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洼地上的战役》：友爱·越境·共同体
原标题：友爱·越境·共同体——论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及其文学调整
前言
路翎的抗美援朝书写洋溢着少见的清新与明朗，却也成为他搁笔半生、身心受难的前奏。在青年路翎的生命中，“例外状态”的战争渗透进日常，国统区的诸种怪象使其常有灰色之感。新中国成立后，他辗转南京、北京从事小说和话剧创作，屡遭批判与阻碍。直至他抵达朝鲜战场，前线的“敌我之分极其鲜明”[1]，敌人迫近的威胁促发了第三世界的强烈友爱，身处其间的路翎“虽说还残留着一些他以前创作的痕迹，但内在精神却已经焕然一新”[2]。那么，“新”在何处？“新”的契机又在何处？更幽微难辨的是，路翎始终力图在革命中包纳“个性解放”的精神任务，他开辟的新路毋宁说是从旧我中挣扎出来的，旧与新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是否可能涵容社会主义文艺的另一番图景？
1953年7月，朝鲜签署停战协定，路翎随后回国潜心创作。《初雪》的细腻抒情收获诸多赞美，《洼地上的“战役”》却引发两极分化的批评，路翎被冠以个人主义之名遭遇围攻。然而，仅从个人主义理解路翎可能窄化了问题，他仿佛“社会心理学家”[3]，其小说叙事颇具思想实验性质与政治哲学深度，并不只是胡风理论的图解，而与之形成“对话的喧声”[4]。《洼地上的“战役”》恰恰处于路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文学转折的延长线上，他在抗美援朝书写中调整了抵达共同体的起点与中介，将友爱等感性经验整合到社会关系的构想中。究其深层，他的未竟探索拓展了政治的涵容力，却也存在自身的限度，又叠合了越境带来的时空差，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规范之间存在不容忽视的龃龉。
一、 伦理起点：友爱的共同生活
在抗美援朝文艺中，路翎的书写相当独特，不仅因其格外关注战争中的日常生活与心灵感受，更在于他对现代战争的独到见解，即“人与人之间的爱，这种由鲜血与生命凝结的爱，才是一种克敌制胜、不可征服的力量”[5]。《洼地上的“战役”》的感染力与争议点也源于爱，小说流动着各种形式的爱，相较于引发非议的爱情经常成为阐释的切口，颇具政治学意义的友爱往往被忽视。更复杂的是，路翎笔下的爱情不局限于浪漫爱，在后者与友爱的较量中延展了关于爱的本质理解，从而构成其思想路径的起点。
路翎对语词的理解与运用往往独具匠心，他的抗美援朝书写中多次出现的“爱情”一词也颇为独特。在《初雪》中，他写道：“车上的妇女们静静地坐着，小王怀里的孩子熟睡着，这一切都参加了这一场以意志和爱情来致胜的斗争。”[6]他还赞扬一位曾是朝鲜游击队队员的老太太，“她为了人们和自己做了许多许多，还要做许多许多，而一切事情里面都流注着她的爱情”[7]。他笔下的“爱情”接近于爱之本质，既包括欲望之爱，也涵盖自爱、爱他人乃至二者的统一。路翎在晚年回忆道：“朝鲜人民与志愿军是真正的、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这中间也是生长着有意义的男女爱情的。”[8]可见，他将“有意义的男女爱情”作为友谊的一种特殊形式，赋予友爱以更高、更具涵括性的意义。那么，友爱为何如此重要？
友爱作为一种心灵感觉不仅蕴含着国际反殖视野，更作用于路翎主体精神的更新、文学创作的调整。在1949年前后的历史转折期，未完成性孕育着崭新的可能，却也意味着未知的风险，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理论的危机。路翎在致胡风的书信中写道：“他（欧阳庄）去工作前，我曾和他谈过两点：一，做实际工作，最好在厂里面；二，暂不谈文艺，关于这些问题，应先听别人的。我也准备如此。”[9]为在生活实践中提高创作水平，也为远离机关里的复杂人际关系与斗争批评，他经常深入工厂。尽管这看似符合“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10]的要求，但这一要求呈现出阶段性的波动和反复，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当代作家经历的是再次全面的机构化组织”[11]。路翎急于深入生活的主张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引起领导与周遭人的不满。他的作品也被批评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的想象”[12]，昔日好友舒芜还以《致路翎的公开信》痛陈“主观论”的错误，路翎的心境或许不甚平静。
1952年末，全国文协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路翎获得奔赴前线的机会。他不满足于作为作家旁观一切，也主动拿起枪，融入部队的行进、战斗和工作之中。[13]他记录自己初次握枪时“说不出来地激动” [14]，正仿佛一个新兵。有研究者指出，路翎借助作为“未经验者”的新兵王应洪注视麦田的视线，表现出与其他士兵所见风景的不同，由此描绘出新兵的特质及面貌。[15]路翎擅长把握动荡之际青年渴望融入集体，又不甘于湮没自身的愿望。在此意义上，《洼地上的“战役”》将“战役”打上引号，如此大词小用不仅意指小说人物的心灵搏斗，也可能意味着路翎自身的“战役”。进一步而言，朝鲜战地的友爱氛围也改变了路翎的主体精神，当不大熟识的战士充满同志的友爱、兴奋地欢迎路翎时，他理解到“在战斗里，人们中间能够产生怎样的友情，并且使我觉得，从纵深到前沿，我们这里是屹立着怎样的一种力量”[16]。从北京到朝鲜，路翎远离了劳心的人际关系，收获了单纯热烈的友爱。他在致胡风的信中写道，自己“和亲切的单纯的人们一起，无忧无虑”[17]，他的情绪也为之舒展，想象出友爱的共同体：
但是突然在想象不到的地方，传来了胡琴声，出现了战士们布置起来的、安适的、家庭式的生活，于是这一片旷野马上就显出了新的姿态——它是热烈的，活着的，它是顽强的、深沉的灵魂在呼吸。[18]
路翎在《财主底儿女们》中曾创造出“旷野”这一颇具思想实验性质的异空间，蒋纯祖等人所处的积雪覆盖的空荡旷野正仿佛霍布斯笔下“人人相互为敌”[19]的自然状态，人与人相互搏杀、互不信任，关系脆弱甚至转瞬即变。然而，朝鲜战场上的旷野却显现出“新的姿态”，战士们“家庭式的生活”促使其由自然状态转向积极的社会状态，友爱共同体由此生成。其中，作为修辞的“家庭”颇具意味，家庭内部虽然存在等级秩序，但成员之间的“血肉联系”仿佛天然，提供了阶级纽带的原初形态。
