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小说旧闻钞》：作为方法的史料
作为一部小说史料专书，鲁迅校录《小说旧闻钞》与《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集》同为学界推重，每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并置，被视为后者的学术准备和副产品。[①]与《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集》主要收录小说文本不同，《小说旧闻钞》则专收小说史料。该书1926年8月由北新书局初版，时值《中国小说史略》合订本（北新书局1925年9月）问世后不久。可见《小说旧闻钞》的印行，正当其时，与《中国小说史略》及1927年12月和1928年2月分上、下册出版的《唐宋传奇集》一并构成“史料——史论——文本”相结合的完整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小说旧闻钞》自刊行以来，一直广受好评。[②]但备受关注的主要是其作为史料专书的文献价值和作为《中国小说史略》问世前的学术积累的基础性意义。事实上《小说旧闻钞》的学术特色和价值，不限于此。在该书的校录和出版过程中，鲁迅有意借助史料承载并呈现自家的小说史观，这使《小说旧闻钞》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史料读本，成为小说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该书不仅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史料准备，还成为后者学术思路的延展。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力图在诸多本文、史料和现象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关联，从而展现出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线索。[③]以小说史观为引领，史料得以超越其自身，成为一种方法，使原本各司其职的史料、史论和文本，突破其单一属性与职能，在小说史研究中既彼此独立，又相互支撑，以互文性和共生性的姿态发挥作用。通过建构史料和文本、史料和史论，以及史料和史料之间的小说史关联，小说文本得以凸显，小说史论得以呈现，史料亦因此成就其自身，由处于分散状态的原始材料转化为小说史料。由此可见，在小说史料与史论之间，并非单一向度的先后或因果关联。《小说旧闻钞》和《中国小说史略》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中体现为一种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
一
《小说旧闻钞》初版本共收录38种小说的相关史料，自宋代《大宋宣和遗事》起，至晚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讫；另有《源流》《评刻》《禁黜》《杂说》4篇，涉及宋元以降关于小说的若干史料和评论。目录页前有鲁迅自撰《序言》，书末附《引用书目》，其中包括目录、方志、笔记、诗话、日记等各类书籍71种。1935年7月，《小说旧闻钞》由上海联华书局再版。再版本新增鲁迅自撰《再版序言》，置于初版本《序言》之前；新增有关《绣榻野史》《闲情别传》《花月痕》三部小说的史料，使《小说旧闻钞》涉及的小说增至41部；有关《水浒传》的史料则借助“案语”略作增补；引用书籍增至75种，补充了王骥德《曲律》、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课余续录》、陈康祺《郎潜纪闻》《郎潜纪闻三笔》等5种，删除王侃《江州笔谈》。联华书局1937年2月重印《小说旧闻钞》再版本时[④]，在《引用书目》中恢复《江州笔谈》，使引用书籍增至76种。需要说明的是，《小说旧闻钞》1935年再版本虽然在《引用书目》中删除《江州笔谈》，但在收录的有关《三国志演义》的史料中，仍包含采自该书的一段文字，与1926年初版本和1937年重印再版本一致。可见，《江州笔谈》不见于1935年再版本之《引用书目》，很可能是排版时的遗漏，并非鲁迅主动删除，也不存在复杂的原因。[⑤]鲁迅校录、增订《小说旧闻钞》的版本情况，大体如是。1937年重印再版本虽然刊行于鲁迅去世之后，但恢复《江州笔谈》，实际上是纠正上一版的错误，恢复《小说旧闻钞》再版本的原貌，因此重印再版本可以纳入鲁迅自订《小说旧闻钞》的版本序例之中。
鲁迅在《小说旧闻钞》初版本《序言》中交代了校录该书的缘起：
昔尝治理小说，于其史实，有所钩稽。时蒋氏瑞藻《小说考证》已版行，取以检寻，颇获稗助；独惜其并收传奇，未曾理析，校以原本，字句又时有异同。于是凡值涉猎故记，偶得旧闻，足为参证者，辄复别行迻写。历时既久，所积渐多；而二年已前又复废置，纸札丛杂，委之蟫尘。其所以不即焚弃者，盖缘事虽猥琐，究尝用心，取舍两穷，有如鸡肋焉尔。今年之春，有所枨触，更发旧稿，杂陈案头。一二小友以为此虽不足以饷名家，或尚非无稗于初学，助之编定，斐然成章，遂亦印行，即为此本。[⑥]
