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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掀起了新一轮的科学革命，激发了人们对物种进化的探讨和想象。三年后，查尔斯·金斯利就将这一石破天惊的理论，编织进儿童故事《水孩子：献给一个陆地孩子的童话》中。一个扫烟囱的孤儿，不幸落入河中，变成了像水蜥一样的“水孩子”。他要从这个新的动物化的起点开始，重新进化为一个人类的男孩。在进化论的视域中，水孩子的故事表征了一个新颖的命题：儿童在何种程度上算是动物？

这个命题关联着维多利亚时代进化论一个重要的推论——重演论。重演论认为在妊娠期，人类胚胎经历了从变形虫到人类的所有低等动物的阶段，重演了物种进化的过程。个体发育重演了系统发育。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重演论持续高昂的热情，儿童重演论的阶段从胚胎阶段延伸至了童年。

斯宾塞认为成长中的儿童正在重复物种的进化，所以儿童必须模仿我们祖先原始心理状态的发展过程——细致的观察、果断的实验、耐心的试错与缜密的演绎。这样一套科学方法的运用应该成为基础教育的核心。阅读、书写这些既非野兽，也非早期原始人类的行为，和进化发展的过程毫不相干，就应该被排除出儿童的教育过程。重演论对儿童的重构，引发了争论儿童文学阅读（阿诺德）和科学实验（斯宾塞）孰优孰劣的文化危机。吊诡的是，正是在这场文化危机中，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来临了。金斯利的《水孩子》和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以文学想象为方式，回应了重演论及其带来的教育争论。如果说水孩子的故事演绎了斯宾塞的科学教育，那么以科学无厘头和文学戏仿搭建起来的爱丽丝故事，则声援了阿诺德文学教育的主张。

近四十年后，进化论传入晚清，引爆了知识界的认知结构，成为晚清发现现代儿童的认知装置。严复是将进化论引入中国的第一人。早在1896年，严译《天演论》就已出现在梁启超于《时务报》刊登的一系列畅谈教育改革的文章中，成为进化论被大众熟知的传播起点。经严复转译的进化论，也成为梁启超重构儿童教育问题的理论资源。

在中国传统的精英家庭的教育中，儿童（一般指男童）和成人的知识教育是不分的。由于儿童被寄望将来能学而优则仕，顺利在仕途经济之路上完成社会资本的再积累，儿童自小便在父亲的督导下，开始了漫长的日课。18世纪，科举不第被迫授馆的人数大增，课徒之时兼而教子的情形，一时蔚然成风。享有晚清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之誉的林则徐，自三岁开始，便跟随父亲去教书，“怀公入塾，抱之膝上，自之无以至章句，皆口授之”。清代的考古辨伪学家崔东壁五岁始学《论语》，崔父“每授若干，必限令读百遍”，还将百枚铜钱放在书本的左边，读一遍便往右边移动一枚铜钱。“无论若干遍能成诵，非足百遍不得止也。”六岁时他已开始诵读《孟子》《大学》《中庸》等。近世中国精英阶层追求早慧的儿童。据研究，自宋代开始，教育幼儿学习的起点每隔一个或一个半世纪就会减一岁左右。有意思的是，这些顺利进阶仕途、历史留名的神童背后，都有一位科场失意的父亲。林父科举不第转而授馆，崔父则“五试顺天不中，自度不能仕进，遂转其念于教子，以蔪行其志于后世”。

当梁启超借助1895年甲午战后，由新学主导的知识界的话语网络的变革，开始重新思索儿童教育问题时，儿童成为了现代意义上“对象化了的儿童”。儿童不再作为“小大人”来接受教育，而是开始和成人分割开来，成为“作为孩子的孩子”，开始具有独立的意义。梁启超对儿童教育问题的阐述主要集中在《幼学》中，在《女学》中也有所涉及。但是《女学》往往被学界视为仅论及女性教育问题，基本忽视了儿童的教育问题才是重构女性教育的起点。虽然梁启超是在《女学》谈及胎教问题的注释中，首次谈及“侯官严君又陵译《天演论》”，这个重要的注释也被视为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起点，但通观梁启超整个系列的教育文章，进化论的思想是贯穿始终的。

