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圣人”孙殿起
八百年京华风韵，三百载琉璃厂云烟，琉璃厂文化街即将迎来恢复的第四十个年头。每当我穿梭于这“不惑之年”的新琉璃厂，总会想起几位把一生都奉献给“厂”的老先生，想起他们述说的往事。
对琉璃厂，不必赘述，那里一度成为读书人心目中的圣地，特别是在中国尚未形成“公共图书馆”的概念之前，琉璃厂俨然一座开放的图书馆，古旧书人这个特定群体也由此诞生。我结识这个群体、关注这个话题，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与古旧书发行家郭纪森先生的交往，随后几年，我又访问了琉璃厂的不少老先生，言谈中，他们都提到同一个人——有“琉璃厂圣人”之称的孙殿起先生。孙殿起先生不仅精通古旧书的版本及流通，还是琉璃厂乃至整个古旧书业第一位著书立说的书商。
虽然不能穿越时空与孙殿起先生相遇，但我在读志的过程中颇有“他乡遇老乡”之感，算是“因书识人”。读来读去，我发觉谈起琉璃厂，怎么都绕不开这位同乡圣人，故撰文讲讲孙殿起先生，侧重其“著书立说”之功。
一
孙殿起，字耀卿，号贸翁，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1894年11月11日生于河北冀县。其父少时在北京以木工为业，后返回故里，仍以木工补贴农耕之不足。孙殿起十一岁进私塾，十三岁时私塾改初等小学堂，不久学堂停课一年。十四岁时，由于家乡闹灾，粮食歉收，生计难以维持，他辍学进京习商。
1908年，孙殿起来到同乡创办的琉璃厂宏京堂书坊学业，拜郭长林为师，开始为期三年的学徒生活。学业期届满，他离开宏京堂，独立经营一年。1913年，友人推荐他到西琉璃厂的鸿宝阁书店做司账，并跟随书店经理、衡水人崔蔚元学习版本知识。1916年，孙殿起辞去鸿宝阁书店司账的职务，翌年转任东琉璃厂南侧的小沙土园会文斋书店司账兼店员，深受同为衡水人的经理何培元的器重。
几年下来，孙殿起凭借天赋和勤奋，在古旧书界逐渐崭露头角。当时，琉璃厂的所有书肆，伙计的月薪鲜有超过三块大洋的，而孙殿起的月薪是六块大洋，足可看出他的“身价”。后来，他认识了学者、藏书家伦明先生，与他结为莫逆。由伦明出资，帮孙殿起在南新华街七十四号创办了一家古书铺，名为“通学斋”。二十五岁的孙殿起依靠“精简勤恒”的经营作风，推动通学斋快速发展，于业界形成较大影响。在他主持通学斋古书铺经营近四十年中的全盛时期，平均每年收售古旧书达一万部（册）以上，店员从最初的七人增加到十四人，堪比如今线下的“王府井书店”、线上的“孔夫子旧书网”。
1956年1月，通学斋古书铺并入中国书店，孙殿起被聘为《古旧书刊介绍》编辑委员。1958年7月9日，孙殿起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据中宣部出版局1988年版《发行家列传》，孙殿起的著作为我国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图书馆界、博物馆界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参考资料。
二
一个只读过三年私塾、文化水平不高、基础知识匮乏的农村苦孩子，怎会留下传世之作并且赢得一众文人学者的钦佩？我不止一次向郭纪森先生道出心中的感慨。
根据孙殿起先生的文章，并参考其外甥兼徒弟、同为版本学家的雷梦水先生及其他后学的回忆录，加之对相关史志资料、名人日记的查阅考证，以及实地走访调研，可知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有心。
由于书店掌柜多保守，学徒学艺全靠自己，不仅要死记硬背、多看多问，甚至还要偷学、偷听。每当顾客与业主或师兄谈生意时，孙殿起会留心听、用心记，注意什么是原本、翻本，什么是单行本、丛书本、初印本、后印本。待顾客离开，他马上将书找出，仔细对照。时日一长，他能够根据书籍的纸张、墨迹、字体、版式、行款等特点，判断成书时代，辨明刊刻区域，确定是原刻还是翻刻、是真品还是赝品。他对官私刻本的异同、成书年代的远近、纸质墨迹的优劣以至书籍内容、作者生平、思想倾向、传世多寡、价格贵贱等也有所掌握，卖起书来得心应手。
孙殿起每日与古旧书为伴，经手之书无数，不仅勤加笔录，更默记于心。在经营通学斋古书铺时，他曾编印数期《通学斋书目》，手订《外埠购书简章》，并刊《启事》：“各藏书家如有不用之书，欲出让者，请开列书名、卷数、著作、姓名、刊本、朝代、纸本价值函示敝店，即可接洽。”
二是见多识广。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古旧书经营生涯中，孙殿起除了在北京想方设法挖掘和调剂古旧书资源，还南下江浙沪等十余省，大量收购古籍文献，并将所见所得记录在册。根据公开的资料，他一生接触的古籍多达两三万种计数百万卷，有相当一部分为孤本、善本、珍本。长期与古籍打交道，使他见多识广，加之苦学深究，他对各家学问之渊源、各门学者之流别皆能了然于胸，磨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