鲁迅的这段表述，态度谦逊，用语谨慎，却对积累的众多史料是否均编入《小说旧闻钞》未予说明。事实上《中国小说史略》中引述的各类书籍，远不止《小说旧闻钞》所及之70余种。前者涉及宋以后小说（包括小说集）140余部，与之相较，《小说旧闻钞》所收小说尚不及三分之一。诸多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予以专门论述的小说，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孽海花》的相关史料，均未被《小说旧闻钞》收录；且该书1935年再版本新增《绣榻野史》《闲情别传》二种，不见于《中国小说史略》。即使是在两书中均有涉及的小说，《中国小说史略》中引述的个别史料亦不见于《小说旧闻钞》，如论述《西游记》作者时提到的清人阮葵生《茶亭客话》。[⑦]可见在该书的校录过程中，鲁迅对掌握的史料有所取舍。《小说旧闻钞》初版本印行一年后，北新书局刊出的一则广告可以证实以上判断：
鲁迅先生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时，凡遇珍奇材料，均随手择要摘录，书成，积稿至十余巨册。今将明清两代关于小说之旧闻遗事，选取精要者纂集成册。取材审慎，考据精密，凡读过先生所著小说史略者，不可不读此书。[⑧]
由此可知，鲁迅在校录《小说旧闻钞》时对多年累积的史料并非全部收录，而是有所选择，即只采摭明清两代的小说史料，并“选取精要”。但这则广告对鲁迅如何取舍史料，即史料入集的标准语焉不详。从收录史料所属的年代看，《小说旧闻钞》上承《古小说钩沈》和《唐宋传奇集》。由于该书主要收录长篇章回小说、话本小说集和笔记小说集，卷帙浩繁，其文本不便于汇集，且所及明清两代小说，大多存世，也无须专门汇集，故转而校录史料，汇为一书，意在通过史料的编排和案语的论述，呈现宋元以降的中国小说史面貌。《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虽然对文本和史料各有侧重，但彼此间具有明显的序列性，既可以和《中国小说史略》相参照，构成一个文本、史料和史论相结合的完整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亦可分别成书，呈现独立的学术品格。其中《小说旧闻钞》作为鲁迅正式出版的唯一一部小说史料专书，其学术价值和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中的地位，自不待言。
对中国小说史研究而言，史料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者而言，史料更是史论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特别是在20世纪初，中国小说史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史料的发现在学术发动的过程中更是起到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作用。而且小说史研究的进程往往是史料在先，史论在后，史料与史论由此被赋予先后、甚至因果的关联。这在《小说旧闻钞》和《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过程中确实有所体现。前文已述，1925年9月《中国小说史略》合订本出版，次年8月《小说旧闻钞》初版本印行，两书的出版几乎同步。1935年7月《小说旧闻钞》再版，新增小说《花月痕》及相关史料二则。彼时鲁迅已远离学界，成为自由撰稿人，并无出版学术著作的现实需求，增补《小说旧闻钞》的目的，除“学子得此，或足省其复重寻检之劳焉而已”[⑨]，还与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再次修订有关。1935年6月，《小说旧闻钞》再版前夕，北新书局也再版《中国小说史略》，是为鲁迅生前最后一次修订的版本，即“北新书局第十版”再次修订本。[⑩]《小说旧闻钞》再版本从清人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课余续录》两书中采摭有关《花月痕》作者魏秀仁的史料，对其生平及创作的基本情况有详细的记录。[11]《中国小说史略》再次修订本对《花月痕》作者姓名和生平的论述亦有明显的调整。合订本目录中“魏子安《花月痕》”[12]，再次修订本中改为“魏秀仁《花月痕》”[13]（魏氏名秀仁，字子安，再次修订本不再以字行）。合订本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正文介绍魏子安时，引用民国佚名作者之《小奢摩馆脞录》（该书未列入《小说旧闻钞》之《引用书目》，亦不见于鲁迅《采录小说史材料书目》手稿），曰“子安名未详”，对其生平的描述较为简略。[14]再次修订本则引用前述谢章铤的两部著作，指出“子安名秀仁”，对其生平的介绍文字也近乎合订本的一倍，相较而言更为准确详尽。[15]这恰与《小说旧闻钞》再版本中的史料增补相对应。由此可见，《小说旧闻钞》和《中国小说史略》的修订过程仍体现出明显的同步性。然而，两书之地位及关联不限于此。