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与儿童文学
“写意画”风格的代表
1924年，凌叔华发表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这篇小说是由周作人修改，并由他推荐发表的。从这篇小说出发，凌叔华开启了她的“闺秀”书写，如鲁迅所指出的：“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端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精准地把握了凌叔华的作品主题和特色。
但凌叔华的这种创作并未持久，很快地，她就转入了京派风格的小说创作，这包括她的一系列儿童文学创作。凌叔华之所以被称作京派作家，与受过周作人提携、身为京派主要阵地《文学杂志》的编委有关，更与她的文风与沈从文、废名等近似有关。
凌叔华的《小哥儿俩》1935年由良友出版公司出版，她为此写了一篇短序，交代了她与儿童文学的因缘：
这本小书先是专打算收集小孩子的作品的。集了九篇，大约自民国十五年起至本年止，差不多近十年的工作了。排印以后，编辑者说这本书篇幅少些，希望我添上几篇；这是后面几篇附加的原因。那是另一类的东西，骤然加入，好像一个小孩子穿了双大人拖鞋，非常不衬，但为书局打算，这也说不得了。
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我有个毛病，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甚至记起自 己穿木屐走路时掉了几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诉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麻烦。怀恋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这几篇作品的写作，在自己是一种愉快。如这本小书能引起几个读者重温理一下旧梦，作者也就得到很大的酬报了。
从凌叔华的自述看，她将自己为儿童写作始于1926年。其实，她第一篇准儿童文学作品是1924年创作的《阿昭》（发表于1928年）。可能作者嫌其幼稚，或者不类后来的儿童文学作品，没有收入书中，但这篇作品以童年为视角，书写儿童视角下的一个成年人的生活。从创作缘由看，作者是基于“怀恋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从创作风格看是“追忆儿时的写意画”。凌叔华爱儿童，懂儿童，把儿童当做“心窝上的安琪儿”，很显然，她是一位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家。
朱光潜与茅盾的评价
当时两位文艺理论大师都对凌叔华的作品有过评价，一是左翼作家茅盾，一是京派学者朱光潜。茅盾主要是看到了凌叔华与叶圣陶、张天翼的不同之处，实际上已经指出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到三十年代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走向。朱光潜的评价，也值得我们注意，他说：
在这里我们看到人，典型的人，典型的小孩子像大乖、二乖、珍儿、凤儿、枝儿、小英，典型的太太姨太太像三姑的祖母和婆婆，凤儿家的三娘以至于六娘，典型的佣人像张妈，典型的丫鬟像秋菊，跄跄来往，组成典型的旧式的贵族家庭，这一切人物都是用笔墨描绘出来的，有的现全身，有的现半面，有的站得近，有的站得远，没有一个不是活灵活现的……我相信《小哥儿俩》在现代中国小说中是不可多得的成就。像题目所示的《小哥儿俩》所描写的主要的是儿童，这一群小仙子圈在一个大院落里自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有他们的忧喜，他们的恩仇，他们的尝试与失败，他们的诙谐和严肃，但是在任何场合，都表现他们特有的身份证：烂漫天真，大乖和二乖整夜睡不好觉，立下坚决的誓愿要向吃了八哥的野猫报仇，第二天大清早起架起天大的势子到后花园去把那野猫打死，可是发现它在喂一窝小猫儿的奶，那些小猫太可爱了，太好玩了，于是满腔仇恨烟消云散，抚玩这些小猫。作者把写《小哥儿俩》的笔墨移用到画艺里面去，替中国画艺别开一个生面……作者写小说像她写画一样，轻描淡写，着墨不多，而传出来的意味很隽永。在这几篇写小孩子的文章里面，我们隐隐约约地望见旧家庭里面大人们的忧喜恩怨。他们的世故反映着孩子们的天真，可是就在这些天真的孩子们身上，我们已开始见到大人们的影响，他们已经在模仿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们玩心眼……这部《小哥儿俩》对于我是一个新发现，给了我很大的喜悦。
