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每年进入冬月，寒气袭人，走在北京西直门大街上，都会心不由己地想起“一二·九”前辈们几十年前在此周围行进的脚步，耳边响起“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的歌声。也许因为我年轻时候的许多领导及母校燕京不少高龄校友都曾是“一二·九”战士，听说过这方面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也很喜欢阅读有关这次运动的众多作品，故此印象格外深刻。

岁月沧桑，如今“一二·九”运动已过去88年，当年英气风发的年轻战士，已先后辞世，健在者寥若晨星。当代学子对这一为毛泽东同志关注的学生救亡运动（见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可能了解有限，我谨将当年亲耳聆听自蒋南翔同志所谈其亲历的“一二·九”运动前前后后，追记如下，供读者参阅，也藉此缅怀纪念诸位“一二·九”的前辈战士。

故事似须从蒋南翔一心想进清华说起：

南翔是江苏宜兴人，从小生性文静，不多言语，酷爱读书。书本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现实生活中得不到解答的问题，希冀从书本中去寻求答案。一本又一本，家里的、学校的、亲朋学友的，凡能找到的，都被他风卷残云一般读完。夜深人静，他屋里总亮着灯，响着翻书页的沙沙声。母亲心疼儿子，叹息道：“蚕宝宝吃桑叶，夜里还进食。”

从小学到中学，同学们对他的印象，始终是朴素谦逊、安分守己埋头功课，不爱活动。他的抱负是努力用功读书，希望考上清华大学，从名师受教，将来做一学者。对于政治，可说是没有什么兴趣。但1927年11月，他正上初二，宜兴发生了暴动。宜兴四郊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暴动，并且占领了宜兴县城两天之久。暴动的领导者万益原是他所就读的宜兴中学的教师，不少同学在万益老师的影响下，走上街头宣传。南翔当时对革命没有什么认识，没有投入正式工作，但也跟着同学们上街了。以后，暴动失败，万益老师被反动统治者逮捕枪毙。这在南翔思想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他的内心产生了对于万益老师的深切同情和对反动统治者的不满。

读高中时，有位花瀚香老师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友，常向学生们谈起母校学习生活的种种，使南翔更加向往。他加倍用功读书，一心争取考上清华，很少参加课外活动。只是到高三学习时，听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他非常愤激，于是也跟着同学们乘火车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要求政府抗日。

1932年夏，南翔考进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第一学期还埋头功课，连北平城都很少进。但就在第二年元旦，扼守关内外的咽喉重镇山海关被日本占领，接着汤玉麟把承德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日军由热河长驱直入。二十九军在长城各口的抗战也相继失利。处于国防前线的北平，完全暴露在日军进攻的矛头之下。岌岌不可终日的华北形势，把他这个埋头读书、素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也卷进政治漩涡中来。

他日益关心政治，走向革命。在1933年上半年，相继参加了进步的读书团体“三三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秘密阅读华岗同志的《中国革命史》等书，聆听进步教授作辅导报告。1933年夏，在六级外文系同学何凤元的介绍下参加清华的秘密社联小组。同年秋，又由七级历史系同学万愈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根据与他单线联系的万愈的指示，到西苑参加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委组织的飞行集会，散发淞沪“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纪念宣言，还到学校附近的大有庄调查访问贫苦的农民。万愈原名万金生，也是宜兴人，后因严重的肺病长期住院，1936年在家乡病故。南翔珍视与万愈的革命友谊，曾这样写道：“他为人好学深思，沉默寡言，胸怀壮志，刻苦自励，不幸早逝，鲜为人知；但我对这位默默无闻的早年战友，永弗能忘。”

1934年，南翔参加了“现代座谈会”，这是在“三三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进步学生组织。他在哲学组，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反动统治者对清华爱国学生活动感到恐惧，千方百计进行压迫。1934年下半年，便衣特务带着手枪到清华园横冲直闯，企图绑架共产党员。1935年1月、3月，又接连两次到清华逮捕进步学生。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现代座谈会”的参加者，都在逮捕之列，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何凤元也被捕了。