一方面，正是由于对新史料的发现，促成鲁迅对小说史论著的修改；另一方面，虽然不再有出版学术著作的现实需求，但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持续关注，体现出一种念兹在兹的执著，而提升《中国小说史略》学术价值的期待，又使他不断搜集、努力发掘有关小说的新史料，进而促成《小说旧闻钞》的再版。这样看来，在作为史料的《小说旧闻钞》与作为史论的《中国小说史略》之间，并非单一向度的先后或因果关联，而是呈现出一种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如果将两书之关联单纯地归纳为由史料到史论，也许在表面上强化了前者的学术地位，甚至可能由此得出无史料则无史论、无《小说旧闻钞》则无《中国小说史略》的结论，却可能掩盖该书更为丰富的价值内涵。《小说旧闻钞》的价值，不限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史料积累和学术准备，视其为后者的副产品或衍生物，无异于将史料置于史论的从属地位。同时，作为公开出版物，《小说旧闻钞》与《中国小说史略》的几次印行都近乎同步，两书连同《唐宋传奇集》（1927年12月、1928年2月北新书局初版上、下册本，1934年5月上海联华书局合订本），彰显出一种有意识的出版行为，即在同一时段中出版彼此相关的一系列小说史著作，从而建立起具有整体性与共生性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在这一研究体系中，史料和史论各有其独立价值，彼此间呈现共生、而非从属或依存关系。
《小说旧闻钞》以作品为主线，搜集相关史料，置于每一部小说名下，与蒋瑞藻《小说考证》等史料专书体例相近。不过，该书仍有其独异之处，体现在前述《源流》《评刻》《禁黜》《杂说》四篇中。这四篇以中国小说史上的若干具体现象与话题为中心，在作品之外另辟蹊径，从而打破了一般史料专书的并列式结构，向小说史研究的纵深处推进。尤其是《禁黜》篇，较早收集中国古代小说禁毁的史料，虽然数量不多，但以小说史上的重要话题为线索，爬梳史料，其视角和眼光均属不凡。同时，《小说旧闻钞》收录史料，不避重复，而以呈现小说史现象与话题为旨归。史料重复，本为史料专书之大忌，在《小说旧闻钞》中却屡有出现。鲁迅在《序言》中自述其因由：“凡所录载，本拟力汰复重，以便观览，然有破格，可得而言：在《水浒传》，《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下有复重者，著俗所流传之迹也；在《西游记》下有复重者，揭此书不著录于地志之渐也；在《源流篇》中有复重者，明札记肊说稗贩之多也。”[16]可见，《小说旧闻钞》以小说史观为引领，对史料进行取舍和编排，不仅不以重复为忌，反而借助重复彰显出更为突出的小说史特质。该书还在史料之外，并加案语，对史料予以辨正和阐释，进一步植入鲁迅的小说史观。
如此“史料+案语”的著述体例，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并非个例，与之相近者还有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在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史中，鲁迅对刘著颇为赞赏，不仅向友人大力推荐[17]，而且在自家关于魏晋文学的演讲中，参考其思路，借鉴其观点。[18]鲁迅推崇《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出于对其史识的钦佩和文学史写作思路的认同。刘著之体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以史论为中心的文学史，而采用摘引史料，附以案语的形式。《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表面上以史料为主，阐释为辅，近乎史料汇编。然而在不同话题下选择哪些史料，怎样对史料进行编排，都以作者的文学史观为依托。刘师培将自家对中古文学的理解与阐释蕴含在史料的取舍和编排之中，完成了一部别开生面的文学史。鲁迅《小说旧闻钞》采用同样的著述体例，并非偶然。该书虽以史料专书为归属，但与刘著相近，以史料为方法，史料与史论互现而共生。
二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小说史略》一直得到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鲁迅去世后，蔡元培在所撰挽联中着力突出其学术贡献：“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19]。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对《中国小说史略》有如下赞誉：“搜集甚勤，取裁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20]阿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则评价该书：“实际上不止于是一部‘史’，也是一部非常精确的‘考证’书，于‘史’的叙述之外，随时加以考释，正讹辨伪，正本清源。”[21]以上判断，均着眼于《中国小说史略》在史料层面的成就，对《小说旧闻钞》而言，也颇为适用。