磨的精神之困。《超然台记》以过半的篇幅探讨祸福、辨析大小，现实中所遭受的艰苦就是他哲学思辨的生活来源。
未尝不在、果蔬可饱的超然
当苏轼在密州遭受物质、精神双重困苦时，人们觉得他显然是快乐不起来的。然而他却宣称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腴体丰，连头上白发也逐渐转黑，仿佛日子过得不错。《超然台记》“乐”字出现8次，甚至于最后苏轼满足地直呼“乐哉游乎”。困苦境地中出现了如此“反转”，得益于苏轼的超然物外、乐观积极的认识。
应辩证祸福小大。在《超然台记》中，苏轼分析人们孜孜以求福而辞祸但却往往不可得，原因是人欲望的无限与物质的有限之间的矛盾。如果“游于物之内”，就像钻到事物里面，看到的自然是横亘眼前的高大状态，进而被压迫，产生无法逾越的困难。因此美恶忧乐的产生源于自己认识的狭隘。明白了这般原理，就应该辩证地看待事物，善于发现事物的“可观”之处，由此培养自己获得快乐的能力。因为物皆有可乐之处，“非必怪奇玮丽者”，这迥异于王安石“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的观点。在苏轼另一篇文章《宝绘堂记》中，他提出君子要“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懂得欣赏事物但不可沉溺其中，这样的话微小之物就可以让人快乐、极致之物也不会给人造成伤害。两文的思想是相通的。
要能够既来则安。面对困难，苏轼主张不应逃避，而要迎面而上。文中写道“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表面上是说他无论天气的阴晴、时间的早晚，常常在超然台上游赏。超然台，其实是浓缩的密州，这句话实是苏轼对于自己在密州期间全过程融入这里、“完整版在场”的诗意表达。“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浊酒可以醉、粗食也能饱，这种苏轼式的达观，不正契合了儒家“复圣”颜回的箪食瓢饮而不改乐吗？孔颜乐处，既来之则安之，大多数人只是说说，苏轼却真的做到了，正如他多年后在词中写的，“此心安处是吾乡”。
需坚持积极自强。苏辙取《老子》中的语词，为密州修葺的高台定名“超然”。但苏轼的超然并非寻求出世、消极无为。政治上，苏轼积极作为。在《超然台记》中，苏轼说他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他的愚拙无能。其前半句应是真心话，后半句却是谦辞。在密州，苏知州带领民众祭山祈雨、田猎练兵，用实际行动解决了地方难题，为官一任造福了一方。生活上，苏轼积极体验。考察历史遗迹，感悟先贤风采，从众多古人——姜太公、齐桓公、卢敖、韩信等身上思索正反两面的人生之道，获得历史的启示。一处前代废弃的台子稍加修葺就能“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园子里粗摘的蔬菜、池塘中钓取的游鱼加上高粱酒、熟糙米，就可资其乐游。这正是苏轼的本事！文学上，苏轼积极开拓。密州期间他创作了一系列传世佳作。如其出猎词、悼亡词分别是豪放、婉约词之极品，中秋词、清明词更是同类题材之巅峰，无怪乎有人说苏轼将密州变成了其词创作的“蜜乡”。苏轼的老师欧阳修有一个著名的理论——“穷而后工”，意思是文人越是窘困不顺，作品就有可能写得越好。身为父母官的使命如一副重担，造成了苏轼的压力和困顿，却在客观上也促发了他沉淀情感、凝练文学佳作。词中“东坡范式”的横空问世，与《超然台记》等诗文佳作的写就，都堪称由困境苦楚玉成的华章。
清代金圣叹盛赞《超然台记》“手法超妙”，言之不虚。但透过表面深入考察，驾驭高超艺术技巧的是作者深邃的精神力量。惟其赋予真情实感，文章才能言之有物，进而感动人心。正如人们传说的——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苏轼深谙“游于物之外”，故可“无所往而不乐”。在密州，他超脱了得失苦乐，实现了人生境界的跃升。而且，可喜的是他未吝笔墨，将个中委曲尽录于纸间，后人于是有幸得以读之、赏之、叹之、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