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当下中国学界和文坛，陈子善和他的写作是不容易被定义的。于是，就有了如下一个不成样子的读札、随感。

一、陈子善是谁？

说他是“编辑家”，是的，毫无疑问，他编的书可能远多于他写的书。1982 年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编的。我没有做一个完全的统计，我相信近百种应该是有的。但是，他不在出版社工作，编书对他来说，好像又是一种业余的活儿。在当代文坛学界，这样的编辑家恐怕寥寥无几。所以，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当代编辑家。

说他是“学者”，但是他和我们一般印象里的学者又很不同。一般定义上的学者概念放在陈子善老师的身上，总觉得不是那么恰切。在现在的学术体制里，一个学者怎么能老是编书呢？当然，凡是编过书的人都知道，要想编好，太难了，甚至比自己写一本都难，都麻烦、繁琐，而且在高校又不计算工分。比如唐圭璋先生，他一辈子最大的贡献是编《全宋词》，那是编的，不是著。不是这次借机系统翻看了一下陈子善老师的编著，我无法想象，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即开始从事现代文学研究[1]的他，竟然到了 1992 年，也就是他四十五岁左右，才出版了自己写的第一本书《遗落的明珠》[2]，还不是体系性的理论著作，而是小文章的合集。

除了自己买的和陈子善老师送的书，我翻了暨大图书馆里藏的署名陈子善的所有书，他自己写的从最早的《遗落的明珠》到最新的《识小录》[3]《梅川千字文》[4]，不止三十种，却没有一本一般意义上的所谓专著，也就是那种严整的理论性体系性的围绕一个学术问题的理论著作。我自以为对陈子善老师的写作还是了解一些的，但待我认真一查，心里还是不由得吃了一惊。关键他还在高校里任教，这在目前的学术体制里，恐怕不说绝无仅有，也绝对算得上凤毛麟角了。试想，没有理论著作，却仍是名教授，在当下高校里简直难以想象。

在格式化的当代大学学术体系里，旁逸斜出的另类存在，已经很难有存身之地了，然而在“魔都”上海却有这位陈子善。而且，他还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振振有词：“我本对那些高头讲章型的一本正经式的‘学术专著’缺乏兴趣，我又不想去评选这个奖那个奖，这本并非没有学术的小书就以这样的‘杂著’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岂不自然，岂不本色？我乐意这样做。”[5]《发现的愉悦》的序言中，他说：“这本小书里的文字，当然都没申请过‘科研项目’，也不是正经的学术论文，大都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我自信是有点学术的。”[6]一个学者，却从不写专著，他自己出的书，都是小文章的合集；一个学者，却不评奖。就是这样，他在高校里有滋有味地任教、写作、带学生、编刊物，这几乎已经成了绝响了。

用时下惯常使用的概念，似乎都不能恰切地命名他。或者说他的活法和方式，不能“榫卯”在职业化的概念里。

我们该怎么定义陈子善？子善老师是典型的以书话为写作方式的人。如果翻看陈子善老师所有自己写的集子，他的所有学术工作，除了编书，主要是以书话的文体形式呈现的。他的学问、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思考和情感，都散落在他的书话中。由此，我可以下这样一个断语：

在近四十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学院中人，陈子善是主要使用书话来进行研究和写作的唯一的一位。

所以，无疑问的，“书话家陈子善”是成立的。

二、书话家是什么人？

那么，书话家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书话家，是“读书人”。

在这里，“读书人”需要重新定义。读书人是我们日常中会挂在口头的词语，却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追问一下读书人的涵义。在一般印象里，读书人大概包括两种：经历过较长学校教育、有较高学历的人；或是以读书、码字为职业的人。

但是，事实上，“读书人”无关学历，也无关职业，甚至无关读过多少书，写过多少书。“读书人”，应该有其内在规定性，那是一种特有的气质。读书人，得有书感、书癖；读书人，对人对物还要有些“洁癖”，读书人，要有些有所不为的固执，要对现实的照顾有所超拔，要有不为成规成矩成套所黏缚的拒绝和洒脱。正是这些特质，才让读书人与其他人显示出不同来。