这不仅体现出中国小说史学草创阶段研究者对史料工作的重视，还与其对小说史学的定位密切相关。在研究者看来，小说史学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注重史料自是题中应有之义。[22]在众多研究者中，关注鲁迅在史料以外的贡献的是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治学精神》一文指出：“他（引者按：指鲁迅，下同）是最精密的考据家校订家。他的校订的工夫是不下于顾千里、黄荛圃他们的；而较他们更进步的是，他不是考据，校订为止境。”“他是在根本上做工夫的，他打定了基础，搜齐了材料，然后经过了尖锐的考察，精密的分析，而以公平的态度下判断。”[23]《鲁迅的辑佚工作——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而作》则进一步强调：“他生平最看重‘学问’，惟不大看得起‘校勘家’、‘目录家’，象傅增湘等诸人，因为他们所致力的不是‘学问’的某一部门而是为‘书’所奴役，无目的的工作着。”“鲁迅所做的校辑工作都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工作。”[24]将鲁迅对小说史料的搜集整理，视为小说史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郑氏对鲁迅的小说史研究的理解和评判，较之蔡元培、胡适、阿英等人更为深入。不过，郑振铎仍将《小说旧闻钞》视为“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的副产品”[25]，对该书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和价值缺乏更为有效的阐释。
对小说史研究而言，史料的缺乏可能影响史论的提出，甚至造成误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拥有史料就一定能产生有价值的论断。史论的提出，固然有赖于史料的发现，但史料的发现同样有赖于研究者的学术眼光。各类史料数量众多，散落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处于一种汗漫无序的自然状态，只有借助中国小说史学的研究视角和观念，才能被发掘出来，从而以“小说史料”的身份进入一种历史结构之中。小说史料不仅需要搜集整理，还需要通过研究者的阐释，成为小说史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获得学术生命力。正是由于小说史学的研究视角和观念的存在，使若干史料被重新发现与激活。在鲁迅看来，史料是小说史研究的底线，甚至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从他著史“先从作长编入手”[26]的治学理念中可见一斑。但小说史研究的上限则取决于研究者的史识。在致台静农信中，鲁迅批评“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的做法，称这类文学史著作为“资料长编”[27]。也就是说，“资料长编”固然必不可少，但倘若缺乏史识，则可能流于一般意义上的史料汇编，作为读本尚可，却无法起到史论的作用。在同一封书信中，鲁迅谈及《中国小说史略》的修改：
虽曰改定，而所改实不多，盖近几年来，域外奇书，沙中残楮，虽时时介绍于中国，但尚无需因此大改《史略》，故多仍之。[28]
这与鲁迅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中的观点相近：
此十年中，研究小说者日多，新知灼见，洞烛幽隐，如《三言》之统系，《金瓶梅》之原本，皆使例来凝滞，一旦豁然；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然此皆不录。所以然者，乃缘或本为专著，载在期刊，或未见原书，惮于转写，其详，则自有马廉郑振铎二君之作在也。[29]
在《中国小说史略》和《小说旧闻钞》出版后，小说史研究日渐繁荣，新的史料和史论不断出现，但在鲁迅看来，却未必有增补、修改两书的必要。表面上看是由于这些成果或已公开发表，便于搜寻，或未及寓目，须避免误用，实质上却体现出鲁迅对自家研究的高度自信，即新出现的史料和史论，不足以撼动鲁迅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之框架和根基。对《小说旧闻钞》而言，新史料的增补可以促进量的积累，却未必能够实现质的提升。鲁迅对自家小说史研究的学术期待，是从零到一，填补空白，而非从一到十，锦上添花。将该书与前后问世的小说史料专书相比，更能看出鲁迅对《小说旧闻钞》的学术定位。
