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永州八记”到底好在哪？
国庆期间，人们纷纷出行，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山水胜景，往往因人而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便以其出众的游记创作，为无言山水留下了文字见证。在如今的湖南永州、广西桂林等地，都坐落着以柳宗元为主题的风景区。千百年前，寂寥的柳宗元随性漫游，排遣苦闷。而他在永州一挥而就的“永州八记”，更成为古代游记的里程碑之作。
仙驾不可望 世途非所任
相较于柳宗元耀眼的文学成就，他的仕途可谓黯淡至极。对柳宗元及唐代诸多文士而言，先仕途显赫而后造福天下，是他们的终极理想。司马迁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序列，一直被后世认可。
青年柳宗元，前景一片坦途。他21岁中进士，26岁通过博学宏词科考试，先后担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尉。这两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官，其实大有玄机。
“正字”属九品，却是文士“起家之良选”“公卿之滥觞”，担任此官的年轻人，必定是科举出身、极为优秀，其日常工作以校对典籍为主，实则为靠近中央，积累政治经验。
唐代又将县的优劣，简化为七等，分别是：赤、畿、望、紧、上、中、下，蓝田是靠近长安的十余个最为紧要的畿县，简要之，政治地位仅次于首都。柳宗元担任“蓝田尉”，自然是难得的历练。
所以，当31岁的柳宗元回到京城，他的情况可用韩愈之言概括：“（柳宗元）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然而，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柳宗元，在结交王叔文，参与“永贞革新”后，彻底成为“僇人”，亦即受过刑罚的有罪之人。前后反差，令人咂舌。
其实，王叔文政治集团的权柄，主要来自顺宗对王叔文的极度信任，而柳宗元、刘禹锡又是王叔文的“左膀右臂”。因此，他们都想在顺宗即位伊始，便大展拳脚。可即位不久后，顺宗身疾，宫内发生政变，宪宗在众人拥护下即位，顺宗被迫让位，史称“永贞内禅”。
对于父皇的近臣，王叔文自然在宪宗那里不受信任，且因为权力更迭，宪宗更要把父皇的“爪牙”一网打尽，方能安心。于是，王叔文一党分别被“发配”至远州，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虽无性命之虞，但政治生涯几乎宣告终结。
唐代的永州，下辖三县，包括零陵（今湖南永州市、东安县）、祁阳（今祁阳县、祁东县）、湘源（今广西湘源县），辖区面积大，但人口稀少，发展水平低，属于“中州”（倒数第二等），是不折不扣的“南荒”之地。
此外，柳宗元任职的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他并不处理具体政务，而只是官僚体系中的“囚徒”，所谓“俟罪非真吏”。唐代官员任职，也都有官舍以供居住，然而，柳宗元无此待遇，初来时借住寺院。
前后对比，我们便能一窥柳宗元命运的剧变。满腔热血、一身才华的他，却在短短一年间，成为永州的“边缘人”，这种人生轨迹的急转直下，放到任何人身上，都是颠覆性的打击。所以，只有理解柳宗元仕途的“悲剧”，方能理解“永州八记”真正的情绪内核。
倚楹遂至旦 寂寞将何言
政治上的失落，没有令柳宗元屈服，他在努力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从思想上，他依然是“忠诚之既内激兮，抑衔忍而不长”；但在行动上，他进行了两项切实可行的事情，一是走访民众，体察民情，二是讨论文艺，创作文章。
关于第一点，我们可在《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两篇中，看到柳宗元与当地百姓的对话，其中不乏他后来在《捕蛇者说》中所表现出的“爱民惜民”之意。更突出的是柳宗元永州时期的诗歌，比如《田家》三首、《首春逢耕者》等，都传神地描绘了当地农民悲惨的生活。显然，植根于百姓生活有感而发的多篇政治论文，皆可视为柳宗元对政治的思考，对理想的不弃。
关于第二点，柳宗元的成就更是令人瞩目。除“永州八记”这样的优秀文章外，柳宗元对于文学、文章创作，集中展开讨论，以《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为代表的“论文八书”，也是唐代文学理论不能忽略的重要组成。
柳宗元说：“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某种程度上，他把自己过往“立功”之志，转向“立言”。柳宗元在文学史上最可贵之处，正在于不仅有完整的创作理念，还将全部理论付诸文章。欧阳修曾说：“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正因为政治上的无望，柳宗元把自己更多的精力转向文学创作，他并不是一个能安然“躺平”的人。
此外，柳宗元的身体状况，也颇值得注意。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又说：“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永州的环境极大危害了柳宗元的健康，以此观之，柳宗元其后以47岁的年龄去世，或与此不无关系。
身体困扰令人心神不安，“出行散心”自然是减缓病痛、抚平心理的好办法。多处漫游加上文章创作的意愿，最终形成“永州八记”一系列的文章。
需要明确的是，“永州八记”虽常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但从时间、空间而言，应当被分为两个部分来考察。