遭到这次大破坏后，所有的地下革命组织，都被迫停止活动，陷于瘫痪状态。原来参加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也不得不销声匿迹。有一些人离校，也有些人消沉，全校的革命活动一时受到严重挫折。可没过多久，一向诚朴寡默、不引人注意的蒋南翔却起来打破清华园的一片沉寂。他出面发起募捐，支援被捕同学，不畏风险与九级女同学许留芬去钱粮胡同，探望被当局视为“要犯”关押在宪兵第三团的同学徐高阮和张宗植。他与陈国良、牛荫冠三人重建起老清华的秘密社联小组，这是当时清华仅存的地下革命组织，后来又在女同学中建立了社联小组。人们惊异地发现，这个沉着静谧、性格内向，表情和辞令都很质朴的青年，实在是一个坚毅热情的人。而南翔自己，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共产党员不能在危难之际退缩不前，必须继续坚持斗争。

随着学生会内左派影响的增长，南翔继牛佩琮之后当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积极参加工作的还有姚克广（姚依林）、杨德基（杨述）、韦毓梅（孙兰）、魏蓁一（韦君宜）等。《清华周刊》在团结同学和扩大进步思想影响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清华的革命力量在1935年初遭受沉重打击，经过半年努力，学生中进步力量渐渐恢复过来，日渐增强。

1935年夏，华北时局因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的签字而进一步恶化。南翔在华北危机情势中，当选为清华暑期同学会主席。暑期同学会的领导成员，还有姚依林、吴承明、李秉忱、刘玉珩、何炳棣、朱景梓。南翔与姚依林、吴承明当时都是民族武装自卫会成员，一起推动暑期同学会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何凤元被释放后，1935年暑假期间回到清华，他对南翔表示希望恢复党的关系，南翔介绍他同中共北平市委周小舟相见，接上组织关系。由于何凤元被捕前就是清华支部书记，周小舟即要他恢复清华党支部。1935年秋，何凤元负责召集了恢复党支部的宣誓会，参加的有何凤元、蒋南翔、宫曰健、陈国良、吴承明。其中吴承明是新入党，其余都是原来的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支委的分工，何任书记，南翔任支部委员兼共青团书记。清华支部恢复不久，大约九月、十月间，何凤元被调到北平市委工作，由南翔接任清华党支部书记，并参加北平市西郊区委。陈国良调到城内从事左联工作，清华党支部先后增加韦毓梅、方琦德二人为支部委员。韦毓梅接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就是这一届支部委员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后的清华地下工作。

1935年暑假，清华派姚依林参加北平市黄河水灾赈济会工作。后来在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北平秘密学联，姚依林就作为清华的代表参加北平学联的领导工作。他是在城里由周小舟介绍入党，然后把组织关系转到清华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前后，曾回清华参加过几次党的会议。

在北平学联作出了发动北平学生游行请愿的决定后，北平市委何凤元曾到西郊区委传达：希望清华、燕京两校率先起来响应，因当时只有这两所大学有公开合法的学生会。清华为此在1935年11月27日及12月3日的纪念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冲破右派学生的竭力阻挠，终于在全校大会上通过了游行请愿的决议。这是清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当时何凤元得知这一消息，非常兴奋，特地从城里赶到清华找南翔，要他在游行以前负责起草一篇对外宣言。

那天晚上，南翔独自躲进清华一院大楼地下室的印刷车间，闭门谢客，怀着满腔悲愤的心情，赶写《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这篇宣言接连写了两三个晚上。据南翔回忆，当时痛感华北人民面临当亡国奴的威胁，地处国防前线的北平学生，已在上着“最后一课”，“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一面写作，一面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宣。文章脱稿后，先在《怒吼吧》杂志上发表，又印成单页，交由几天后的“一二·九”游行队伍广为散发，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没料到很快传诵国内，见诸报端，甚至成为“一二·九”运动的旗号。

12月9日清晨，警察局下了戒严令。派警察堵住许多学校的大门，并在一些街道要冲加布岗哨。清华、燕京大学离城三十余里，上千名爱国学生因北平当局扣下通往城里的校车，五点多就起床出发。燕京队伍由田间小道直奔西直门，清华队伍则沿着平绥铁路前进。两校队伍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拦，途中还呼唤出城外弘达中学二院、成达中学等校学生出来参加。队伍到达西直门下，城门紧闭，城楼上下布满荷枪实弹的宪兵、警察和二十九军的士兵。为了与城内的队伍汇合，他们强烈要求打开西直门。两校学生代表无数次上前交涉，毫无效果。试去阜成门、德胜门、安定门，也都戒备森严。