进一步说，“家庭式的生活”还颇具古典政治学色彩。路翎发现了由私人友谊转化为公共性政治友爱的可能，而友爱的共同生活正是其中关键。亚里士多德认为共同生活是友爱的欲求，又将友爱视为凝结城邦共同体的纽带。[20]这显现出政治友爱的双重性，既能促使人们走向共同生活，反过来，政治共同体产生之后，“出现了新的生活方式，即通过统治和被统治关系或政体来构建关乎所有公民的共同生活，政治友爱就是在参与政治性的生活之中构建而成”[21]。这之于人民主权的现代政治也不无启发，正如李猛指出，人比其他政治性动物多出的政治性在于“依托统治关系的建立，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特有的生活方式，规定‘什么是好的生活’”[22]。也就是说，现代政治不仅需要实现主体的自我保存，还需回应人对更好生活方式的追求。那么，向古典友爱共同体的回溯也将构成对现代主体的心灵救赎。由此，路翎在抗美援朝文学创作中的美好生活叙事看似与战争氛围不相协调，却内在有着一种坚持，在友爱的共同生活中寄寓精神革命的历史任务，以“同情”召唤彼此相连的共同体意识，一种更具涵容力的政治远景隐约显影。
然而，以家庭为原型想象共同生活也构成路翎的内在限度。革命虽以友爱为起源，却也有着“以同志代兄弟”的去宗法倾向，即“以普遍的、非血缘取向的人伦关系取代宗法下特殊的、血缘取向的人伦关系”[23]。尽管路翎有意调和阶级友爱与家庭之爱、欲望之爱的冲突，试图构想一条不以驱逐后者为条件的革命路径，但仍无法规避相互交缠的内在矛盾。越境的国际共产主义可能挑战现代民族国家边界，志愿军与朝鲜姑娘的爱情禁忌也包含这一层次。《洼地上的“战役”》中的核心冲突正是由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家庭式的生活”引发的，王应洪在帮助金家母女的家务劳动中唤醒了原初的阶级意识，但金圣姬却切实地想与之组成家庭。爱欲带来的扰动难以估量，究其深层，也寓言着志愿军作为左翼男性主体与女性、在地民众之间的关系。
小说呈现了友爱与爱欲的双线结构，将之扭结的关键人物是班长王顺。小说从起始便着力刻画王顺对新兵王应洪的欣赏与爱护，爱情虽然构成全篇最核心的情节冲突，却多由王顺的视点侧写，编织于新、老战士叙事。《初雪》也存在这组人物关系，新战士由自爱产生强烈的自尊，而忽视在地民众生活，老战士更理解战争中日常生活的珍贵并以此来引导新战士。反过来，新战士的成长、年轻人的爱意也唤醒老战士的心灵，使其不再压抑对妻儿的思念。由此，新、老战士的情感都得以激活。在战役最艰苦之际，王应洪越发冷静，惊诧地发现“仿佛他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而那个热情的班长倒反而更象个青年了”[24]。冷与热似乎没有被赋予绝对价值，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相互激荡，促成不同左翼男性主体的成长，“在‘内在的’‘伦理的’维度上，重新建立起和在地民众与女性的一种实践的、向上的关系，从而自一种往而不返的理想主义中解脱”[25]。
然而，叙事者仍控制着叙述以防爱欲逾越纪律的边界，用旁白之声述说年轻人爱情的纯洁朦胧。班长王顺受到触动怀想自己的妻儿，但意义重心落在“地主的皮鞭”和背书包的女儿，作为过去的苦难与未来的希望之中介的欲望客体——妻子却悄然隐去了。路翎曾在批评茅盾《腐蚀》时写道：“难道这种爱只是性爱，而不包括对于庄严的斗争的通过矛盾发展的爱么？”[26]他对革命者的爱情寄予着超越欲望的崇高期待。更具症候性的是，王应洪负伤后，王顺带他回阵地时的内心独白：“你看，我是要把他带回来再让你看看的，你要知道我爱他并不比你差，我更爱他。”[27]即便路翎赋予友爱比男女爱情更高的意义，但不得不面对二者的差别，以及爱欲难以放逐或顺畅转换为动力的悖论。蒙田在《论友谊》中对爱情与友情作出区分，认为爱情只是“一堆匆促和浮躁的火，飘忽和变换”，友情却是“一片普遍的温热，均匀而且有节度，全是温柔和平滑”。[28]西方哲学中的友爱无论是私人还是公共，往往是在男性同盟中，通过排斥女性来放逐欲望进而凝聚共同体。路翎笔下的军队正是极典型的男性集团，但路翎以左翼视野试图将人民/女性纳入友爱共同体，“家庭式的生活”由志愿军的团结延展至第三世界的军民一家。即便他小心翼翼地以友爱统摄爱欲，照亮生命、丰盈心灵，使之成为德性政治的伦理起点，却也因丰富而带来“丰富的痛苦”，更潜在挑战着军队、政党以及民族国家的权威，乃至对等级森严的意义秩序构成消解。
久居战争后方，路翎试图从“精神奴役创伤”的主体残缺状态出发，寻求向外突围的“原始强力”。然而，来到朝鲜战场前线，他在志愿军友爱的共同生活中看见更为强健的精神主体，将之作为伦理起点培植共同体的德性土壤，却必然遭遇爱欲难以被政治友爱收编、转化乃至升华的不可控性。更重要的是，这之于人的理性成长与紧密共同体的生成而言仍然不足，路翎进一步将新战士王应洪置于爱与纪律的辩证法中，探索个体朝向阶级共同体的觉醒心路。
二、觉醒心路：爱与纪律的辩证法
1952年，路翎的短篇小说集与剧作接连遭遇批评，舒芜更是在《致路翎的公开信》中以自省的立场弃绝旧我，从内部瓦解胡风、路翎的思想。路翎在1940年代已形成关于阶级觉醒的理论，他格外关注“人民原始的强力”，将其视为“‘个性解放’的即阶级觉醒的初生的带血的形态，它是革命斗争和革命领导的基础”[29]。舒芜反省他们专一挖掘“这种盲目自发的‘革命要求’”，认为革命的基础、动力乃至道路都由此决定，没有或极少有政治自觉，从而“否定了党的领导”。[30]舒芜此番诛心之论某种程度上切中了路翎的问题及其频遭冷遇的原因，也可能刺激了路翎的调整。《洼地上的“战役”》备受攻击的一点在于批评家们认为路翎破坏了纪律，路翎却极力否认并强调笔下战士们遵守纪律的自觉性。这并不只是路翎辩诬时的修辞，更关涉其想象与抵达集体/共同体的独特路径。他在抗美援朝文学书写中以友爱作为伦理起点，“对理性作了重新规定”[31]，考察个体如何在爱与纪律的辩证法中走向作为政治主体的觉醒，乃至克服对死欲的恐惧。
作为参加朝鲜战争的新兵——一个尚未成熟的、容易激动的青年，王应洪被调入王顺的侦察班，他有着融入这个荣誉集体的身份焦虑。小说没有铺开描写侦察班中的各色人物，王应洪想要融入的毋宁说是抽象的共同体。小说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与限知视点的混合，叙事者在前半段较少介入王应洪的内心，尽量恪守纪律，书写新战士对金圣姬爱情的回避。直至战役打响，王应洪的主观心灵视角及其细腻的觉醒心路渐次展开。当全班拉开距离潜伏，那种绝对的寂静和可怕的孤独仿佛又将人拉回《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茫茫旷野。路翎再度回到与霍布斯自然法学说相似的政治原理问题——孤独的自然个体如何摆脱战争状态，进入社会关系之中。广义的友爱，也即爱的伦理温润了王应洪的心灵，他最先想到母亲，又想到金圣姬，甜蜜的感情“一瞬间就排除了对周围的寂静的苦痛的感觉”[32]。然而，当真实的敌人近距离地出现，源于死亡带来的深层恐惧，王应洪本能地想要开枪，但“侦察员的铁的纪律使他头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33]。他在“绝对的寂静”中意识到他绝对地属于他的班、他的连、他的团。于是，政治友爱消除了孤独感，他由一个幻想的青年觉醒成为政治主体。
