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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秋，时年88岁的台静农题赠本文作者的行书条幅

据施淑教授回忆，台先生患食道癌住台大医院。弥留之际，特别想看《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这本书是台先生1986年在美国旅游时在旧金山一家书店买到的，遗憾的是存放在远在美国的儿子台益坚处。施教授找遍台大附近书摊都未寻觅到，成为了台先生去世前的一大憾事。

台静农是鲁迅的文友，鲁迅私下说他“为人极好”（1933年12月19日致姚克信），又夸他的小说《地之子》“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是不多的好作家。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台先生就脱离了文坛。他有一首暮年诗，抒发自己的感触：“老去空余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

李敖是台湾有名的狂傲不羁之士，好臧否人物。除开自己，他很少夸赞其他人。1999年9月的一天上午，我应邀去他在台北市敦化南路的寓所聊天。李敖知道我研究鲁迅，又多次拜访过台静农，便对台先生进行批评：一是觉得他胆怯，渡海来台之后噤若寒蝉：二是觉得他疏懒，证据是《台静农论文集》所收文章的时间跨度有55年，平均下来每天只写了十九个字；三是愧对鲁迅，在台湾从未发表过纪念鲁迅的文章，反倒在胡适面前称“门生”和“后学”。我当即发表了不同意见，已写进我的一篇短文《在台北与李敖聊天》，收进了我的随笔《倦眼朦胧集》。但此文未能展开我对台先生的印象和看法，现特撰此文进行增补。

台先生是1946年10月28日从上海乘船抵达台北的。当年他因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辞职，生活陷入困境，由好友魏建功推荐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原本只想在此歇歇脚，因时局变化，一呆就呆了整整四十四年。这些年当中，国民党当局又于1949年至1987年宣布台湾为“军事戒严地区”。实施了《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台湾笼罩在白色恐怖下总共有三十八年。当时连法国作家左拉的作品都被禁，因为爱弥尔·左拉的中文译名中出现了“左”字；恰如清代马建忠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也曾犯忌一样，因为跟马克思的姓名有一字谐音。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在当年的台湾只能改名为《大漠英雄传》上演，因为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中有一句是“只识弯弓射大雕”，台湾流行歌曲《今夜不回家》也被人举报，认为违背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政策。台先生在大陆时是“酒旗风暖少年狂”的左翼青年，唱过《国际歌》和《马赛曲》，筹建过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会（简称“北方左联”），在北洋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三次入狱，其九岁长子就是在他第二次被捕之后夭折，到台湾后，台湾大学的第一任中文系主任许寿裳惨遭杀害，第二任系主任乔大壮因厌世绝望而自沉，此后代理中文系主任的台先生自然会沉默郁结，噤若寒蝉，鲁迅在《华盖集续编·空谈》中说过，“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鲁迅在白色恐怖下提倡“壕堑战”，而不主张像《三国演义》中许褚式地“赤膊上阵”。所以，对台先生的沉默郁结应该给予历史的同情，而不能苛责于个人。

台先生是不是大学者呢？ 这应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台先生家学渊源，接受过四年私塾教育。塾师和小学老师都是饱学之士。1919年，台先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跟同乡同学创办了《新淮潮》杂志，提出了“立定脚跟撑世界，放开斗胆吸文明”的口号。他本人就是这一口号的践行者。他有传统文化的根基，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当旁听生。26岁之后，台先生曾在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等校执教，开设过《诗经》研究、中国文学史、历代文选等课程。在台湾大学，台先生又担任了二十年的中文系主任。在台湾大学这种硕儒俊彦的汇萃之地，没有学问的人怎能立稳根基呢？ 在台湾当局的“戒严”期间，台先生的新文学创作才能虽然没有条件发挥，但在书法界已卓然成为一家。他的隶书深得中国三大摩崖石刻的精髓，如“汉隶第一品”《华山庙碑》；行书得益于明末神笔倪元璐，冷逸孤傲，风骨凛然。他被尊为“台湾第一书法家”。

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1989年秋，台先生主动为我题写了一个条幅，题为苏东坡七律《黄州春日杂书四绝之一》：“清晓披衣寻杖藜，隔墙已见最繁枝。老人无计酬清丽，犹就寒光读《楚辞》。”黄州即当下的湖北省黄冈。1079年，苏东坡因政治冤案被放逐黄州，整整呆了四年。繁花似锦的春晨原是清丽美好的，但苏东坡心情郁结，没有办法欣赏，只能在冰寒交加的心境中读《楚辞》以抒愤懑。台先生退休后，开过书法展，作品有润格，一抢而空，我当然不会随便开口索字。事后深思，他特题写苏东坡的这首七律，我认为是他想让我及他在大陆的老友了解他在台湾的心境，有跟苏东坡被贬黄州的心境相类比的成分。作品选择了台先生最擅长的行书。他当年虽已八十八岁，但仍笔力劲健，浑朴老辣，布局舒朗，自然天成，实为书法作品中的佳品。

谈到台先生跟胡适和鲁迅的关系，李敖的说法实属妄断。台先生在北京大学就读时的确是胡适的学生，又有同乡之缘，1935年胡适还推荐他赴厦门大学任教，所以他在胡适面前称“门生”“后学”只是一种如实表达，并不含献媚取宠之意。至于他跟鲁迅的关系，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忘年之交。但当年鲁迅作品在台湾是禁书，台先生无法公开发文纪念鲁迅。鲁迅挚友许寿裳先生在台北死得不明不白就是前车之鉴。台先生对鲁迅的感情极深，珍藏了鲁迅1923年在北京女高师讲演《娜拉走后怎样》的手稿，恭录了《鲁迅旧体诗》三十九首。1990年7月，因台湾大学宿舍改建，台先生迁出了居住长达43年的温州街18巷6号“歇脚庵”，搬至同在温州街的二十五号。他的家具书籍当然有人帮忙搬运，也有弟子服其劳，他只独自抱着一尊鲁迅的陶瓷塑像，神圣而隆重地一步步迈向新居。据台先生的弟子施淑先生回忆，这尊塑像是李昂和林文义1980年在台北一家茶艺店买的，原由香港石湾陶艺馆制作，再由香港走私运到台湾。这座陶瓷像制作比较粗糙，但台先生如睹故人，格外珍惜。施淑教授是台先生最亲近的门生，又是李昂（原名施叔端）的姐姐，她的回忆当然可以采信。又据施淑教授回忆，台先生患食道癌，住台大医院。弥留之际，他要读鲁迅作品，又特别想看《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这本书是台先生1986年在美国旅游时在旧金山一家书店买到的，他读后“为之大惊，恍然如梦，事事历历在目”（《龙坡杂文·序》）。这本书的编著者是已故挚友马蹄疾，1985年于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有马蹄疾执笔的一节：《鲁迅和台静农》，用五千余字的篇幅扼要而准确地介绍了台先生跟鲁迅的交往：提到了台先生曾编选第一本研究鲁迅的书：《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提到1932年鲁迅赴北平探亲时台先生“几乎天天陪伴在侧”，还提到在白色恐怖下鲁迅跟台静农之间的相互关怀，最后引用了鲁迅去世后台先生的唁电，悲恸之情溢于言表。施淑教授在《踪迹》一文中写道：“他一生悬念，至死方休的就是鲁迅与北京未名社的那些往事了。”遗憾的是，这本书存放在远在美国的儿子台益坚处。施教授找遍台大附近卖地下书的书摊都未寻觅到，成为了台先生去世前的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