读书人有书癖，即对书的那种痴迷成癖的爱好。按理说，搞人文学术、从事文字工作的，有谁不“爱”书呢？但事实上，并不一定如此，特别是当你了解真正的爱书人之后，比如陈子善那样的，你才会发现并不是谁都能够称得上“爱书人”的。爱书人对书是无保留地付出情感的爱。陈子善就是这样。每到一个地方，陈子善是经常逃会的，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访旧书。他说：“人么，总有些癖好”，“我的癖好就是书。”“我记得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的时候，当时我读高一，没书读。我就和另外两个同学到学校图书馆去偷书。具体分工是这样的，一个负责望风，一个负责撬锁，而我负责到里面去挑书，他们都相信我的眼光能挑到好书，主要是选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你看，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挑书’了。反正，就是特别喜欢书。”[7]对于很多人来说，年轻时往往有过一段对书的热爱，饿着肚子也要淘书，但是后来就慢慢地远离了书籍。能把这种爱保持终身的，少之又少。而陈子善则是“不在家中，就在书店；不在书店，就在去书店的路上”[8]。他说：“以藏书、读书、教书、编书、著书为己任，书之于我，永远是‘不可以无此君’。”[9]陈子善戏称：“如果我也可以算作一个‘都市漫游者’，沪上各古旧书店和古旧书集市则是我‘漫游’必到之地。”[10]

只要条件许可，我就会端坐在灰尘扑面的旧报刊堆中，翻动那些发黄发脆的纸页。那个已离我们远去的年代的人和事，又重新在我眼前出现、晃动，有时清晰，有时模糊，不断引发我的遐想和沉思。这在我已养成一种习惯，或者更确切地说，已变成我的一种爱好了。[11]

这篇跋写于 1992 年 7 月 30 日，按照时间推算，跋中所说的“十多年来”，那应该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陈子善先生就沉溺于旧书旧报的灰尘中，浸淫于历史的文献中。那个时候的陈子善，不到三十岁，虽然容貌青春，但枯瘦清癯的身形掩于书堆之中，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场景。得书狂喜，失书沮丧，书是人的最重要的部分了。他说：

从上海的福州路和文庙到北京的琉璃厂和隆福寺，从香港的“神州”到台北的新光华商场，从东京的神保町到伦敦的查令十字街，从新加坡的“百盛楼”到哈佛大学周边的旧书市，我淘旧书从国内一直淘到港台和海外，浸淫其中，陶醉其中，甚至还有天蒙蒙亮就起身赶到北京潘家园旧书集市“挑灯夜战”的壮举。淘到一本绝版书的欢欣，漏失一本签名本的沮丧，其间的大喜大悲，非身临其境者恐实难体会。[12]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对书感尤其疏离了。其实，书感的养成，对于人文专业，尤其是文学专业和出版专业特别重要。逛书店、淘旧书、翻旧刊、沉浸图书馆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陈子善先生对书刊尤其是旧书刊的那种痴迷和敏锐，就是示范。

读书人，往往有收藏癖。敬惜字纸，凡是和字纸有关的，都不舍得丢掉。陈子善就是这样。对音乐关注，他就开始收藏音乐方面的东西。对猫喜爱，他就开始留意与猫相关的材料，以猫为题材的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藏书票、邮票、明信片、年历、摄影集等等，都在此列，更不要说与此相关的“猫文”了。这种收藏癖，其实是收藏者自己具有历史感的一种体现。我现在仍然记得几年前上海巴金纪念馆的周立民兄陪我到巴金故居参观的情形。立民兄如数家珍地一一介绍的时候，我尤其惊讶的是故居柜橱里的各种“纸片”，细细碎碎斑斑驳驳中，历史就在这些纸片中浮现。当年的各种东西，巴金都没有丢弃，一概保留，这几乎是有点强迫症的感觉了。巴金也是这样一个有收藏癖的人。正是这种“敬惜”，历史就在旧物中活下来了。

读书人，要有趣味，要好玩儿。这个好玩儿，指的是心态，要带着趣味的、业余的心态。除了淘旧书和跑旧书店书摊的路上，翻阅那些淘来的旧籍、把玩诸如毛边本之类的书刊，才是他淘与跑的重要目的：

爱读书的朋友，可能的话，找一部毛边本边裁边读，一定也能放松自己的情绪，舒展自己的思想。毕竟，夜深人静，清茗一杯，在灯下欣赏毛边本特殊的美感，从容裁读毛边本，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态度，一种陶然的读书境界，别有情趣。[13]

