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日记里的陈定谟
陆宜泰先生赠我一册《鲁迅笔下的好人》，作为锦溪杰出人物馆的馆藏资料，影印了陈定谟教授的自传手迹，并附有纪念文章和不少珍贵照片。据陈定谟自传，1889年2月13日（欧洲人称为诗人诞生之日），他出生于淀山湖东南滨六华里的小集镇井亭港，地属昆山。港口不远处，即是淀山。如今淀山早已不存，井亭港一带靠近五拱大石桥放生桥，也已归属青浦朱家角镇。陈定谟的父亲是陈墓（今锦溪）人，母亲是金家庄（属昆山淀山湖镇）人，所以他的籍贯是昆山。因为五行缺水，字海安。
陈墓是著名的留学生之乡，自清末起，就不断有学子前往世界各国留学，绵延至今，留学生已有数百人。陈氏是古镇望族，曾祖父有“陈半镇”之誉，可以想见其家境富裕。但陈定谟出国留学，是母亲售卖祖传老屋才筹集到了费用。他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部毕业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5年获哲学硕士学位，次年又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曾任留美东方学生会主席及泛亚洲会议第一任会长。回国后，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又任天津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教授。他的夫人杨玉洁，肄业于北京协和女子医学院。五四运动时，任北京妇女救亡会会长。据五四运动相关史料记载，第一次全国女学生代表大会就是在陈杨玉洁家中召开的。
让我颇感兴趣的，是鲁迅与陈定谟交谊颇深，一度还在厦门大学共事。鲁迅的日记和文章中有十余次提及他与陈定谟的交往，对他评价甚佳。请看日记里的几则：
“1926年9月8日 晴，风。午后寄季巿信。寄小峰信并稿。下午得淑卿信，二日发。陈定谟君来。俞念远来。顾颉刚赠宋濂《诸子辨》一本。”
“9日 晴。午后访陈定谟君，同游南普陀。”
“12月17日午，郝秉衡、罗心田、陈定谟招饮于南普陀寺，同席八人。”
另外，据鲁迅《两地书》四二记述：“教员内有一个熟人，是先前往陕西去时认识的，似乎还好。”《鲁迅全集》注释[7]：“指陈定谟（1889—1961），江苏昆山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24年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同年7月与鲁迅同去西安讲学，当时任社会科学教授。”（《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124页）
1925年，厦门大学的创办者陈嘉庚，手中实业处于鼎盛时期。他与校长林文庆商榷后，决定扩大学校规模，诚聘著名教授学者。次年3月，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身任北京师大教授兼教务长的林语堂，因支持学生爱国行动，正在北洋政府当局通缉之列，他决定离开北京暂避，接受了厦门大学聘任。他推荐了北京大学研究院主任沈兼士，以及鲁迅、顾颉刚、孙伏园等人应聘，以加强文科建设和国学研究。陈定谟则早在1925年春就应邀来到厦门大学，先后担任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知识论、哲学方法论等课教授及系主任、训导长。林语堂一到厦门大学，便接任文科主任，当时文科设有国文、外国语言文字、哲学和历史社会学等四个系。林语堂颇具革新精神，与国文系同仁向校方提出了改称“国学系”的动议。并主持修订各系学程纲要，调整教师讲授课程，改请陈定谟教授担任哲学方法论课，即是调整方案之一。林语堂充分发挥名教授名学者的专长，安排他们授课，深受学生欢迎。鲁迅每周被安排教授六个学时，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功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因为语堂希望我多讲，情不可却。”课余，应陈定谟等人之请前往南普陀寺游览、宴饮。彼时陈定谟已兼任南普陀寺董事和“闽南佛学院”讲席，惜墨如金的鲁迅对这位朋友有“似乎还好”的评价。
值得一说的是1924年7月7日至8月3日，经西北大学与陕西教育厅合议，开办了一个暑期学校，邀请一批学者、名流到西安讲学。当时，学校聘请的讲师计有十四人，除鲁迅外，还有南开大学教授李济之、陈定谟、蒋廷黻，东南大学教授吴宓、陈钟凡、刘文海，原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浮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干臣，法国大学法学博士王凤仪等，后来《晨报》编辑孙伏园和《京报》记者王小隐也前来作了演讲。陈漱渝先生2016年8月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文章说：“鲁迅此次赴陕自有其文化意义；虽然创作《杨贵妃》的计划因此幻灭，但却在《说胡须》《看镜有感》等杂文中留下了此行的珍贵记录，特别是催生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一深入浅出的著作，更是为学术普及提供了范本。”
据鲁迅1924年8月3日日记记述：“上午同夏浮筠、孙伏园往各处辞行。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并川资泉二百，即托陈定谟君寄北京五十，又捐易俗社亦五十。下午往青年会浴。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
西安易俗社，是著名的秦腔科班，由陕西省修史局总纂、同盟会会员李桐轩创办于1912年8月。易俗社的戏曲改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鲁迅当时的身份是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分管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美术展览会、文艺音乐演剧、调查及搜集古物等工作，应邀观看秦腔，显然也在情理当中。
在西安，鲁迅曾几次去易俗社观看秦腔，包括《双锦衣》前后本、《大孝传》全本和折子戏《人月圆》等。据孙伏园回忆，在看了《双锦衣》前后本后，鲁迅赞赏道：“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当时尚未通火车），而能有这样一个以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
8月3日，正是教授学者结束讲学，准备返程的前一天，鲁迅收到了暑期学校的薪水和盘缠，一共二百元。他立即委托陈定谟寄往北京五十元，又捐给易俗社五十元。当时恰逢易俗社成立二十周年，鲁迅亲自题写了“古调独弹”四个字，后来制成匾额，赠予易俗社。今天这已成为秦腔界的一块金字招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前往西安讲课之前，鲁迅曾“从季市假泉廿”，原来他是借了二十元钱才出门的。拿到薪水和盘缠后，鲁迅却慷慨捐赠给易俗社五十元。这至少说明了他对于秦腔的关注。
顺便说一句，捐钱的事，鲁迅委托了陈定谟，不是坊间所说的孙伏园。有其日记为证。而他们在厦门大学的交谊，已是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