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值此纪念沙可夫诞辰120周年之际，我想起鲁迅的学生黄源在《沙可夫译文选》序言中的一段话：“（沙可夫）他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的人物，他走的道路是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他终身为人民的大众文学服务，我们更要纪念他，向他学习。”

好像鲜血从静脉里倾流，

秋风吹动着牢狱的窗户。

在乌鲁达山上该是白雪纷飞的光景，

那里，披着毛绒绒厚皮的熊群

在古老的茂盛的栗树密林里，

绻曲着，睡在红叶的胸怀里。

下面，在溪谷里，散落着

我喜爱的——高大的白杨的树叶……

冬天来临了。大地在睡梦中被人遗忘，

准备在来年春天觉醒，

在强烈的，充满生命力的沸腾中觉醒。

冬。我们和过去一样地过冬：

把我们烤热的将是伟大的愤怒的火焰

和骄傲的希望。

——沙可夫1948年译希克梅特《寄自狱中的信》第二节

沙可夫，正是以强烈的、充沛的生命力，把他的文艺才华，投放在沸腾的革命中，觉醒为一朵红色的火焰。

沙可夫（1903—1961），浙江海宁新仓（现丁桥）人。中国艺术教育家、文艺理论家、剧作家、诗人、翻译家。曾任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红色中华》主编、中华苏维埃大学副校长、鲁迅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首届中国文联秘书长，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著有话剧剧本《明天》《团圆》《伪善者》等，诗歌《海边抒情》、《鲁迅艺术学院院歌》等，译著《高尔基书简二十封》《高尔基的美学观》等。

诗歌

在海浪中磨炼、发光

在《沙可夫诗文选》里，选收了沙可夫创作的诗8首，其中，叙事诗2首、讽刺诗3首、政治诗1首、抒情诗2首。还收录了沙可夫关于谈诗歌创作和评介普希金诗歌的诗评论4篇，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沙可夫在文艺理论上一些独到的见解。

先谈沙可夫创作的诗歌。《我的祝词》率先以诗的形式，记录下了《红色中华》报发刊一百号的历史光辉点。它将叙事诗以纪事、分析和号召的形式，诗性地展开了自己的“祝词”。诗人写道：“红色中华展开在我们面前/将不仅是我们的机关报/并且是一幅广大的版图……”是的，广大版图的内涵，她的闪光处，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邦”的美好明天，是全中国解放和统一的壮丽画卷。叙事诗在这里，不仅只是叙事，它更是一曲向着革命胜利的号角与凯歌。

组诗《会议纪要》是由三首讽刺诗组成。《浮在水面上的油》，既写得直白，却又蕴含着深意：“——你是浮在水面上的油/永远飘在上面，沉不到底/难怪你不知道水的深浅/更不要说它的一切底细”。

诗的开头，就把做表面文章，未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的官僚主义作风，假以直白纯朴的口吻，予以尖锐的批评。第二段的描述性批评，也许更为形象：“——你是浮在水面上的油/有时随风飘来飘去/好像是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其实，你依然是薄薄的一层油”。看似轻轻的随风“飘”，看似“忙碌”与“辛苦”，却依旧是浮在上面，且仅是“薄薄的一层油”。诗的意象，在这里把官僚的作风，再次作了深刻的形象的批评。《怎么搞的》以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风形象，让被批评者忘形地坐到了“独立王国”的位置上。在这位官僚首长对待下级的“威严”相里，让接待群众来访提意见，就成了天方夜谭。《诉苦》这首诗的批评精神，至今仍有着现实意义。只要重读，相信都会有新的感悟与新的教育。所以，沙可夫的讽刺诗，从另一角度去看，可说它的价值里边，还有着美育的作用。

抒情诗《海边抒情》看似是唯一入选的一首抒情诗，但它其实是由《海水》《石子和贝壳》《散步》《月夜》四首短诗合成的组诗。也是《人民日报》为纪念诗人沙可夫逝世一周年，特意选登的一组诗。该组诗虽然写于诗人沙可夫病中最后的日子里，但那份对祖国深深的绻恋，对自我个人主义的无情批判与警惕，对月夜的放大式的诗性之思，无不洋溢在词语与诗行之间。

每一颗石子

每一枚贝壳

发出各种各样的光彩

可是一旦潮落

它们躺在干燥的黄沙地

显得暗淡无光，没有生气

它们无力地向海浪招手

祈求它快冲到身上

它们就可以得救

它们愿意

日日夜夜，永不休止地

在海浪中磨炼、发光

石子与贝壳，各种各样的光彩，人们已熟视无睹。可有谁又曾想到，它们的各色光彩，并非单纯由自身构成。借助外力——海浪的冲刷，才能使各色光彩越来越鲜艳。这是诗人的审美眼光，也告诉着读者一个冲刷—运动—与不断刷新的哲学道理。而“生气”和“得救”之词语的运用，更让海浪的冲刷，成为了石子贝壳生命的必需。这既是人与运动的哲理，更是社会人与革命或斗争的一个相关互动的深奥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大话题。于此，诗的境界，在此就显得高了。