领队决定，队伍返回西直门，就在这一带，召开群众大会，向城区周围的居民和守城军警展开宣传。同学们手握硬纸卷成的喇叭筒，有的挥泪控诉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有的斥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下午，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同学赶来支援，清华、燕京等校同学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异口同声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抗日救亡的怒吼，声震天地。

这支被围困于西直门外的队伍，在凛冽的寒风中，一直坚持到傍晚时分，指挥部同学向全体同学讲话：“我们今天请愿不成，看清了统治者的面目，一定要用更大的行动来回答他们。”同学们一致呼口号表示同意，大家怀着愤怒和决心，在暮色苍茫中步行返校。

这一天，领导整个游行队伍的负责人是市临委的彭涛、学联主要负责人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和市女一中学生郭桂英（郭明秋）等。他们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通过交通员掌握情况和传递消息。

在城里，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民国学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市立女一中、艺文中学等校一二千人，上午十点已汇集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请愿。爱国的学生们，面对紧闭的新华门，门前密排的警车和驾着机关枪的摩托车，手持明晃刀枪的警察、宪兵，勇敢地挥舞旗帜、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回东北大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的口号声，此落彼起，久久回荡在新华门上空。

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董毓华等12人，被学生们推举为前往居仁堂请愿的代表。他们经协商临时拟出六项请愿要求，由董毓华当场宣布，一致通过：

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及其类似组织；

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由于学生们的坚决斗争，中午，何应钦派秘书侯成才出来应付，劝学生安心读书，代表们提出的要求可由他代为转达。又谓在华北成立政治组织，乃“系国家之政策”，据其所知，“并无秘密外交及任何秘密外交协定”，“中国现在除剿共外，并无内战”等等。

居然隐瞒《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反共亲日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马上就要成立！ 侯成才对请愿的“答复”激起爱国学生的极大愤慨，立刻高呼：“打倒卖国贼！”“不打倒卖国贼，就不能救中国！”表示抗议。各校代表随即做出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

游行的路线原定先去西直门迎接清华、燕京等校的队伍入城，然后由西单到东单，转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队伍行进中，不停地向沿街的群众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得到人们的鼓掌和支持。游行队伍在西单牌楼和西四牌楼，冲过了两道上百名军警和大刀队组成的封锁线，由交通员得知西直门附近布满武装军警、宪兵，架起了机关枪，将用武力驱散学生，打开西直门已无可能，代表们决议改道东行，奔向沙滩、王府井……途中，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的三百多学生，参加到游行的行列中，又有冲出军警包围的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弘达中学、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市立女一中、女二中、志成中学、汇文中学、艺文中学、河北高中、河北省立十七中学、孔德中学、竞存中学等大中学校的同学陆续加入，队伍抵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超过三千，前锋到了王府井大街，队尾尚未走出南池子，这里距东交民巷使馆区只有几十米，统治者以为游行队伍要冲击日本使馆，调来了大批手持大刀、木棍的警察，又调来消防队在道旁设置不少水龙。东交民巷的日军和日本浪人也沿街架起了机关枪。

游行队伍没有被杀气腾腾的局势吓退，继续前进。突然，警察打开水龙向学生喷射，冰冷的水柱像尖刀似地扎在学生们的脸上、身上，队伍前列的学生领队和纠察队员们全被浇透了，冰碴子哗哗作响。接着，军警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从两侧夹击，立刻有四十多名同学受伤。有被打断了鼻梁骨的，有臂膀被砍伤的，鲜血淋漓……这些从早晨六点一直战斗到下午四点，几乎绕城走了一周的学生们，不顾寒冷、饥饿和疲累，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他们有的去抢夺警察手中的水龙反向军警喷射，有的被打倒在地又立即爬起来加入搏斗，有的边向军警扔传单，边作宣传……但经过二三十分钟的激烈搏斗，游行队伍还是被打散了。