路翎意识到爱作为阶级觉醒的感性基础，无法独立成为抵达共同体的中介，还需要“通过纪律训练人的社会性，使人们具有进入社会的能力”[34]。值得注意的是，路翎颠覆了自己曾经创造的自然状态的旷野。同样是肃杀的寂静，蒋纯祖等人时刻感知到源于他者的威胁，友爱与敌意方生方死。在《洼地上的“战役”》中，正是源于纪律这一外在理性力量的规训与集体成员的自觉遵守，绝对寂静得以生成。换言之，纪律促成了人与人之间契约关系的建立和彼此相连的政治友爱。“铁的纪律”不仅是压抑性力量，路翎从友爱的理性集体中看见其建设性的一面，从而细致展现了在合情合理的纪律原则下，个体需要集体、共同体的心理需求。也是在非压抑的条件下，爱欲将“有助于建立一种扩大了的力比多关系的秩序（共同体）”[35]，从中走向自我升华。由此，路翎在爱与纪律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中，勾勒出个体觉醒的曲折心路。
觉醒之后的王应洪，从自我保存走向自我牺牲。为了不拖累班长，他在负伤后抱定牺牲的信念。当王顺以金圣姬来激发他的求生意志时，王应洪将手帕上交证明自己对纪律的忠诚。然而，王应洪的梦境流露着精神分析学的底色。厨川白村所谓“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36]与胡风、路翎的“精神奴役创伤”之论有相通之处，亦构成他们反封建的伦理基础。尽管路翎想象出志愿军战士的强健主体精神，却无法摆脱死欲之于人在本体意义上的压抑性。他巧妙地设计了金圣姬扮演“人民军战士之妻”的情节，这一高度象征化的形象取代了日常生活中的金圣姬，再现于王应洪的梦境。他将可能存在的对金圣姬的爱欲，转化为对战士胸前国旗勋章的欲望。尽管路翎想象性地弥合了人民军战士与志愿军战士不同的国族身份，跳跃性地进入以毛主席、母亲形象召唤的共同体叙事中，对荣誉的欲望仍促成王应洪返回“自爱”需求，达成自爱与爱他人的统一。如此转化的契机绝非自然，“理性尤其对人的‘属己’从自爱扩充到他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理性使人能够超越动物为感觉所囿限的‘现在’，结合过去与未来把握生活的整体进程。”[37]正是源于理性的纪律逐渐渗透并塑造着王应洪的主体精神，他得以超越自我保存，走向为自己、他人与共同体的牺牲。
随着生命本能感性秩序的发展，“理性就其为保护和丰富生命本能而理解和组织必然性而言，也变得感性化了”[38]。在《洼地上的“战役”》中，叙事者还切换主观视角，透视班长王顺的心灵。他在绝对的寂静中感觉到他的班“象他的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完全属于他的意志的，可是，不仅他们属于他，他也属于他们”[39]。这不仅写出抽象集体的肉身感，也打开了内部层次，即处于不同权力位阶的人如何凝聚成同一个集体。小说中的“纪律”有着适应具体情境的弹性，领导者运用纪律时虽带有感情，却不是利己的，而是自觉地有着利他意识。譬如，王顺在王应洪负重伤想要放弃生命时，劝他“吃这半个馒头，这是纪律”[40]。又如，军队指导员和政委处理这段朦胧爱情时，关心人的感受，给金圣姬讲笑话让她重新快乐起来。这在后续批评中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却也意味着路翎某种程度上撼动了集体/共同体的想象方式。如将《财主底儿女们》“演剧队”一节里蒋纯祖所憎恨的“稀薄而又坚定的原则”[41]与之比较，则可清晰看出路翎思想踪迹的演变。演剧队中的原则看似坚定、实则空洞，往往被权威者利用来满足一己私欲，也即“原则被利用，这一个个性征服了另一个个性”[42]，集体随之分裂成钩心斗角的小团体。路翎在《洼地上的“战役”》中释放了集体对于个性的涵容力，流于个人主义的蒋纯祖似乎重新找到融入集体的可能。然而，路翎的思想仍带有强烈的理念色彩，小说中的集体面目模糊，似乎仅仅凝结为班长王顺，缺乏促成新战士觉醒的具体社会内容，对纪律绝对性的取消更引发了不符合“生活的真实”的指控。
《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随着批评规模不断升级，在路翎曾体验生活的志愿军某师，召开了以“论生活的真实”为主题的路翎作品座谈会，指出小说中的战术原则、政治工作、战士思想等方面不符合真实，“如果战士们在战斗中想这些，而不去考虑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消灭敌人，就一定会丧失战斗力的”[43]。尽管小说的虚构性本质不同于军事案例，但如此要求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文学召唤人民政治的历史地位不无关联。尤为重要的是，所谓“生活的真实”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要求，而是有着特定的语境意涵，即“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的真实”[44]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
“真实/虚假”向来是争论不休的场域，贯穿交错着不同立场。路翎同样试图在生活中追寻真实，但他始终警惕教条主义的虚伪。舒芜在《论主观》中写道：教条主义者在“完成”了的世界，仍然有对“人民”极强的感觉，支持他们保卫自己的世界。[45]这一观点受到路翎的影响，在此文附录中，路翎认为教条主义者的分别是很精微的，他们常常表现出“积极的主观”，因此要“用灼热的方法使他们感到问题……从他们的内部打开他们”[46]。路翎意识到概念的抽象性及其可能流向虚伪，而致力于寻求心理真实。“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感觉结构将封建礼教视为虚伪、压抑、非人格的，而“感觉或爱情被赋予一种本体论上的真实性，并被诉诸为个体真实的试金石”[47]。正是在“五四”思想革命的延长线上，路翎格外注重精微的心理描写，却多次被批判为“以他自己的灵魂代替了工人阶级的灵魂”[48]。在1949年前后的历史转折期，路翎削减了心理描写的分量，但在其志愿军题材小说中却又大篇幅重现，虽减少1940年代的“歇斯底里”色彩，却也构成较为独异的现象。在《洼地上的“战役”》中，叙事者多次运用“也许”“似乎”等词对战士心理进行模拟，较之以往，路翎谨慎地提示着隐藏作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曝露小说的虚构性，而非构建绝对的心理真实。他写自己随部队埋伏在掩体时纷繁的思想，想道：“战士们大概和我不一样，当然不能说他们在这十几分钟内没有兴奋的心情，但对于他们，这是很小的战斗，很小的日常工作。”[49]路翎意识到自己与战士们的差异，却再度选择心理描写，这无法由创作惯性完全解释，而是关涉其思想的调整与坚持，以及深入生活的经验与方式。