前引《〈小说旧闻钞〉序言》中对《小说考证》之得失评价曰：“昔尝治理小说，于其史实，有所钩稽。时蒋氏瑞藻《小说考证》已版行，取以检寻，颇获稗助；独惜其并收传奇，未曾理析，校以原本，字句又时有异同。”[30]该书问世较早，且取材广泛，卷帙浩繁，但将古代小说与戏曲、弹词及晚清翻译小说史料并收于一书，且较多转引，不辨出处，文字亦有误植。《小说考证》为后世研究者诟病，盖源于此。不过，《小说旧闻钞》较之《小说考证》的学术优势不仅在于采摭史料的丰富[31]，或专收小说史料，概念的界定更为准确[32]，或对史料“皆摭自本书，未尝转贩”[33]，引录的文本更为可靠，还在于鲁迅对史料专书的学术定位。在鲁迅看来，《小说旧闻钞》之前的史料专书，如《小说考证》，每以广收博采为旨归，难免贪多务得，作为史料读本尚可提供查阅之便利，但贯穿其中的小说史观却含混不清。《小说旧闻钞》出版后，小说史料专书渐多。时间相距较近者，是孔另境辑录《中国小说史料》（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该书延续《小说旧闻钞》收录史料的标准，专务小说，篇幅则大为扩展，全书近15万字，引用各类书籍、报刊等140余种。郑振铎为之作序，予以表彰：“蒋瑞藻氏的《小说考证》用力殊劬，而内容芜杂。鲁迅先生的《小说旧闻钞》取材最为可靠，但所收的‘小说’不多。现在孔另境先生的这部《中国小说史料》，是就鲁迅先生的《旧闻钞》而加以扩充的。费了好几年的功夫，所得已在不少。可以省掉我们许许多多的翻书的时间。这是我们所不得不感谢他的。”[34]史料搜集在规模上超越前人，后来居上，并非难事。孔氏该书，虽步武《小说旧闻钞》，甚至全部收录后者采摭之史料，但与新史料一起重新编排，并删除鲁迅案语，不易于彰显史料之间的小说史关联。因此在郑振铎看来，其价值主要是为研究者提供更为丰富的史料，减少翻检书籍之辛劳。可见《中国小说史料》面临的问题，不是史料缺乏，而是史料过多，难以被一种小说史观所引领与整合，在学理层面未能超越《小说旧闻钞》。而在校录《小说旧闻钞》的过程中，鲁迅植入了自家的小说史观，体现在对史料的取舍和编排之中，使该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史料读本，成为小说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力图“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35]，这一观念也融入《小说旧闻钞》的校录中，成为对史料进行取舍和编排的标准。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的过程中，积累了众多史料。前引北新书局广告中所谓“十余巨册”，并非虚言。这些史料在编入《小说旧闻钞》之前，仍处于分散的状态。该书不足8万字，可见鲁迅对史料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从而将杂乱纷繁的史料整合为一部系统的史料专书。由史料到史料专书，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史料在进入史料专书之前还不能被称为史料，只能被称为原始材料。在小说史观的整合下，由原来各自所处的自然结构进入《小说旧闻钞》建立的整体性的历史结构之中，才得以摆脱原始材料的身份，获得史料的属性，参与小说史的构成。在这一过程中，对史料的剪裁取舍极为关键。《小说旧闻钞》之优长不在于多，而在于精，体现在从小说史观出发对史料的精心选择之中。以有关《水浒传》的史料为例。《小说旧闻钞》初版本采摭《水浒传》史料20则，另有案语四则，涉及作者生平、情节来源和人物原型等话题。其中据《茶香室丛钞》转引宋人周密《癸辛杂识》载“龚圣与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赞”[36]事，再版本则新增案语直接引用《癸辛杂识续集》原文[37]，以保证史料的可靠性，是为取。舍则见于杂文《马上支日记》中从宋人洪迈《夷坚甲志》、宋人庄季裕《鸡肋编》、元人陈泰《所安遗集》引录的三则史料，仍涉及《水浒传》的情节来源。[38]《马上支日记》作于1926年6月末至7月初，恰好是鲁迅校录《小说旧闻钞》的关键时期。三则史料的抄稿是“已经团入字纸篓里的了，又觉得‘弃之不甘’”[39]，故而移录于杂文。鲁迅对舍弃史料的原因未予说明，大约是《小说旧闻钞》中收录的同类型史料较多，这三则不甚关键，而且对《水浒传》情节来源的追溯，较为隐曲，因此舍弃。可见，鲁迅对史料的取舍，以是否能够有效地揭出小说史话题为标准，承载并呈现其小说史观。
《小说旧闻钞》还对史料进行了精心的编排。表面上看，该书“不但按小说名称排列次序，而且对摘录的各条材料，也按时代先后大体作了编排。即使同一个人的各种著作，也尽可能按各书的刊印先后分序。”[40]实质上，鲁迅对史料的编排主要依照小说史时序，而非史料出现的自然时序，从而在不同史料之间建立起一种结构性的关联。以有关《西游记》的史料为例。《西游记》的作者曾被误认为丘处机，经过胡适、鲁迅等人的考证，著作权始归属于吴承恩。[41]《小说旧闻钞》借助多则史料和案语加以论证：先采摭《天启淮安府志》对吴承恩生平及著作的记载（其中有《西游记》）；次引录《同治山阳县志》中的相关史料（其中无《西游记》），并加案语：“《西游记》不著于录自此始，《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八《人物志》，卷三十八《艺文志》所载，并与此同。”[42]之后从《晚学集》《石亭记事续编》《冷庐杂识》《山阳志遗》诸书中采录史料，辨正该书非丘处机著，并通过案语分析前人误断的起因及以讹传讹的过程。将上述史料和案语一并观之，不啻为一篇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精准的论文，使小说史料专书同样能够起到小说史的学术职能。