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交通员传来了指挥部的意见，他们呼喊道：“同学们，快到北大三院集合！”被冲散的游行队伍，很快汇集到北大三院。领队传达了北平学联关于从10日起实行总罢课和准备再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意见。学联的决议，在大家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中通过。爱国的学生们这才高呼口号，返回各自的学校。

12月9日这一天，北京大学的许德珩、中国大学的吴承仕等教授同学生在一起，参加了请愿游行。《世界日报》《北平晨报》的记者，以及苏联塔斯社、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和美联社等外国通讯社、报社的记者，也随同请愿游行队伍进行采访。时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斯诺夫妇，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请愿游行，拍下不少中国爱国学生英勇斗争的珍贵照片。斯诺夫人海伦（笔名尼姆·韦尔斯）为救护爱国学生，被水龙头喷得浑身湿透。

对于这次学生请愿游行的消息，国民党反动当局严禁报道。然而，反映了人民意志的爱国行动，岂能封锁得住、压制得了？本市的《世界日报》《北平晨报》的“教育界”版虽被迫“开了天窗”，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仍刊布消息，后者且发表评论，指出“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并非出于偶然，它是“国家见侵于强力，将濒于危殆的结果”。外国的报纸，国民党反动当局管不了，英、美、法、苏联等国的报刊都报道了详情。日本报纸在报道中也承认，北平学生的游行是“近几年来中国少有的强大的学生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具有反日性质”。“一二·九”学生请愿游行的消息，很快传遍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第二天起，北平各大中学校实行总罢课，抓紧建立和健全组织，加强力量，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斗争。

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在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北平学联立即作出在12月16日再发动一次大示威的秘密决定，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市委何凤元再一次到清华来找南翔，要他负责起草示威宣言。南翔用一个晚上就写出了《一二·一六北平市大中学生示威宣言》，落款为“北平市大中学生示威团”，交给何凤元拿到城里印发。这篇宣言文字简短，但表示了北平学生对反动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

12月16日，在北平城，要求抗日救国的怒吼再次惊天动地！

这一次示威游行的规模大大地扩大了，参加的人员也更广泛了。不少拥护国民党的学生、过去不关心政治的学生，也带着“反对华北特殊化”的标语，前来参加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分成四个大队：城内第一大队由东北大学率领，包括北平大学工学院、第三中学、平民中学、北平师范大学、民国学院、民国学院附中、镜湖中学；第二大队由中国大学率领，包括弘达中学一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第三大队由北京大学率领，包括求实中学、贝满女中、女一中、两吉女中、河北高中、东北中山中学、辅仁大学、华北中学、中法大学、竞存中学、精业中学、温泉中学；城外各校由清华大学率领，包括燕京大学、孔德中学、成达中学、北平大学农学院、弘达中学二院等校为第四大队。学生总计约一万人。

上午11时左右，城内三个大队和清华、燕京提前入城的部分先遣（纠察）队员，经过英勇搏斗，冲破军警重重拦击，汇集到天桥广场，召开市民大会。广场上，标语、旗帜翻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声，经久不息。大会当场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八个决议案，并决定立即到东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楼，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质问他们为什么卖国。

学生们以八人一排、长达二里的示威队伍北向前行。以清华、燕京的先遣队为先导，高举旗帜，各校的纠察队员和自行车交通队两旁随行。行进中，爱国学生们向街道两侧观看的市民和行人散发大量传单，在电线杆上张贴标语。来到珠市口时，清华、燕京等校组成的第四大队正好赶到。他们是在西直门、阜成门碰壁后，来到西便门的铁路门，臂膀挽着臂膀、一排又一排，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轮流不断地猛力撞击铁门，冲撞、冲撞……终于撞开了紧闭的铁门。进了城，在和平门附近，又遭到军警拦截，学生们进行猛力反击，幸得到此汇合。

于是，队伍整齐有序地向前门行进，市民感佩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也陆续加入进来。雪球越滚越大，此时队伍已近二万人左右。大队浩浩荡荡地在前门大街上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是几年来国民党反动派禁谈抗日的命令下，从未有过的呼声。许多中外记者爬上前门城楼，用照相机拍下这历史的场面，他们还解下围巾，向游行队伍挥舞致意。