路翎于1952年底入朝，先后在三十九军、西海岸指挥所、开城前线六十五军体验生活。[50]1952年10月，“联合国军”宣布无限期中断板门店会谈，之后，志愿军为防御敌军从西海岸登陆，部署反登陆作战准备。其中，三十九军在朝鲜经历过战斗锻炼，“组织营以上干部沿西海岸，勘察了北起清川江，南至大同江的地形”，制订了作战预案，补充新兵4120名，构筑坑道、堑壕并将大部分人员、物资等转入地下。[51]《洼地上的“战役”》中以侦察兵为主角、关注新兵的成长心路，可能源于其直接的战场经验。魏巍曾在战地日记中认为侦察员比普通战士更活泼大胆，“在首长面前不拘束，爱说话，不像战士那么规矩、拘谨”[52]，或许也是路翎取材于此的缘由。关于路翎的朝鲜体验，从其几封亲笔书信较难勾勒全貌。不过，在1955年，为配合国内对路翎的批判，与其有过交往的志愿军战士们纷纷揭露路翎的“罪行”，其中难免有断章取义或歪曲，却也侧面反映了路翎在朝鲜战地的活动，譬如阅读军事文件、参与班务会与党支部委员会、探望病号、离开后仍与干部战士通信和赠送照片，还有战士表示“时间长了，我也就随便的常到路翎住的地方去玩”[53]。路翎还会在交谈中询问战士是否会害怕、努力工作的动力等，注重探索战士的内心。另外，与路翎同行的汪明也曾写过他们一起在战地编报纸。[54]可见，路翎积极投入到战地的基层生活中，与普通战士们的交往也颇为真挚和密切。
在抗美援朝期间，大量文艺家奔赴前线，但不同作家的身份位置、深入生活的时间及方式存在差异。巴金第一次入朝在1952年3月至10月，担任全国文联派出的赴朝创作组组长，其日记中记载了较多与军队上层开会、出席慰问表演、与获得荣誉的战士谈话等活动。为保障安全，部队对作家行动有所限制，尤其巴金年纪较长、身体较弱，他也因此非常珍惜下连队的机会，在大雨滂沱之夜，仍坚持住在可能坍塌的洞中，从而“对战士的心情好像有了更深的体会”[55]。魏巍在1952年第二次入朝，相较于前次入朝，因《谁是最可爱的人》而声名大噪的魏巍得到部队的高度重视，但他也感到搜集素材的困难，比如战士们谈得生硬、融入战士生活的机会较少等。入朝两个月后，他总结自己“间接得来的多，直接经验的少。当然过去对上层了解不够，这次给以弥补，这也是好的”[56]。可见，他意识到体验阵地生活能积累更为丰富生动的素材，但对上层政治的把握同样必要。实际上，许多作家入朝后都有如何深入生活的焦虑，与巴金同行的作家李蕤也提及，投入广阔的战场生活中会有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之感，而专门在一个连队则可能看不到整体，“如果舍弃高级领导机关的理论性的分析指导，只片面的强调‘一头插到底’的方法，便难免只看到些现象”[57]。
那么，如果重新检视路翎的入朝经历，他在朝鲜战场的行动轨迹包含西海岸指挥所、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等上层机关，但其多数时间是在连队驻地上深入战士们的生活。[58]他致力于探索战士的心灵，不仅源于其一贯重视个性解放的思想路径，也符合赴朝作家们深入生活并将英雄人物刻画得更有感染力的要求。然而，倘若过于注重普通战士的个体经验而对志愿军政治指导欠缺把握，则可能忽视“作家深入生活”这一事件本身自上而下的组织性及其应有的现实政治效用。并且，友爱的共同体不仅指向个体心理层面的经验性真实，更亟须政治动员与远景召唤而生成，后者是“生活的真实”亦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要求。舒芜曾批评路翎的思想“不是‘我’应该去到那已经掌握了真理的群众当中，向他们学习，成为他们之一分子；而是真理应该来到‘我’这里，听候‘我’赋予以‘人格力量’”[59]。路翎有深入生活、重塑主体的愿望和行动，但他没有在相反的逻辑中仅取其一，毋宁说将后者视为前者的条件，试图以人格力量破除知识分子的虚伪教条，却无法弥合二者在主体意识、革命路径上的重要差异，也忽视了“生活的真实”内在的更高要求。
恰如钱理群所洞见的，路翎他们“只有一点保留：不能将其理解为个体对群体的无条件的服从与绝对的牺牲，他们敏锐地从这样的要求中嗅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气息”[60]。路翎坚持回到革命的内部，细腻地描摹革命如何超克痛苦与恐惧，个体怎样在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中汇入集体的洪流，触及了个体投身革命时，情感动能与理性规训的互渗与升华。他用较少的笔墨渲染新战士的自发要求，而着力描写其政治自觉逐渐觉醒的心路。然而，路翎深入生活的方式仍可能存在偏颇，其调整也有较大局限，而后又深层次地卷入当代文学的“越境”旋涡之中。
三、“越境”的时空差与路翎的文学调整
路翎的朝鲜书写在其创作生命中仿佛一记重音，又迅速地休止了。他在晚年仍深情地回忆起朝鲜战地的风景与人民，足见其投入的丰沛感情。奔赴朝鲜战地，不仅是路翎的自我要求，更回应着时代的动向。新中国成立之初，抗美援朝文艺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试炼场，上前线与下乡、下工厂一样，都是“帮助作家自我改造和克服创作贫乏现象的关键”[61]。路翎受到感召，跨越国境来到朝鲜，通过与朝鲜人民、中国志愿军的相处，他调整了对知识分子与人民关系的认识，创作也为之一变。然而，《洼地上的“战役”》还是受到了猛烈的批判，除人事斗争的因素外，路翎的文学调整仍然存在限度。如将他置于1950年代中苏社会主义文学越境、朝鲜战争越境的脉络之中，可能打开理解路翎思想资源及其不合时宜之处的另一视角。
新中国成立初期向苏联“一边倒”，文艺领域也将起源于193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立为规范。然而，1952年前后，苏联文艺界反对公式化、“无冲突论”的声音逐渐增扩，尤其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解冻”之势越发迅猛，苏联思想场域内部充斥着矛盾与交锋。在路翎出发去朝鲜战场前，他在1952年11月参加了全国文协组织的为期一个月的集体学习。根据《文艺报》的报道，当时的学习资料中不仅包含苏联1952年的文艺新动向，诸如“马林科夫所作报告中关于文艺的部分”“苏联《真理报》专论《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法捷耶夫在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62]等；也涵盖中苏经典理论，如毛泽东《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斯大林、日丹诺夫的论著。尽管“解冻”尚在萌芽，全国文协谨慎地选取了1952年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文艺领袖的发言，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僵化、公式化问题已经难以被忽视，这些材料中也批评了只写光明面的“无冲突论”，指出：“没有这些冲突就没有生活，因而也就没有了艺术”[63]，浮现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实践的反思迹象。