三是结交文人学者，学识日增。
新中国成立前，图书馆事业尚不发达，文人著书立说的参考资料多源于书肆，琉璃厂自然成为大平台。孙殿起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其中既有书贾，更多的是造诣深厚的文人学者。孙殿起诚实谦逊，买卖公道，不少文人学者都对他另眼相看，将其视为朋友。郑振铎、朱自清、顾颉刚、鲁迅、王冶秋、周作人、史树青等人，或多或少与他有过往来。有时文人学者对一些问题不甚了了，孙殿起竟能从野史、笔记等冷门书中寻出蛛丝马迹，提供给他们，因此，大家更愿意与他交往了，也愿意对他《贩书偶记》的写作提供指导。
史树青先生就曾在晚年对我说：“孙先生送给我八本《贩书偶记》。”
三
我梳理了一下孙殿起先生的重要著作：
《丛书目录拾遗》（十二卷），是孙殿起编辑的第一部著作。
1934年，通学斋印刷发行了三百部《丛书目录拾遗》，书名由“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的陈垣先生题写，扉页书“民国二十三年刊行”，每册的总目下方均标明“冀县孙殿起耀卿录”。伦明先生在序中说道：“吾友孙君殿起，商而士者也……君博览而强记。其博览也，能详人所略……随得一书，即能别其优劣……”
1936年，孙殿起又将数十年贩书之余考订、记录的二十卷《贩书偶记》（原名《见书偷闲录》），印刷发行六百部。该书凡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者概不收录，收录者必卷数不同；非单刻本不收录，间或有在丛书者，必为初刻的单行本或抽印本。书中涉及的罕见版本达一万七千多种。《贩书偶记》称得上是一部清代图书的总目，亦成为补充《四库全书》的版本目录学专著，为中国古籍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孙殿起还辑录有《清代禁书知见录》《琉璃厂小志》等书。其中《琉璃厂小志》的影响很大，名曰“‘小’志”，其实是谦辞，这本书既是琉璃厂的第一部“家底”书，从中也能窥见北京数百年来古旧书业之全貌；孙殿起以书商的角度，有意识地记录书肆的演变，构成琉璃厂的“书肆志”。全书约三十六万字，分为“概述”“时代风尚”“书肆变迁记”“贩书传薪记”“文昌庙及火神庙”“学人遗事”六个章节，某些章节后附有相关行业的所见所闻，有些则是转录古人和近人的诗文、笔记、题跋、著录，均标明出处。其中第三章“书肆变迁记”附有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缪荃孙的《琉璃厂书肆后记》、孙殿起的《琉璃厂书肆三记》、雷梦水的《琉璃厂书肆四记》、陈浏的《古玩业：宝珍英古两斋》等，共同构成晚清至民国年间琉璃厂古旧书业的“全景图”。第四章“贩书传薪记”更是记录了清咸丰年间至民国年间琉璃厂一带从事古旧书业、古玩字画业的店名、老板和弟子（伙计）的姓名（字与号）、籍贯等。这都是孙殿起四处造访，细致整理的成果。
民国三十七年（1948），北平国史馆馆长金毓黻先生为孙殿起作诗：“断简零缣满架尘，陈思应为访书贫。筑台市骏都无济，君是燕中第一人。”“辛苦何曾为贩书，梳篇理叶亦寒儒。似闻天禄添新袠，购到伦家一百橱。”意指孙殿起是琉璃厂著书第一人。
四
新中国文博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撰写的《北京琉璃厂史话杂缀》一文中称：“《琉璃厂小志》开拓中国古旧书业研究的里程碑，孙老先生是‘琉璃厂圣人’。”
《新中国古旧书业》一书也直呼，“‘琉璃厂圣人’孙殿起”。
确实，孙殿起先生开启了书商著书立说之先风，此后，各地争出书目，以广招徕。如北京王晋卿的《文禄堂访书记》、雷梦水的《书林琐记》，天津雷梦辰的《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张振铎的《古籍刻工名录》，苏州江澄波的《古刻名抄经眼录》、杭州严宝善的《贩书经眼录》等。
九十八岁高龄的江澄波先生跟我说：“在北方的老一辈书商中，我最敬佩的是琉璃厂通学斋的孙殿起先生，他在苏州访书时来过文学山房，那时我也就十多岁。印象最深的是他到我们店里来，看见好书，就从衣袋里掏出小纸片，把这本书的版本信息抄录下来。”
天津文史专家曹式哲先生曾给我转述采访雷梦辰之子雷向坤时他说的一段话：“孙殿起是我奶奶的六哥,我称呼他六舅爷；雷梦水是我父亲的长兄，我称呼他大爷。大爷代六舅爷整理、出版了一些书，当然，他自己也整理、出版了一些书。正是受他俩的影响，我父亲重点写津门书肆几十年来的经营状况和变迁史。”
孙殿起先生的写作习惯，一直延续到生命的终点。他病逝后，雷梦水先生将其手稿《庚午南游记》《记伦哲如先生》《慈仁寺志》《贩书偶记续编》《北京风俗杂咏》《台湾风土杂咏》等编写、整理后逐一出版。
孙殿起先生是书商，也是书家，他的研究集文学、史学、版本学于一身。书评家徐雁认为，孙殿起先生的病逝标志着传承千年的中国古旧书经营传统成为绝响，更标志着以古旧书称雄于华夏知识传播领域的旧文化时代的结束。在“文化自信”的感召下，我们多么渴望出现新时代的“孙殿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