在前门，队伍遭到大批警察和保安队拦截，并鸣枪威胁，阻止队伍进入内城。面对如此情况，指挥部当即决定，队伍集合在前门外西车站广场，召开第二次市民大会。大会又通过了以下决议案：反对秘密外交；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请求政府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宣战；打倒卖国求荣的汉奸；赔偿受伤同学医药费；释放被捕同学；保证以后不得任意逮捕和屠杀学生等等。

大会结束，学生代表与守门军警反复交涉打开城门，军警答复一起走不行，可分三批分别从前门、宣武门进入内城。下午四点，当北大、中大等校部分学生从前门进入内城，前门立即关闭，宣武门始终没有开。宋哲元的大刀队和武装警察立即对被他们用骗术分割切断的队伍大下毒手，向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砍杀过来。饥寒交迫的学生经过一天的苦战，已无力厮杀，在与军警搏斗中，六七十名学生被砍伤，街道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在宣武门内外，夜晚，反动当局命令埋伏在附近胡同的上千名军警，突然熄灭路灯，挥舞着刀棍从四面八方向学生扑来，爱国学生与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搏斗，斗争持续到深夜一二点钟，不少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刀、皮鞭下受伤了，被捕了。

“一二·一六”抗日大示威的斗争中，全市共有二三十人被捕，近四百人受伤。反动当局的凶残暴行，激起了市民群众的义愤和社会团体的支持。尽管国民党严加封锁，消息终归还是传出去了，而且传播中外。“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抗日爱国请愿示威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卖国活动，迫使他们不得不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同时，极大地教育了广大学生和各阶层人士，促进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请愿、示威以后，北平学联根据北平市委的指示，发起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总指挥是北平学联的董毓华，亦即“一二·九”游行那天新华门前请愿的学生代表。

清华和燕京、辅仁、中法大学等校编为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清华党支部认真做了组织工作，不但动员了共青团员、社联、武装自卫会等地下革命组织的成员参加，还吸收了其他表现积极进步的同学。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党支部委员吴承明和救国会主席黄诚首先报名参加。出发以前，清华参加南下宣传团的全体同学，在体育馆前集合，庄严宣誓：“我们下了最大决心，出发下乡，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怕任何阻碍，不惜任何牺牲，不达目的，誓不返校。谨誓。”

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的同学们，于1936年1月4日上午在蓝靛厂汇合，沿平汉线南下，在沿途的市镇、农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1月上旬的一天，南下宣传团全体团员在固安城外集合后，各团分道向最后的集合地点保定进发。三团到达平汉线上的高碑店镇，受到武装宪兵、保安长、便衣队的袭击围攻。就在这十分严峻的时刻，由蒋南翔（清华）、黄华（燕京）、曹松岭（辅仁）、高云晖（中法）组成的第三团指挥部紧急决定：我们的爱国队伍决不能就此打散，要成立永久性的组织，继续战斗。在反动派的虎视眈眈下，召开紧急大会，由黄华代表指挥部用英语宣布这一决定。全体团员一致拥护，经过热烈讨论，初步决定把这将要成立的组织，定名为“华北救亡先锋团”。后来，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一团、二团到达保定，临回北平前也分别成立永久性组织。这三个宣传团的青年爱国组织，在北平市委的领导下统一起来，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正式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一二·九”以后，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以迅猛之势向全国扩展，由学生方面逐步波及工、农、商、兵各界，波及津、沪、宁、穗、武汉等大城市和许多省份。这使反动当局胆战心惊，他们四处伸出魔爪进行破坏，首先从学生下手。

1936年2月29日，清华大学发生了“一二·九”运动中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逮捕和反逮捕斗争。这天拂晓，五百多宪兵、警察、保安队突然对清华园进行袭击，侵入校园搜捕共产党员。蒋南翔被首先逮捕，关押在清华西校门警卫室，接着民先队纠察队长方左英和在城里工作的姚依林也被推了进来。愤怒的同学们迅即集合，喊着口号，跑步赶到，勇猛上前，七手八脚将被捕同学松绑抢下，并把停在校门外等候押送被捕同学的几辆卡车当场砸烂。宪、警、保安队被势不可挡的同学们赶出了学校。