回到中国的接受语境，苏联文艺发展的时间之差与中苏的空间之差相互叠合。新中国成立之初，亟须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确立“一体化”规范，而苏联作家的反思逐渐发展为“解冻”思潮，日益松动斯大林—日丹诺夫文艺体制的绝对权威。这虽然有助于中国的自主发展，却也可能带来思想乃至政治体制的动摇。在全国文协组织的集体学习中，胡乔木等邀请作家们召开座谈会。有人提出：“看了苏联关于反对无冲突的理论文章以后，又开始考虑起过去已经被否定的那些根本写错了的作品” [64]，而许多同志认为不应对歪曲现实的作品重新评价。同时，作家们交流了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困惑，如捏造无关紧要的矛盾、忽视新人物的内心生活、不写人物的私生活等，尤其对写矛盾是否会影响塑造新英雄人物展开讨论。对此，冯雪峰、胡乔木指出，应写出英雄人物的“活的个性”“成长的道路”，而非“与英雄的本质不相称的缺点”。[65]此次座谈会还明确了写典型是政治性问题，要起到应有的教育作用。可见，在抗美援朝前线坚守阵地、祖国后方恢复建设之际，以典型人物来激发人民的昂扬斗志有着强烈的现实政治意义。中国文艺界虽然对苏联的思潮变化颇为关注，亦激起一定波澜，却没有选择与之完全同步。
相较于苏联，中国革命孕育于内陆乡村，对知识分子的主体重造有着更深层次的要求。中苏两国在发展阶段、革命路径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内在的紧张不曾消弭，加剧了文艺领域的矛盾症候。1954年，《洼地上的“战役”》引发多方批判，路翎随后写下长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予以回应，其中引述了爱伦堡《作家与生活》、西蒙诺夫《日日夜夜》、卡萨凯维奇《星》等苏联战争文学及文艺理论来自证合法性。[66]尽管路翎审慎地选择了较为稳妥的材料，然而，在斯大林逝世后，爱伦堡的《解冻》成为苏联“解冻”思潮的标志性作品，西蒙诺夫引领了“解冻”之后战争文学变革，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的发言及《谈谈文学》中挑战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67]这并不意味着路翎有意对抗主流文艺，而是恰恰将他所处的当代文学场域的复杂性揭示出来，而他一贯主张破除虚伪教条，亦与苏联“解冻”思潮有相通之处，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之间则存在分歧。此后，对《洼地上的“战役”》的批判迅速扩大至“胡风事件”，取消了进一步磨合、探讨的可能。
此外，中国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至1951年6月，双方经五次战役进入相持阶段。志愿军总部召开会议，针对战场变化及部队存在的问题，转变战略指导思想，要求向战士们“说明朝鲜战争的形势，树立长期作战思想”[68]，战斗方式亦由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同年7月，朝鲜战场开始停战谈判，但双方协议难以达成，军事冲突不断。因敌方空中优势、炮火优势明显，志愿军方面修筑地下工事予以防御，战士们劳动强度大，驻扎在地下坑道中，白天黑夜颠倒作业。随着战线持续拉长，不仅需要保障战士们在工作、学习和休息娱乐方面步入正轨，加强思想及纪律的领导也相当紧要。尤其在路翎赴朝时，战俘问题致使停战谈判僵持，西海岸处于紧张备战状态，他笔下战士们布置的“家庭式的生活”也源于此一阶段的战争情境。
《洼地上的“战役”》取材于相持阶段的朝鲜战地，发表于停战之后的中国。战争步入常态化后，志愿军部队内部十分警惕被和平“麻痹” [69]的倾向，魏巍在与战士交谈时问其是否给妻子写信，战士答道：“给她去什么信，老落后。”[70]曾担任三届赴朝慰问团副团长的陈沂谈道，相较于1951年，1952年战士们的愿望由提及家庭转变为：“希望祖国建设好，希望毛主席身体健康！”[71]这与土改、优待军属等举措不无关联，也提示着情感公共化的时代气氛。魏巍1952年第二次入朝时向部队请教写作方向，一位参谋讲道：“用战斗来保卫建设，用建设去鼓舞战斗，你要把这讲透彻。”[72]可见，祖国之爱构成前后方情感联动的内核，以激发乐观情绪、胜利意志与理想主义精神。因此，路翎小说中建立在和平愿景之上的爱情不仅与纪律抵触，还促使老战士思念妻儿，在前线语境中并不合时宜。
回到批判发生的1954年至1955年，中国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陈沂停战后赴朝时写道：“我们现时的建设条件，比朝鲜不知好多少倍，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建设的！”[73]可见，抗美援朝运动不仅涵盖军事行动，也成为凝聚友爱共同体的有效组织方式。因而，路翎小说中新战士的牺牲、爱情的毁灭可能引发读者的“怅惘”[74]，成为周扬所谓“与战争气氛相抵触的东西”[75]，也可能与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不相协调。此外，从苏联经验来看，农业合作化遭遇的阻力巨大，中国因此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探索个体与集体关系的空间有限。彼时，关于个人主义的讨论已不能局限于文艺内部，而是关系着现实政治经济的要求。侯金镜批评路翎小说中的“个人意识”会导致“小生产者就用不着经过经济上思想上的改造了”[76]。尽管路翎将之还原为农民“切身经历的痛苦”以作为“接受工人阶级领导的‘出发点’”，但“个人意识”十分驳杂，个体觉醒的特殊性也难以穷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更需要强有力的党组织领导与思想指引。
路翎身处国统区时，与解放区“大众化”思路已存在分歧。他认为“工农劳动者，他们的内心里面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知识语言，不土语的”，但因为羞怯、费力便很少说了。[77]实质上，他认可知识语言高于方言土语、新文学高于旧文学的启蒙秩序，又从马克思主义视阈出发认为具有先锋性的工农大众，终将占据知识语言。对于《王贵与李香香》，路翎认为“它占领了旧形式，然而它又被束缚着”[78]。胡风、路翎及七月派同人虽重视文化普及，但他们倾向于将普及视为低阶的、暂时的妥协。路翎认为文化斗争不等于文艺斗争，识字等文化斗争是基础，旧形式在初级阶段可以加以利用，但更需要通过新的文艺对旧的文艺的斗争，将人民引导到新的社会主义阶段，才能达到“原来应有的历史深度：它将逐渐地要求高度的艺术形式和内容”[79]。尽管如此理论操演似乎可行，但调动广袤、文化参差的大众参与现实政治，需要的不仅是形式策略，更重要的是要打碎固有的知识分子高于人民的等级秩序，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和文艺无法独立于外。