而具体到眼光，则必须是专业的。在故纸堆中，陈子善带着侦探的眼光，寻绎出历史尘埃之下的蛛丝马迹。书与人、人与事、人与人、文与史之间的隐秘关联，就被这位侦探发现了。比如鲁迅和郁达夫第一次会面到底是哪一天[14]，鲁迅和巴金到底见过几面，每次都做了什么[15]，等等这些，抽丝剥茧中被他讲述的生动活泼、清清爽爽。但他又不是彻头彻尾的“侦探”，你看，他并没有把这些发现密藏起来待价而沽、伺机而动。在侦察探究的过程中，他是专业的高级侦探，一旦发现了秘密和答案，他却立刻忘掉了侦探的职业，忘掉了这份史料秘藏的价值，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份秘密轻易地给别人“八卦”了出来。他随便找一个报纸，爆出来这个发现、那条线索，最后还不忘提醒别人：此地有宝，诸君可以从哪几条路径继续深挖。或许在别人一篇大文章就这样出来了，而他无意于此，他在发现的愉悦感中，兴冲冲地转往下一个地方去也。

读书人，是爱生活的人。真正的读书人，一定不是枯燥的，而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热爱生活，是读书人的必然。我们不要觉得陈子善的生活就是埋在故纸堆中，他其实有很多爱好，而且他会把这些爱好做成了专业。比如他喜欢古典音乐，他编《雅人乐话》[16]，编《流动的经典》[17]。他甚至说：“也许与古典音乐经典的亲热要伴随到我生命的终结了。”[18]不仅如此，他还把倾听经典的感受，用题记或者说书话的形式写下来，成为一则则精彩的“乐话”。他说，“巴赫是宗教的，超凡脱俗；巴赫也是世俗的，最富人情味”。人情味，或许是他对音乐的迷恋的钥匙和起点，也是终点。对舒伯特，陈子善说：“当年，正是他的《第八交响曲》，即西方艺术史上最著名的未完成之作，那样的温柔缱绻、忧伤动人，为我开启了进入古典音乐堂奥的大门。就凭这一点，我永远感激舒伯特。”[19]而“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际，正是聆听肖邦的最佳时刻”[20]，他“记不清最初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是什么时候了，反正是在那个视古典音乐为洪水猛兽的荒唐年代里。也正因此，我对这位伟大的俄国作曲家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21]。谈到肖斯塔科维奇，他说：“精神孤独的肖氏‘戴着镣铐跳舞’，跳的多不容易，又多么出色！”[22]他不仅是书痴，也是乐痴。

陈子善还喜欢动物，猫是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所以他编出《猫啊，猫》一书。在同题的文章《猫啊，猫》中，他饱含情感地娓娓道来自己与猫的缘分。从作为小猫阿咪的邻居，到玛丽的病亡、花花的亡命天涯，再到皮皮的优雅风度，与猫的缘分交往贯穿着陈子善本人的生活年岁的变化。陈子善“猫文”写的其实何尝不是人：“猫是温柔的，安详恬静的，是美妙的艺术品，猫同时也是神秘的，独立的，是难以捉摸的。猫对人若即若离，是因为它们并不想表现无私和顺从，猫只希望人明白，它们之所以与人一起生活是它们自己的选择。”“如果你能与猫亲密共处，也许你就懂得了爱，懂得了理解，懂得了尊重，懂得了同情，懂得了宽容。”[23]爱书，更会让你爱生活，爱生命，从虫鱼、草木、鸟兽中体察生命的深意。新文学家中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以书话名世的叶灵凤、黄裳等，无不是这样，生活充满乐趣，而且从乐趣中发现道理，再从道理回归乐趣本身。

其实这就是读书人，读书读得通透的人。

三、书话是什么话？

为陈子善老师勾勒作为书话家的侧影，这个机缘，让我重新拾起久已不弹的书话旧调。

书话，话的是书里书外的人。在“人踪书影文丛”的总序中，李辉有过这样感性的描述：“书和人一样。一本又一本书诞生的过程，一个又一个有心人寻访书的故事，本来就是人的生活过程。书影与人的踪迹一样，总是留给我们无限的兴趣，正因为如此，不少人为此津津乐道甚至迷恋其中，从而体验到别样的愉悦”[24]。

书即人。我曾在《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后记里记下过二十多年前在旧都开封上学期间的一次淘书经历：

在开封上学的时候，除了书店街两旁的林立的新旧书店，还有更多的是错落于潘杨湖岸边的旧书摊，一个挨着一个，围绕着这个满溢历史的湖，成为故都汴梁独有的风景，徜徉其中是我最大的乐趣。在河南大学西边的小巷子里，常常有些推着三轮车出来卖旧书的小贩，他们大多是以此为生的“老油条”，也有补贴家用的下岗工人。当然偶尔还会有爱书者因为家庭的变故不得不出卖自己积累半生的藏书。