综上可知，经过鲁迅的取舍和编排，史料经历了一个陌生化的过程，超越了被引用书籍的原初语境，被纳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之中。作为小说史料专书的《小说旧闻钞》由此获得了独立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
本文通过对《小说旧闻钞》的阐释，试图呈现史料的另一种可能性。作为一部深深地浸润着鲁迅的小说史观的史料专书，《小说旧闻钞》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不仅在于细致严谨的治学态度，更在于将史料塑造为一种方法。原始材料可能存在诸多缺陷与矛盾，然而在小说史观的引领下，通过取舍和编排可以达到一种相对的和谐与平衡，史料由此诞生，并成为方法。作为方法的史料，呈现乃至创立了中国小说史的悠久传统，让原本零散的现象与话题有了意义。相对于作为目的与结果的史论而言，史料可能只是过程，但对中国小说史研究而言，过程有时候比目的与结果重要得多，也有趣得多。
注释：
[①] 其中《古小说钩沈》的辑录时间较早（据林辰考证，约在1909年6月至1911年末或1912年初期间完成，参见林辰：《关于〈古小说钩沈〉的辑录年代》，《人民文学》1950年第3卷第2期），正式刊行则迟至1938年（收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20卷本《鲁迅全集》第8卷），并非鲁迅为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而专门辑录的史料。《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则校录于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期间，与《中国小说史略》的撰写同步，出版时间略迟，是与小说史共生的史料专书。
[②] 相关文献有赵景深：《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大晚报》1936年10月22日；张若英（阿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光明》（半月刊）1936年11月25日第1卷第12期；郑振铎：《鲁迅的辑佚工作——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而作》，《文艺阵地》（半月刊）1938年10月16日第2卷第2期；孔嘉（台静农）：《鲁迅先生整理中国古文学之成绩》，《理论与现实》（季刊）1939年11月15日第1卷第3期。关于《小说旧闻钞》的专论，则有陈登原：《读了鲁迅〈小说旧闻钞〉后关于〈三国演义〉的补充》，《文史哲》1952年第2期；赵淑英：《〈小说旧闻钞〉版本琐谈》，见唐弢等著：《鲁迅著作版本丛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86—93页；王永昌：《锐意穷搜 精心编纂——略谈〈小说旧闻钞〉的编辑特色》（上、下），《出版工作》1987年第8、9期；顾农：《从〈小说考证〉到〈小说旧闻钞〉》，《中华读书报》2014年12月14日第014版。此外，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198页）、黄霖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2005版，第272—273页）等专著均对《小说旧闻钞》做出较高评价。
[③] 鲁迅所处的时代，主导性的文学史观（小说史观）以实证主义和进化论为基础。鲁迅身处其间，不能完全避免这类思维模式，但他的小说史观很难以进化、退化或循环等任何一种文学史观念模式加以概括。参见鲍国华：《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东方论坛》2009年第2期。
[④] 民国时期的书籍，每重印一次即称为一版。因此联华书局1937年重印《小说旧闻钞》再版本，版权页注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二版”，名曰“二版”，实为“第二次印刷”，而该版封面仍署“1935”。《小说旧闻钞》，上海：联华书局1937年版，版权页、封面。因此称该版为“重印再版本”似乎更为准确。