“《小哥儿俩》在现代中国小说中是不可多得的成就”，这是朱光潜的高度评价。“作者写小说像她写画一样”，这是对凌叔华儿童小说风格的评价，与作者的“写意画”一说相类似。其他需要注意的是，朱光潜指出“在这几篇写小孩子的文章里面，我们隐隐约约地望见旧家庭里面大人们的忧喜恩怨。他们的世故反映着孩子们的天真，可是就在这些天真的孩子们身上，我们已开始见到大人们的影响”。这个发现十分了不起，充分说明儿童世界不可能是隔绝于社会的“独立世界”，而是与成人世界相互影响的世界。这有力地证明了，儿童本位的创作，依然可以是现实主义的，只是这种现实主义更加艺术化、儿童化，而并非赤裸裸地“有所为而为”的先入为主式的创作。抗战时期，凌叔华甚至直接创作了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中国儿女》，这与同一时期左翼抗战儿童小说又形成鲜明对比，再次显现出中国儿童文学的两种不同走向。其实，儿童本位并非都是非现实主义的，是否现实主义，也不是是否儿童本位的判断标准。儿童本位的创作，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发展分支，无论规模大小，或隐或显，一直在发展着，一度销声匿迹，但最后终于重见天日。
当代儿童本位论的弘扬者刘绪源先生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中说：
事实上，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到《小哥儿俩》出版，才真正出现了艺术成熟的标记。它是“自觉的儿童文学”，是“为儿童”的，同时也是充满艺术个性的“说自己的话”的文学，它是成人与儿童都能接受的，而且今天读来仍没有时代隔阂（这是一个奇迹）——我以为，它的魅力是永恒的。
刘先生说凌叔华是“现代儿童文学一个被遗忘的高峰”。可以说，凌叔华的儿童小说，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收获，标志着儿童小说文体正式成熟。
凌叔华曾在《在文学里的儿童》中说：“近代中国慢慢也有一些描写儿童好的作品了。如丰子恺、老舍、张天翼、叶绍钧诸先生都曾在这上面努力过，努力最大而成绩也多的算是丰子恺先生。他为儿童写了不少有用的书，如《少年美术故事》之类，他的写法非常圆润自然。”这里明确提出丰子恺成就最大，且置于张天翼、叶圣陶之上。这也就是为何，我们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将凌叔华与丰子恺放在一起来写。
“另类抗战小说”《中国儿女》
凌叔华在废名之后，沿着“写意画”形式，发展了儿童本位的儿童小说，使得儿童小说的形式成熟起来。难能可贵的是，在抗日战争年代，凌叔华继续尝试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在艺术探索上走得更远。由于她的抗战小说，与孤岛儿童文学和解放区儿童文学呈现出不一样的特色，所以被称为“另类抗战小说”。凌叔华的创作实践，也表明抗战儿童文学在不同的儿童观指导下，也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凌叔华是一个既通母性，又懂儿童的作家，这是她作为女作家的优长。抗战爆发后不久，凌叔华积极参加抗战实际工作。先是于1937年10月参加武汉大学战时服务团妇女工作组。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团在汉口成立，她担任名誉理事。1938年3月27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她与丈夫陈西滢一同参加，并与上百位作家共同落名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一文。抗战中，凌叔华积极参加儿童保育运动和儿童救济工作。1938年和1939年，先后发表《汉口的战时儿童保育院》《为接近战区及轰炸区域的儿童说的话》《参观战时儿童保育院》《慰劳汉阳伤兵》等文章，她倡议“住洋楼走马路”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只是每天看报纸、听新闻来了解战事状态，而应该走出来，深入到实际状况中去。这都体现了凌叔华的爱国爱民之热忱。
与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作家不同，凌叔华还有沦陷区生活经历，因此对抗战有着更细致的体验。1939年，凌叔华曾到沦陷区北平料理母亲的丧事，然后在北平的燕京大学执教两年，直到1941年，日寇占领燕京大学。这两年的沦陷区生活，让凌叔华亲身体验了同胞们在日寇残酷统治下的日常生活。1942年，熊佛西创刊《文学创作》杂志。回到四川乐山的凌叔华，出于情不可抑的爱国热情，创作《中国儿女》，并在《文学创作》杂志上面连载。这部长篇小说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痛斥了汉奸卖国贼的“软骨头”，展现了铁蹄下普通百姓的悲惨生活。尤其可贵的是，在这一现实环境里，作者展现出了中国儿女的人性的闪光点，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特殊时代是如何激发儿童强烈的爱国之情的。这篇小说通过对宛英、建国、徐廉、王志仁等儿童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它们在时代风云的影响下，自发地关注社会现实，希望能够参加抗日，杀敌报国。
在《中国儿女》里，凌叔华刻画的儿童已经不是和平年代那种只关注自然、家庭和学校等环境的小孩子，而是能够讨论战争时局的，甚至与大人有共同话题的“大孩子”了。因为特殊的战争环境，他们了解了日本士兵的残暴，憎恨汉奸的无耻行为，甚至厌恶那些不关心抗战的同学。
凌叔华的《中国儿女》延续了以往儿童本位的创作立场，以旁观者的叙述姿态，真实再现了沦陷区各色人等的精神面貌，是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