在一个春天的午后，乍暖还寒，我去小巷子淘书。巷子口边停着一个三轮车，车上码着整整齐齐的一车书。看到这么多品相很好的旧书，我不由得驻足翻阅。书摊主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白发苍苍，但是打理得非常整洁，就连三轮车都极干净，车上的油漆颜色丝毫没有擦碰的破损痕迹，完全不像那些“油条”书贩的车子，黑漆漆，油乎乎，一点不讲究。看到这样一个卖书人，我不由得就多问了几句，终于从老太太口中得知，原来这些书籍都是她老伴辛苦淘得的。她老伴一辈子爱书，爱看书，爱买书。但是前不久得了一场大病，为了筹集钱来治病，在她的一再劝说下，老伴忍痛同意将这大半生积攒起来的藏书卖掉。

这是古城与其他一些城市不同的地方，有着一个爱书的民间社会。在如开封这样的老城中，有很多市民不带有功利性的完全出于自己的喜好兴趣而买书、读书，他们往往既非学者也非作家，甚至连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文化人都不是，从事着与文字毫不搭界的工作，但依然对书籍钟情。而一个城市所谓文化底蕴、文化氛围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归功于他们。我最终挑选了品相很好的《西厢记》、《长生殿》等几本，尽管真的想再多买一些，但是苦于囊中羞涩，不得不作罢。付完钱，走出好远，我禁不住回望老太太瘦弱的身躯，寒风中我似乎能听到她的叹息，能感到她的无奈。

那一刻，我抚着怀中刚刚买得的书籍，怅然不已，我隐隐明白了书籍在无数次的流转中，阅尽了人世间的沧桑，书籍就是历史和人生的见证者。书刊典籍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物理性的字迹，也不仅仅是知识性的内容，更充溢着读书人爱书者的悲欢宿命，历史与人世变幻的面影。郁达夫所谓书即是人，人即是书，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25]

对于“书”中之“人”，子善先生的书话则又有些许不同。他说，初版本签名本“在偶然中撞见而毫不犹豫购下的。当时的喜悦，就仿佛前辈作家的心灵世界被我触摸到，被遮蔽的文学史的一页就在我手中‘定格’”[26]。他的《从剑桥到伦敦：中国作家签名本寻踪》一文，尤其能体现另一种书和人的融合。他寻的是书，但讲的还是人，人的故事，人的精神和情感。

徐志摩赠给他在剑桥留学时的老师狄更生一部康熙年间的《唐诗别裁集》，时隔八十九年之后，陈子善将这部《唐诗别裁集》翻开，徐志摩题签赫然：

书虽凋蠹，实在我家藏，客居无以为赆，幸先生莞尔纳此，荣宠深矣。

徐志摩敬奉 十年十一月 剑桥[27]

观此，徐志摩与狄更生的交谊、临别等等历史情景无不栩栩然而浮现。陈子善又记述：查剑桥大学图书馆印记，这部《唐诗别裁集》是1932年8月3日入藏的，正是狄更生去世的这一年。简短却又扼要的记述中，我们可以遥想狄更生临终前对藏书尤其是这部别裁的安排。书，就这样串起了人，成为历史的中介和历史本身。

既是故事，是历史，总会有遗憾。陈子善接着谈到：

书中还应有徐志摩题赠狄更生的一首诗，而且是目前已知的徐志摩的“处女作”，却翻遍六册，不见踪影。赶紧再查书目，始知当初入藏后未马上编目，20世纪40年代编目的 Gustav Haloun先生已经在目录卡上特别注明，书中另有徐志摩亲笔三纸。而如今这宝贵的三纸赠诗身在何处，是否还存于霄壤之间？令人既担心，又抱着希望。[28]

这种牵挂、遗憾和揪心，正是字、纸所给予读书人的，灵魂情感，正为那一纸所系。子善先生又从这个记录中，引出了 Haloun 先生，他是剑桥王家学院的院士，曾与萧乾有密切往还，也是曾邀约萧乾赴剑桥任教而被婉拒者。陈子善又在图书馆里寻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本的萧乾《创作四试》，而这本书的扉页，正是作者萧乾给 Haloun 先生的题签：“何伦教授指正 萧乾持赠一九四八、八月”。

到这里，子善老师这次访书，已经极有意思了，在我读得也是津津有味，然而子善老师的眼睛，贼亮得很，他的发现还不限于此。他又有了新的发现：冼玉清的旧体诗集《流离百咏》，线装石印，1949 年刊行。冼玉清此集，陈寅恪曾有很高评价：“不独文字优美，且为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者必有所取资可无疑也。”更有意味的是，这本诗集的扉页，竟有冼玉清致何伦的亲笔信。这封信，子善先生忍不住抄录在自己的文章里，笔者也忍不住转录于此。