这当然是闯了大祸，果然，就在当天晚上，宋哲元出动三千军队武装包围清华大学，由于党支部事先作了部署，主要领导骨干已分别避开，绝大多数同学集中在体育馆篮球场。全校熄灯，到校搜捕的宪警人员黑灯瞎火地走遍各宿舍，不见人影。天快亮时，摸到体育馆，才发现大批学生，胡乱带走二十多位同学，想抓的人却一个也未抓到。无辜被捕的爱国同学不久均得保释返校，从中受到教育，促进了他们政治上的进步。

“二·二九”大逮捕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清华同学之间的亲密团结和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精神，使南翔深受感动，铭记于心。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当他回首往事，谈起这些，仍不胜感慨。总是说，自己在“二·二九”大逮捕事件中得以幸免，要感谢广大同学的正义声援，也要感谢二院食堂工友的同情支持（二院食堂的工友，于“二·二九”之夜，将蒋南翔装扮成一名正在忙于伺弄炉灶的伙夫，逃过搜捕），还要深深感谢临别北平前给他热诚帮助的许多同志和朋友。

“二·二九”事件以后，党组织要南翔暂避一下。为了交接工作，他在清华又逗留了几天，依依不舍地与清华园暂时告别，于3月上旬乘车南下，清华女同学王作民盛装打扮成阔小姐，与南翔挽臂同行，一直陪送他进城，登上火车。到上海，他很快找到胡乔木和王翰同志，与上海的组织接上关系。担任上海学委江湾区区委书记，负责领导上海复旦大学、吴淞同济大学等校的学生工作。

1936年8月底，南翔从上海回到清华复学。那时对如何领导学生运动的问题，在清华内有争论。主要是徐芸书同当时市委之间有争论，南翔回校后，对于清华支部某些不合统一战线原则的过左的做法也不满意。因此两人各写了意见书，设法递交当时的北方局。意见书递上不到一星期，彭真同志就到清华来找徐芸书和南翔谈话，负责解决这一争论。

彭真同志在谈话过程中，对徐芸书所提出的“旧瓶不能装新酒，要彻底肃清老干部”这种偏激和片面的意见没有同意，并给了耐心的解释和批判；但对南翔提出的加强学生运动的领导、统一战线工作方针的一些意见，则表示同意。

彭真同志经过多方面的谈话和研究之后，最终决定成立北平学委作为北平学生运动的党内领导机构，来加强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并且改组了清华支部。因为当时的支部书记作风不好，他的领导不为清华同志所满意，因此把他调作北平学委的秘书，而以杨学诚同志担任清华支部书记。

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争论和经过，彭真同志曾用“炜实”的笔名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北方局的党内刊物《火线》上。这期《火线》是讨论北平问题的专号，上面还登了少奇同志（用K.V.的笔名）批判徐芸书的观点的文章。

南翔从1936年9月成立北平学委起，担任学委书记，直到“七七”事变发生。北平学委所领导的工作，包括北平学联、北平民先队和北平各大学及中学的支部工作。他在北平学委的具体分工，一是领导北平学联党团的工作，二是领导北平西郊区（主要是清华、燕京两校）的工作。另外，负责主编两个刊物：一个是公开的刊物《北方青年》，一个是学委的秘密油印刊物《生活通讯》，分别用笔名写了一些文章。这一时期北平学联的公开宣言及重要文件，也大部由他起草。大体说来，这一年中，北平学委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在“一二·九”精神的鼓舞下，领导北平学生运动的成绩，表现在：在学生群众中扩大了党的影响，发展了党和民先队的组织，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二·九”的儿女奔向祖国的各个战场，许多人在抗日战火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牺牲的时候，最年轻的只有二十岁，最年长的也不超过三十。这些年轻的烈士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祖国的土地，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人民的胜利来之不易。

历史的河流长流不息，爱国的精神亦应代代相传，祈愿当代学子在平静快乐的学习生活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居安思危，不忘脚下的土地上“掩盖着志士的鲜血”（参见光未然《五月的鲜花》——“一二·九”运动中广泛传唱的一支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