路翎作为作家来到朝鲜战场，也必然要处理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他详细记录了他与副连长李家福之间的友爱交往，从中可见其思想变化踪迹。起初，李家福因对知识分子有“看法”，又觉得自己文化程度不足，与路翎交往不深。随着两人逐渐熟络起来，路翎帮李家福代写信，这一书写情境颇值得注意。尽管李家福苦恼于难以自在地用书面语表达心里话，但对于路翎帮他想的话，他“显然觉得不够表达他的感情” [80]，最终坚持“用我们当兵的话”来表述自己。这促使路翎意识到知识分子乃至知识语言的局限性，冲击了启蒙主义秩序。进而，这种人民“写不出来”的困境，在两人的交往中也有着解决的可能。在路翎的推荐下，李家福开始阅读苏联小说，感到“心里增加了什么新的、有力的东西的兴奋”[81]，而这样的“敏锐的、热烈的心灵”让路翎充满了对时代的幸福感觉。由此，路翎自觉到知识分子主体重造的必要，但仍坚持新文学的艺术性与政治性，相信新文学可以启发人民“新的美学、社会学的感觉与情绪”[82]。他有限度地调整了对知识分子与人民关系的理解：正是新文学对人民心灵的唤醒和丰富，促使路翎发现了新的人民主体，又反作用于他的主体精神更新。这一过程包含着人民与知识分子的相互影响乃至向彼此的转化，也流动着平等友爱的精神交往。
由此，路翎在《洼地上的“战役”》中发掘友爱的政治潜能，实质上也关涉他对于知识分子主体重造这一核心问题的回应。相较于在党的指引下和在生活实践中实现由知识分子向人民立场的转化的革命路径，路翎同样重视生活，也有改造主体的意愿，但他探索的别样路径着眼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友爱互化。如果重新思考“作家深入生活”的要求，铃木将久敏锐地发现了路翎与柳青之间可能的对话关系，他认为：“柳青显然对思考现实主义文学观很有意识，必然地会遭遇到人民观念、心理描写等问题。”[83]柳青同样重视生活之于文学的意义，他深入农村实践调研，但他所注目的生活与胡风、路翎主张的“到处都是生活”有相当大的差异。柳青致力于发掘生活中典型、正面的人和事以激发和代表社会主义精神，相较而言，路翎大多着眼于边缘、暧昧、不成熟的过渡，即便有光明远景做指引，也无法完全抛却过去、弃绝现代史意义上繁复又迷人的自我。
倘若路翎致力探索的自我及其“内在性”，能够“加以调整、转化，使之衔接于社会和国家的重造”，将关系到人的理解乃至深层的文化重造。[84]然而，这种内在性经验也可能因缺乏向外敞开、突围的契机，而与现实政治实践拉开距离。可以说，路翎的调整仍有其限度，《洼地上的“战役”》虽然没有缺失班长对新战士的纪律教导，但更多着墨于王应洪对纪律的自觉遵守，其隐秘前提是友爱正义的共同体，挑战了军队的绝对服从。这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杨朔认为：“爱情首先就不是和帝国主义相对立而是碰到纪律的阻挠——纪律和这女孩子‘和平劳动的愿望’相‘对立’起来了。”[85]如此批评也不无道理，当个体利益遭遇威胁，往往先与集体对立，如果集体缺乏调整缓释的空间，则容易激化冲突。小说中理想集体生成于敌友分明的特定战争语境，经由爱欲的升华在军队的男性同盟中达成政治性友爱，并以王应洪的牺牲规避了二者本质的冲突。
实际上，友爱构成“抗美援朝”时期文化政治的总体特征，中朝人民共同反殖民的友爱是志愿军出兵援助的基础，隐含着性别权力秩序的爱情与友爱原则之间存在龃龉。并且，抗美援朝在国内展开的运动也吁求友爱，其中，数额庞大的慰问信亦是情感政治的重要场域。1951年至1953年，三届赴朝慰问团分别携带1.5万余封、5万余封、近100万封慰问信前往朝鲜[86]，可见人民参与热情越发高涨。巴金不仅自己写过慰问信，还在家信中催促上小学的女儿给部队写回信、寄照片。[87]路翎笔下的李家福也正是给吉林铁路管理局机关党委回信，并最终决定用“打好仗来回答你们和祖国人民”[88]这一友爱的公共话语来表述自己。由此，颇具私人性的信件营造了集体情境，慰问信模拟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连接，但其实质是集体中泛化的而非特定的个体，从而形成公共性的政治友爱。魏巍日记中记述了有战士想与后方女性发展私人通信乃至恋爱关系，遭遇“志愿军都是我最可爱的人，谁来信不一样”[89]的拒绝和军队的处罚。经由慰问信这一中介，友爱的共同体得以人格化、具象化，将微观的私人情感转化为强烈的政治感知能力，从而凝聚认同，获得阐释经验世界的清晰框架和整体性的远景想象，不再纠缠于个体经验的参差。相较而言，路翎更关注如何以个体心灵为起点，而始终置身经验与远景的张力之间。
究其深层，“精神奴役创伤”源于爱的压抑，路翎对创伤的淡化不意味着取消压抑，而是试图探索在友爱与纪律的主客观融合下超克压抑的可能性。然而，路翎的构想仍然不同于以党的领导和教育为路径，也与总体性的“友爱”的文化政治之间存在偏离。舒芜曾指出，路翎认为政策之于生活是“外部的东西”[90]，尽管路翎的抗美援朝书写有所调整，强调了政策、纪律等理性规训的必要性，但并未打破内外之别，更关注内外互渗，尤其是由内化外的觉醒心路。
结语
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长期的国统区经验与“五四”启蒙思想的继承促使路翎更多地关注无法因新的人民政权确立而即刻脱胎换骨的迟滞社会，着重书写人民由旧向新的觉醒之路。然而，人民主体的确立更是一种需要询唤的政治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较之传统现实主义的张力也在于此，其社会主义面向是未来性的，更是政治性的。相较而言，路翎、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之论仍保留着经验主义的残余。直至朝鲜战场上的新视野刺激了路翎的调整，他从朝鲜战场的日常生活、知识分子与人民互动中发掘出“友爱”之于人与政治的原理性意义。他以友爱的欲求作为唤醒阶级意识的起点，延展出爱与纪律、感性与理性的辩证转化，进而构想出颇具理论强度的个体与集体关系，即个体从友爱的“血肉感受”出发，自觉遵守有一定弹性的、具体的纪律，集体/共同体对个性有所包容，如此实现良性运作。个与群的矛盾在这一结构中存在着回收、缓冲、释放的空间，而不至于在持续收紧的压抑—反抗模式下走向崩溃。路翎思考抵达的远景仍是人民共同体，只是他无法完全否定知识分子乃至普泛意义上人的内面与个性，这些在革命之路上被要求克服的弱点，也正是他认为的阶级觉醒的起点。路翎自身及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都纠缠着这一悖论，他试图超越对立模式，以友爱弥合个体与集体、知识分子与人民乃至国统区与解放区、国际共产主义与民族国家边界之间的龃龉，从而产生“更宽阔更高的感情”[91]。然而，这一路径仍有强烈的抽象性与理念色彩，也缺乏对作为文化政治的“友爱”内涵的准确把握，又因作家深入生活方式的局限、中苏思想及朝鲜战争“越境”、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体化”的语境等，而再度显露出不合时宜之处。
到朝鲜去，这一“越境”体验促使路翎短暂挣脱了左翼内部斗争，获得国际性阶级友爱的视角，并调整其思想路径。他始终怀有一种坚持，叩问：“要由怎样的道路，才可能使历史的进步不至于以‘个性’的牺牲为代价，怎样的革命才能在自己的任务中包括了‘个性解放’‘人的觉醒’？”[92]他在抗美援朝文学书写中虽然作出新的回答，却仍存在种种限度，迅速为外力摧折。然而，路翎对心灵内部的诚实解剖，的确切中了教条主义、庸俗主义的痛处，后者结构性地寄居于历史之中。重返路翎的思想，或可从未竟路径的幽微光亮中烛照更为丰富的政治想象图景。