夏伦教授大鉴：

去夏澳门聚首，共访藏书，日月如梭，转瞬又已半载。想福祉胜常，百凡畅适为祝。

此间自新政府到后，一切趋新，旧籍无人过问，加以四民艰困，衣食已感不足，更无余力买书，书店有门可罗雀之叹。北京上海亦同此情形矣。

玉清埋头学业，日夕无闲。值韩礼德先生返英之便，送呈瓷器水池一个，送尊夫人织锦银包一个，又送贵校图书馆拙作《流离百咏》一册，统希点收为幸。

冼玉清拜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日

徐志摩、狄更生、韦理、萧乾、何伦、冼玉清、周作人、庄士敦、胡适等等之间的故事，全被一册册签名本串起因缘，娓娓道来，历史、情感、人事、风云都在其中氤氲。

我在《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一书中，曾将书话做了分类，其中有得书记、失书记等。陈子善先生书话中所谈之得书故实，书籍之流转，他自己也是这个流转散聚过程中的一环了。比如《徐志摩的猛虎集》谈到作者所藏猛虎集初版本，也是徐志摩的签名本的由来，从徐志摩到所赠的魏智，后又流落于旧书肆而为谷林所得，谷林又转赠陆灏，而陆灏又赠与子善先生。而另一册施蛰存的《灯下集》，施蛰存题赠沈从文，辗转多年后竟然被子善先生购得，于是他找到施蛰存先生：

他老人家一面仔细翻看这部留下他手泽的旧著，一面连连摇头说：“你花那么多钱，何必呢，何必呢！”[29]

如此生动的细节，十分感人，令人唏嘘动容。书话所留心的，正是旧人和往事。再如陈子善的《项美丽的〈中国与我〉》[30]，谈的主要并不在书本身，而是花了不少篇幅讲述项美丽以美国人身份从日寇那里抢救其恋人邵洵美的珍贵藏书的往事。

陈子善正是在用书话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造像。但是这种造像，不是完整的雕塑，不是写实的刻画，而是写意的印象式的勾勒。比如他的多则书话谈及熊式一。熊氏也是失踪者之一，陈寅恪先生曾评价“海外林熊各擅场”，也就是说熊的贡献并不亚于林语堂。这个分量够写几篇大文章吧。如果按照常规的学术论文体例，至少可以从生平、创作、文学价值、文学史意义等几个方面，洋洋洒洒数万字的长文成矣。何乐而不为呢？但是，陈子善老师不这样，他只是用数则书话小文，随意点染和提示。《熊式一的〈八十回忆〉》《关于熊式一〈天桥〉的断想》[31]正是如此。

如果说前一种论文写法，是文学研究（包括作家作品研究）的英雄塑像，而后者陈子善书话的写法则是随性的写意式的艺文勾画。前者更适合放置于殿堂中心，而后者是幽静林荫小路边的零星散落。曲径通幽中，会心者才能一一撷取。一鳞半爪的点染，斑斑驳驳的侧影，需要会心的读者，清茶一杯，望着那东鳞西爪的拼接，细细品味把玩，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历史的逻辑勾连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另一种文学史的拼图。

书话，又是一种本色的话。书话的文体风格是一种返朴归真，是对一种本色传统的恢复。我在《不“冷”不“热”的子善先生》一文中，曾有这样的论述：

本色的表达，是述学语言的一种最基础的底色。学者尤其是初学者理应从本色型语言练起，首先把话说清楚，把问题老老实实地表述明白。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基本的学术功能——讲理。本色的表达，同时又是一种极高的语言层次。返朴归真，而不是停留于花里胡哨的炫技的学术修辞术层面，是一种更高的进阶。在一定意义上，敢于直接使用“说徐志摩”“说郁达夫”这样的表述，其实正是学术自信的表现。记得笔者在《书窗内外》的后记里曾说过这样的话：“偶见梁漱溟先生语，能解决真问题的，才是真学问。此言得之。于是恍然大悟，写出的东西，属于学术之文也罢，还是随性之笔也罢，不去管它，只要是出自自己点滴所思，只要是诚意而为，文中只要有我，哪怕是浅薄的我、支离零星的我，可也。”我还在另一篇随笔中有过表述：“用空洞的抒情、叠加的排比，或用繁复的手法，夹缠的句式，来伪饰情感的浅薄，掩盖思想的贫弱，这早已是很多人写作的不二法门。一是“滥情”，一是“不讲理”，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时代文风的某种倾向：理性精神的缺乏。面对这种偏向，我们不得不重提那个真实、简明才好的文章底线和语言常识。”我要在此补充指出的是，对于述学语言来说，“真实、简明”尤为重要。[32]