[⑤] 赵淑英《〈小说旧闻钞〉版本琐谈》在介绍《江州笔谈》失收于1935年再版本《引用书目》时，指出：“但初版《小说旧闻钞》中录有王侃的《江州笔谈》二卷，再版时不知何故被删去了。”“收入1938年《全集》的《小说旧闻钞》，内容与1935年版基本相同。所不同者，只是后者目录中的《阅微草堂笔记五种》，收入《全集》时将‘五种’二字去掉，改为《阅微草堂笔记》；引用书目中的‘王侃《江州笔谈》二卷’，在1935年版中已被鲁迅先生去掉，收入《全集》时又被补上。这显然是后人编辑时所作的改动。”见唐弢等著：《鲁迅著作版本丛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90—91页。其中“已被鲁迅先生去掉”“后人编辑时所作的改动”等结论并不准确。这些结论的得出恐怕是未参校《小说旧闻钞》1937年重印再版本之故。此外，现存鲁迅手稿中有《采录小说史材料书目》6页，收录书籍58种，其中《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强汝询《求益斋文集》八卷二种不见于《小说旧闻钞》之《引用书目》，与《小说旧闻钞》1937年重印再版本相比，缺少20种。见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合编：《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四函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这部手稿可能是鲁迅为校录《小说旧闻钞》所做的准备。《小说旧闻钞》在考证《水浒后传》作者陈忱生平时，对《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料和观点予以辨析（《小说旧闻钞》（重印再版本），上海：联华书局1937年版，第80页）；《禁黜》篇则采用《求益斋文集》中的史料一则，记录清代小说之禁毁情况（上书，第139—140页）。书后《引用书目》中未列入这两部著作，恐怕是鲁迅本人的遗漏。
[⑥] 鲁迅：《〈小说旧闻钞〉序言》，《小说旧闻钞》（初版本），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版，《序言》第1页。
[⑦]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小说旧闻钞》在有关《西游记》的史料中引录清人丁晏《石亭记事续编·〈淮阴脞录〉自序》，其中提及阮葵生《淮故》一书，而未及《茶亭客话》。《小说旧闻钞》（初版本），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版，第41页。
[⑧] 《二版〈小说旧闻钞〉》（书刊介绍），原载《北新》（周刊）1927年10月1日第49、50期合刊，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2页。
[⑨] 鲁迅：《〈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小说旧闻钞》（再版本），上海：联华书局1935年版，《再版序言》第Ⅰ页。
[⑩]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流变，参见鲍国华：《论〈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演进及其修改的学术史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
[11] 《小说旧闻钞》（再版本），上海：联华书局1935年版，第117—123页。
[1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合订本），北京：北新书局1925年版，《目录》第Ⅹ页。
[1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再次修订本），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目录》第14页。
[1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合订本），北京：北新书局1925年版，第302页。
[1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再次修订本），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第328页。
[16] 鲁迅：《〈小说旧闻钞〉序言》，《小说旧闻钞》（初版本），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版，《序言》第1—2页。
[17] 鲁迅在《书信 280224 致台静农》中说：“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也说不出大纲来。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104页。
[18]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4—526页。
[19] 蔡元培：《挽联》，原载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第2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31页。
[20] 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21] 张若英（阿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光明》（半月刊）1936年11月25日第1卷第12号。