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从重演论来争论儿童教育的方式不同，晚清对进化论的接受，是从种群的竞争这一现实关切出发，重构儿童的观念。如果说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进化并不预示着必然的进步，一切都是出于生物的变异、生物对环境的偶然适应性，以及神秘的生存意志，那么经由严复和梁启超的先见，传播到中国语境中的进化论就剔除了其中的偶然和运气，简化为强调竞争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梁启超在《自序》的开篇，描述了生物不断繁衍的场景，并以此入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一日千变，而成生人。”（《时务报》第1期）在这个不断变更、日新的世界中，种与种争，群与群争。为了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胜出，改良现代国民的教育问题，就成为保国、保种、保教的关键。

在谈论科举、学会、师范的问题后，梁启超开始考虑幼学问题。他从脑部的结构和发育，独立出儿童教育的意义。他说人体有大脑和小脑之分，大脑关联悟性，小脑关联记性，以往以训诂、考据为主的诵读式的强化记忆的教育，往往阻塞大脑的发展。为了激发悟性、适应儿童脑力发展，需要循序渐进、寓教于乐的儿童教育：

“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未强，易于学也；必教以算，百业所必用也；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时务报》第16期）

带着这种将儿童与成人分割开来，把儿童视作不断在成长演化的观念，儿童的年龄也具有了意义。五岁到十岁是一种教法，十一岁到十五岁为另一种教法。

在梁启超那里，和儿童育养相关的母教和胎教问题，成为女性接受教育的两大理由。另外两个理由是女性出外工作能够生利和建构新的女德来稳定家庭。梁启超从孩童的天性出发，认为母亲比父亲更能导引孩子“性情嗜好”的培养，这就改变了父亲在传统孩童的知识教育中的教导作用。又因西国“物种人种递嬗递进之理”，梁启超认为，国中妇人应“一律习体操”，才能生出“肤革充盈，筋力强壮”的孩子（《时务报》第23期）。

梁启超振聋发聩的教育宣言，迅即得到了晚清士大夫的积极响应。梁启超的《女学》启发了经元善。经元善于1898年创办了晚清第一所女学堂。《幼学》和《女学》中的儿童教育设想，激发了叶瀚等人在1897年创办晚清第一份面向儿童的报刊《蒙学报》。在叶瀚撰写的《蒙学报缘起》中，他直接转述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论，并以此作为报刊的框架。他再次重申了梁启超保护儿童脑力的宣言，并按照年龄有别的儿童观，安排报刊的内容设置。“本会立报于养育幼孩之法则，重在五岁至七岁，以母仪为本。于启发童蒙之法则，重在八岁至十二岁，以师范为重。”《蒙学报》成为指导孩子在家中接受母教，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教科书。

以进化论为认知装置，梁启超发现了现代的儿童，并通过现代儿童观念的建构，重新安置了和儿童问题相缠绕的现代文化中的性别、社会和政治想象。在性别的重构中，梁启超破除了传统安于内的性别分工，女性一方面能够走出家门进入社会空间，通过工作获得经济独立，另一方面又要成为家中育养孩子的主力，承担起孩子的生活起居和早年教育职责。这种女性观念在重新安置女性家中职责的同时，又因女性与儿童早年教育的关联，一度拓展了女性的师范教育和女性社会身份的建立。女性成为小学教师的不二人选。

因与成年人分割开来，儿童迈向成年的另一个阶段，青春和青年也被发明了出来。当传统世界子承父业的模式走向没落，男孩像父亲那样成士、为农、经商不再必然，女孩也不再像母亲那样从一个家庭迈入另一个家庭。儿童的下一个阶段青年，“将不再复制父辈的青春，不再经历预先描述的青春，也不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角色”，青年开始了全新生活道路的探索，“永远不满和不安成为现代青年的精神内核”（Franco Moretti，The way of the world: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随着现代儿童发现而来的青年，将成为下一个历史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杂志同人所要思索和回答的问题。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