我不大相信事后编辑出版的各种作家选集、文集、全集和合集，宁可自己去查阅原始的报刊书籍，至少也要把前者与后者加以对照，求得印证。唯其如此，才可能浸淫在当年具体的文学氛围中，设身处地地熟悉研究对象，从而实现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尽可能的贴近，进入于作家共同的感受与情怀的特定境界。[33]

在《张爱玲〈天才梦〉和文学奖》[34]里，他也并不轻信张爱玲自己的回忆以及水晶的讲述、赵冈的说法，他抱来尘灰中的《西风》杂志，细细翻看。一番操作下来，发现张、水、赵三家的回忆和说法都有错讹。历史的真相在这轻轻一挥中，呈现出来。至于如何发挥、怎样阐释，似乎已经和他无关了。其实，这可是大题目啊，洋洋洒洒下来，不弄个几万字下来，多可惜。但他好像并不在意，他一直以来如此，在各种小报上发些零零碎碎的文字，从他的百宝囊中，抖落出来一篇篇的轶文、一个个的材料，乐此不疲。一篇篇书话，就是在这“乐”此不疲、自得其“乐”的乐趣中不断地产生。

四、书话就是书话

我十年前的那本《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已经对书话做了系统的定义，也对书话诸方面的特点做了归纳[35]。本来，偷懒的话，我直接套用就可以了，但那实在对不住陈子善老师的信任和雅意了。博士论文完成至今十多年一晃过去了，关于书话的一些新想法，何不凑这个机会说一下呢？

陈子善及其写作，是一种独特的存在，融合文、学的存在。我曾获批立项的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的研究题目是“现代中国作家学者化现象研究”。这个研究关注的即作家与学者一身二任的问题，或者说作家学者写作的融通问题，在一系列论文中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现在的想法稍有变化。我以前考虑的，多是从作者“学者化”出发，但是现在想想，这种提法本身也有些“隔”，仍是把作家、学者对立起来看了。

事实上，好的作家和好的学者，他们的写作从来都不是隔膜的，更不是绝缘的。恰恰相反，他们的写作是融通的。我们可以在“文”中体会出“学”，更能在“学”中获得“文”的愉悦。其实，再深一层看，他们的写作，就是写作而已，就是在写自己的所思所感所闻所见，作者把他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所思考的、所牵念的、所郁结的，通过写作蕴藉于中。试问，哪个好的作家没有思想，哪个好的学者没有体验？陈寅恪先生的论文写到兴奋处，会突然冒出“哈哈”来，其实这是一个学者写作应有的巅峰状态和体验。这一刻，学术就是生命的书写。

只要是生命的书写，投入了自己的趣味、思想、体验、情感的文字，都拥有了文学最核心的东西，都拥有了文学的质地和灵魂。所以，文学是什么呢？关于文学的定义，大多数是从形式与修辞或者文体来着眼的，这种定义方式容易技术化和器物化，所见的往往是从文学切割下来的一部分的断片和片面，而不是文学的“全体”。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文体分类，还是纯文学的切法，这样一刀刀下去，文学不纯的东西纷纷落下，“千刀万剐”到最后，那个臆想中的所谓纯文学也就不复存在了。最后的结果，文学反而不见了。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其实最核心的，应该是一种书写生命状态的过程。

唐弢[36]、姜德明[37]、钱谷融[38]、绿林书房[39]、王兆胜[40]、罗文华[41]、徐雁[42]等，诸位先生[43]都先后对书话有所界定申说，打下了书话研究的坚实的必要的基础。在诸贤的基础上，我综合各家之言，也给书话下了定义。但后来我仍觉得仅仅从文体上还把握，还是显得有点皮相了，于是又逐渐修正，进而提出了大书话的观念，力图保持书话本身的张力和弹性。[44]写这篇文章时，我想所谓书话，不妨更直接和稍显武断的表述为：

书话就是借助“书”来说一些“人话”。这里的人话，区别于套话、空话，更不同于骗人的鬼话。

因为，从文体的生成而言，书话本身是反格式化的。这里包括写作心态，也包括文体形态。在写作心态上，书话是极为随性的一种写作。书话写作事先没有任何的框架限制，随意写来。这种写作心态随性、放松，无拘无束，当行则行，当止则止，随物赋形，自然流淌。老子说过，“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这个“无为”，牟宗三称之为无取，以至于无为，即从有取到无取得实现，从明他到明己的回归。与高头讲章的研究与体制化的文学写作不同，书话家或者说读书人要有“无取”“无为”的心态。