[22]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一书在第四章《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研究》中设专节讨论小说史研究。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118—121页。
[23] 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治学精神》，《申报》1937年10月19日第2张。
[24] 郑振铎：《鲁迅的辑佚工作——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而作》，原载《文艺阵地》（半月刊）1938年10月16日第2卷第1期，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第2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963页。
[25] 同上，第963页。
[26] 鲁迅：《书信 330618② 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27] 鲁迅：《书信 320815① 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322页。
[28] 同上，第322页。
[29] 鲁迅：《〈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小说旧闻钞》（再版本），上海：联华书局1935年版，《再版序言》第Ⅱ页。
[30] 鲁迅：《〈小说旧闻钞〉序言》，《小说旧闻钞》（初版本），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版，《序言》第1页。
[31] 蒋瑞藻《小说考证》全书近40万字，但有关小说（不包括晚清翻译小说）的史料不足五分之一，仅6万余字。《小说旧闻钞》凡8万字，采摭史料之条目及字数均多于前者，引用书籍的种类尤多，在史料的丰富性上胜于《小说考证》。
[32] 在“小说”概念下涵盖戏曲、弹词，是晚清士人之“通识”。严复、夏曾佑《本馆复印说部缘起》和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名作，在“说部”“小说”名目下均兼及小说和戏曲。稍早于蒋瑞藻《小说考证》出版的钱静方《小说考证》亦如是。直到民国建立后的1927年，范烟桥著《中国小说史》出版，仍并论小说、戏曲及弹词。范氏在《引》中自陈：“金鹤望师即《孽海花》之造意者尝诏余，小说实包括戏曲弹词也，盖戏曲与弹词，同肇于宋元之际，而所导源，俱在小说，观其结构即可知，有韵无韵不过形色上之分别，犹之文言与白话，其精神则一也。窃承其指，乃纳戏曲弹词于其间，故较以前一切中国小说史书为广漠。”范烟桥：《中国小说史》，苏州：秋叶社1927年版。该书正文前之《序》《引》及《目录》均无页码，《引》中标点偶有缺失，引录时略作补充。小说与戏曲分途，实以西来之文学四分法为理据。以“小说”之名目下辖戏曲，本可别谓一说，而遭诟病，是“新文学”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对小说和戏曲概念的界定，在今天已成为常识，较少争议，但晚清至民国时期小说与戏曲的分合，在文学史以外，还具有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意义。这并非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暂不赘言。
[33] 鲁迅：《〈小说旧闻钞〉序言》，《小说旧闻钞》（初版本），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版，《序言》第1页。
[34] 郑振铎：《郑序》，孔另境辑录：《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郑序》第2页。
[35]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
[36] 《小说旧闻钞》（初版本），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版，第13页。
[37] 《小说旧闻钞》（再版本），上海：联华书局1935年版，第6页。
[38] 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342页。
[39] 同上，第340页。
[40] 王永昌：《锐意穷搜 精心编纂——略谈〈小说旧闻钞〉的编辑特色》（下），《出版工作》1987年第9期。
[41] 《西游记》的作者，迄今仍有争议。参见黄霖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317—319页。
[42] 《小说旧闻钞》（初版本），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版，第40页。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