注释：
[1] 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第276页。
[2] 倪伟：《走向人民的艰难旅程——路翎解放初（1949—1950）的创作转变》，《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22年第4期。
[3] 杨义：《路翎——灵魂奥秘的探索者》，《路翎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
[4] 王晓平：《“五四”精神的回声在1940年代的境遇：路翎小说与胡风理论的“对话”》，《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21年第8期。
[5] 商金林：《“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评路翎的“志愿军题材”小说》，《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6] 路翎：《初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页。
[7] 路翎：《从歌声和鲜花想起的》，《初雪》，第165页。
[8] 李辉：《路翎和外国文学——与路翎对话》，《外国文学》1985年第8期。
[9] 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第186～187页。
[1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
[11] 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93页。
[12] 吴倩：《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集〈平原〉》，《人民文学》1952年第9期。
[13] “路翎只好提出要求，打起背包，亲自投身到朝鲜战地去了。在经常处在炮火和硝烟之下的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间生活了将近一年。他学习用冷枪射中了一个美国侵略者，曾跳进水塘救起了一个几乎被溺毙的同行的同志。”见胡风《我读路翎的剧本（代序）》，《路翎剧作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14] 路翎：《板门店前线散记》，《初雪》，第212∼213页。
[15] 奥野行伸：《路翎「窪地上的『戦役』」と朝鮮戦争従軍》，《夜の華:中国モダニズム研究会論集》，中国モダニズム研究会编，中国文库2021年版，第330页。
[16] 路翎：《板门店前线散记》，《初雪》，第211页。
[17] 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第277页。
[18] 路翎：《从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十时起》，《初雪》，第229页。
[19]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5页。
[20]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9页、第287页。
[21] 张新刚：《友爱共同体：古希腊政治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45页。
[22] 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3页。
[23] 黄锐杰：《“同志”的“修养”——延安时期革命青年的伦理选择》，《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5期。
[24] 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初雪》，第148页。
[25] 赵刚：《左眼台湾——重读陈映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26] 路翎：《评茅盾底〈腐蚀〉兼论其创作道路》，《路翎批评文集》，张业松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27] 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初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28] 蒙田：《论友谊》，《蒙田随笔》，梁宗岱、黄建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29] 路翎：《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路翎批评文集》，第104页。
[30] 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
[31]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32] 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初雪》，第130页。
[33] 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初雪》，第131页。
[34] 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第147页。
[35]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第173页。
[36]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9页。
[37] 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第77页。
[38]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第173页。
[39] 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初雪》，第132页。
[40] 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初雪》，第141页。