具体到文体形态上，也有直接反映。书话，应该是最不像文章学意义上的“文章”的一种了。大多数文体都有形式形态上的规定性，但是书话没有，也不需要。当初我不断琢磨着给书话下定义的时候，开始思考定义本身的问题。其实，定义是有限度的，甚至有偏失的。文体一旦被定义，一旦被认可，形成共识，那就意味着危险的开始——陈词滥调的出现。所以，与其下定义，不如保持其开放性，让它们从心所欲，让它们随“书”赋形，让写作者随兴而行止，如此方有避免陈词滥调的可能。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书话就可以随便写了？那岂不是无边无际，因而也就无影无踪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书话本身有着特殊的气味、感觉，书话作者有着特殊的气质，不到一定年龄、阅历、积淀而无法达到的气质。当到了一定年龄，到了一定积累，到了一定阅历，那种气质自然相通。什么样的气质？前面已经说了很多，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读书人”下笔，从心所欲不逾矩，于是书话乃成。陈子善在《我当过“孔乙己”》里，写自己在特殊时期的“窃书”的往事。他感慨说：“选择不受约束和限制的读书，就是选择心灵的自由飞翔。”[45]接着他这话，笔者要补充的是，因书引发的不受约束和限制而写下的话，其实就是书话，那才有说“人”话的可能。

书话看似门槛很低，但事实并不如此。它有些像古董琐记，必须对书的版本熟稔，必须对书的故事了解，必须对书的作者和书中的故实了如指掌。同时，还必须玩赏把弄的过程，书在书话家手里，就是一件“古董”，而这“古董”没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庄严，不能是放置于玻璃柜橱里的宝藏，而是摆放在案头几上随时玩赏的清供。在这把玩清赏品评中，它的装帧、设计、题签、用纸、内容，它的陈旧气息，它的流转变迁，都了然于心，书的“全体”都已经成为了一种审美对象。在赏玩过程中，读书人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于是一个机缘勾起了话题，随意写下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书都符合赏玩的条件，就像旧的物件很多，但并不是所有旧物件都能成为观赏把玩的对象。书话所话之对象，要有经典性，要有岁月的淘洗和积淀，要有历史的划痕，要有划痕中并不如烟的往事和故人，你能了解、体会、感受它的质地。惟其如此，书，成为了审美对象。注意这里的书，不仅仅是书的物理存在，也不仅仅是书里的内容（形象思想、理论、观念），而是书的“全体”。换句话说，是作为历史过程的书，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书。这样情况下写作书话，本身就成了一种审美现象。

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其实要写好，太难。陈子善自己的体会非常真切：“旧书旧刊的这么多名堂，非亲眼目睹，非亲手翻查验证不可。否则，发掘作家的佚文逸事，纠正文学史记载的错漏传讹就根本无从谈起。”“淘旧书的关键在于‘淘’。徜徉书市冷摊，东翻西翻，东找西找。”[46]这是写作中的举重若轻，如果没有前面说的这些条件，那就没有味道，要么流于简单的文学批评，要么变成格式化的书评，而离书话远甚。

所以，在当今的智能化时代，书话写作的这个“全过程”实在近于一种稀见的手工活了。在这个意义上说，陈子善的学问，是淘旧书淘出来的学问，陈子善的书话是“淘”（打磨）出来的手工艺品。

真的读书人和真的书话写作，理应在“淘”（洗）中愈来愈见出其清澈的本色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书话重要文献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19AZW018）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陈子善说：“从一九七六年秋参加《鲁迅全集》注释开始，我走上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归路。”参见陈子善：《打捞遗落的明珠：我的第一本书》，《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页。

[2]陈子善：《遗落的明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年版。

[3]陈子善：《识小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4]陈子善：《梅川千字文》，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5]陈子善：《跋》，《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7页。

[6]陈子善：《自序》，《发现的愉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陈子善：《我从不怀疑我的工作》，《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页。

[8]陈子善：《上海：“山水”、“凤鸣”和“福德”》，《自画像》，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2页。

[9]陈子善：《“雪夜闭门读禁书”》，《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页。

[10]陈子善：《逛上海老城觅旧书》，《自画像》，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

[11][33]陈子善：《〈遗落的明珠〉跋》，《自画像》，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8页。

[12][26][46]陈子善：《淘旧书》，《自画像》，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页、158页、158页。