翻译

呈现出才华、气魄、勇气和眼光

精通英、法、俄三国文字的沙可夫，在由黄源先生秉承鲁迅先生的旨意、主持《译文》刊物，以革命左派的面目回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沙可夫专译苏联评论家的理论文章。以马列主义的观点，译介外国文学研究作品，这在中国，沙可夫是第一人。后来，他也成为《译文》上发表最多、最主要的作者。尤其对苏联革命理论家杜勃洛柳蒲夫（后译为杜勃罗洛波夫）文章的翻译、对苏联专家研究莎士比亚文章的翻译，以及后来沙可夫重点关注的对高尔基作品的翻译，对普式庚（普希金）童话作品的翻译等，为中国的新文化的翻译事业，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也得到了鲁迅的“这样的译者，我们是欢迎的”评价和高度肯定。

研究沙可夫的译作，必须重新回到历史的语境。

首先，杜勃洛柳蒲夫在1936年是百年诞辰，但直到1954年，我国才有辛未艾翻译的《杜勃洛柳蒲夫选集》（一）出版。因此也可以说，1936年4月《译文》上刊发克夫（沙可夫的笔名）译的《杜勃洛柳蒲夫百年纪念》一文，是我国最早译介杜勃洛柳蒲夫的文章。其二，是沙可夫（克夫）给《译文》的翻译文章，大部分选择的，均是苏联专家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评论或理论文章，这对旧中国的知识界而言，无疑是一盏进步思想的明灯，闪耀在被传统与黑暗腐朽势力所笼罩着的中国思想界。它与鲁迅先生的杂文一样，也是打破这个沉默、顽固的旧思想界的一把投枪匕首，是震裂这个旧世界的声声巨雷。再有，作为革命文艺的作家和理论家，沙可夫又以高质量的译文，如配合《译文》的“迭更司特辑”，翻译E·兰《年青的迭更司》、翻译赛珍珠《我对迭更司所负的债》等高质量文学专述与文艺随笔。沙可夫翻译A·施塔尔都可夫的《从普式庚说到高尔基》，观点新颖，理论性饱满有力。翻译高尔基的《意大利童话》三集，普式庚（普希金）的《渔夫与鱼的故事》，成为当时旧中国儿童们争相阅读和被各个学校教师传播的良好课外辅导读物。在政治上，正是沙可夫翻译具有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和高质量的文章与作品，在国统区高扬着“反围剿”的革命斗争的大旗。也正是沙可夫的翻译作品，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他（使用笔名陈微明）翻译的苏联玛·莫洛古夫的《威廉·莎士比亚》的长篇论著，才使中国的文艺理论，更具有了国际视野和高质量的水准。

我认为，在《沙可夫译文选》1—4辑中（第5辑为译诗），尚有很多方面的特点，值得我们去作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例如，关于普希金的两篇论述（《论普式庚的童话》，A·史洛尼姆斯基；《普式庚怎样写作》，N·阿胥金），沙可夫关注的是普希金童话的文学风格与社会作用：明快、简单和无恶意的讽刺，以及随之带出的道德伦理。它不是民间故事，具有社会美育上的“教训”作用。沙可夫关注普希金的写作，着眼点在于有了天才还要努力写作。对于灵感——沙可夫赞同的是激动与狂喜，那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要点，还是行动、深入（生活）和默思加努力——强烈意志下永远的工作。

另一篇更重要的文章《批评家杜勃洛柳蒲夫》（V·治唐诺夫），沙可夫高扬V·治唐诺夫观点的，正是“杜勃洛柳蒲夫批评的政治性质”，恰恰正是作为文艺批评家的“他的伟大的优点”。沙可夫赞美的，也正是“艺术是认识实际的方法之一”，“把批评的社会倾向和精密的文艺分析很巧妙地结合着，这给了杜勃洛柳蒲夫的文章以特殊的力量”。第3辑以高尔基为中心，先从普希金说到高尔基，再以托尔斯泰为“中介”（A·施塔尔都可夫）。“普式庚、托尔斯泰、高尔基，他们是在我们的山峰。”“高尔基在俄国文学中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在说到高尔基与鲁迅（格里哥列夫），“鲁迅是深刻地民族的”，“一个创新者”，“开辟了完全空前的一条彻底现实主义与民众艺术的通路”，鲁迅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高尔基’”。

接下来沙可夫译的非亚力克《高尔基的美学观》，可说是为以上两篇文章做论证的深度理论的文章。文中，对“什么叫审美学”、“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审美学的社会性与历史性”、“艺术的特点与内容”、“艺术上的美”、“什么叫崇高”、“悲剧”、“喜剧”、“文艺的党性”、“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证。从译文的理论性与前沿性上，可以充分印证出沙可夫翻译此文的理论素养、文艺创作观和他追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在中国的开创性贡献。

同样，第4辑中《关于艺术的起源问题》（E M·耶鲁斯拉夫斯基）和《为提高苏维埃戏剧的思想性与技术而努力》（犹·扎瓦茨基）两篇重要文章，应该也是滋养沙可夫新的审美观的形成与壮实的好文章，正与沙可夫一贯所追求的戏剧的思想性、革命性与艺术性“三性”目标是分不开的。

沙可夫的翻译，呈现出他的才华、气魄、勇气和眼光。

（本文由沙可夫之女沙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