[41]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二部），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42]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二部），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43]《论生活的真实：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师关于路翎几篇作品的座谈记录》，《解放军文艺》1955年第3期。
[44] 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
[45] 舒芜：《论主观》，《回归五四》，第59页。
[46] 舒芜：《论主观》，《回归五四》，，第70页。
[47] 李海燕：《心灵革命》，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6页。
[48] 陆希治：《歪曲现实的“现实主义”——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文艺报》1952年第9期。
[49] 路翎：《板门店前线散记》，《初雪》，第213页。
[50] 路翎：《路翎书信集》，张以英编，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页。
[51]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16～417页。
[52] 魏巍：《四行日记：魏巍文集 续二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53] 志愿军某部：《我们控告路翎的反革命罪行》，《解放军文艺》1955年第9期。
[54] 汪明：《回忆师长同志》，《人民文学》1954年第4期。
[55] 巴金：《巴金全集》第2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56] 魏巍：《四行日记：魏巍文集 续二卷》，第52页。
[57] 李蕤：《在朝鲜前线》，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1953年版，第165页。
[58] 参见路翎《路翎书信集》，第238页。
[59] 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回归五四》，第304页。
[60]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页。
[61]《全国文协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文艺报》1952年第24期。
[62]《全国文协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文艺报》1952年第24期。
[63]苏联《真理报》专论：《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蔡时济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5页。
[64] 陈淼：《几个创作思想问题的讨论——记全国文协组织第二批深入生活作家的学习》，《人民文学》1953年第1期。
[65] 陈淼：《几个创作思想问题的讨论——记全国文协组织第二批深入生活作家的学习》，《人民文学》1953年第1期。
[66] 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路翎批评文集》，第133页、第165～166页。
[67] 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54页。
[68]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92页。
[69] 黄谷柳观察到板门店上空象征着和平谈判的汽球按时上升，而战士们说，“这几只麻痹球反正麻痹不了我！”见黄谷柳 ，黄茵整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70] 魏巍：《四行日记：魏巍文集 续二卷》，第98页。
[71] 陈沂：《我们从朝鲜回来》，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72] 魏巍：《四行日记：魏巍文集 续二卷》，第13页。
[73] 陈沂：《我们从朝鲜回来》，第113页。
[74] 黎宁：《我的怅惘从何而来》，《中国青年》1955年第13期。
[75] 周扬：《我们必须战斗》，《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
[76] 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文艺报》1954年第12期。
[77]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路翎批评文集》，第282～283页。
[78] 路翎：《对于大众化的理解》，《路翎批评文集》，第87页。
[79] 路翎：《对于大众化的理解》，《路翎批评文集》，第78页。
[80] 路翎：《记李家福同志》，《初雪》，第174页。
[81] 路翎：《记李家福同志》，《初雪》，第178页。
[82] 路翎：《对于大众化的理解》，《路翎批评文集》，第81页。
[83] 铃木将久：《路翎的朝鲜战争》，《新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84] 姜涛：《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学研究中“社会史视野”的适用性问题》，《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85] 杨朔：《与路翎谈创作》，《文艺报》1955年第5期。
[86] 杨昭全、孙艳姝：《当代中朝中韩关系史》上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303页。
[87] 巴金：《巴金全集》第2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88] 路翎：《记李家福同志》，《初雪》，第175页。
[89] 魏巍：《四行日记：魏巍文集 续二卷》，第58页。
[90] 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回归五四》，第305页。
[91] 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路翎批评文集》，第156页。
[92] 赵园：《蒋纯祖论》，《论小说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