[13]陈子善：《毛边本种种》，《发现的愉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14]陈子善：《1923 年大年初二》，《梅川千字文》，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15]陈子善：《鲁迅与巴金见过几次面？》，《识小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16]《雅人乐话》，陈子善编，文汇出版社1995年版。

[17]《流动的经典》，陈子善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8]陈子善：《流动的经典编后小语》，《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19][20][21][22]陈子善：《流动的经典题记》，《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138页、138页、139页、140页。

[23]陈子善：《猫啊，猫》，《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

[24]李辉：《“人踪书影文丛”总序》，《发现的愉悦》，陈子善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5]赵普光：《后记》，《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316页。

[27][28]陈子善：《从剑桥到伦敦：中国作家签名本寻踪》，《发现的愉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112页。

[29]陈子善：《施蛰存的〈灯下集〉》，《发现的愉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30]陈子善：《发现的愉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1]陈子善：《拾遗小笺》，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

[32]赵普光：《不“冷”不“热”的子善先生：兼及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问题》，《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第6期。

[34]陈子善：《张爱玲〈天才梦〉和文学奖》，《发现的愉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5]拙著《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是在200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201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一章专论书话的“前世今生”、书话的概念、书话的文体特征，及书话在文学、文化、述学等特性之间的张力和弹性。更早的定义可以追溯到 2005 年的《论现代书话的概念及其文体特征》（《黑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36]参见晦庵（唐弢）：《序》，《书话》，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以及唐弢：《序》，《晦庵书话》，三联书店1980年版。[37]姜德明主编“现代书话丛书”，书前序言有所论及。第一辑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包括：《鲁迅书话》《周作人书话》《郑振铎书话》《阿英书话》《巴金书话》《唐弢书话》《孙犁书话》《黄裳书话》。第二辑北京出版社1997年12月版，包括：《夏衍书话》《曹聚仁书话》《胡风书话》《叶灵凤书话》《陈原书话》《姜德明书话》《倪墨炎书话》《胡从经书话》。

[38]钱谷融先生曾主编过“近人书话系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包括《胡适书话》《叶德辉书话》《梁启超书话》《林语堂书话》《周越然书话》《刘半农书话》《顾颉刚书话》《郁达夫书话》《王国维书话》《蔡元培书话》《林琴南书话》《刘师培书话》等十二种。这个丛书的总序中，钱谷融先生也表达了对书话概念文体的界说。按：此丛书和“今人书话系列”实际的策划者都是“绿林书房”。“绿林书房”其实李庆西和吴俊两位学者合用的笔名，多年以后，陈子善在文章中才将透露了具体的情况，解释了这个书话研究中一个多年的“秘密”：“钱谷融先生主编的‘近人书话系列’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启动，我是参与其中的编选者之一。这套丛书共十二种，我承担了刘半农、林语堂、周越然三种，而丛书的策划者是‘绿林书房’。所谓‘绿林书房’，其实就是两位绿林豪杰，即庆西兄和我的同事吴俊兄是也。‘绿林书房’一共策划了两套丛书，另一套是‘今人书话系列’，《捞针集》即为其中之一。两套丛书陆续推出后，许多人向我打听，‘绿林书房’有哪些人，我都故作神秘，笑而不答。而今已时隔二十多年，可以揭晓了。”（见陈子善：《我的责编李庆西兄》，《名作欣赏》2023年第1期）

[39]“绿林书房”策划“今人书话系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包括《漫卷诗书：陈平原书话》《尚在旅途：吴方书话》《沉入词语：南帆书话》《被遗忘与被批评的：朱学勤书话》《冬夜小札：刘绪源书话》《捞针集：陈子善书话》《第二壶茶：施康强书话》《酿一碗怀旧的酒：恺蒂书话》《终朝采绿：扬之水书话》《太阳消失之后：王晓明书话》《天地玄黄：葛剑雄书话》等。“绿林书房”在丛书的总序中对书话有所申说。

[40]王兆胜：《论 20 世纪中国书话散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1期。

[41]罗文华：《一种特殊的散文——论书话》，《天津文学》1996年第6期。

[42]徐雁：《书话源流与文体风范》，《出版广角》1998 年第 1 期。

[43]当然还有钟叔和、陈平原、陈子善、止庵、徐雁平等等很多先生都对书话文体和概念发表过或多或少的评论和界定。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列举。

[44]参见《全面开展书话文献整理汇编和系统研究——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普光》，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sky.cssn.cn/wx/wx＿bwyc/201908/t20190807＿4952733.shtml。

[45]陈子善：《我当过“孔乙己”》，《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