柳宗元第一次游览，发生于元和四年（809）。他先是在法华寺远眺，望见“西山之怪特”，于是登上山顶，欣赏到“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的景观。其后，又从西山继续西行，探访未知的风景，于是发现了钴鉧潭、小石潭。此次游览的经过，记录于《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四篇。
柳宗元第二次游览，发生于元和七年（812），他沿潇水“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再次饱览此地溪流的清幽，这便是其中《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三篇，最后还有记录此地山中风景的《小石城山记》。
纵然“永州八记”描绘主体不同，甚至景物风格迥异，但相同点是柳宗元将自己的心情，寄托于景物之中，极为强烈。他在《钴鉧潭记》中说：“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亦即将自己全部的落寞与困顿，通过一泓清潭，加以慰藉。某种程度上，柳宗元确实达到了“散心”的目的。但这个过程也势必夹杂着无奈——除却自然美景，柳宗元又能依靠什么，来抒发自己郁闷、孤寂、失落的情愫呢？
予心适无事 偶此成宾主
北宋初年的《文苑英华》，首次将“记”作为独立的散文体裁，而宋代游记写作也蔚为大观，这得益于以柳宗元为首的唐代文学家，更与“永州八记”密不可分。
如果考察文学史上描述山水的作品，便会发现唐代之前，山水文章本不是独立存在的写作主题。早期的风景描述，或是存在于地理著作中，如郦道元兼具学理和文采的《水经注》；或存在于书信片段，如吴均著名的《与朱元思书》。
在唐代，文章与情感的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外物的描述逐渐与主观的心情相融会。在诗歌上，盛唐的王、孟、李、杜都有很好的实践；而在文章上，则是柳宗元、元结、李翱等人的开拓。简要之，正是从柳宗元这里，山水游记，才确立“有我之境”的情景交融写法。
《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作者何瞻教授认为：“柳宗元把自己的困境与永州的自然环境联系起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可以借此表达孤独、沮丧、尴尬、羞耻、拒绝、憎恶和其他所有与耻辱和政治流放有关的感情。”也就是说，柳宗元把永州的山水，作为自己倾诉和排遣的对象，在前后四年的两次旅途中，我们既能看到一以贯之的苦闷抒情，也能看到随时间而磨砺的习以为常。
“永州八记”提纲挈领者当数《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开篇说：“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隟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这趟旅途本没有什么规划，也谈不上期待，身体放松和心灵舒缓，当是这次“漫游”的目的。然而，当柳宗元发现西山，并览胜许久后，他明确感知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我们可以把这句话，作为“永州八记”的写作动机——正是由于被景物深深地吸引、感染乃至“冥合”，他才感到游览的美好，才会想以文章记述。
具备赏景的心情后，柳宗元对景物的描写，开始变得“灵动”起来，这也是“钴鉧潭”两篇游记的突出特点。比如“（溪流）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这些语句多用拟人、比喻；而像“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这样的语句，更是典型的柳氏风格。这些描写的共性，是赋予景物生命力，与其说这是一种高超的修辞，不如说是柳宗元心理状态的外显。
柳宗元在游览中，最大的观念转变是：作为政治上的失意人，他在山水之中，寻找到世间的“生生之德”，看似悲剧的处境，却有他人难以体验的“快乐”。这固然也是一种自我慰藉，当然也是一种逍遥的境界。
柳宗元曾这样对比道：“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美丽的小丘，农人不理不睬，柳宗元却视若珍宝。“在自然中发现美好、感悟灵气”，正是柳宗元把情感和景物相融的关键，也是“永州八记”在游记文学中的开创之功。
因此，在后四篇的袁家渴之旅中，我们看到柳宗元更有自主意识地开拓和书写。他希望自己体验到的美好，也能够传递给他人，甚至是后人。柳宗元说：“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又说：“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小石城山记》作为“永州八记”的收束，恰如其分。柳宗元在此文最后设问：造物主为什么把奇绝美景小石城，放在远离中原的荒僻之地。他给出两则答案，一是“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亦即安慰像自己一样的政治失意人；二是“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造物主把灵气用在石头而非人的身上。柳宗元的结论是：“是二者，余未信之。”也就是皆不认可。
那么，柳宗元的答案是什么？他怎样看待这趟旅程呢？简要之，柳宗元认为造物主没有偏袒人或物任何一方，自然没有偏颇于某事某物，自然就在那里，景物也在那里，关键是欣赏者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从“永州八记”中，我们澄澈地看到了柳宗元的内心，也随着他的内心，认知永州的一山一水。我们既在欣赏别致的风景，更在体悟一个伟大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